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林斯潘时代末期的灾难中，还有什么比安妮·C.海勒的这部重量级安·兰德传记更及时、更受欢迎呢？《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的作者海勒通过大量最新发掘的具有新视角的研究材料，用可读性强的优美文笔再次将鲜活的安·兰德带给读者，使我们了解到，兰德何以成为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畅销作家。

安妮·C.海勒编著的《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是一部关于安·兰德的开创性传记。安·兰德在俄国革命的动荡时代度过童年，21岁时孤身赴美，来到好莱坞学习编剧。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她凭借韧性和勇气创作了表达自己哲学思想的小说，这些小说很有震撼力，广受欢迎。虽然当时多数知名作家都嘲笑她，但年轻人对她的书和理论趋之若鹜，并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形成一股崇拜热潮。海勒生动地勾勒出安·兰德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作品中隐藏着的影响和借鉴，还有兰德纠结的爱情生活，以及“兰德崇拜热”的兴衰。总而言之，海勒以全新的视角、翔实的资料和敏锐的洞察力透视出安·兰德戏剧性的生活和职业生涯。

安兰德于1982年去世。《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基于俄罗斯档案馆的原创性研究，对兰德健在的家人、朋友、同事和粉丝的大量采访以及先前未曾查证和公开的录音和信件档案，为这个当代史中最重要和最奇异的人物绘出一幅血肉丰满、耳目一新的肖像。

前言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的岁月（1905—1917）

第二章 抢劫者（1917—1925）

第三章 思考的自由（1926—1934）

第四章 我们与我们的兄弟不一样（1934—1938）

第五章 《源泉》（1936—1941）

第六章 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灵魂（1939—1942）

第七章 金钱（1943）

第八章 声望（1943—1946）

第九章 高峰与低谷（1946—1949）

第十章 手段与目标（1950—1953）

第十一章 不动的行动者（1953—1957）

第十二章 《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

第十三章 公共哲学家（1958—1963）

第十四章 透支（1962—1967）

第十五章 非此即彼（决裂）（1967—1968）

第十六章 以我们最崇高的名义（1969—1982）

后记

致谢

缩略词

精选文献

索引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的岁月（1905—1917）

1958年，在讨论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阿罗史密斯》的同名主人公的过程中，她写道：“任何一个拥有严肃的核心抱负的人在其青春期时，都比在以后的岁月里更像一个局外人。正是在青春期里，他尤其容易遭到他人的误解和憎恨。”考虑到兰德还要当很久的局外人，这该是多么辛酸的一句评论啊！

当兰德进入斯托由宁学校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这让她既感到自豪，也感到痛苦。她回忆说，她不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智力感觉”，而且还坚信自己“有能力应对任何我想要的（思想和任务）”。据回忆，她入学不久就去了彼得格勒动物学博物馆（一个布满灰尘的兽类、蛇类、鸟类标本的储藏室）实地考察。老师让班上所有女孩每人挑选一种鸟或野兽，然后写一篇相关的故事。兰德挑选了一只鹳鸟。这只鹳鸟位于屋顶一块裂片上，似乎有一个烟囱从里面伸出来。兰德写的故事“仅仅提了一下那只鹳鸟”。故事写了一个女孩，她住在一座屋子里，屋顶上有一只鹳鸟。兰德回忆道，老师被逗乐了，并给了她一个高分。后来老师告诉她，她已经创造性地完成了布置的作业。这是因为在老师看来，那些女孩太小，写人恐怕难以写得娓娓动人。但正如兰德收集的明信片证明的那样，她的目光总是落在同类人身上。

兰德的老师还布置过另外一个作业，她要求班上的女孩写几段文字，说说为什么作为儿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兰德不同意作为儿童是快乐的。不仅如此，据回忆，她还“严厉地谴责”了童年，这让她的同学吃了一惊。她在写作文那一页的顶端抄录了在一本百科全书上看到的两句话来说服别人，一句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一句是帕斯卡尔的“我宁愿要一个聪明的地狱，也不愿要一个愚蠢的天堂”。这两句话是儿童想不明白的。等他们长大了，了解得更多了，才可能会想明白。她还问道，在等待的时候做那些无聊的游戏、读那些愚蠢的书究竟有什么用呢？兰德的这些记忆构成了她第三本小说《源泉》中一段有启发意义的倒叙。这一倒叙描述了一个小学发生的事情。当书中的反派埃尔斯沃斯‘图希说自己热爱学校来讨好老师的时候，一个聪明、非凡的小男孩约翰尼·斯托克斯却写了一篇巧妙而叛逆的随笔，表达了对学校的厌恶，令图希丢脸。也许就像兰德觉得同学嫉妒她那样，图希最后嫉妒、厌恶斯托克斯。

