李涵秋(1873—1923),清末民初文学家。名应漳。字涵秋,号韵花,别署“沁香阁主人”。扬州人。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九岁至四十八岁。先后到安庆、武昌做家庭教师。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返回扬州。1921年赴上海,主编《小时报》,兼为《小说时报》及《快活林》等报刊撰写小说。次年秋,辞职返扬州,未几病逝。李涵秋一生著作颇丰,出版有长篇小说三十余部,短篇小说、诗集、杂著、笔记等均受到广泛赞誉。长篇小说代表作有《广陵潮》《还娇记》《爱克司光录》《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战地莺花录》《好青年》《侠凤奇缘》《自由花范》《魅镜》《活现形》等。《广陵潮》是该作品之一。
李涵秋著的《广陵潮》系中国文史出版社“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中之一部。李涵秋的作品具有一种原发的自然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视角,以言情为主线形象地展现清末民初的民俗风情以及其在时代冲击下的演进和蜕变。本系列丛书共收录李涵秋作品十部,本书就是其中一部。
第一回
避灾荒女仆择主
演迷信少妇求儿
扬州廿四桥,圮废已久,渐成一小小村落。中有一家农户,黄姓,夫妇两口,种几亩薄田,为人诚朴守分。乡下人不省得表号名字,人见他无兄无弟,顺口呼他为黄大,呼他女人为黄大妈。年纪都在三十以外。自食其力,与世无争,倒也快快活活。谁知世界上大富大贵,固然要有点福泽来消受他;就是这夫耕妇锄,日间相帮着辛苦,夜晚一倒头睡在一张床上,也是不容易的。偏生这一年由冬徂春,无一点雨泽,田土坼干,眼见不能种麦。等到四月底,才降点雨,合村赶着种了小秧。谁知久晴之后,必有久阴,又接二连三地下了四五十天的大雨,田庐淹在那泽国之中,一年收成,料想无望。
乡间风俗,做女人的除农忙时在家,其余都投靠城里人家做生活。今年遭这场天变,都纷纷赶人城里去了。黄大夫妇亦商议到这一层。先是黄大要出去,留妻子在家看守门户。他女人说:“使不得。你虽然是个男子汉,应该靠着筋力寻饭吃的,但我家祖传耕种度活,原不曾要给人家使唤;你又性情粗鲁,那撑前伺后,是断断不会随机应变,徒然玷污了自己清白。还是让我进城看看光景,如有合巧人家,倒不在乎多钱。能有肯待我点体面,不做那推奴使婢的气象,我便暂且栖一栖身。你在家等水退了,种些粮食。气候转了,我仍然回来厮守着,才是长策。”黄大是无可无不可,便照依他女人说法。他女人便连夜收拾。次早,别着黄大,一径进城,投入媒婆家来。
那媒婆头一天便送他到一大乡绅家里。他看见男女仆从,倒也不少。但是当女仆的,无一不油头粉面,嘴唇上抹着浓浓的胭脂,已是心中有些诧异。及至开过午饭,便嘻天哈地去寻觅门房里大爷,谈一会,笑一会,骂一会,甚至两下打倒在铺上,缠得钗横发乱,着实不解他们是何主意。次日,便死也不肯进这门来了。
媒婆不得已,又送他到一家,是个大钱铺里管事的,现有三两个粗笨小厮,倒也规规矩矩。进来时,主人尚未起身,一时间忽然呼新来仆妇递茶食碟子。黄大妈推房门进去,床上帐子已经钩起,一眼看见两个人并头睡在床上,不由得吃了一吓,觉得生刺刺地不很好。私念:“我往常也同黄大有时在一处睡,倒不觉得什么,如何今日看着人倒怪可丑的?”遂止了脚步,不敢上前。谁知那主母反发作起来,骂他不懂规矩,不上前伏侍。黄大妈知他不避人,遂垂手叫了一声“太太”,然后递茶递水,忙了一早晨。主人出门之后,主母又开了烟灯,命黄大妈敲腿捶背,磨折不了。黄大妈倒也不是嫌烦,实在看这光景,不是过日子人家模样,次日,也就不肯再去。
第三日,又到一家,这一家可被黄大妈看上了。主人姓云名锦,开座小小绣货铺子。妻秦氏。年纪都平头三十岁,并未生有子女。铺子离家约数十步远,云锦在铺时多。秦氏美而贤。使一女仆,因要回家分娩,才打算另雇。黄大妈一进门,前仆早已将主人家情形说个透彻。黄大妈再察看主母为人,真是和蔼可亲,这才安心住下。
