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寂寞(2006-2008口述精选集1)》是《三联生活周刊》在创刊号出版十年之际编辑的一本文集。《三联生活周刊文丛》中所收录的文章是由曾在或正在该编辑部工作的同事们提供的，他们从个人角度讲述的故事，涉及周刊从创刊至今各个时期的生存状态，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本书是《三联生活周刊文丛》中的《往事不寂寞》分册，收录了《我所经历的东京大审判》、《我的父亲陶希圣与“高陶事件”始末》、《我所亲历的“9·13”》、《父亲储安平之死》、《张志新：我们民族那份带血的记忆》、《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梁漱溟：逝去的儒者》、《一生的守候我的父亲常》等文章。

序

传奇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

 人生长恨水长东我的父亲张恨水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

 我的母亲龚澎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

解密

 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治大地震

 赵炜：我的西花厅岁月

 我所经历的东京大审判

 我的父亲陶希圣与“高陶事件”始末

 我所亲历的“9·13”

 父亲储安平之死

 张志新：我们民族那份带血的记忆

名流

 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梁漱溟：逝去的儒者

 我的父亲梁实秋

 一生的守候我的父亲常书鸿与他的敦煌情缘

 杨宪益：破船载酒忆平生

 我的父亲罗家伦

 吕恩：往事悠悠

 黄宗江：我的戏剧人生

 我的父亲郑君里

往事

 毓赡：我所知道的溥仪

 美丽与哀愁——我的母亲浦熙修

 我的父亲刘文辉

 我的父亲佟麟阁

 我的父亲卫立煌

 我的公公陈立夫

后记

旅顺和大连当年也是清朝遗老遗少聚集的地方。父亲到了旅顺后，恭亲王溥伟也追随他到了大连。恭亲王溥伟特别崇拜我父亲，他也赞成父亲，认为不能锁国。恭亲王长得漂亮极了，真像个王爷的样子，不像我父亲是个小矮人。他小楷写得也漂亮，问他《红楼梦》哪一回写的什么，他随口就能说出来。父亲去世后，他特别疼我，认我为干女儿。我在恭王府行四，是“四格格”。恭亲王也是对清朝念念不忘，1931年跑到沈阳去拜祭清祖先陵，后来又跟着溥仪跑到长春“满洲国”，没几年就死了。现在大连还有恭亲王的房子，我几个哥哥也在大连买房子住，现在大连黑石礁一带还有一套，据说已经变成了饭店。

1931年溥仪从北京逃出来后，曾在旅顺躲了一段时间，溥仪在旅顺期间就住在我们家，在此期间他还以皇帝的身份祭祖，也接受罗振玉、郑孝胥这些清朝遗老遗少的朝拜。溥仪的行程当然是绝对保密的，我那时还小，只有12岁，白天还要去上学，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曾经来过，只记得让我们搬出来，单给他辟了一幢小楼来住。我后来才知道是溥仪来了，我也没见过婉容，不过三姐她们见到过，我大嫂还伺候过。

刚到旅顺时我们家还是一个大家族，都已破落成那地步了，还有两百多口子人呢！父亲是为了他的复辟梦而到旅顺的，但对那几位夫人来说，旅顺太小太闷了，哪能跟北京比呢？父亲在时她们不敢动，但我们家吃的、喝的、用的都从北京运。父亲一死，几位夫人很快回了北京，有几位哥哥去了大连，这个大家庭很快就散了。

