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竖立在通衢大道或分散在大街小巷的纪念碑，实际上也是城市雕塑和景观，也许，它们更是一些会讲话的石头或金属，它们会告诉你上海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薛理勇编著的《老上海地标建筑》通过对上海的纪念性祠堂、上海传统的纪念性建筑物、上海的外国人纪念碑、20世纪上海的纪念铜像与纪念碑等一批老上海地标建筑的多层次解读，深度揭示蕴藏其间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信息。

“薛理勇新说老上海”为著名上海史专家薛理勇先生解说老上海史事风物的丛书。《老上海地标建筑》通过对近代上海的纪念性祠堂如大王庙、海公祠，上海传统的纪念性建筑物如四牌楼与三牌楼、纪念李鸿章的丞相祠堂，上海侨民的纪念物如公共租界的纪念碑、租界内华人公园的雕塑，二十世纪后上海的纪念物如纪念碑、人物纪念铜像等一批老上海地标建筑的多层次解读，深度揭示蕴藏其问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信息。

前言

上海的纪念性祠堂

 大王庙和海公祠

 近代上海的纪念性祠堂

上海传统的纪念性建筑物

 四牌楼与三牌楼

 上海的纪念性牌坊

 旌表制度与贞节牌坊

 纪念李鸿章的丞相祠堂

 群忠祠和愍忠祠

上海的外国人纪念碑

 公共租界的纪念碑

 租界内华人公园的雕塑

 法租界的纪念碑

 俄国与日本人的纪念碑

20世纪上海的纪念铜像与纪念碑

 政界人物纪念铜像

 商界与文化人士的纪念铜像

 上海的纪念碑

近代上海的纪念性祠堂

上海历史上曾有过多少“专祠”，似乎已难以考订和统计了。据清《同治县志》中记载，除了海公祠外，上海曾有三公祠，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祀都御史海忠介公瑞、按察佥事郑元韶、知县敖选，他们均为治理吴淞江作出贡献。三李公祠，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在城隍庙东，祀明成化年间知县李檠、万历知县李继周，后来又加了清乾隆知县李希舜，据称，他们在任内施德政。还有祀沈恩的沈公祠、祀陆深的陆文裕祠、祀潘恩的潘恭定祠、祀潘允端的潘方伯祠等，祀徐光启的徐文定公祠等，除了徐文定公祠还在外，其他的祠堂早就毁坏，甚至找不到遗迹了。

近代以后上海也建立了不少“专祠”，这些人物大多与上海近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专祠来了解近代上海曾发生过的故事。

陈化成（1776—1842），福建同安（厦门）人。字业章，号莲峰，谥忠愍。行伍出身，历任金门总兵、福建水师提督。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向广州发动进攻，遭广东军民的坚决抵抗而久攻不下，遂改变计划沿近海北上，在福建又遭陈化成的抗击，只得继续北上，时年64岁的陈化成又从福建水师提督调任江南提督，在两江总督裕谦的支持下在上海铸铜炮、制火药、修炮台，在吴淞口积极设防。1842年6月英军进入长江进犯吴淞炮台，陈化成身先士卒、临阵指挥，英勇战死。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送给陈化成一个“忠愍”的谥号，“愍”是悲痛、忧伤、哀怜的意思，“忠愍”就是为他的效忠而死表示悲痛和哀怜吧。

吴淞失守，英军顺黄浦江进入上海，稍加整顿后英军又沿长江逼近南京，兵临城下，清廷被迫于1842年8月29日在英军旗舰“皋华丽”号签订《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同治上海县志·卷十·祠祀》中记：

陈公祠。在县治西淘沙场旧申江书院址，祀江南提督、谥忠愍陈化成，道光壬寅御敌吴淞口死事。诏就死事地方建立专祠，邑中好义者捐建别祠。  根据皇帝的诏书，在陈化成殉国的地方建立专祠。清代，宝山县和上海县是各自独立、平行的两个县，陈化成殉国的吴淞口属宝山县，所以陈化成祠建在宝山县境内，以“化成堂”为正殿，有塑像，置陈化成生前穿戴的战袍、靴子等遗物，农历五月初八是陈化成忌日，会有隆重的祭祀活动，并形成节日。1921年，宝山师范学堂利用祠堂的部分屋舍改为教室，1950年，陈化成塑像被移到东岳庙，祠堂及厢房改为教师办公室和宿舍，70年代扩建校舍时陈化成祠堂被拆，旧址在今化成路北端的宝山中学内。

明清时期，每个县建有祭祀孔子的庙，叫做孔庙、文庙、夫子庙等，宝山县是清雍正二年（1724）析嘉定县东境设立的，乾隆十二年（1747）在察院旧址建宝山县孔庙，以大成殿为主殿（旧时孔庙的主殿大多111.11“大成殿”，取义孔子集天下之大成）。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以摧枯拉朽之势的新文化运动使全国的孔庙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宝山县孔庙也是如此。1924年的“江浙战争”中孔庙又成了兵营，又一次遭严重破坏，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争中，宝山又是主战场，除大成殿外，孔庙的建筑被破坏殆尽，1956年，孔庙旧址改建为临江公园。1991年，宝山县对大成殿大修，并将大成殿建为陈化成纪念馆。