兰德以成为班上的“大脑”而出名，但她在班上没有朋友。然而兰德却喜欢观察一个女孩，觉得那女孩很有趣。那女孩自信、独立、聪明，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其他学生也喜欢她。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她似乎并没有努力去争取别人。兰德觉得自己和那个女孩会成为朋友，也很想知道自己和那个女孩的不同之处。社交风度也许不是肤浅与平庸的标志？一天，她走到女孩面前，笨拙而直接地问：“能不能告诉我，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物是什么？”女孩吃了一惊，但还是很乐意地答道：“我母亲。”兰德点点头离开了。在她看来，女孩的回答是可笑的，这也让那个女孩失去了兰德对她进一步感兴趣的资格。

“在社交上，”兰德后来说，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它让我明白，‘有些人似乎既是个人主义者又合群，而我做不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我曾经认为她是一个严肃的女孩、追求严肃的事物，但她恰恰是因循守旧、平庸无奇的，她作为一个人并没什么价值。她真的像一个跌落的偶像”。

兰德并不反对社交，其实她想有一个朋友。她以自己所认为的性格或思想中的致命缺陷为依据，迅速将别人抛开。不过，这会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模式。失望之余，她不能也不愿问自己，（举个例子）为什么曾经欣赏的女孩会对一个个严肃的问题作出愚蠢、多情的回答。难道是那个女孩误解了兰德所追求的东西？难道她仅仅是吃了一惊？难道她是因为一个有趣的理由才那么回答的？兰德既没有思考那个女孩回答的语境，也没有深挖下去以便看看能从中了解到什么。人们要么杰出，要么平凡；要么是她那种人，要么是无能之辈。兰德后来称自己是一个英雄崇拜者，因此她把那个女孩称为“一个跌落的偶像”并非偶然。她浪漫的秉性导致她既高估一些人，又低估一些人。她很少三思而后行，并且对那些让她失望的人的看法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更坚定、更阴暗。

她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抱负。到了十岁，她既在家里写小说，也在学校写小说。在斯托由宁学校，她坐在教室的后面写作，并在桌前支起一本书来掩盖正在做的事情。十一岁的时候，她写了四篇小说，每一篇的女主角都正好和她一样大。不过，表面的相似也仅此而已，预示着她未来的这四个女主角身材修长，长腿，长发飘飘，蓝眼睛。其中，有达格妮·塔格特、多米尼克·弗朗孔，还有一个被取名为“惊雷”（Thunder[“Rpom”]）。另外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英国女孩，这个女孩被说服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孤身一人用机枪打败了整个德国舰队。女孩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坚持使用暴力让人不由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年的可怕形势，当时俄国战死军人已经超过一百万，而英国则有被德国入侵的危险。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坚持使用暴力在男孩故事里是常见的，女孩故事里则并不常见，但这正是兰德的模式，她就是要取得那个时代男人的特权。

当然，从写英国女孩的这篇故事里可以看出塞勒斯的影响。不过，从故事中同样也能看出贞德的影响。兰德认为，贞德是历史上最勇敢的一位女性。她为什么这么认为？一个朋友解释说，是因为“她单枪匹马地反对所有人，甚至到死亡的那一刻”。只要有必要，兰德也会这么做。

兰德说，她那时清楚，这些早期的故事“只是为她一个人”写的，直到长大了，她才希望发表作品。但是，她那时其实是希望发表的。就这样，在十岁的时候，她就在从事自己认定了的未来的事业。正如多年以后，她的母亲在一封信中写的那样：“你（总是）希望比哥伦布还伟大。”P19-21

