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生态小说《蓝色蜃楼》是古浪县本土作家陆荣继《石泉城》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启动的号称“中华之最”的丰碑式的景电提灌工程为背景，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在这场工程前后的生态变迁，塑造了一个为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不息奋斗的人物群像。

长篇生态小说《蓝色蜃楼》是古浪县本土作家陆荣继《石泉城》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蓝色蜃楼》以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和西部大开发为大背景，描写了西部的生态状况和农民的生活处境。作品以腾格里沙漠治沙英雄石述柱，全国治沙模范八步沙六老汉矢志治沙、景泰电力提灌工程、移民搬迁工程以及众多企业家依托沙漠生态资源艰苦创业造福家乡的事迹为素材，塑造了治沙模范刘万忠，热心支持沙漠治理的县委书记杨子华以及青年企业家刘涛等众多人物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腾格里沙漠干部群众为了改造严酷的自然环境而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歌颂了西部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引黄西进、治沙移民，顽强地同严酷的自然环境抗争的开拓精神。深刻揭示了“改造自然环境中的沙漠生态环境固然艰苦，但改造心灵世界的沙漠环境更难。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奋斗，彻底改造沙漠环境、转变落后观念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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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万忠在刘家井周围烧了五六年蓬灰，终于在这年烧出来了矛盾——羊倌们认为他一个冬天都在不停地烧制蓬灰，烧掉了羊群的草料，烧坏了他们的草场，害得羊群年年闹春荒。这样的春荒，不仅使羊群的产羔数下降，就是大羊也因体乏生病，有了不少折损。羊倌们在背后碰了几回头，便想出来了赶走刘万忠的办法。这年人秋，他们便故意找起了刘万忠的茬子，不是不让他在井上取水，就是故意将他晾晒的柴草烧掉。

这样的几次之后，刘万忠终于明白了羊倌们所以要跟他过不去的原因。原来，这是因为他不顾大家的反对，继续在草滩里铲柴烧灰的缘故。他静下来仔细想想，也认识到自己的铲草烧灰的危害，他确实妨害到了羊倌们的利益。

他只好改做其他事情。其实，刘万忠也早就不想干这活路了，天气越来越旱，水蓬草越来越少，弄成一锅灰，简直要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来，才能凑足所需的柴草——很难再能铲到车轱辘大的水蓬草了，满滩里尽扎着一些瘦小干瘪的“狗尿苔”，远远看去，那些生长野草的滩上一道、紫一道的，就像刚从什么活物的身上剥下来的一张皮，血淋淋的。这皮张铺开在腾格里大漠的面前，铺开在碧蓝深邃的苍天之下，似在向人们哭诉着它的冤屈！

刘万忠手拄铁锨(或者木权之类的利器)，面对着这一切，浑身的力气没处使用。一天铲不到一车柴，急得他的嘴上直冒泡。烧成一锅蓬灰，能换来百十斤粮食，这对于他的那些“爹爹们”来说，该是多么重要啊，但是眼睁睁地，老天爷断了他的吃饭路！

“天无绝人之路！”刘万忠眨巴着已经发红的醉眼，蹲在羊倌们的火炕上，用肮脏油渍的大手，捉住一只白瓷小酒盅，一仰脖子，喝干净辛辣的烧酒，对羊倌们说道：“不烧了！不烧了！我找到好活路了！”

羊倌们一边嚼着鲜嫩的羊羔肉，一边把辛辣的烧酒倒进自己的嘴里，非常惬意地品尝着烧酒的香甜，一副对刘万忠的叫嚷一点也不感兴趣的模样。辛辣的烧酒一落进肚，他们的浑身的血便呼地掀起了波浪，那波浪涌遍他们的全身，使得他们的黑红的额角上那一条条蚯蚓般粗细的血管也蓬蓬勃勃地鼓胀了起来。一条条青色的血管伴随着磨动的颌骨蠕蠕涌动着，宛如一条条青蛇。游动的青蛇鼓噪着，似乎要撑破了他们的黝黑的皮肤爬将出来！对于刘万忠的话，这些人似乎并不在意，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他们在留意他的谈话，他们表现出来的无所谓的样子，倒很容易叫人认为：此时此刻，他们根本不关心他的烧与不烧的问题，他们只关心那一锅喷吐着香气的羔羊肉，他们只关心那辛辣诱人的烧酒！

