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三世1772年不流血的革命事实上在芬兰受到普遍欢迎。这位国王极度依赖青年芬兰军官集团的积极支持。他们相信，党派争吵的结束和瑞典出生的精力旺盛且负有盛名的独裁者将使瑞典国运复兴。这些军官中的一位，戈兰·芒努斯·斯普伦特波滕（Goran Magnus Sprengtporten）在政变一年后出版的系列“写给友人的信”中声称，像瑞典这样各省份分散且广为离心的国家不能由议会制度来统治。作为恢复皇室权威的热心支持者，并作为富有挑战性的战士，斯普伦特波滕受命指挥新成立的东部边界的萨沃旅。在这个职位上，他负责训练部下演练适应森林和岩石地形的战法，他还奠定了芬兰军事学校的基础。怀着一阵突然发作的妒忌的狂怒和深深的自卑感，斯普伦特波滕感到他本人和他的工作被国王忽视，很快便采取了冒犯和野心勃勃的态度，从王朝主义者转向了日益壮大的反对者行列。1786年，他进入俄国政府机构，在此前几个月，他分别向俄国驻海牙和斯德哥尔摩大使提出在俄国帮助下芬兰从瑞典分离出去的建议。斯普伦特波滕显然希望并确信，他在芬兰军队中的同僚军官和其他有影响的芬兰人将支持独立的主张，不过亨里克·加布里埃尔·波尔坦的结论肯定不错，那就是除少数行动鲁莽的冒险者外，斯普伦特波滕的支持者寥寥无几。

把斯普伦特波滕同其他军官区别开来的是，后者抱怨的是报酬和条件，嘲笑的是国王对奢侈的剧院眼镜的嗜好，或诸如斯维堡要塞的沃尔哈拉·奥德（Walhalla Order）那样在秘密社团中发表反对言论，而斯普伦特波滕所做的是坚定地要确保芬兰从瑞典分离出去以及他随后在俄国政府机构中的积极活动。他活得足够长得以见证其愿望的实现，并的确短暂地担任过芬兰总督的职务。作为1808年前往圣彼得堡会见亚历山大一世的芬兰代表团的关键成员，卡尔·埃里克·曼纳海姆极度仇恨瑞典，他认为斯普伦特波滕像一个让人痛苦的老人。斯普伦特波滕本人以前是阿尼亚拉联盟的成员，他以前是现在仍然是自相矛盾的，对某些人来说他是一个自私的卖国者，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早期芬兰独立运动的开拓者。他的目的和目标已被及时加以记载的史学家解释为与芬兰在18世纪晚期的形势非常令人不快的相似。宣称其爱国主义具有“西方的”和议会主义根源的讲瑞典语的芬兰人，同相反被他们认为倾向于向东方寻求灵感和保护的芬兰民族主义者之间有着长时间强烈的宿仇经历。

卡尔·埃里克·曼纳海姆相信斯普伦特波滕应对俄国在1808年进攻瑞典并导致芬兰从瑞典分离出来负有部分责任，而对此论鲜有支持者；他在帝国宫廷圈内的影响从没有他的野心那么大。他的重要性更多地在于这样的事实，他通过敢于宣称从瑞典分离出来而给予民族认同问题一个政治尺度。对瑞典的厌恶及个人对国王的仇恨可能恰好促使斯普伦特波滕考虑一个独立的芬兰的主意，但主导其思想和原则的更多地是其本阶级的利益而非芬兰和芬兰人民的利益，是在图尔库的学者圈中培养起来的某种观念。尽管他清楚地了解世界上代议制和独立潮流中的新观念，但在其作品中很少有证据表明他把这些融合进了自己的计划中。他证明芬兰独立的概念，不是作为主权民族不可让与的权力，而是作为政治需要，即芬兰独立将结束瑞典和俄国之间的争斗。而且，这种独立的实现取决于俄国的积极支持。他为芬兰提出宪法的建议取自荷兰的联邦制方面，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是改造议会，使议会的功能更像是秘密委员会。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人民主权，而且事实上斯普伦特波滕的独立的芬兰将只不过是在俄国保护下的半自治的地区，很像伊丽莎白女皇在1742年声明中所设想的那样。