秦氏操持家政,每日茶饭,有铺中小倌取送。偶逢佳节良辰,或有时新饮食,便命黄大妈招呼云锦回家小酌。琴瑟十分和谐。春花秋月,也就算得陆地神仙了。但是人心最是一件极坏的东西,每遇不曾经历过的境遇,他千方百计,总要想到。他夫妇结婚已近十年,秦氏总未生产过,说他有病,也没病。云锦倒也不甚介意。他夫人便时常求神问卜,忙个不了,倒像生小孩子,肚子里是不疼的。加之秦氏娘家老母最关心这个爱女,家中虽然儿子也生了孙子,总觉得没有个外孙子尚是缺陷,东打听,西打听。忽然打听得西门外有个牛大汪,牛大汪有一个叶姑姑,是城隍庙里叶太爷的孙女儿,不肯嫁人。叶太爷时常回家附在他身上,断人祸福,求财得财,求子得子;就是命中或注定无财无子的,那叶太爷都可以同城隍老爷商议商议,借得来给他。因此,城乡轰动,小小三间茅草棚,倒也十分热闹。这叶太爷的历史,大约外乡人亦不甚明白。相传其人生时,在扬州府县里当差。死后一灵不泯,仍然在阴间府县里当差。城隍庙里塑着他老人家一座泥像,倒是须眉毕肖。还有许多大户人家儿女,拜在他名下做子孙,真可算得生辱死荣。闲话且不必絮絮说他。
但说秦氏老母一闻此信,喜得睡不成觉,打算代女儿借一个儿子,便约同秦氏到叶姑姑家去。其时正是九月中旬。扬州俗例,每逢二、六、九月,为观音菩萨诞期,善男信女,无一不到观音山进香。观音山离城十数里,却同叶姑姑家是顺路。秦氏告知云锦,遂择定十九日出城逛一天。P1-2
李涵秋及其《广陵潮》(代序)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外来小说的影响以及印刷技术的进步等多种原因,我国的小说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其主要标志是流派迭兴、作家辈出、作品繁多。其中有一种流派,被当时人称作“社会小说”。这种小说,远承《儒林外史》的传统,近接“谴责小说”的余波,因而也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是当时社会意义较强、社会影响较大的一个小说流派。李涵秋就是这一流派的一个代表作家。
李涵秋(1874一1923年),本名应漳,别署沁香阁主、韵花馆主,涵秋乃其表字。祖籍安徽庐州(今合肥市),在太平天国时代迁居江苏扬州(今扬州市)。其祖父和父亲均以经营烟草为业,家道尚称小康。不料李涵秋年仅七岁,其父一病不起,烟店又被他人侵吞,一家孤儿寡母四口(李涵秋尚有一弟一妹),幸赖其叔父周济,才得以勉强维持生计。李涵秋年十七,即设帐授徒,以养家活口。年二十,中秀才。次年,又成廪贡生。年三十一,受聘前往湖北武昌,依然坐馆教读。当时武汉有文学社团“汉上消闲社”,社员达数百人。李涵秋也是社中一员。由于他对同人中以“持文谒大府,一诗博升斗,一赋易簪缨:上陈孺慕私,中叙吮舐苦,末言涕泪零,隆恩犬马补”的下贱行为深恶痛绝,因而在诗中多有讥嘲,如有“门外野狐多凭陵”等句。被骂者恼羞成怒,群起而攻之,以致笔战达一年之久。李涵秋从容应战,理直气壮,笔锋犀利,使对手狼狈不堪。于是又以革命党诬陷李涵秋,几成冤狱。李涵秋在武昌坐馆六年,不仅领教了无耻文人的阴险狡诈,而且认识了政界的黑暗肮脏:“一入政界,有如素质之衣,便染成皂色,虽再掬水洗濯,恐不能还我本来面目矣。”遂于三十七岁那年的年末,怅然回乡。从次年起,先后执教于两淮高等小学和两淮师范,一直到他临终的前三年,才辞去教职。他一生从教整整三十年,高徒遍江淮,桃李满天下。如张碧梧、陈汝衡、石楚卿等,就都是他的学生。
李涵秋不仅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教师,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学家,诗、文、字、画,无不精通。不过他的闻名于世,却在于他的小说。他从三十二岁才开始小说创作,在以后的十八年中,仅长篇小说即写了三十几部,合计不下一千万言,平均每年两部以上,数十万言。这对于一个身兼两校教职的作家来说,实在不能不令人惊叹。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就在他临终前的两年之内,他一方面身兼上海《时报》、《小时报》和《快活》旬刊的主编,一方面又同时为五家报刊撰写五部长篇小说,逐日连载,从不间断。这种敏捷的才思和勤奋的精神,只有稍后于他的张恨水可以与之颉颃。李涵秋之所以如此勤奋地写作,固然与他以卖文养家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在于他对小说的社会作用有一定的认识。他曾说过:“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支笔在,亦可以改良社会,唤醒人民。”因此他的作品无不取材于当时的现实,写作态度也相当严肃。正因为长期呕心沥血地勤奋写作,所以年仅五十,便突发脑溢血而卒。
