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曾经感动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当年，梅普·吉斯和她的丈夫帮助隐藏从纳粹魔掌中逃出的弗兰克一家长达两年之久。和大屠杀中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一样，每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给这些受害者送去食物，传达信息，并给予情感上的安慰。正是她发现了安妮的遗物——一本橘红的方格状小日记本，并将它交到了奥托·弗兰克的手中。作为《安妮日记》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梅普·吉斯通过《安妮的记忆》一书重新回忆了那段令自己毕生难忘的往事，包括其身为难民的童年时代，躲躲藏藏的黑暗日子，以及与弗兰克一家的深厚情谊。

“我绝对不是一个英雄，我只是不计其数的善良的荷兰人中微不足道的一员。在那个黑暗恐怖的年代，他们所做的远胜于我。那个年代过去了，但对于我们这些见证者来说，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犹如昨日一般。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每天都在我们的脑海中萦绕。愿那样的日子永远不再来，永远。”

《安妮日记》已经广为人知，在它畅销多年之后，由旁观者亲述安妮一家躲藏期间生活的回忆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安妮一家在纳粹阴影下的日子，图文并茂地还原了当时的真实生活。梅普·吉斯和艾莉森·莱斯利·戈尔德编著的《安妮的记忆》既是一本关于其个人及家庭的回忆录，又是一段与《安妮日记》互为映照的、无法回避的历史。

写在前面

第一部 难民

第二部 隐蔽

第三部 最黑暗的日子

结语

那时的维也纳，到处都是些破败的旧房子。这些房子围着中间的天井而建，再分成许多小套间，住的尽是些干活儿的人。我们一家就住在不透光的小套间里。那个消防员将我交给心急如焚的母亲后就走了。母亲随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外面兵荒马乱的，不安全，不准再出去。”

当时我并不明白个中原因，但还是照着母亲的话去做了。那段时间，人们好像都换了一种我不熟悉的方式去生活，那时我还太小，具体的情况现在都已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两个和我们同住的叔叔都被征去参战。

他们俩都活着回来了，其中一个叔叔不久后就结了婚。因为他们都没有再住回我们家，所以战争结束后，家里除了我以外，就只有父母和祖母了。

我当时绝对不是个健壮的孩子。非但如此，因为战时的食物短缺，我甚至逐渐变得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这样一来，虽说处在成长发育期，可看上去却日渐衰弱。我的双腿就像两根柴棍，膝盖骨显得更加突兀嶙峋，而且牙齿也不坚固。我十岁的时候，父母又有了一个女儿，从此一家人的食物就更少了。我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糟，有人劝我父母必须做些什么来挽救我的生命。

当时有外国的劳工组织设立了一个援助计划，以助养我们这些奥地利饥童。这项计划仿佛是为我而设立的，要救我脱离厄运。我将和其他奥地利的劳工子弟一起，被送往一个叫作荷兰的遥远国度。

一九二○年十二月，维也纳的冬天一如往昔般苦寒，我父母将家里所有能御寒的东西都找了出来，裹在我身上。他们将我送到空旷的维也纳火车站。在那里，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漫长而困倦。其间不断有孱弱的小孩加入等待的队伍。随后，医生们为我瘦弱的身子做了全面而仔细的检查。虽然我当时已经十一岁了，但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小得多。我那头好看的金色长发，用一块打成蓬松蝴蝶结的大棉布扎在脑后。我的脖子被挂上了一块卡片，上面印了个陌生的名字，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那列火车满载着像我一样的孩子，大家脖子上都挂着名牌。突然，我看不到来送行的父母了，火车渐渐驶离了站台。所有的孩子都为将要到来的一切感到忧心忡忡，恐惧感包围了我们，一些孩子索性哭了起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曾离开过自己居住的街区，更别说走出维也纳了。我太虚弱了，无力观看窗外的新鲜事物，火车有节奏的行进声倒成了我的催眠曲。我就这样一路睡睡醒醒，火车不断前行。

直到一个黑漆漆的深夜，火车到站了。我们被从睡梦中拍醒，并带下了车。一块站牌竖在还冒着蒸汽的火车旁——莱登。

人们用当地的语言向我们说着什么，带我们来到一间像大仓库般的屋子里。所有的孩子都肩并肩地坐在硬木长椅上，长长地坐了好几排。那些椅子很高，我坐在上面脚都踮不到地，只记得自己当时困倦极了。

在我们这群筋疲力尽的饥童对面，站着一群大人。忽然，这些大人们一拥而上，挤到我们中间，像在寻找着什么。他们将我们颈上的名牌粗鲁地翻来翻去，并念着上面的名字。面对这种阵势，我们既无助又无力。

