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的作用慢慢消失。陆地越来越远，而他的思绪渐渐清晰，支离破碎的记忆一片片浮上脑海。他在港口等待出发时发生的一切——咖啡馆里遇到的那个姑娘的大腿，大杯大杯的朗姆酒，潮湿，想吐。在租来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裹着被单，在她的陪伴下等待开船，这让他感觉很好。他是个坏臣民，愤世嫉俗，无法无天。从计划完成后喝下第一杯酒的那一刻起，他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到他听说邮轮会推迟一天出发的时候，已经醉得没办法担心了。他站起身来，脚步踉跄，但依旧快活无比，还要为圣保罗的婊子和黑鬼们的健康干杯。那姑娘有种陶土般的气味，一种黑白混血儿特有的气味。他紧紧抓住她的肩膀，躺倒在她的背上，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宰者。
邮轮延误了三天。他没有考虑到，旅行箱在阳光的暴晒下会发出气味。他喝得太醉了。
现在，在甲板上，他成了猎物，所有人都在窥伺着他。过去这三天里的舒适惬意让他觉得滑稽，跟现实毫无关系。邮轮收锚启航，一种冰冷的孤独顿时侵入了他的身躯。
在一般情况下，搭乘头等舱的旅行令迪文愉悦。他用急促的语速和与之相衬的大嗓门责骂了行李员，这里的其他人在疲惫的一天后也大都是这副德行。他们在这个国度生活了如此之久，以至于在日常对话中都相互嘶吼：在最高级的吸烟室里，人们就像小贩那样嚷嚷着。大吼大叫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某种习惯于被伺候的标志。迪文声嘶力竭地羞辱着行李员。他成功地骗过了其他人，对人们的侧目视而不见。旅行箱散发出的气味引来了众多关注的目光，其中也包括几位船员。他并不知道那有多臭，直到登船的时候有人问他，怎么味道那么重，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才意识到箱子竟一直处于大庭广众之下。于是，他加倍责骂行李员，仿佛这样就能让其对一切问题负责，包括这股臭味。他害怕人们的质疑：是什么如此之重，让拎箱子的黑鬼都快折成两截。他结实的背脊习惯了负重，却在旅行箱的重压下塌了下去。迪文恼火地叫嚷着，只为了让其他头等舱旅客明白他也属于高贵的有产阶级，属于那个始终不耐烦的、被怠慢的群体。
甲板上的海风让他清醒了过来。他仿佛陷入了漩涡之中，反复纠结于一个执念：从现在起，没有任何逃跑的可能。海浪搅动着他的五脏六腑，仿佛要他记住发生过的那些事。为了不去思考自己面临的危险，他试图东拉西扯地想些别的。他为什么要上船？酒精搞垮了他的直觉。他应该待在陆地上的，那样还能躲起来，掉头回去，或是放弃。他的双手颤抖着，在裤袋里攥紧了拳头。既然他已别无选择，那就一直走下去。菲德丽卡烦扰着他的思绪。当她说起有个男人甚至没法完成自己应该做到的事时，总是露出轻蔑的笑容，鼻子微微皱起，目光变得冷酷，下颚的线条也悄悄改变了。有时，这种表达蔑视的能力让他很想杀了她，比如当她提起自己的丈夫，说“这是主人”的时候。菲德丽卡在等待着他，她依靠他，并且信任他。邮轮延误时，他没有派人去通知她。因为忘记她很好，摆脱她的影响也很好，他花了三天两夜等待邮轮靠岸。他本可以拟出另一个方案，比如逃进森林深处，或是征求菲德丽卡的建议。可是，他却开了房间，还为情人买了朗姆酒。而且他感觉很好，比过去的那些天好多了。
一只信天翁飞过邮轮上方，划出一个个大圈。菲德丽卡的阴影渐渐远去；地平线上，陆地化作了一连串简单的直线。迪文深吸一口气，试图找回平静和让自己安心的方法。游戏还没正式开始，一切都有可能。他登船时搞的小把戏已经奏效，吸烟室里的男人们礼貌地和他打招呼，女人们则用余光打量他。他宣称自己是要去里约热内卢参加世界博览会的富商，无人起疑。站在通往各个公共休息室的大厅里，他并没有因为这片无比奢华的气派景象而表现得目瞪口呆。在四周泛滥的花边、繁复的裙摆、擦得锃亮的表链和耀眼的镀金器皿的包围中，他也没有让人看出自己的不自在。他说话大声，用词粗鲁，志得意满。他和人分享着雪茄，谈论着里约——有人在那里迎候他，而他却要迟到了。他轻蔑地打量着那个对旅行箱提出疑问的水手,简短地回答了几句，被他的无礼搅得心烦意乱。船员们不想把旅行箱安置在客舱，他也没有过分表示抗议。汗水打湿了他的背脊，血涌上了太阳穴，但他没有发牢骚，由着船员们把旅行箱和其他箱子一起搁在了甲板上。旅客们对他表示了支持，一种头等舱乘客之间的团结友爱，他们常常遇到这类和船员之间的摩擦。他气定神闲地下着指示，虽然吓得不轻，还是沉住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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