《广陵潮》既是李涵秋的代表作,也是当时社会小说中的佼佼者。作者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写作,直至民国八年(1919年)才全部完成,历时达十二年,相当于作者一生从事写作生涯的三分之二。可见《广陵潮》几乎是作者毕生精力的结晶。无怪乎此书问世之后,读者争相传诵,再版达十几次,李涵秋也因此而被誉为“第一小说名家”。
从表面上看,《广陵潮》的中心内容,似乎不过是一个多角的爱情婚姻故事,与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也没有多大差别。有人把它归入鸳鸯蝴蝶派小说,大概就出于这种看法。其实,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见。实际上,《广陵潮》与《红楼梦》一样,它是以爱情婚姻为中心线索,熔铸了从中法战争之后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三十年的历史。这三十年,是一个急遽变化的时代,其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以戊戌变法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为标志的复辟倒退时期。这三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各种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态度等等,在《广陵潮》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作者起初把它命名为《过渡镜》,又在书中强调它的“镜子”作用,是不无道理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它确实是反映清末民初社会的一面镜子。茅盾先生说过,要了解晚清社会,不能不看《广陵潮》,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曾经指出,清王朝自嘉庆(1796—1820)以后,一方面实行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在对外战争中屡次遭到可耻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这个腐朽的王朝只有镇压人民的本领,而没有保卫祖国的能力。于是,有识之士“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这是鲁迅先生对晚清“谴责小说”的产生和内容所作的概括。这个概括,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广陵潮》,因为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同“谴责小说”一样,也是暴露封建专制制度末期——清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黑暗的。作品所写的辛亥革命之前的扬州城,实际上就是整个晚清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形形色色的官僚、土豪、流氓等败类,构成了一股巨大的邪恶势力,一方面互相吞吃,一方面共同压榨人民。
在这一股社会恶势力当中,贪官污吏是人民最大的敌人,因为他们掌握着地方政权,对人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因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广陵潮》皆有所揭露,如江都先后任知县、昏官全福和毕升,都是贪赃枉法的家伙。这伙贪官还依靠和勾结土豪劣绅,形成一股欺压百姓的势力,简直无恶不作。如劣绅石茂椿,依仗自己曾经做过道台,又有藩台做靠山,便连知县毕升也不放在眼里,不仅可以决定毕升的“考成”,而且可以左右毕升的前程,只要一个电报给藩台,便可“立刻撤了他的任”。因此,毕升对他百依百顺,唯命是从。同时,又狼狈为奸,互相利用,合伙鱼肉人民。单是一项“修理街道捐”,他们两人便可“每人三千串文稳稳到手”。这种官绅勾结,共同把持地方政权的恶政,不独晚清如此,整个封建社会无不如此,只是晚清更为严重罢了。因此,这种暴露具有很大的典型性。
