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宏大的革命叙事，也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和兴衰，大师的足迹留下来，是我们回望历史、反思历史的参照。

本书聚焦堪称学术界文化重镇的名师与高徒，以师道变迁映射出20世纪的历史风云。20世纪，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运动纷至沓来，问题与主义。革命与战争，交织在苦难的神州大地，这些名师与高徒在动荡的时代，选择各自的人生道路，他们或分道扬镳，或反目成仇，或亦师亦友，或情同父子。从排满革命的晚清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回首一望，那些消逝在历史中的背影，为后人留下诸多悖论和谜团，需要我们省察，以追寻消逝的师道尊严。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道路分歧在哪里？章太炎与俞樾、周作人与章太炎，历史链条中的“谢本师”蕴藏着怎样的深意？在历史的潮流中，胡适与吴晗如何萍聚又星散？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师道尊严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书聚焦堪称学术界文化重镇的名师与高徒，以师道变迁映射出20世纪的历史风云。20世纪，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运动纷至沓来，问题与主义，革命与战争，交织在苦难的神州大地，这些名师与高徒在动荡的时代，选择各自的人生道路，他们或分道扬镳，或反目成仇，或亦师亦友，或情同父子。

从排满革命的晚清到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度尽劫波，回首一望，那些消逝在历史中的背影，为后人留下诸多悖论和谜团，需要我们省察，追寻消逝的师道尊严。

第一辑 长河落日圆

 康梁的道路分歧和师生情谊

 章太炎讲学记

 历史链条中的“谢本师”

 北大教授刘师培

 章太炎与黄侃：大国手门下出大国手

第二辑 子在川上日

 蔡元培的风范

 梅贻琦的风度

 顾毓绣：百岁宗师桃李春风

 叶企孙：甘当中国科技基石的大师

第三辑 行到水穷处

 陈寅恪与周一良：文人书生不自由

 汪篯为何被逐出师门

 “陈门恩怨”中的金应熙

 刘节：“独立之精神”的践行者

 蒋天枢：陈寅恪的托命之人

第四辑 出入风波里

 陈垣与启功：信有师生同父子

 胡适与吴晗：两代史学家的命运密码

 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李济与尹达的选择

 “批胡运动”中的顾颉刚

 顾颉刚与童书业：平生风义兼师友

 赵俪生：虽九死其犹未悔

第五辑 曲终人不见

 俞平伯：被批判的红学家

 吕荧：美的殉道者

 闻一多与陈梦家：两代诗人的悲剧

 陈梦家之悲：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叶公超与赵萝蕤：英美文学的播种者

 赵萝蕤之痛：沧海明月一滴泪

 沈从文与吴哈：智慧与权力的天秤

 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坛的双子星座

后记

清末在野的风云人物，非康梁莫属。他们因提倡维新变法登上历史舞台，一度触及权力核心，可惜“戊戌变法”昙花一现，他们的政治理想灰飞烟灭。流亡海外时，康梁关系出现裂隙，政治主张、思想观念分歧越来越大。民国时期，康梁在张勋复辟问题上针锋相对，形同水火。梁启超那一代学者，具有封建士大夫和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对康有为从未忘本，始终以弟子之礼事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两点都在梁启超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探讨康梁的道路分歧和师生情谊，折射出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变化，康梁的命运归宿和历史困境令人深思。改良，还是革命？立宪，还是共和？回望百年历史，重温康梁的选择和路径，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扑面而来。

背道而驰针锋相对

由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梁启超基本上跟着康有为走，世人以康梁并称。除了1899年至1903年，梁启超因倡导革命与康有为有所不合外，大体上态度是一致的。1903年前后，梁启超一度有赞成“孙党”革命之说的倾向，经康有为严词教训，梁启超作了检讨，重新归依师门。梁启超放弃民主革命而君主立宪以后，师弟一唱一和，搭配得天衣无缝。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仍与康有为相呼应，要求中国采用英国的立宪政体。岂料革命形势已成，民主共和成为全国大势，虚君立宪之说遂淹没在民主共和的潮流中。梁启超尽管曾向袁世凯兜售他的“虚君共和”理论，即保留清朝皇帝的名位，但使之“无否决之权，无永嘉海陆军之权”，但他很快就顺应时代潮流，抛弃了虚君立宪的主张，转变为积极的共和拥护者。