羔羊是羊倌们宰杀的，烧酒是刘万忠从凉州弄来的，那是极醇香的粮食酒，用的是祖传的秘方，造酒的人跟他有私交。酒是偷着酿制的，买卖都在私下里进行，私交不深的人，得不着这样的好酒。这些羊倌从出生到现在也没喝过这样的好酒，不觉多喝了几杯，结果一个个被那烧酒弄醉了。这些人浑身燥热，头脸上冒着浓密的汗雾，一个个就像刚出笼屉的蒸猪。

刘万忠的脸不烧也不红，他的瘦黄的脸反而因为烧酒的缘故变成了一种病态的青灰。他同样也被酒精刺激得兴奋不已，耷拉在下巴上的那几缕枯黄的胡须簌簌地抖动着，似乎也要像主人似地眉飞色舞了。

刘万忠喝下一盅烧酒，吧唧着嘴说：“拔沙冰草，拧搓草绳子，捋黄茅柴籽，这些都是好活路，这些东西，也都是沙漠里的宝贝！哪一样不能养活人？你们以为烧蓬灰是人干的活吗？那苦，驴马都受不了！”

大家从刘万忠的话中听出了他的真诚，知道他确实不会再烧蓬灰了，都在心里化解了对他的意见，于是替他着想说：“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可烧了……你说的这几样活路，确实是不错的活儿……以后吃水啥的，如果不方便，也不是啥问题。找好了干活的地方，隔天出一趟沙窝，十天半月回一趟家，把弄到东西运出沙漠，一个冬天出去，收拾二三石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强似在队上挣工分，鬼魂似的在野地里烧蓬灰……”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娃子们还小点，使唤起来不太放心……”

“有啥不放心的？娃子不吃十年闲饭！你家刘涛都十四岁了，再过二三年，你都能当爷爷了，他早就到了该办事的时候了！再说那娃子的本事也不小呢，叫我看，他将来比你强得多！”

羊倌们的话说得一点不假，刘万忠的大儿子刘涛的确是有些能耐的主儿，谋人断事很有些心计，又兼着胆大心细，在同龄的孩子中早早地便露出了头角。有时候，他知道的一些事情，大人们也未必知道。今年春天，他做的一件事情，就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今年春上，刘涛和庄子上的人去夹墙沙上铲柴，那次，铲柴的人一共去了八九个。跟刘涛差不多年龄的孩子们也有几个，赵楠、王红梅、刘银环、赵长生、郭长喜几个自然是少不了的。那天，他们各自赶着自家的驴车儿一起到沙窝里去拾柴，因为路途遥远的缘故，鸡叫头遍，他们便出了门。

摸黑赶了二十多里路，赶天亮进了夹墙沙。坐了半夜的驴车，大家的手脚都冻得有些发僵。到了目的地，便赶紧拣来柴草，点燃了篝火，一边烤火取暖，一边抓紧时间吃早饭。P9-11(上)

文学的使命就是反映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形式，并随之形成其特征，这就有了文学的多样化。譬如面对当下严重的生态问题，作家就会自觉去体验生态总体上恶化，局部有所改变的生态环境，创作形成“生态文学”。

在“百度”词条里面，厦门大学的王诺先生对生态文学是这样描述的：“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特点的文学，在艺术上它与其他种类文学一样，都是真实的生活反映。只是，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使‘生态文学’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价值。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说得好，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生态文学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反映，是作家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中的必然表现。文学家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推动着生态文学兴起、发展并走向繁荣。”

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出版，梭罗的生态思想植入中国文坛的土壤，这是关乎中国生态文学影响源的重要事件。20世纪70年代，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的杰作《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震撼了并一直震撼着一些中国作家的心。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为刚刚兴起的中国生态文学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2l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来，为中国生态文学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参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生态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感悟自然、展现危机和反思根源几个方面。但中国生态文学远未成熟，甚至，在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各界重视时，文学对生态还显得较为冷漠。