1721年强国地位的最后丧失，以及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各省份和早在1323年即已确立的卡累利阿边界的丧失，对瑞典王国东西两边的关系产生了严重而持久的影响。同时，权力从绝对专制的君主转向等级阶层暗示着从帝国向狭小的民族国家的转移。各种鼓励瑞典人在芬兰定居、芬兰人在瑞典定居的建议，以及对芬兰农民至少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瑞典接受教育的怂恿，都是日益增长的对多样化的语言容纳的征候。作为瑞典的大主教，安德斯·赖泽留斯（Anders Ryzelius）对其同事丹尼尔·尤斯莱纽斯评述道，在作为瑞典的一部分600年后，芬兰人确有责任成为瑞典人。官员的确表明他们自己将对农民提出的，能在芬兰胜任应对农民的事务并能够翻译重要文件的人员的要求负责，而且也要对没有确立起瑞典化的尺度负责（如同他们17世纪中期在丹麦所遭受的那样）；但有事实表明大多数在芬兰的人所说的语言受到尊重的程度很低。波尔坦尽管对瑞典极为忠诚并绝没有对把瑞典语作为国家用语和社交用语提出挑战的欲望，但他强烈地感到芬兰语已经被不公正地忽略了。这一点，在1767年提交的一篇用芬兰文写的关于芬兰人与希伯来人（一个17世纪的概念，尽管流于表面，但与《芬兰诗歌研究》的介绍相符）关系的论文中更加直率地表达过。在芬兰语欠发展状态所形成的各种被宣布的原因中，事实上是处于秩序上层的人们很少“对这种语言持人们的尊严所需要的尊敬态度”甚至在芬兰讲芬兰语也被认为是难听的。斯普伦特波滕带着明显的痛苦回忆了他孩童时在斯德哥尔摩军校由于自己的口音和外省人的举止而受到的嘲弄，波尔坦在1798年抱怨道，尽管能力相匹敌的人可以在图尔库找到，但如果不是自负、奉承或自夸的话，芬兰的绅士宁愿从乌普萨拉雇佣家庭教师。波尔坦还注意到，上层阶级在家中使用芬兰语日益减少，而且那些爬上社会阶梯的人，即使是工匠，也认可瑞典语的优越性，不过还有证据表明一些选择在芬兰语地区务农的有能力的人放弃瑞典语，讲芬兰语的农民没有显示学习瑞典语或适应讲瑞典语的邻居生活习惯的欲望，而不管怎么说，他们在一起生活得相当和谐。  P52-54

序言

第一章 中世纪的疆界

第二章 瑞典的遗产

第三章 从斯德哥尔摩到圣彼得堡（1780—1860）

第四章 萌芽中的国家（1860—1907）

第五章 独立的国家（1907—1937）

第六章 战争与和平（1939—1956）

第七章 吉科宁时代（1956—1981）

第八章 从民族国家到欧盟国家

大事记

芬兰总统

选举与政府

导读

索引

译者说明

芬兰完全可以称得上现代史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传奇之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芬兰从欧洲北部边缘一个贫穷的农业地区变为今日欧洲联盟内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一经历令人瞩目，但绝非一帆风顺。1918年，芬兰自俄国统治下取得独立，伴随而来的是痛苦的内战，在芬兰政治肌体上烙下的伤疤持续数十年。从1939到1945年，芬兰经历了三次战争，两次反抗苏联，一次抗击德国。期间除蒙受巨大伤亡外，还失去了几乎十分之一领土。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芬兰政治史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深受冲突之困扰，与今日芬兰呈现之和谐一致的欧洲良好一员形象相去甚远。作为一个不再处于苏联阴影之下、自信而又坚定的欧盟成员国，芬兰在过去20年里的再造，还伴随着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芬兰不久前还处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它作为清洗运动的一部分，与所谓“真空带”的东欧国家不久前的检查制度不无相似之处。