据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梁启超正式与康有为分手，在民国元年四五月间。清帝逊位前夕，康有为写给梁启超一封信，要求一起拯救清廷于虞渊。梁启超作答，坚定表示绝不再为“虚君共和”这个缘木求鱼的想法去与袁世凯、北方军人及各省督抚相周旋，更不屑与那些羊狠狼贪的清朝亲贵相合作。他劝康有为改变主张，如若不然，“趋舍异路，怆恨何言！”

梁启超选择民主共和，认为康有为虚君共和“不切时势”，代表了维新党一部分人士的意见。南北议和大局已成定势后，很多在国外的维新党人都主张公开拥护共和，立即回国组织政党，在政治上占一份势力。这时候，梁启超是准备和袁世凯“推心握手”、“分劳戮力”，共图天下事的。当年戊戌变法，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者，如今却成为梁启超政治上的合作者，可谓j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如历史学家杨天石在《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读台湾所珍藏梁启超未刊函稿》文中分析：“分化不仅表现于康梁之间，而且更广泛地表现于昔日的维新、保皇党人之间，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嗣绕着辛亥革命这一大主题重新组合，酝酿着新的角逐和斗争。”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就再也不肯对康有为百依百顺了。两人的分歧既源于政见不同，思想的矛盾，也有个性因素。

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为人做事过于武断：“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丽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竞蔑视，或必欲强之蹦从我。”此外，他还对康有为刚愎自用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提出了批评。“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可谓说中了康有为的要害。

康有为的强势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俱进、久领风骚，差别甚大。

梁启超与康有为公开的分手，是在张勋复辟帝制上的形同水火。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

袁世凯搞复辟，首先制造舆论。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名，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面对巨额“封口费”，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袁世凯复辟后，梁启超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民主共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在全国的声讨和叫骂声中，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就呜呼哀哉了。顽固的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合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府院之争”的矛盾，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原来维新运动变法者，现在成为开历史倒车的保皇派。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溥仪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逃人美国使馆，溥仪宣布退位后也逃入美国使馆。康有为躲在美国使馆“美森院”里做诗品画，直到1917年12月，美国公使芮恩施准备专车，派兵护送康有为离开北京。

与乃师康有为不同，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一面强烈谴责“贪得无厌之武夫”，一面斥责康有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于是说：“足下上马草檄，诚为文士得意之举，然昔日庾公之期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令师南海先生从龙新朝，而足下露布讨贼，不为令师留丝毫地步，其于师弟之谊何？”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10年之后，梁启超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还旧事重提：“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作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梁启超对老师康有为的态度，则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表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曹汝霖晚年在其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也写到康梁师徒在张勋复辟中的情形：“此次受处分者，除张勋外，牵及甚少，如康南海、梁敦彦等，素有名望之人，多未问罪，谅系任公的关系。任公与南海，师生之谊素笃，同为主张君宪之人，此次竟背道而驰矣。”看来，康梁在对待复辟问题上，师生决裂，在民国政学两界，是一件颇受关注的事情。

叶兆言在《陈旧人物》一书中，有一篇写康有为，一篇写梁启超。在对比康梁师徒时，叶兆言说，自己不喜欢康有为，认为康有为顽固不化，自我吹嘘、标榜圣人，没有人情味。在评价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时说：“康有为的幸运，在于只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头，他许诺了一大堆根本就实现不了的理想，真放开手来让他做，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糟糕局面。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因为失败，倒给人留下了一个壮志未酬的好印象。”

反复辟的斗争成功以后，1917年7月，梁启超进入段祺瑞政府，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P2-5

在传统中国社会，推崇“天地君亲师”，“君”与“师”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见到老师，总要执弟子礼，师生关系乃人伦中的大项，终生不变。“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以“道义”来衡量的。孔子为扬其道，周游列国，众弟子侍其左右，有的学生甚至追随他一生，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谋的正是师之道，师之德，师之魂。

晚清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风东渐，西方文明随着船坚炮利涌进中国。西方的文明终结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新式学堂的出现，改变了自孔夫子以来的师生关系。在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中，传统师生伦理、封建士大夫之间的人际关系渐渐松动，西式学堂在中国生根发芽，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出现雏形。