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建立的祠为“专祠”，而民间自发建立的祠为“别祠”，上海的“陈公祠”为别祠。古文中常用的“县治”就是指县衙门所在地，今上海老城区有“县左街”，它就是位于县治左侧而得名的。众所周知，明末上海人徐光启接受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洗礼而成了天主教信徒，是上海入天主教的第一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他因丁艰回上海老家守制（古代官吏遇父母死亡，必须辞官回家守孝，称之“丁艰”），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随徐光启到上海，并购城内安仁街原豫园主人潘允端的“世春堂”旧宅建天主堂，把天主教带进上海，后来，教会又购进附近的土地添置若干设备建了一个天文气象观察台，其中有一座两丈多高的观象台颇为壮观。

P13-16

《说文解字》：“碑，竖石也。”释文简洁，碑就是人工竖的石头，但不明了，那竖在那里的石头是派什么用场的，哪些石头才能叫做碑？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聘礼》郑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

古代，宫殿、宗庙的大门口一般都会竖石碑，根据其用途可以分为两种。我们知道，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中午升到中天，傍晚从西边落下，周而复始，天天如此，古代没有计时用的钟表，人们就可以根据太阳照到碑后在地下留下的影子的长短、方向来计算时间，此其一也。古代以马匹或马车为代步工具，到了目的地一定要把马拴好，否则，一旦马受惊而乱闯，非出“车祸”不可，于是在马匹、马车进出较多的宫殿、宗庙就要竖碑，用它来拴马，实际上就是“拴马桩”。

现在说到“丰碑”是指纪功颂德的高大的石碑，并用于比喻丰功伟绩。不过，“丰碑”最初的含义并非如此，它只是下葬时的一种起重设备，《礼记·檀弓》是中国最早讲述葬礼的文章，其中讲：“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

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榔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即辘轳），下棺以纤绕。天子六纤四碑，前后各重鹿声也。

古人土葬，死者先要入棺，称之入殓，然后就得挖墓穴，称之圹，帝王、贵族、大官的殡葬十分奢侈，棺木很大，在棺木的外面还有一层“箱子”，称之“椁”。单靠人力的牵拉是无法将又大又沉的棺材安放到“椁”里的，于是就要在“椁”的四角各竖一根很大的木头，再在木头上用粗绳相牵，装上滑轮，也就是“辘轳”，把棺材吊到“椁”里，这种竖在“椁”四角，用于安装辘轳的巨木就是“丰碑”，当吊装工作完成后，丰碑就被取出来。后来丰碑改用石材，大概到了汉代以后，人们在废弃的丰碑上面刻纪功颂德的文字，竖立在墓前。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讲：“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卢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确实，到汉代以后，碑就成了纪录事件、歌功颂德的——“纪念碑”。不过，“纪念碑”这个词大概一直到近代以后才出现。

“祠”最初是一种祭祀的名称，指春天的祭祀。祭祀必须有祭祀的对象、祭祀的场所以及规定的礼仪，能被列入祭祀的对象当然是人们敬畏的鬼神，自己的祖先，受人尊重的先贤。大概到了汉代以后，人们开始为对国家、地方、百姓作出贡献的人物建立“祠”，并沿袭千年，这种“祠”就是缅怀伟人的“纪念堂”，是一种纪念性建筑。同时，古代有一种旌表制度，用现代的话来讲，国家对一些“道德模范”给以奖励和表彰，准许地方政府、当地民众或家族为被旌表者建立纪念性的建筑物，这种建筑物通常为石结构的牌坊，所以，中国的许多牌坊就是纪念性建筑物，类同于今日的纪念碑。

当然，世界各地、各国、各民族也有自己纪念伟人、先贤的方式，在基督教国家中，教会会把对宗教、教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来命名教堂。近代以后，上海的不少教堂也是如此，如今虹口区的“景灵堂”原名“景林堂”，它的英文名为Allen Memoi‘ial Chuch，这位Allen的全名为Young John Allen，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对监理会在上海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当然他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景林堂”的原义就是“林乐知纪念堂”；又如虹口的鸿德堂的英文名为Fitch：Memorial（；huch，它的原义是“贵启鸿（George F.Fitch，1845—1923）纪念堂”，本书中不作叙述。

欧美国家的纪念碑（memento）从性质上与中国的纪念牌坊相似，但形式更多一些。近代以后，上海的租界里出现了不少纪念碑、纪念铜像，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上海纪念性建筑物的变化和发展。可以讲，近代上海是全国纪念碑最多的城市，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上海现仍保留的1949年以前的纪念碑所剩无几，这确实是令人惋惜的。实际上，人们可以有思想上的差异，有政治见解的不同，但历史上的纪念性建筑和纪念碑毕竟是历史的遗产，人们可以通过它们去了解历史，认识历史，至于千秋功过，可以任凭后人评说。

那些竖立在通衢大道或分散在大街小巷的纪念碑，实际上也是城市雕塑和景观，也许，它们更是一些会讲话的石头或金属，它们会告诉你上海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而本书正是利用这些纪念碑，讲上海曾发生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