在中国，生态文学的形成是滞后的，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恶化，而生态文学则刚刚兴起。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巨大动力。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大声疾呼保护环境。郑义的《中国之毁灭》、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沙青的《北京水危机》和《北京失去平衡》、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长江传》《我将飘逝》等多部作品可视为代表。这些作家把不为众人所知的事实写出来，告诉我们正面临着怎样可怕的生态危机，其勇气和责任心绝对令人敬佩。

从题材的角度来说，以上都是报告文学，而长篇生态小说则更迟缓。但已经蔚然成风，其中以雪漠的《猎原》(获冯牧文学奖)、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茅盾文学奖)、汪泉的《西徙鸟》(甘肃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资助项目)等作为这类作品的代表。和陆荣先生一样，这些作家无一例外，都生活或者曾经生活在中国生态环境恶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因此写出来的作品格外真实感人。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蓝色蜃楼>是篇幅最长的长篇生态小说。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启动的号称“中华之最”的丰碑式的景电提灌工程为背景，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在这场工程前后的生态变迁，塑造了一个为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不息奋斗的人物群像，且让我们打开这部小说——

刘万忠是水管站的干部，为自家的自留地偷偷地多浇了几分钟的水，结果丢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回到村里的刘万忠不甘忍受这样的贫穷，把谋生的眼光投向了腾格里沙漠，试图在那个死亡之地寻找一线生存的机遇，但刘万忠却碰得头破血流，几乎葬送了性命……

下乡的知青来到这片土地上，梦想实现伟大的理想，但他们却成了队里的“累赘”。为了“照顾”他们，队长们一次次把目光投向了腾格里沙漠，在那块本不该是乐土的地方，为他们寻找生活的自由，但等待他们的依旧是痛苦和艰辛……

环境的恶化使人们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严重的干旱已经让人无法生存，人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腾格里沙漠的身上，但是腾格里沙漠却无法承受人们的掠夺，最终发怒了……

我曾经认为，文学创作也许仅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反映，但是从陆荣生活的环境及其坚持写作的过程来看，我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认识到：文学创作，绝非只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它更多地掺杂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对文学艺术的信仰。正是有了作家们这种对文学艺术信仰的执著坚守，也才有了文学领域里那灿若星辰的各不相同的“这一个”的诞生。陆荣先生既是老师，又是作家。作为老师，他明白生活在贫穷中的人们要想摆脱贫穷的生活，就必需借助知识的力量，因此他一直坚持着教书育人的工作；作为作家，他又时刻关注着身边的生活，关注着时代的变迁，用青春的热血，为同贫穷作斗争的人们、为火热的生活谱写着最美的赞歌。这样一位老师，这样一位作家，当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他的身边的时候，他不可能没有任何感悟。事实上，他的确被深深地感动了。景泰电力提灌工程的建成，使他热血沸腾；古浪“六老汉”和民勤石述柱矢志治沙的事迹，使他的创作灵感怦然而出；而生活在甘肃大地上的众多企业家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事迹，又为他提供了生动的故事架构。有了这些材料做基础，长篇生态小说《蓝色蜃楼》的创作，也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

作家是时代的先声，作家的思想品质，作家的文学信仰，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知态度。好的作家，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他的文学信仰必须建立在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之上，他的作品必须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引领现实向着更高的境界前进，而不只是对现实的“责难”和“抱怨”。《蓝色蜃楼》这本书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是真实的，作家的创作态度是积极的，主题也是昂扬向上的。我们看到，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他手中的笔，表现了他内心的感动，形象地再现了那一段曾经有过的历史；同时，我们也看到，作家在努力地用文字的形式，进行着文化领域内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在用活生生的生活现实，诠释着一个作家的良心，展示着作家的文学信仰。书中有句话说得好：“改造自然环境中的沙漠生态环境固然艰难，但改造心灵世界的沙漠环境更难，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奋斗，彻底改造沙漠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我想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就不仅仅是对作品主题的丰富以及对这个命题的诠解，恐怕还应该理解为作者坚守文学信仰的本意。