本书聚焦堪称学术界文化重镇的名师与高徒，以师道变迁映射出20世纪的历史风云。20世纪，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运动纷至沓来，问题与主义。革命与战争，交织在苦难的神州大地，这些名师与高徒在动荡的时代，选择各自的人生道路，他们或分道扬镳，或反目成仇，或亦师亦友，或情同父子。从排满革命的晚清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回首一望，那些消逝在历史中的背影，为后人留下诸多悖论和谜团，需要我们省察，以追寻消逝的师道尊严。

“长河落日圆”这一辑选择晚清民国的国学大师，聚焦康有为与梁启超、章太炎与黄侃等师弟的思想分歧和师门情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清末民初，章太炎“谢本师”，康梁师弟道路出现分歧，不仅是引起学林瞩目的事情，也是当时政治局势、社会变革、思想转变的缩影。

百年风云，历史的舞台上演了一系列的“谢本师”。章太炎与俞曲园，周作人与章太炎，历史链条中的“谢本师”，一环紧扣一环，谢的只是师生之间不同的政治立场，而不是抛弃老师的学行、道器和师生之间的情谊。与师决绝，表面上背叛的是师门，但实际上是与旧社会的彻底决裂。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党，北大朱谦之虽未写《谢本师》，却有信曰：“吾为人民之自由起见，与先生誓不两立。”思想冲突虽然剧烈，但师道犹存。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晚清民国是个乱世，大批国学大师与军阀枭雄横空出世，那个时代的国学大师多为革命党人，又是著名学者。黄季刚师事刘师培，章太炎泪挽黄季刚，他们的是非成败并没有转头成空，他们的风骨，像一轮落日，沉入逝水中，留给后人评说的背影。

“子在川上日”这一辑，选择北大、清华的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北大的治校方针，开创了中国教育新气象。蔡元培缔造了北大的辉煌，奠定了民国的学术范式。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倡导通才教育，提出的“大楼与大师”论成为经典名言。梅贻琦推行教授治校，以独特的个人魅力，凝聚了大批大师级的教授，他掌舵的清华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成为民国高等教育的标杆。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发现并培养了大批物理学大师，他终身未娶，视学生如亲人，这样一位甘于奉献的科学家，在“文革”中身陷囹圄，被凶险叵测的恶浪淹没。顾毓绣是打通文理的大师，科学家兼诗人，教育家兼戏剧家。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20世纪同行。经历百年风云，一生充满传奇。

潮起潮又落，逝者如斯夫。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形容四位教育家，一点都不过分，从他们留下的精神资源中，或许可以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行到水穷处”这一辑，讲的是陈寅恪和他的弟子们，触及一段沉重的历史。“行到水穷处”是陈寅恪和以周一良为代表的弟子所面临的历史困境。遗世而独立的陈寅恪，自然没有坐看云起的闲适，1949年之后，在政治运动频起之时，他冷眼旁观，且做神州袖手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终生信念，不为时事和流风所移易。陈寅恪坚守气节，用生命来捍卫一代学人的尊严。陈寅恪最得意的三个弟子，周一良、汪篯、金应熙，无一例外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陈寅恪与三个弟子的思想冲突，显然超越了个人恩怨，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周一良成为驯服的工具，噩梦长达三十年，醒来之后慨叹“毕竟是书生”。

陈寅恪的弟子中，既有被他逐出师门的汪篯、周一良、金应熙，也有“风义平生师友间”的刘节和蒋天枢。如果说蒋天枢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刘节则是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者。

“出入风波里”这一辑，关注学者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艰难选择，探讨学者从政的悲剧。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胡适与吴晗，李济与尹达，分道扬镳。在历史的激流中，当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学者的独立性也就如一叶扁舟，难以找到可以停泊的彼岸。顾颉刚身处批判胡适运动的中心，他的浮沉，他的彷徨，内心的煎熬，精神的迷惑，思想的反复，可见与老师决裂的艰难。

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巨变，以匡正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从政者，多被政治磨去了棱角。

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的赵俪生，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在“反右”中也被打为“右派”。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是被吸引到政治中去呢？赵俪生在回答美国学者舒衡哲的提问时，写下这样一首诗：

