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被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一部“法国浪没主义文学里程碑”式的名作,雨果“命运三部曲”之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中国读者必读的外国文学书,被译成多种文字,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及音乐剧等。
《巴黎圣母院》艺术地再现了15世纪中后期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历史,宫廷与教会如何狼狈为奸压迫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怎样同两股势力英勇斗争。本书以1482年的法国为背景,以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达与年轻英俊的卫队长,道貌岸然的副主教以及畸形、丑陋的敲钟人之间的关系为主线,热情讴歌了吉卜赛姑娘与敲钟人高贵的人性,深刻鞭挞了卫队长与副主教的虚伪与卑下。小说体现了维克多·雨果的“美丑对照”的艺术表现原则,它的发表,打破了伪古典主义的桎梏,标志着浪漫主义的彻底胜利。
维克多·雨果编著的《巴黎圣母院(上下)》是一部显示巨大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的作品,因其离奇浪漫、真实尖锐,被改编成歌剧和电影,与小说同时广为流传。作品中出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变幻莫测的奇妙场面,演绎着圣母院墙壁上刻下的那个神秘的希腊词“命运”。
人见人爱的纯真美丽的姑娘爱丝美拉达、残疾丑陋而心地善良的卡西魔多、人面兽心又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理……他们的身世与经历都十分奇异,却又像史诗中的人物,就连大教堂也有了灵魂,有了生命……
第一卷
第一章 大堂
话说距今三百四十八年零六个月十九天前,那日巴黎万钟齐鸣,响彻老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惊醒了全体市民。
其实,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天,并不是史册记载的纪念日。一清早全城钟声轰鸣,市民惊动,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既不是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进犯,也不是抬着圣骨盒的宗教列队仪式;既不是拉阿斯城学生造反,也不是“我们尊称威震天下圣主国王陛下”摆驾入城;甚至不是在司法宫广场吊死男女扒手的热闹场景,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羽饰盛装的某国使臣莅临到任。就在两天前,还有这样一队人马,即佛兰德使团奉命前来,为缔结法国王太子和佛兰德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约。为此,波旁红衣主教不胜其烦,但是他为了讨好国王不得不满脸堆笑,迎接佛兰德市政官那帮土里土气的外国佬,还在波旁公爵府款待他们,为他们演出一场“特别精彩的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不料天公不作美,一场滂沱大雨将府门挂的精美华丽的帷幔淋得一塌糊涂。
一月六日那天,是约翰·德·特洛伊所说的“全巴黎欢腾”的双重节庆,即远古以来就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
这一天,照例要在河滩广场燃起篝火,在布拉克小教堂那里植五月树,在司法宫演出圣迹剧。就在前一天,府尹大人已派衙役通告全城。他们身穿神气的紫红毛纺衬甲衣,胸前缀着白色大十字,到大街小巷的路口吹号并高声宣告。
一大清早,住家和店铺都关门闭户,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拥向三处指定的场所。去看篝火,赏五月树还是观圣迹剧,要随个人的兴趣而定。这里应当赞扬一句巴黎看热闹的人,他们有古人的那种见识,绝大多数都去看篝火,因为这正合时令,或者去观圣迹剧,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演出,那里能遮风避雨。大家仿佛串通一气,谁也不去布拉克小教堂墓地,让那棵花还不繁茂的可怜的五月树,孤零零地在一月的天空下瑟瑟战栗。
市民大多拥进通往司法宫的街道,他们知道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团要前来看戏,并观看在同一大厅举行的推举丑大王的活动场面。