P5－6

我绝对不是一个英雄，我只是不计其数的善良的荷兰人中微不足道的一员。在那个黑暗恐怖的年代，他们所做的远胜于我。那个年代过去了，但对于我们这些见证者来说，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犹如昨日一般。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每天都在我们的脑海中萦绕。

在那段战争岁月里，有超过两万名荷兰人帮助掩藏了犹太人和其他需要在纳粹面前隐藏起来的人们。我当时很乐意地提供了帮助，我的丈夫也是如此。但我们觉得这并不够。

我是一个普通人，从不想将自己放诸众人的注目之下。我只是应他人的请求，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人们劝我来讲述我的故事，但我觉得在此之前，有必要想一想安妮在历史中的位置；要想想那千千万万被安妮的故事所打动的人们；也要想到在每一个夜晚，在夕阳落幕之际，“安妮的故事”正在世界的某个舞台上拉开帷幕。我更要想一想安妮的书——《密室》（英译本叫作《安妮·弗兰克：一个少女的日记》）已被不断加印，她的故事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她的声音业已传到地极。

我的伙伴艾莉森·莱斯利·戈尔德说，人们将会因我这悲怆的故事而有所触动。这个故事的其他亲历者都已离世，剩下的只有我和我的丈夫。所以，我只能凭我的记忆来写下这个故事了。

为了和《安妮日记》保持同样的风貌，我决定继续采用由安妮为其日记中的人物所设置的化名。这样的化名，我们可以在她的日记中找出长长的一串。她当时之所以这么做，显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以防她这段掩藏的经历在战后公之于世，她有意隐藏了某些人的真实身份。就好比我，安妮在她的日记中并没有费神为我设置化名，我想是因为我的名字“梅普”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荷兰名字。而我的丈夫则不然，安妮将他真实的名字“詹”改为了“亨克”。此外，我们的姓氏也由“吉斯”改成了“范绍特恩”。

出于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安妮日记》首次出版时，弗兰克先生决定，除了他们——弗兰克一家人外，其余日记中提及的人物则都继续使用安妮为他们创造的名字。基于同样的理由，并为了使此书和《安妮日记》保持一致，除了用回我的真实姓氏“吉斯”外，我全盘接受了这些假名字，新涉及的人物也用上了化名。而这些人物的真实身份已详细地记录在荷兰政府的官方文档之中。

毕竟，我所讲述的故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对于某些细节的记忆已日渐模糊。我在书中努力地根据我的记忆去重构当年的一草一木。面对我脑海深处的细枝末节，我实在难以平静，看来时间并没有令我释怀。

在我看来，我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处于异常恐怖年代中的平凡百姓的故事。我想，全世界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都会诚心祝祷。愿那样的日子永远不再来，永远。

梅普·吉斯

一九四八年，女皇威廉明娜结束了她半个世纪的统治，宣布让位给她的女儿朱丽安娜。也就在那一年，亨克中了荷兰的乐透彩，我俩得以短暂地离开荷兰，去瑞士的格林德瓦度假，弗兰克先生也与我们同行。在巴塞尔，他终于再次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老母亲。从上半年开始，随着压力的缓解，一直困扰亨克的头疼病舒缓了许多。就在我们的瑞士之行期间，这病痛全然消失了，后来也不曾复发。

当安妮日记被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及其他地方出版时，一时洛阳纸贵。紧接着，各种文字的译本陆续推出，世界各地的人都抢着读安妮的故事。有一套改编自《安妮日记》的戏剧上演了。她对日记的内容和期间的人物做了戏剧化的处理，名声大噪。首演就在阿姆斯特丹，那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埃莉和她的丈夫、乔·库普休斯和她的太太，还有亨克和我也受邀去参加首演礼。而克拉勒先生因为在此前的一年移民去了加拿大而未能出席。对我而言，欣赏这样的戏剧，总有种奇怪的感觉。我总觉得舞台上的不是演员，而是真真实实的，我的那些朋友们。

后来日记又被搬上了荧幕。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日，电影的首映礼就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剧院举行，我们这班人又再次被请去观礼。当天，朱丽安娜女皇带着太子妃贝娅特丽克丝公主现身剧院，库普休斯太太、埃莉和我被引见给女皇陛下。据我所知，弗兰克先生既不曾去看戏剧，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他不愿意去看这些东西。

战后，弗兰克先生就不再担任公司的董事长了。因为，到处都在关注《安妮日记》，弗兰克先生渐渐地将他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处理《安妮日记》的事情上了。后来，我们公司搬入新址，他也和公司没有任何生意上的联系了。而库普休斯先生仍然留在公司担任董事，直到他一九五九年去世为止。克拉勒先生一九八一年病逝于加拿大。公司的埃莉结了婚、有了孩子，就放下了她年轻时从事的工作，对于那段岁月的记忆也日渐模糊，她专心相夫教子，直到一九八三年去世为止。

