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得从清太祖进京之后立下的规矩说起，那时是禁止嫖妓的，特别是禁止官员嫖妓。康熙大帝立下大法：嫖妓的官员，为首者斩，从者发配到黑龙江；嘉庆皇帝也立下这样的法：嫖妓者，杖打八十，并将其房屋充公。一直到了光绪时，还有这样的法：嫖妓者，判以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的拘留，或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的罚金。
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特别是清前期，由于这样的法律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妓女并没有形成气候，八大胡同便也没有形成气候。另一方面说明，清政府的法律在逐渐地松动，为以后八大胡同形成气候与阵势，埋下了伏笔。
但是，即使清政府法律最严厉的时候，也只是禁妓，并不禁玩相公，所以那时的官员改玩妓女为玩相公，并且竞相攀比，相当厉害。官府和私宅养戏班子成风，在八大胡同一带，那时候相公堂子更是相当盛行。道光八年(1828)作的《金台残泪记》中，曾经记载当时八大胡同的情景：“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清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干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如此兴旺的男妓或日同性恋，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男色之风，始见于《尚书》，大淫于六朝，清代则是于它们的继承，当时不止一本书中记载说是：“泣童割袖之风，盛行于今”。“京师士大夫，一时好谈男色，恬不为怪。”乾隆年间诗人蒋士铨曾作诗讽刺：“朝为俳优暮狎客，行酒灯筵呈颜色。士夫嗜好诚未知，风气妖邪此为极……腼然相对生欢喜，江河日下将奚止?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
《燕京杂记》中介绍那些相公的主要成分优童的来源时说：“京师优童者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数十，其色艺甚绝者，名噪一时，岁入十万。王公大人，至有御李之喜。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妖态艳妆，逾于秦楼楚馆，初人都者，鲜不魂丧神多。挟资营干，至有罄其囊而不得旋归者。”
《燕京杂记》中还记载了当时优童居住的地方，是非常讲究的，比日后的妓女的待遇要高：“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眼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可见那时的风气，这样的讲究，与其说是为了那些优童，不如说是为了那些贪恋相公的达官贵人。
所谓相公，是从“像姑娘”衍化而来，指的就是男妓。那时上等的相公，是非常讲究的。《清稗类钞》里专有记载，从小就要做一番特殊的打理和培养，成本比上等妓女还要高：必须挑选那些“其眉目美好，皮色洁白”的幼伶，大多来自苏杭和皖鄂一带，先要学戏三两折。学戏中女子的之语之步之态，然后，每天“晨起以淡肉汁洗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醴粹，夜则敷药遍体，唯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好如好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像姑娘”——相公，就是从此而来的。
最初的相公很多都是戏子，前面所说的优童，指的就是小戏子。《金台残泪记》中说：“京师梨园旦角日相公，群趋其艳者，日‘红相公’：反是者日‘黑相公’。”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到了和坤和魏氏蜀伶传言甚盛，还可以看出男妓之盛。在这个时期之间，乾隆下江南，带回来四大徽班．而且这四大徽班的主要演员，都落户在八大胡同。首先进京来的三庆班，住进了韩家潭；以后，四喜班住进了陕西巷；和春班住进了李铁拐斜街；春台班住进了百顺胡同。号称清同光十三绝的主要名角，大多也都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如四喜班的老板兼须生时小福，住在百顺胡同；春台班的老板兼须生俞菊笙，王瑶卿、姜妙香的老师陈德霖也都住在百顺胡同。俞振亭和他办的斌庆社住大百顺胡同，就连后来梅兰芳从李铁拐斜街的老宅搬出，也在百顺胡同里住过，在我国首拍电影《定军山》的谭鑫培也在大外廊营盖上的西式小楼安居，那里就在韩家潭的身后，我猜想，大概是韩家潭百顺一带已经住不下，才另毗邻为居的，逐渐发展到它们的外围。所以，后来有民谚说：“人不辞路，虎不辞仙，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那时候，戏班子住的地方，被叫做“大下处”，和末等妓院被称为“下处”相比，只不过多了一个“大”字而已。说明那时候唱戏的戏子地位的低下，娼优是并列一起的，而且优还排在了娼的后面。在相公的花繁事茂的进程中，乾隆带回四大徽班进京，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大徽班住进了八大胡同，和八大胡同原有的相公堂子相辅相成。八大胡同，才形成了规模，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八大胡同的格局与走向，基本还是乾隆时的样子，并无太大的出入。
P7-9
文集编好之后，想起放翁的一句诗：四海交情残梦里，一生心事断编中。似乎有些吻合此境此情。
想我交情远不足四海之阔，心事也远没有那样跌宕起伏，但交情和心事毕竟还有，而且，多写进了文字当中。文集给了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的一个机会，即便走路的姿势不那么漂亮，脚印却或深或浅地印在路上，所谓雪泥鸿爪的意思吧。
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1963年的暑假过后。那时，我读高一。是北京市的一次少年作文比赛，叶圣陶老先生从中挑选出二十篇作文．逐字逐句修改，并在每篇作文后面写下评语，编成了一本书《我和姐姐争冠军》，我的文章《一幅画像》忝列其中。