司法宫大厅虽然号称世界之最(须知索瓦尔那时尚未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这一天要挤进去谈何容易。通向司法宫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不断拥出一股股人流,从住户的窗口望过去,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人流的汹涌波涛越来越扩大,冲击着楼房的墙角,而那些墙角又像岬角,突进围成如不规则状大水池的广场。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门面正中一道大台阶,上下人流交汇在一起,又在接下来的台阶分成两股,从两侧斜坡倾泻到人海浪涛中。这道大台阶就是一条水道,不断向广场注入,犹如瀑布泻入湖泊中。成千上万人呼喊、嬉笑、走动,简直甚嚣尘上,沸反盈天。这种喧嚣,这种鼓噪,有时还变本加厉,有增无减。拥向大台阶的人流受阻,折回头来,乱作一团,形成了漩涡。原来是府尹衙门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或者一名警官策马冲撞,以便维持秩序。这种传统实在值得称道,是由府尹衙门传给总督府,又由总督府传给骑警队,再传给我们今天的巴黎保安队的。
面孔和善的市民,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站在门口、窗口,爬上天窗、屋顶,安安静静,老老实实,注视着司法宫,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而且时至今日,巴黎还有许多人,喜欢围观看热闹的人所形成的场面,只要猜想人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
今天我们一八三○年的人,假如在想象中能有机会混杂在十五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同他们一起前呼后拥、摩肩接踵、跌跌撞撞地挤进原本十分宽敞,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天却显得特别窄小的司法宫大厅,所见的景象不无兴趣,也不无吸引力,周围本来全是古旧的东西,我们看起来反有全新的感觉。
如果读者愿意,我们就力图想象,读者和我们一同跨进这座大厅,跻身于这群短衣短袄打扮的嘈杂的平民中间,会产生什么印象。
先是耳朵一片嗡鸣,眼花缭乱。我们头顶是双合圆拱尖顶,雕花镶木,绘成天蓝色、衬着金黄色的百合花图案,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远处有一根巨大的圆柱,接着一根又一根,总共七根,沿中轴线一字排列,支撑双圆拱顶的交汇点。前面四根柱子周围摆了几个小摊,卖些闪闪发亮的玻璃和金属饰片制品。里面的三根柱子周围安有几条橡木长椅,天长日久已经磨损,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讼师的袍子磨得油光锃亮。沿着大厅四面高高的墙壁,在门和门之间,窗户和窗户之间,边柱和边柱之间,不见尽头地排列着自法腊蒙以下法国历代君主的雕像。无所事事的国王耷拉着双臂,低垂着眼睛;勇武好战的国王则昂首挺胸,双手直指天空。此外,一扇扇尖拱长窗上的彩绘玻璃五光十色,宽宽的出入口所安的门扉都精工细雕、富丽堂皇。总之,拱顶、圆柱、墙壁、长窗、镶板、宽门、雕像,所有的这一切,从上到下,绘成天蓝和金黄两色,一望过去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不过,在我们看见的时候,大厅的色彩已略显黯淡,到了公元一五四九年,尽管杜·勃勒尔还沿袭传统赞美过它,而事实上它已经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蛛网了。
在一月份的一天,这座长方形的宽敞大厅里,射进苍白的天光,拥进衣饰花枝招展并吵吵嚷嚷的人群,只见他们溜着墙根闲逛,绕着七根圆柱回旋。现在我们想象出了这些,那么对整幅图景就有了个大致的印象,下面只需略微详细地描述其有趣的方面。
假如拉瓦亚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那么,司法宫档案室也就不会存放凶手的案卷,他的同谋也就不会考虑自身利害,非把此案卷宗销毁不可,而纵火犯也就不会别无良策,只好一把火将档案室烧掉,要烧掉档案室,又只好一把火将司法宫烧掉。由此可见,没有弑君一案,也就不会有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了。从而,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大厅,也就会依然屹立,我也就可以对读者说:“请亲眼看看去吧!”我们双方都省事。我省得像上面那样描绘一番,读者也省得阅读这一段。——这情况证明了这样一条新的真理:重大事件必有难以估量的后果。