1982年，安·兰德在她位于纽约玛瑞山（Murray Hill）的公寓中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她在我生活的城市讲学、著述，度过了她最后三十年的岁月。对我而言，她是一种耳熟能详的存在，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创作的小说我当时只知道两部，一部是《源泉》，另一部是《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缺乏可靠根据的情况下，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两本小说属于粗制滥造之作或宣传材料。这两本小说对我的一些熟人产生了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影响，他们开始谈论“赚到的东西和没有赚到的东西”、“自由市场与自由思想”以及一个名叫约翰·高尔特的个人主义主人公。此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移居纽约的时候，我一直在埋头阅读E．L.达科特罗（E．L.Doctorow）、J．M．凯恩斯（J．M．Keynes）和利脱·马格仁斯（Little Magazines）的著作。

就这样，与安·兰德的大多数读者不同，我邂逅她的著作时并非一个黄毛丫头，而是已经年届不惑。当时，我在一家金融杂志社任编辑。苏兹·奥尔曼是一个投稿者，他给我看了一个两千字的段落。这个段落就是弗兰西斯科·德安克尼亚著名的“金钱演说”，出自《阿特拉斯耸耸肩》。“那么你们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作为资本家的主人公弗兰西斯科向一群“新政”类型的说客及官僚发问道：“你们曾经追问过什么是金钱之源吗？”在某种程度上，兰德的回答是这样的：金钱是一个社会的“工具和符号”；这个社会建立在相互自愿的贸易之上，而非强制劳动、政府职责或战争之上。“但金钱只是一种工具，”她写道，“它可以把你带到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但它不会取代你成为驾驭者。它会赋予你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但它不会赋予你欲望。”奥尔曼作了如下注释：这就是她在我正在编辑的随笔中试图加以表达的东西。

这个段落以一种让我吃惊的方式为无限的财富辩护。这种辩护方式合乎逻辑，具有独创性和复杂性，虽然略显傲慢，但写得很美。我了解到，兰德经常用这一长段来测试潜在的新信徒的智力与文学敏感性。接受过测试的人中有艾伦·格林斯潘，他是她最著名的信徒。接下来，我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她的小说。再后来，我又阅读了她的演说、随笔、信件、日记、电影剧本和剧院剧本（第439页有一个收录了她所有已出版著作的清单）。虽然有很多疑问和保留意见，但我还是成了她的一个热烈崇拜者。

尽管兰德几乎没在大学里教过书，但那些多为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新读者总是能搞到她的书。《源泉》（1943年出版）与《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年出版）一年能售出三十多万本，堪与畅销书匹敌。大萧条近乎是《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背景。最近，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中，她最后且最雄心勃勃的一本书的销量几乎翻了三倍。在美国，这两本书共售出了一千三百多万本。  由于兰德的大多数读者是在其成长期和她的著作邂逅的，因而深受她影响的美国人多达三代。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她著作中引发争论的主题和生动、浪漫的场景令她声名鹊起。在五六十年代，她吸引了一个年轻的右派崇拜者群体。在七八十年代，她不仅成了自由主义的指导者，也成了白宫经济政策的指导者。1991年，在国会图书馆与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 of the一Month club）共同发起的一次调查中，美国人称《阿特拉斯耸耸肩》是对他们生活影响最大的书之一（仅次于《圣经》）。1998年，现代图书馆（Modem Library）请读者列举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伟大的著作。在排行榜上，《阿特拉斯耸耸肩》位列第一，《源泉》位列第二，《颂歌》位列第七，《我们活着的人》位列第八，排在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愤怒的葡萄》和《尤利西斯》之前。她为极端个人主义和作为资本家的一种德性的自私进行了辩护，这为她赢得了当代许多公开的拥护者。这些拥护者不仅包括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参加了2008年总统竞选的众议员罗恩·保罗，自由党创建人约翰·哈斯普斯，《华尔街日报》主笔斯蒂芬·摩尔，艾伦·格林斯潘，甚至还包括了克里斯·马修斯。克里斯·马修斯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新闻评论员、开明的众议员泰普·奥尼尔（Tip O'Neill）的前行政助理。《福布斯》与《财富》曾正式将兰德称为硅谷年轻的创业者、游戏理论家、国际象棋大师们的女英雄。然而，她并不处于美国受人尊敬的自由实践者和社会批评家之列。不仅如此，在她去世二十五年后，她小说的大部分读者已经对她知之甚少。