在弗兰克先生彻底离开商界之后，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安妮的日记上。安妮·弗兰克变成了一个全球知名的人物。就在弗兰克先生以及所有和安妮相关人物的曝光率越来越高的时候，我和亨克选择了渐渐淡出原来的角色。相较于公众的关注，我俩更享受彼此不被打扰的私人空间。一九四九年，那是对我来说极为重要的一年，当年四十岁的我有了身孕，一九五○年七月十三日，我们的儿子保罗出世了。从此，在我们的小家庭里，除了弗兰克先生、卡斯佩尔先生、亨克和我，又多了一个小保罗。

当我在医院生保罗的时候，以前的那位房东萨姆森太太来看我，我们得知，她的丈夫终于从英国回来了。

从一九五○年开始，阿姆斯特丹的一切渐渐恢复正常了。虽然食物不再是问题，但我还是不会轻易将厨余扔掉。就算是已经变质了的马铃薯，或者是发黑的面包，我总会想些办法使它们物尽其用。譬如我会将面包烤干了喂鸟。那时，沿着阿姆斯特丹市内的运河散步，时不时会有德国人带着身边的女子故地重游，或许他会说：“你看，这就是我在战时待过的地方。”一九五二年秋天，在和我们共同生活了七年以后，弗兰克先生为了照顾母亲移民去了瑞士。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弗兰克先生回到阿姆斯特丹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完婚，并将新娘一起带回了巴塞尔。第二任太太和他有着相似的经历，也被送去过奥斯维辛，在那里，除了一个女儿以外，她失去了其他所有家人。弗兰克先生娶到了一位好太太，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两人相濡以沫，直到弗兰克先生一九八○年去世为止。每年的七月十六号，弗兰克先生都会从瑞士打电话来祝贺我和亨克的结婚纪念日，这么多年来从未间断。

虽然没有一天不回忆起那些战时的岁月，但其中有两个特别的日子对我们来说总是尤为艰难。每年的五月四日是荷兰官方的二战死难纪念日。好些人会在那天去教堂，包括女王陛下；也有一些人会去曾经处决、掩埋过荷兰抵抗军的刑场、坟场献花。在水坝广场会有祭奠仪式，女王和她的丈夫会亲临现场，并在国家博物馆前敬献花环。晚上八点整，所有的街灯都会被点亮，火车、电车、汽车、自行车都会在那一刻停下来，人们则在一旁肃立默哀。大多数人都会在路灯亮起的时候涌向街头，这时哀乐响起，然后是荷兰国歌，所有的旗帜在那一天都被降了半旗，参加活动的人安静极了。但那天我俩从不出门。

……

“很好，”我说，“当你回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把他的回答转述给我，那就再好不过了。”

他从维也纳回来了以后，又再次过来找我。他告诉我，他问过了希伯鲍尔先生当年为何单单将我放走，希伯鲍尔的回答是：“她是一个好女孩。”而对于谁是告密者，希伯鲍尔则说：“我记不得了。那些年里有太多告密者了。”

希伯鲍尔先生在维也纳还是做警察。因为他曾经是纳粹活跃分子，所以一开始先被停了一年职。此后，他继续为维也纳警察局服务。

那个警察还告诉我们说，他和范马托先生又谈了一次，并告诉他说虽然他向警方举报梅普，但梅普还是坚持认为他不是那个告密者。尽管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他仍然是嫌疑最大的人。

警察问我为什么坚持认为他不是告密者，我就将其背后的原因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之所以我们这么肯定，是因为在战时，我们公司的业务代表曾经向我透露，范马托把他自己的儿子藏匿在家里。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我都为他保守了这个秘密。就因为这样，哪怕他的个性再不讨好，我、亨克，还有弗兰克先生都认为他并非那个告密者。

弗兰克先生甚至并不希望知道任何关于那个告密者的线索。他总是说：“我不想去了解这一切是谁做的。”虽然有一些人仍然怀疑范马托先生，但也有人认为告密者很可能是住在花园附近的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因为他们也许留意到了在那些肮脏的白窗帘后面似乎有人走动的痕迹。又或许，就像安妮所担心的那样，可能是其中一个闯进过公司的小偷，最终成了告密者。在这些年里，无论是上述种种猜测，还是那些近乎荒诞的臆想，我们还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确凿的证据。我敢肯定，一旦警方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他们一定会进行抓捕的。

还是那个上门来找过我们的荷兰警察，后来他告诉我，他针对我的嫌疑曾经去瑞士见过弗兰克先生，并向他提及此事。弗兰克先生清楚地告诉他说：“如果你们怀疑梅普，那就把我也当成嫌疑人好了。”

一本见证历史的书。

——《纽约时报书评》

一个真正在乎他人的人书写的美丽文字，她的简单令人着迷。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