首先,拉瓦亚克很可能没有同谋;其次,即便有同谋,他们也很可能同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毫无干系。其实,还有两种解释都说得通。其一,三月七日后半夜,一颗宽一尺、长约一臂的燃烧的大陨星自天而降,落到了司法宫。其二,有特奥菲尔这四行诗为证:
一场游戏多悲惨,
只缘案桌嘴太贪,
司法女神镇巴黎,
眼看宫殿火冲天。
P1-6
并立的两座丰碑
雨果被誉为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等等,然而,哪一种头衔,都不足以涵盖雨果的整体。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种来,我倒认为思考者(思想家)或许更为妥当。
雨果不是一位创建学说的思想家,而是人类命运的思考者。
雨果的诗文,一字一句、一段一章,无不浸透了思考。而千种万种的思考,最深沉、最宏大、最波澜壮阔的,要算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思考人类的命运,主要体现在他创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的过程,换言之,这三部长篇小说正是他思考人类命运的记录。
雨果由《巴黎圣母院》(1831)开宗明义,继由《悲惨世界》(1845—1861)淋漓演绎,终以《海上劳工》(1866)重彩结幕,历时三十余年,才算完成“人类命运三部曲”。
完成这三部曲,这三大部杰作,雨果就无愧于人类命运思考者的称号了。
三部曲分别从宗教、社会、自然三个角度来演绎沉重地压在人类头上的三重命运,即有史以来人类所承受的教理(迷信)的命数、法律(偏见)的命数、自然(事物)的命数。
宗教、社会、自然,这三种主要的异己力量,是人类既所需又要与之抗争的对象,因而也就成为“人生的神秘苦难”的根源。
雨果作为人类命运的思考者,探根溯源,从深层意义上表现了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史中,与宗教、法律、自然所产生的矛盾这种永恒性的主题。因此,构成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也就成为世界文库的不朽杰作。
《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两部杰作,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构思的。但是,《悲惨世界》从酝酿到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而《巴黎圣母院》的创作虽小有波折,时逢七月革命,小说的研究材料和笔记全部散失,但雨果只用了五个月时间便一气呵成,显示出了他的天才与勤奋。
雨果以其浪漫主义诗人的才情和文学创新者的胸怀,偏爱宏伟和壮丽,而巴黎圣母院又恰恰是一座巍峨壮美的建筑,两者自然一拍即合。雨果打算写一部气势宏伟的历史小说,一开始酝酿,就决定以这座大教堂为中心,讲述一段奇异的故事。
在雨果的笔下,巴黎圣母院绝不是一个完备的、定型并能归类的建筑。它不再是罗曼式的,但也不是哥特式教堂,它成为集万形于一身的神奇之体,成为令人景仰的科学和艺术的丰碑。1831年,《巴黎圣母院》一经出版,即成为文学的丰碑了。于是,这座大教堂和这部小说就联结在了一起,两座丰碑并肩而立,再也分不开了。 有了这部小说,巴黎圣母院在城心岛上亭亭玉立,仪态万方,不仅多了几分风采,还增添了一颗灵魂。
笔者在欧洲参观过数十座大教堂,都各具风采,有的甚至比巴黎圣母院还要宏伟高大、华丽美观,但只能作为建筑艺术来欣赏。唯独见到巴黎圣母院时,哪怕只是从它的广场走过,哪怕只是远远望见它的雄姿丽影,笔者也不免怦然心动,有种异样的感觉,脑海里会浮现出圣母院楼顶平台的夜景:
吉卜赛姑娘爱丝美拉达一身白衣裙,在月光下和小山羊散步,敲钟人卡希魔多则远远地欣赏这美妙的一对。另外还有一双目光在追随着姑娘,那是从密修室小窗口射出来的,淫荡而凶狠,那是密修室里幽灵似的主教代理弗罗洛正在窥视。教堂前的广场上跑过一匹高头大马,骑卫队长浮比斯不理睬吉卜赛姑娘的呼唤,向站在阳台上的一位贵族小姐致敬……
广场上一片火光,丐帮男女老少为救小妹子爱丝美拉达开始攻打圣母院。可是,卡希魔多不知是友,误以为敌,独自挺身出来保卫吉卜赛姑娘,从教堂上投下梁木石块,还熔化了铅水倾倒下来。在熊熊的火光中,廊柱的石雕恶兽魔怪似乎全活了,纷纷助战……
以这大教堂为中心舞台,出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变幻莫测的场面,它们演绎着圣母院墙壁上刻的那个神秘的希腊词“命运”,并将所有这些人物锁到命运的铁链上。圣母院也好像有了灵魂,有了生命,以天神巨人的身躯,投入人世间这场大混战。