兰德不仅出生在俄国，就连她的气质也是俄国式的。她出生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当布尔什维克革命颠覆她的家乡圣彼得堡时，她才十二岁。不仅如此，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导致她的家庭南逃，使她重新陷入贫困，忍饥挨饿。虽然在读者的印象中，她的性格和主题无疑是美国式的，但构成了她最好、最出名著作基础的，却是她对俄国专制的仇恨。她的信徒曾经常声称，她在精神上生而为一个美国人，只是在其成长岁月里，才陷入一块黑暗、异己的斯拉夫土地。我曾试图论证俄国、犹太的文化与历史是如何为她的性格和著作赋予最有趣的特征的。

1926年，兰德从苏俄移居美国。当时，她的英语水平并不高，却要从事写作事业。她早期在美国虽然颇为艰难，但并没有后来声称的那么不堪。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一篇后记里，她写道：“没有人帮我，并且我也不认为有人有责任帮我。”实际上，很多人帮过她。我不仅调查出她与很多合作者有联系，也调查出她与其所处时代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有联系。

回望美国工业巨子镀金时代，兰德想成为那样一种美国乌托邦的设计师，但就像很多俄国前辈那样，她是一个非常敏锐的社会批评家，而非一个空想家。作为自由美国经济、政治假说的解构者，她凭借二十世纪俄国历史的背景而受到重视，显示出惊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她关于合理的自私、利己主义和不加管制的资本主义的自信计划，她发现并戳穿怯懦、不公、伪善的能力与其意识形态对手查尔斯·狄更斯一样犀利，一样强烈。

和狄更斯一样，兰德的艺术也属于情节剧的艺术。事实上，她是一位阐释二十世纪社会冲突的十九世纪小说家。在富有和贫穷、政府权力与自治权、安全与自由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的今天，她的小说和她最好的随笔，都很值得一读。

由于我并不拥护安·兰德的思想，加利福尼亚州欧文的安·兰德学会拒绝让我查阅那里保存的兰德资料，其中包括她未发表的信件和日记、大事年表、照片及其他文件。尽管如此，我仍然能够给她的生平记录增添许多新内容。一个俄罗斯的研究组在俄罗斯政府档案馆进行过详尽的研究，提供了很有料的新信息，记述她的犹太人双亲和祖先在排犹主义的俄罗斯帝国生活，自由受到限制；她早年在圣彼得堡和克里米亚接受教育，以及她在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这些年我听了安·兰德研究所档案员提供的演说、采访和讲座的六份未公开发表过的磁带录音，还前所未有地取得了长达四十小时的磁带录音，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芭芭拉·布兰登关于兰德生平的访谈记录，它们都详细地描述了这位作家的童年和麻烦不断的青年时代。《信息自由法》文件清楚说明了她来到美国最初几年的情况等等，并有助于解释她为何在1929年这个时间与丈夫弗兰克．奥康纳结婚。记者杰夫·沃克和收藏家马克·施瓦布让我听了兰德的朋友的私人访谈录音，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许多人现在已去世，他们的评论暗示了兰德性格的一些新侧面。我对兰德目前在世的美国亲属、密友、雇员和论敌进行了五十多次访谈，他们多数年长，其中包括与她以前的门徒兼情人纳撒尼尔·布兰登的三次长时间访谈。我阅读了写给兰德的信件原稿和有关其追随者的信件原稿，以及存放于国会图书馆的兰德的四部小说的草稿和长条校样，更深入地了解了她。这些信件存放在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收藏室：好莱坞、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特区、阿拉巴马州的奥本、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犹他州的普罗沃、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和爱荷华州的西布兰奇。