《蓝色蜃楼》的美景已经被描绘了出来，所展现的愿景与省、市领导建设兰州新城的决策不谋而合，也说明了作家的睿智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让我们祈愿这样的美景早日实现！我们也期待更多更好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生态小说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0年12月6日

(作者为读者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又是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蓝色蜃楼》（原《大漠春潮》）完成了第五次修改。

轻轻地敲下记忆键，坐直僵硬的身板，将粗劣的香烟点燃了吸着，心中一片坦然——小说脱稿了，搁置在心中多年的愿望也总算有了一个了断，我的身心轻松得如同一片微风中飘飞的鸿羽。像多少个这样的夜晚一样，慢慢地吐出一口烟来，压下蓬勃燃烧的激情，将飘飞的思绪拽回柴米油盐的现实世界，内心一片了然。可是，就在这时，我的感情世界的大海掀起了层层波澜，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体验突然使我失去了对感情的控制，并且毫不犹豫地打开了那扇并不十分敏感的感情闸门——

似乎并不是因为写作的辛苦，对我而言，写作带给我的只是更多的乐趣和满足，也不是因为写作过程的漫长孤寂，我是一个热爱工作热爱劳动的人，只要有事做就能够乐此不疲，况且，我还是那种喜欢热闹喜欢结交朋友的人，也从不因为工作和学习上的事情放弃与亲人和新老朋友的感情交流，因此，我并不感到写作过程寂寞漫长。但是，我却跌入了不可名状的“激动”之中。

我首先想起的是已经去世三十多年的老父亲。那是一个身体高大，面容清瘦的老人，他微微佝偻着身子，不时俯下身去将一根苦豆草连根拔起夹在左腋下，然后慢慢地朝另一根苦豆草走去。接着便又看到了他一声声呻吟着，爬卧在起伏颠簸的草车上，满脸都是豆大的汗珠。在他的身下，是散发着苦味的苦豆草——他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可是还要坚持到沙漠里去采拔苦豆草。他所以坚持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这种草能够为家里带来些许微薄的收入。一斤晾干了的苦豆草，可以卖到二分钱，卖草所得的钱项，一部分被用来治病，另一部分则被积攒下来养活一家老小。

父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即使是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也依然是我们最可靠的精神支柱，我们坚决不相信疾病会打倒钢铁般坚强的父亲。尽管我们决不相信父亲会死，但事实却十分残酷，一个寒冷的冬夜，漫天飞舞的雪花和嗷嗷嚎叫的北风永远带走了我们的父亲！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时间是天将放亮的时候，在一片嘈杂声中，我在熟睡中被惊醒了。我偎在被窝里，发现一声不响的父亲被一些老人“请”到了冰冷的地下。紧接着就听见母亲悲凉的哭声在院门外边响起。那时我多傻呀!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父亲已经永远离我们远去了，直到有一天他被一些人黑着脸装进了那个画着梅花鹿和白鹤的棺材抬出门去，我才知道他已经死了，而且也才知道他们要将他埋掉！我如梦初醒，发疯似的拽住棺材，哭喊着死活不肯让人们抬走我们的曾经带着我们终日进出于沙漠的父亲！那年，我八岁。

父亲的去世，对我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之后我们便陷入了巨大的困难之中，我们不得不为苟且活命而终日奔波。母亲的劳作更加辛苦，每天早上，她都第一个起床，先给我做好早饭，然后给我们缝补衣衫鞋袜，等鸡叫过三遍，便叫醒我，侍候我去上学。等我出了门，接着又做起家中的其它事务来。