贪官污吏在人民面前虽然如狼似虎,但在洋教士面前却像乌龟兔子。如市井无赖顾阿三原本一贫如洗,可一旦入了天主教,便身价百倍,甚至用卑劣的手段占人新妇,仗着洋人撑腰,县官也不敢过问。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既揭露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横行霸道,也谴责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
我们可以肯定,《广陵潮》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有阅读价值。然而在解放后,由于所周知的原因,《广陵潮》被视为历史的垃圾而加以摈弃;再经过那个“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的运动,《广陵潮》更濒于失传的危险。因此将它重新出版,不仅是为读者提供文学读物,而且具有抢救文学遗产的意义。
《广陵潮》的版本很多,仅将笔者所知略述于下。
《广陵潮》原名《过渡镜》,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在汉口《公论新报》上连载。至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该报因武昌起义而停刊,此书也就中辍,仅登前五十二回。民国元年(1912年),《震旦民报》请李涵秋续.《过渡镜》,因在稿费问题上发生争执,只登第五十三回。民国三年(1914年),《过渡镜》易名为《广陵潮》,又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从头登起。次年夏,该报停办.此书也再次中辍。越二年,此书又移载上海《神州日报》。至民国八年(1919年),登到八十回,又一次中辍。故八十一回至一百回只见于单行本。
《广陵潮》的单行本至少有三种:民国四年(1915年),上海国学书室刊行初集、二集、三集,每集十回。旋将版权卖给了上海震亚图书局,该局即陆续分十集出版了百回足本,以后又再版了十几次。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上海百新书局重印为四册本,每册二十五回,以后至少再版过一次。
《广陵潮》的报纸连载本,如今已经残缺不全。就连单行本也极其罕见。笔者此次校勘,即以震亚图书局的再版本和九版本为底本,参以百新书局的二版本。校勘原则,是既要尽量保持作品的本来面貌,又要使它通达可读。因此只限于文字上的订谬正误,在内容方面原则上不作更动。同时加上新式标点,并按内容划分大段,且改繁体字为简化字,以便读者阅读。这里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特别说明:
一、原书产生于清末民初,当时的语言习惯与现在不尽相同。如代词“他”,兼含“她”和“它”二词。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这三个代词才逐步区分开来。因此一仍其旧。其他类似字、词同此。
二、原书的异体字和同义词很多,如“彷佛”和“仿佛”、“工夫”和“功夫”、“约莫”和“约摸”、“什么”和“甚么”,“吗”和“么”等等,则尽量予以统一。
三、原书使用“的”、“地”、“得”三个虚词相当混乱,校勘时按照现代汉语的正确用法加以纠正。
四、原书作者是扬州人,书中使用了一些方言土语,如“搂掇搂掇”(即收拾收拾、拾掇拾掇)、“蝎蝎鳖鳖”(即缩手缩脚、婆婆妈妈等)、“烟雾瘴气”(即乌烟瘴气)、“汤包”(即小笼肉包)等等。同时书中保留了不少吴语中的习惯用语和语言结构,如“闹热”(即热闹)、“给苦你吃”(即给你苦吃)等等。校勘时也不作改动,以保持原书语言的地方特点。
不当之处,自知不免,谨请方家教正。
裴效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