兰德精力充沛、努力奋斗、才华横溢、恃才傲物而冷酷无情，如她笔下的主人公们一般有精深的造诣，最终却自我毁灭。我们在相信她的思想之前，必须先理解她。

安妮·C．海勒

2009年2月

芭芭拉·布兰登住在离纳撒尼尔只有几英里远的西好莱坞。她和前夫同时参加了很多客观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会议和派对。芭芭拉给兰德授意的“新客观主义者”网站作思想和实践指导，意图调和兰德哲学，让大家合理意识到人类的局限及人类对善意的需求。1986年，她出版了首部兰德传记《兰德的激情》；书中，她首次将兰德和自己前夫的性关系公之于众，由此在剩余五千到一万名虔诚的兰德教徒中，引发了另一场道德激愤大爆炸和唇枪舌剑的辩论。伦纳德·佩科夫及其效忠者不相信此事。八十年代，佩科夫的第二任妻子辛西娅偶然在一只装有兰德资料的盒子里发现了她的私人日记，其中记录了1967年和1968年这关键两年发生的事。直到这时，佩科夫才相信兰德和布兰登的关系。佩科夫声称永远不会看自己的表亲芭芭拉写的书，而且，从1968年秋开始，两人就没见过面了，也没再说过话。

芭芭拉八十岁时，纳撒尼尔七十九岁。多年来，两人一直是第二和第三代狂热的兰德主义分子激烈谩骂的对象。这些年轻男女大多不知道兰德，他们采纳了兰德那句著名的指令：“批评别人，并做好被批评的准备。”难以置信的是，兰德去世二十五年后，他们似乎也在争得她的认可和赞同。

帕翠茜娅·布兰登 （娘家姓格里森）1969年在拉斯维加斯和纳撒尼尔结婚并举办了民俗婚礼仪式。1977年，她死于一起溺水事故。

伦纳德·佩科夫兰德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七十五岁高龄的他依旧是兰德最虔诚的信徒。在1982年出版的《不祥的相似处》（The Ominous Parallels）一书中，他将大屠杀的原因追溯到自己导师痛恨的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1985年他和费城鹰队（橄榄球队）的所有者艾德·施耐德共同创立了安．兰德学会（ARI）。学会旨在推广兰德的作品和思想，支持世界各地对兰德的研究。学会收录了兰德的资料，而根据六七十年代兰德所述之愿，她希望死后由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那些资料。1991年，佩科夫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在病床上，他捐赠了兰德四部小说的原始手稿和长条校样。康复后，他因为捐赠被免去一百万美元的税款，但后续的捐赠却耽搁下来。1998年，佩科夫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透露自己保留了《源泉》最初手写稿的前几页和最后几页，因此国会图书馆在司法部门的支持下，威胁要起诉他。争议持续了好几年，佩科夫最终同意交出保留的手稿。2002年，图书馆派了一位管理员去洛杉矶佩科夫的家里，从墙上取走了放在镜框里的那几页纸。第二天，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邮箱被几百封来自客观主义者愤怒声讨的电邮爆满，这些工作人员还包括监管图书馆运营的国会委员会雇员。佩科夫的支持者认为政府偷窃了私人财产，他们十分狂怒，在电邮里声称，图书馆员都是“持枪的暴徒”——这是兰德对政府官员爱用的一种称呼。这是我听说的许多特殊事件之一，这表明安·兰德崇拜已延续至二十一世纪。

佩科夫最近刚和第三任妻子艾米·佩科夫离婚，目前住在加州的里弗塞德。他的个人网站是Peikofi．eom。佩科夫的女儿基拉·佩科夫在纽约大学学习新闻，2007年毕业。从大学网站上得知，写小说是她梦寐以求的目标。

在格林斯潘时代末期的灾难中，还有什么比安妮·C.海勒的这部重量级安·兰德传记更及时、更受欢迎呢？海勒通过大量最新发掘的具有新视角的研究材料，用可读性强的优美文笔再次将鲜活的安·兰德带给读者，使我们了解到，兰德何以成为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畅销作家。

——威廉·D.科恩，著有畅销书《纸牌屋》

安妮·C.海勒为自居“资本主义狂热拥护者”的安·兰德写了一部抓人的、引证资料丰富的传记，讲述《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如何成为客观主义哲学粉丝的圣经，以及兰德饱受争议的哲学理论，生动而戏剧性地展现了引发“兰德崇拜热”的激战，对这位拥有魅力而独断专行的女人进行了透彻深入的剖析。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海勒做得很好。

——帕特丽夏·博斯沃斯，著有《黛安·阿勃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