我的文字第二次变成铅字，是在九年后的1972年。那时，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的猪号里喂猪。1971年的整个冬天，大雪封门时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干，趴在烀猪食的大锅旁，断断续续写了十篇散文。我想请别人看看我写得怎么样，想起了叶圣陶老先生。那时候，他已经被打倒，没敢将稿子寄他，便寄给他的长子叶至善先生。没有想到，很快收到叶至善先生的回信，而且，像他的父亲一样，将我的十篇散文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修改。1972年的春天，我从中挑了一篇《照相》，很快就发表在新复刊的《北方文学》上。
我实在是幸运的。在迈向文学这条虽不辉煌却迷人的路上，一开始便遇到了属于真正大作家的叶圣陶老先生和叶至善先生两代人。说四海交情，如果不是攀附的话，两位叶老先生，应该是最值得怀念的了。
如果从1963年算起，我的写作年头有52年；如果从1972年算起，我的写作时间有43年。不敢冒充说是一生心事，起码大半生的心事，像树的年轮一样。留存在我斑驳的文字中。
我喜欢放翁说的“心事”这个词。文字生涯，其实注重的就是心事，无论是自己的心事，还是别人的心事，都是心事。自己的心事，需要有勇气和细心去触摸；别人的心事，需要用敏感和善感去沟通。我想，古人所说的剑胆琴心，应该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吧。
因此，我不像有的作家把文学当成经天纬地之大事，总觉得那样会将文学慷慨而膨胀。文学没有那样的“高大上”。文学还是属于心事的范畴。而不属于政治经济乃至哲学范畴，尽管它可以有它们的因子在内。好的文学，从来都是从心灵走向心灵，曲径通幽，一路落满心事的残花落叶。布罗茨基讲：“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我以为，这个过去和现在，指的更多的是作家个体化的生命和生命中最重要的心事。在文学的创作中，这些最为细小甚至被别人忽略不计的心事，才具有了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残花落叶，才获得了艺术生命的气息。在大干世界的变化中和漫长历史的动荡中，唯有心事最易于让人们彼此相通，从而相互感动或慰藉，从而重新面对自己和他人，乃至更为广阔的人生与世界。 所以，当我的文集编者敲定下出版意图之后，询问我对编选文集的想法时，我说，不要编的卷数太多，十卷已经足够。这样的想法，便是基于我对文学基本的认知。文学，即便不可或缺，但也没有那样的重要。况且，我自己所写的文字不少是垃圾，或幼稚浅薄，犯不上堆砌一起，滥竽充数。能够有十卷可编，有人可看，已是幸事。这些文字，不敢冒充什么花儿朵儿，不过是一些一闪而过的露珠和草萤，但露珠非珠，却也有‘丝来自内心的湿润；草萤非火，却也有一星属于自己的光亮而已。
我要非常感谢文集的编者张福臣先生。几年前，他曾经对我说：我一定要编一套你的文集。那时候，我没有当回事，以为他只是出于友情说说而已，因为现在的文学并不那么景气，出一套文集，肯定是亏本的事情。没有想到，今年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出版文集的事情都料理妥定，说就等你编好文集交我来出了。我猜得到，运作这一切事情，他所付出的心血劳力，以及友情。
我还要感谢墨人图书公司的老总陈志刚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却得到他的青睐和鼎力相助，让我十分的感动。这或许正是文学能够给予我一点温暖和温馨的地方。
同时，我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和这套文集的责编张璇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这套文集是出不成的。
这十卷文集，不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理论集，只选取散文随笔部分。为了编选省事，我选择了十本散文集，除《父亲母亲》卷和《老院记事》卷，其余都曾经出版过单行本，只是进行了一些删削和补充。也就是说，这十卷文集，其实只是选集。它们不是结束，只是又一个开始。我希望，能够如君特·格拉斯当年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之后所说的那样：“从此以后，我就这样生活在一页又一页纸之间，生活在一本书又一本书之间。”我曾经说过：铅华落尽，年老之后，能够有自己喜欢的一束书可读，再能有自己写的一束书可编，实在是堪以自慰的乐事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入，读到这套文集?我的心中充满好奇。如今的出版物实在是太多了，一套十卷本的文集，单摆浮搁在那里，厚厚的一摞，显得很有些成就感，也能够满足一下虚荣心。但在浩瀚的书海里，很容易瞬间就被淹没。心中暗想，不管是什么人，能够在偶然之间遇到并随手翻阅这套文集，都是一种邂逅。我相信，都会触动我们彼此的一点心事。
2015年7月盛夏于北京
《八大胡同捌章/肖复兴文集》是著名作家肖复兴文集中的一本，作者用三年时间流连忘返在北京八大胡同之间，反复采访和查找史料而写就的一本散文集。全书分捌章捌八大胡同的青楼文化呈现给读者，可读性强，并具有较高的史料、资料价值。
勾栏之地自古就上演着一出出历史大戏。风花雪月里，分明有政治演变起伏跌宕；低吟柔歌中，又可听一声声金戈铁马。肖复兴编著的《八大胡同捌章/肖复兴文集》为读者描写的正是清末民初北京的这样一个特殊舞台——八大胡同。八大胡同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名词，位于今天的前门外大栅栏附近，清末民初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并因其曾是赛金花和小凤仙一系列传奇故事的发生地，至今仍常被人提及。八大胡同，不仅仅是销金窟，风流地，它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一面凹凸镜。要想了解老北京的历史，哪里能够迈过它？作者一次次前往实地，访问曾见证过八大胡同兴衰的老人，去档案馆查阅资料，拍摄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再现了八大胡同的历史浮沉、以及曾行走其间的人物命运，读来颇令人感慨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