中世纪宗教的黑暗统治,正是锁住人的命运的铁链,而人同教会势力、同狭隘思想相抗争,便酿成了各种各样的悲剧。这些悲剧组成的十五世纪巴黎的社会画面,通过雨果的天才想象和创作,从湮没的久远年代,更加鲜明而生动地显现了出来。
雨果早在二十一岁时就讲过:“在瓦尔特·司各特的风景如画的散文体小说之后,仍有可能创作出另一类型的小说。这种小说既是戏剧,又是史诗;既风景如画,又诗意盎然;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既逼真,又壮丽;它把瓦尔特·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这种看似夸大其词的预言,几年后便由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实现了。
正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巴黎圣母院》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
这部小说讲述的一个个故事、塑造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那么独特,都具有十五世纪巴黎风俗的鲜明色彩,都可以用“奇异”两个字来概括。推选丑大王的狂欢节、奇迹宫丐帮的夜生活、落魄诗人格兰古瓦的摔罐成亲、聋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敲钟人飞身救美女、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卡希魔多的复仇与殉情,这些场面虽不如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但是同样奇异,同样惊心动魄,甚至催人泪下。
书中的人物虽然生活在十五世纪,但一个个至今都栩栩如生:人见人爱的纯真美丽的姑娘爱丝美拉达、残疾丑陋却心地善良的卡希魔多、人面兽心又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班……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十分奇异,却又像史诗中的人物,比真人实事更鲜明,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
不过,书中最奇异的还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圣母院。她既衰老又年轻,既突兀又神秘;她是卡希魔多的摇篮和母亲,又是弗罗洛策划阴谋的巢穴;她是爱丝美拉达的避难所,又是丐帮攻打的妖魔;她是万众敬畏的圣堂,又是蹂躏万众命运的宫殿。她的灵魂是善还是恶,总与芸芸众生息息相关……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也改变了这座大教堂的命运。巴黎圣母院的名气远远超过其他教堂,这大半功劳应当归于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许多游客都是读过小说,或者通过不同途径知道这个故事,才慕名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的,这是物以文传的绝好例证。
雨果于1802年出生至1885年去世,在世八十三年,经历了从帝国到共和的变迁。在给雨果举行国葬的时候,卡希魔多似乎又飞身登上了钟楼,趴到大钟玛丽的身上拼命摇摆。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格外哀婉,同自动送葬的两百万民众的“雨果万岁”的呼声合成奇妙的哀乐。一声声的钟鸣,表达的何止是沉痛,还隐含着遗憾。巴黎圣母院望着雨果的柩车驶向塞纳河左岸,看到雨果被安葬到先贤祠,她心中何尝不在想:“雨果啊雨果,葬在先贤祠,固然是一种殊荣,但是,你在我这里长眠,才是真正的死得其所!”
《巴黎圣母院》于1991年译出,纳入《雨果文集》中,又选入《雨果精选集》中,后又出了四五种单行本,早该修订一下了。这次趁再版之机所作的修订,仍有点仓促。世界文学名著的中译本,十余年校订一次不为过,最好请高手操作,自我很难超越。好的中译本,应是译者的文学创作,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李玉民
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作品中,我学到了“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事物”的品质,学到了“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民融合在一起”。
——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