这种对一个民族过去的重新评价构成了本书的一个起点。虽然已考虑到社会、文化和经济均为构成因素，但不论就短期还是长期叙事而言，本书主要是一部政治史。

在采取传统编年史结构的同时，我尝试强调那些使芬兰得以成为今日之芬兰的特征。特别是，我着重强调空间、时间和政治这三个对语言和文化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维度。生活在寒冷而又相当贫瘠的北方土地上的人们寻求适应和改变之途，即怎样使这块土地成为他们谋生之地和家邦的象征，铭记于芬兰人心中。从冰盖开始退去人类开始定居的遥远时代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付出巨大努力安置数千难民，在这块土地上努力谋生的斗争乃是一部史诗和不变的主题。在此意义上，芬兰曾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国家，这可很好地用来解释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两种敌对和冲突的力量都在芬兰人的生活中留下印记。第一种看起来出自竭力索求和使用一切可能的资源的强烈驱动。这产生了很强的服从权威的传统，这个传统又被路德宗、强有力的贵族机构和对法律的严格信奉所强化。不过，该传统同样更倾向于合作一致而不是强制。第二种是一种很少正式定义的出自野蛮、目无法纪的传统，一种漠视或不服从法律的边民心态。亚历克西斯·基维（Aleksis Kivi）写于19世纪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七兄弟逃避文明世界，过着自由的野外生活；带着大刀傲慢地游荡的波的尼亚的流浪儿们；两次大战之间违反禁令向那些四处游荡的瘾君子们提供致命酒精的非法贩运者；阿基-考里斯迈基（Aki Kaurismaki）的电影中甚至也充斥的散漫和可悲的特征：所有这些均属于带有对上流人士强烈不信任的野蛮、轻慢和松散的传统。这种传统容易被成功故事的光华外表所掩盖，但它同样成为构成今日芬兰之一部分。

现代芬兰历史似乎摇摆于长期相对稳定以及不易察觉的变化和导致一切改观的短期爆发之间。目前看来这其中一段又要来过。我尝试对照自己所直接经历过的最近背景以理解和弄清楚这些变化，这一经历构成了我自己关于芬兰的见解和观念，坦率地说我的许多结论都可能打上这一经历的烙印。过去多年里，我从与芬兰和英国同事们的讨论中获益匪浅，非此，则我不可能写成此书，我要对他们的善意和支持表示感谢。我还必须感谢为我挑选图片提供方便的芬兰国家古迹局和赫尔辛基劳工档案馆。同样还要感谢总统档案馆允许我复制吉科宁总统1961年访美受到肯尼迪总统欢迎的照片。

芬兰的官方语言有两种，大多数历史专有名词源自瑞典语。在我认为恰当的地方，我使用瑞典词汇并同时标出芬兰语。除由于历史原因，瑞典语地名在某地更加著名外，譬如，1721年的《奈斯泰德条约》（The Treaty of Nystad of 1721），省、县和城镇的名字仅用芬兰语冠名。在某些情况下，我同样追本溯源，以芬兰词汇命名重要的机构，如议会。

大卫·科尔比著的《芬兰史》简述了从中世纪到20世纪末的芬兰历史，包括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演变等。其主题是从13世纪开始的芬兰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和自治而与其邻国瑞典、俄国等纠缠不休的漫长的身份演变史。

芬兰完全可以称得上现代史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传奇之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芬兰从欧洲北部边缘一个贫穷的农业地区变为今日欧洲联盟内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一经历令人瞩目，但绝非一帆风顺。1918年，芬兰自俄国统治下取得独立，伴随而来的是痛苦的内战，在芬兰政治肌体上烙下的伤疤持续数十年。从1939到1945年，芬兰经历了三次战争，两次反抗苏联，一次抗击德国。期间除蒙受巨大伤亡外，还失去了几乎十分之一领土。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芬兰政治史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深受冲突之困扰，与今日芬兰呈现之和谐一致的欧洲良好一员形象相去甚远。作为一个不再处于苏联阴影之下、自信而又坚定的欧盟成员国，芬兰在过去20年里的再造，还伴随着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芬兰不久前还处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它作为清洗运动的一部分，与所谓“真空带”的东欧国家不久前的检查制度不无相似之处。

这种对一个民族过去的重新评价构成了本书的一个起点。虽然已考虑到社会、文化和经济均为构成因素，但不论就短期还是长期叙事而言，大卫·科尔比著的《芬兰史》主要是一部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