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和所有的家庭一样，对生活，我们不敢有丝毫地懈怠。父亲已经离去，父亲的责任由哥哥们承担起来，在沙漠里挣巴光阴仍然是我们的重要副业。于是，又记起那年跟大哥夜宿沙漠的事情来。太阳落山之前，我和大哥找到了一处栖身的羊圈。说是羊圈，其实是一个四周被沙丘包围着的土坑。土坑的四周，是两米多高的土崖，西边的土崖上，有两个不大的窑洞，窑洞不很深，勉强可以容两人栖身。这个羊圈里住着两群羊，两个羊倌。脸色土灰的羊倌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他们用黄茅柴烧火，给我们煮了米饭，还熬了酸汤。又给我们腾出一个窑洞来，让我们夜宿。记得那时非常害怕蛇和蜥蜴一类的小东西，我因为害怕窑洞里有这些东西，死活不肯进窑洞睡觉，直到大哥点了火把，让我仔细看过了窑洞里的每一处，确证那里并没有可供蛇或者蜥蜴栖身的小孔洞才肯进洞。那一夜，做了很多恶梦，第二天早上起床，我睡过的地方湿了一大片。大哥怕我害羞，装作没看见，卷起弄湿的皮袄很随意地搭在了驴背上——沙漠里的空气干燥，过不了一个时辰，那湿便自然风干了。

一九七六年还是七七年吧，我们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那时，被我们敲锣打鼓迎到村里来的知青不知为什么都走了，包括那个每天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盒到我们家里来，跟我二哥一边吃饭一边说个没完没了的戴着蓝色发卡的知青姐姐（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这部书中的女主人公原型，书中，她戴的那个发卡是由男主人公赠送的，这个发卡贯穿了整个故事，是故事的一个线索。故事中，这支蓝色的发卡，不仅是爱情的信物，还被寄予了干旱地区的人们对水的渴望的深刻含意。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文友们的一再建议下，将小说的原名《大漠春潮》改成了《蓝色发卡》后来，又改成了《蓝色蜃楼》）。知青们离开村子的那一天，天上下着毛毛雨，那雨冰冷悲苦，就像乡亲们一把一把的眼泪。妈妈煮了十个鸡蛋，炒了炒麦子，哽咽着装进了那个知青姐姐的挎包里，而知青姐姐和二哥则早已哭成了泪人——从昨天听到知青们要回城的消息后，青年们就都跌入了分别的伤苦之中。运送知青回家的大车停在村口的那棵沙枣树下，七爹怀抱着长长的哨鞭蹲在树下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浓重的烟雾遮住了他黑红的脸膛。队里的办公室院子里，队长给知青们戴上了红花，青年男女们流着眼泪，给自己心爱着的知青送上了花手巾、鞋垫、钢笔、笔记本之类的纪念品......

尽管善良的村人对知青的离去多么不舍，但他们毕竟是异乡的过客，这里毕竟不是他们的家。知青们走了，后来，跟二哥年龄相仿的当地年轻人也被抽调到引黄工地上去“截黄河”（就在这时，我从母亲那里第一次听说了沙坡头的故事和沙洲城的故事。那是非常感人的故事，黄龙的背信弃义，青龙的悲苦哀怨，曾使我多少次心生暗恨）。热热闹闹的生产队，一下子走了这么多人，我们的心里空落落的，好长时间打不起精神来。

一九八一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一夜间，生产队解散了，分田又分地，分牛又分羊，大批“山里人”被迁移到戈壁滩上来“开发土地”，冷清的村庄复又喧闹起来。一开始，老住户们对移民的到来非常欢迎，可是接下来就有人不乐意了，原来聪明的老住户们发现，移民的到来，使得自家的土地不断地被廉价割占去了！于是他们不干了，联合起来跟“上面”作对，死活不肯把自家的土地割让给新来的移民，矛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闹闹嚷嚷地争执了好几个年头，终于弄出了几条人命，才各自休兵。

这些年，环境恶化的问题成了乡亲们最头疼的事情：天气越来越干旱，风沙越来越大，庄稼连年欠收，人们被迫背井离乡，这使他们失掉了安宁平静的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他们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之中......