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赵俪生说：“他们不能摆脱做弃妇的角色。无论他们怎样被遗忘，怎样被弃逐，怎样被虐待，他们都对君主怀有忠贞之心，都要死在君主附近。”赵俪生可谓一语道出了文人学者何以成为权杖下的奴仆。“愿葬君家土”，这是从封建社会一直延续至今的20世纪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如果文人学者保持住独立的人格，骄横的权杖并不能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另一方面，20世纪历史以激进的方式书写，没有为文人学者保持独立性带来制度性保障。

“曲终人不见”这一辑，探讨被动卷入政治运动中的学者和文人，从师生关系的变化来观察社会变迁。1949年之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成为时代潮流，一波接一波，无人能置之度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丁玲、陈企霞，批判冯雪峰，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在文艺界，在教育界，不仅流行与旧我划清界限。更流行与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反动思想划清界限。吕荧是国内第一个被批判的中文系主任，学生批老师之风由此开始；俞平伯是被批判的红学家，批判俞平伯矛头的背后是清算胡适的思想。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在知识分子的心中留下阴影和创伤。沈从文自杀未遂后，被时代的风暴分裂为文学家和文物专家两截；俞平伯“倦说红楼”，家人在他面前一度避免提及“红楼梦”三个字；陈梦家因反对简化汉字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不堪受辱自杀：柔弱的吕荧敢为胡风公然辩护，最后成为美的殉道者……

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剧，难道是历史的宿命，不可避免？当文艺、学术沦为政治支配的工具，成为思想改造的工具，学者的尊严何处寻？历次学生整老师以后，老辈心寒，这次整完，还希望下次老师悉心教授，岂不荒谬？槐聚翁言“弟子墨守者累师，出蓝者害师”，最有代表性。

大师的成长通常只有两条路，一则出世家，如俞平伯，二则从名师，如启功。1949年后，追溯师承被认为是学术陋习而被喝止。“浴乎雩，咏而归”的教学方式被中止，真正能继承大师的又有谁？

中国知识分子经受的苦难、遭遇的悲剧，不应成为轻飘飘的一页往事，如过往烟云。我在本书中特意书写了几位国学大师生命的最后时光，聚焦大师与弟子之间的温情和恩怨，这些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中发生的历史场景，寓意薪尽火传。他们播下文明的种子，经受了疾风骤雨，需要几代人的精心呵护，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历史的漩涡具有强大的力量，将个人吸纳，身不由己的沉浮、个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论是“行到水穷处”，还是“出入风波里”，风浪相激，凸现出抗争的勇气、担当的力量。他们是动乱年代的牺牲者，却成为历史航向的校正者。他们进发出来的人性的灿烂光辉，让战争、离乱等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略显黯淡。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是可无可有的历史的注脚。让后人景仰的是那些柔弱的身躯，犹如在强权的车轮下傲然开放的菊花，没有让精神的花朵零落成泥碾作尘。

历史激流中的大师，是文化的传承者，是现代文明理念的播种者，是社会转型的开创风气者，是混乱年代的抗争者，他们的存在，所代表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那些消逝了的人物，其精神和风骨，并未消弭。

一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宏大的革命叙事，也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和兴衰，大师的足迹留下来，是我们回望历史、反思历史的参照。

这是一次披荆斩棘的探索之旅，一次寻找历史真相的幽暗的航程。

2009年春节，拙著《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出版后，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建议我写一写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他的一句话，点燃了久蕴于心的愿望。事实上，在《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中就已经写到了一些名师高徒，比如，金岳霖和他的弟子王浩、殷海光，吴宓与钱锺书等。而这本《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可以看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前传和后续，将中国知识分子放在20世纪百年风云之中观照，看他们的学术传承和师生关系，看他们的肝胆相照和恩怨悲欢，以此折射百年中国的大事件，在他们的心灵留下怎样的印记。

说这本书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前传，是因为康梁、章黄、蔡元培、刘师培等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五四运动时期在北大、清华执教或者求学的师生来说，影响深远。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执教鞭者，多章门弟子，而在北大清华求学的佼佼者，日后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中的中流砥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成为20世纪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纽带。

说这本书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后续，是因为它关注了联大精神在历史的激流中怎样逐渐销声匿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联大的学术自由、民主堡垒的精神资源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失传？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复员之后，国共内战经过一年多后，在北平的教授们，何去何从，不得不做出选择。梅贻琦可谓选择走出去的代表，吴晗则是选择留下来的代表。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中，陈梦家、汪曾祺等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中，陈梦家、汪筏、吕荧等人在狂风暴雨的政治运动中凋零。是否可以这样说，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将西南联大的生存土壤铲除殆尽，终生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病逝，标志着西南联大的精神成为绝响。