时间的长河带走了多少记忆，但这些事情却鲜活地留存在记忆的卡片上，并不时被我忆起，使得我的内心生出许多感慨和悲伤来。此刻，那些悲苦的、忧愁的、欢喜的事情，又一次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清晰、真实起来，并且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使我再也无法遏止感情的潮水！

我是农民的儿子，吃着农民的粮食，穿着农民的衣服，是父老乡亲养育我长大成人，我不敢忘记他们给于我生命的恩情，他们的悲苦和忧愁，他们的欢乐和高兴，每每让我刻骨铭心。在《蓝色发卡》的写作过程中，我不断鼓励自己，决心用我的笔、用我的心记写下他们奋斗的历程，哪怕是用最幼稚的语言，因为那的确是叫人难忘、叫人肃然起敬的可歌可泣的历程——那是他们用殷红的血泪谱就的抗争史、生活史、爱情史啊，他们——不该被岁月的风尘淹埋！

有情人终成眷属，数百万劳动群众用生命和血汗铸就的引黄西进“救命工程”终于发挥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生活在腾格里沙漠周边的父老乡亲终于梦想成真，这是故事的最后结局，也是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发生在中国西部一个伟大工程的结局，作为与那个时代一同成长起来的我，能够用自己的笔触抒写那些已经远去了伟大的事件，这既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个心愿，也是我应尽的责任。现在，这部书终于脱稿了，我为此而自豪，但是更多的却是完成使命的释然！

作品完成已经很有些时候了，却一直不能公诸于世，其中的原因很难用语言说清，除了出版资金上的困难之外，也还有另外一些不便明言的苦衷，这里不再赘述。  2009年，引黄工程建成已经三十个年头了，改革开放的脚步也走过了三十个年头。这一年，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尽管这是一次让人遗憾的大会，但它却向世界明白无误地宣示了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改变环境恶化局面的决心，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深感保护和治理环境不仅是全社会的责任，更应该是每一个社会公民应尽的责任，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公民，保护和治理环境义不容辞。联想到《蓝色蜃楼》所倡导的正是保护和改造环境的思想主题，觉得此时出版发行无疑能够收到更好的“教育社会、服务社会”的效果，就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出版这部书的决定。现在，生活在石羊河流域及腾格里沙漠周边的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温家宝总理“决不让民勤变成第二个罗布泊”的号召，掀起了治理环境的高潮，推出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关井压田、搭建节水日光温棚等一系列治理措施。为了再造秀美的西部河山，全国上下一起行动起来了——总理来了，来到了石羊河流域百姓的家里，给乡亲们带来了党的温暖；省长来了，来到了农家的地头，握住了农民兄弟的粗手；市长来了，来到了乡亲们当中，为乡亲们带来了“生态蓝图”；乡长来了，来到了尘土飞扬的建设工地，带着党的重托，带着劳动工具，带着茶水饭食，与乡亲们同吃住、同劳动，让自己的辛勤汗水洒满了西部焦黄的土地，让党的真情温暖了西部数百万群众的心田……点点春风化细雨，片片真情泽万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治理石羊河流域，振兴地方经济，颂扬伟大的时代，鼓舞人民的斗志，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文人”必须担负的责任!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出版《蓝色蜃楼》的信心和决心。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省、市、县作协领导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读者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吉西平先生、省作协副主席阎强国、武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天喜、敦煌文艺出版社编辑汪泉、古浪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丁国文、武威市作协主席李学辉、县文联副主席、文化馆馆长张新明、县作协主席张奋武等多次关心和指导了这部书的写作。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特别值得感谢的是为这部书撰写了序言的读者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吉西平先生，他对该书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给予了全面解读和客观评价，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同时，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写作期间，一个个不眠长夜，让他们经受了不能安睡的痛苦。写作期间，妻子默默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一边处理着沉重的家务，一边还要挣钱养家，并将自己的微薄工资全部贡献出来，支持我写书、出版，孩子们则一边帮他们的母亲打理家务，一边抓紧学习，尽量给我提供写作的条件，不让我为此而分心……殷殷真情，化作涓涓细流，滋润了我的心田，鼓舞着我的斗志，使我终于顺利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

夜已经很深了，想到前面的路，我更加坚定了信心。为了建设美好的家乡，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必须不断地努力，努力，再努力……

是为记。

陆荣

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