出于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历史命运的关注，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对百年中国的大师们，在把握他们的思想和内心时，试图按照钱锺书先生所提倡的“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之法，一切从史事和史料出发，以此为路径，尝试对名师高徒的思想和行为予以解读。

君特·格拉斯在反思德国历史的《剥洋葱》中说，“回忆可以作弊，可以美化，可以伪装”。历史是否也是如此——历史可以作弊，历史可以美化，历史可以伪装？戳穿层层覆盖的谎言，提供主流历史有意无意忽略的真相，20世纪的一百年，简直就是国学大师的受难史，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部百年中国的离乱史。

在瓣瓣洋葱之间，被遮蔽或忽略的悲剧，越往深处，越能感受到光阴背面那种惊心动魄。剥开历史的内核，呈现出来的是辛辣和酸涩，令人唏嘘，泪流满面。君特·格拉斯在《剥洋葱》中写到，一件东西能使人洞察一切，这就是叙述者在波罗的海海边捡到的琥珀。我想，我在这本书中也打捞出一些琥珀，触及几代学人的心痛、苦难和泪水，保留着琥珀形成时的原始信息。

本书最初定名《师说新语》，重点在“师说”，而少“新语”。《世说新语》写活了魏晋风度，让人景仰，而这本书呈现的名士风骨，也是从言行中现风流。说到“新语”，日光底下无新事，中国历史漫长，历次朝代更迭，总有相似的悲剧上演。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从旧朝到新朝的文人，其遭受的罪与罚，经历的悲与欢，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陈寅恪有诗云：“古今多少兴亡恨，都付扶余短梦中。”又云：“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兴亡之事，无甚新意，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梦魇，每个人身处历史漩涡中的感受和滋味，却各不相同。

正因为触及大时代风暴中的苦难，触及学者们的内心滋味，这本书写的非常艰难。也许有读者质疑我的写作渗透了过多的情感因素，请原谅，那是因为我将每一条所征引的史料加上了人性的温度。这是我的文章区别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所在，我所追求的风格是史学的冷静和文学的韵味，二者交融，知我罪我，一任诸君。自认为这部书并非严谨的学术作品，为方便读者阅读，故对所引用的史料，没有按照严谨的学术规范加以详细的注释。

我仍将继续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相关研究和写作，推动我前进的有历史与现实的反差，有朋友的关注和期许。在本书的写作中，参考了不少师友的研究成果，除了行文中注明的，主要参考书目附在书后：书中的部分照片亦出自所附的主要参考书目。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缺少原始档案材料和第一手史料，部分篇章写得不甚满意：另外，书中若有文史差错或不当之处，bdlyq618@163.com这个信箱，恳请方家和读者批评、交流。

最后还要感谢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感谢我的岳父岳母、妻子女儿，是家庭的默默支持，使我安心，在工作之余，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读书和写作。女儿刘润菡在我写作《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时，曾将我所读之书中的纸条抽出来玩，散落在地板上，添了不少乱，到这本书的出版，她即将成为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时光匆匆，马齿徒增。惟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妻女相伴，写出满意的作品，不负家人和师友的期许。

2010年5月4日

时，因倒春寒，青岛樱花始盛开。

通过本书可以了解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可以感受学术大师的风采，可以反思当代学术的差距。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谢泳

刘宜庆是做新闻的，他更大的兴趣却在文史方面，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婚恋到西南联大的生活，再到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都围绕着旧时知识分子的各个生活侧面。他的着眼点并不限于怀旧，更多的是还是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一个更值得肯定的时代。

——著名学者、独立撰稿人 傅国涌

这部文采飞扬又情感真挚的《浪淘尽》，对一代学术大师和门下弟子经历的世事风云、恩怨悲欢，赋予了透彻的同情与理解。所谓人世几回伤往事，江湖夜雨十年灯，百年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往事堪哀，刘宜庆苦苦寻觅精研近十年，满含悲悯情怀的书写，对学术之灯传承的链条和重要性具有一种隐喻式昭示。

——著名作家 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