父亲去世3周年时，被运回北京安葬。记得当时给准备了一辆火车，父亲的棺木在前头母亲在后头。几乎所有旅顺人都出来看，附近的农民头一天赶着马车来、晚上住在马车里就为了等着看热闹。据说现在有些老人还能记得当时的“盛况”。送葬的队伍很长，按照规定，抬灵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一共128人。队列的最前面是“金山”、“银山”、“马”、“车”；为了赶制这些供品，旅顺所有纸店里的存货都被抢购一空。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人，因为队伍太长，从旅顺家中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父亲被葬在“架松”，也就是现在的劲松一带。我们家的墓地有两处：十八里店有一处，在架松也有一处。因为墓地里有一棵数人合抱粗的松树，松枝用上百根木料支撑，所以才有“架松”之名，虽然这棵树已在40年代末枯死了，但地名沿用至今。父亲去世时，正在东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留学的三姐显珊也回来奔丧，之后她再也没回去，偌大的家后来就剩下三姐、十六姐——我喊她“小姐”和我3个人，加上十几个佣人。按照那时的规矩，王爷身边的女人如果没生男孩就不能被册封，像我母亲17岁生了我大哥，因为头胎就是男孩，所以她被册封得早。而三姐的母亲刚生下她就去世了，我父亲挺可怜她的，所以父亲在世时她在家里耀武扬威的，大家对这个三格格有点又恨又怕。父亲一去世，她没什么靠山，也没地方可去，就把我俩要过去，我俩分的家产都归了她——她如果不争取我们，她也没什么财产。三姐后来办了一昕学校，还买了个农场，但她什么也不懂，她养的果树起初还结挺大个儿的苹果，到了后来却变成像海棠果那么大。三姐后来认识一个女传教上，每次来家里教我英文，在她影响下，三姐和十二姐、十五姐都信了基督教。三姐终身未嫁，最终死在教堂里。

我在旅顺待到13岁。我毕业那年，溥仪的“满洲国”也成立了一官半职——同母的大哥金宪立任“齐齐哈尔市长”，后来他跟人闹别扭也不干了，要去日本；当时川岛芳子也在长春，哥哥们也怕我受她影响，就把我一起带到日本了。

我们到日本被安排读日本的贵族学校。一起去留学的都是满清后代，比如婉容的弟弟润麒，溥仪的妹妹、醇亲王府的三格格都是我们同学，他俩后来成了一对夫妇。润麒年轻时候特别淘气，一不高兴就掏出枪冲天上放两枪，不过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他的脾气也变了。前一段听说他还好好的，没想到出门摔了一跤，就死了。

1940年，溥仪作为“满洲国皇帝”到日本访问，还被裕仁天皇接见过，“大使馆”组织我们留学生去见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溥仪，他站在台阶上，我们站在底下看，但没有欢呼，也没有像H本人那样敬礼。我见了溥仪也没激动，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是西式教育，对清朝那一套也比较淡漠。

我在日本上的是东京女子学习院英文系，每个月都有人从我们在大连的房地产公司那里寄钱给我，100块“小洋”，不够的话打电报让家里再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万块钱吧，我也花不完，一个学生哪用得了那么多钱？

那时我们家是被川岛浪速控制着的，川岛浪速是利用我们家起家的。父亲当年为了复辟找到他，父亲在世时，他“王爷长、王爷短”的，拍父亲马屁，他过去就是个三等翻译官，中国话也不怎么样。川岛浪速就怕我父亲一个人，他看透了我们家，哥哥们都无能，年纪大的几个哥哥都抽大烟，年纪小的还在上学，父亲一死，我们家也没什么人顶事，整个家就被川岛控制了。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川岛浪速，他到过旅顺。记得有。一次吃饭时他突然把袜子脱了，往后一扔，那时候我不知为什么就对他有些反感，觉得他真下等。川岛浪速掌管我家很长时间，他对父亲的几位夫人不敢小恭，她们回北京后，川岛每个月定期给送生活费，那几位夫人什么也不懂，只要给生活费、生活小成问题就不过问了，还感恩戴德地喊他“川岛大人”。后来大奶奶、三娘、二娘等都相继去世，川岛浪速就一点点掌握了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在大连、大津都有不动产，最终都被他控制了。P8-11

李菁是2001年剑的生活周刊，2001年我们刚被赶出净胡同，在安贞大厦找到了一个安逸的家，她就来了。刚来时候，我对她没有印象，依稀中似乎听李鸿谷介绍，她是刚来的记者。那时候李鸿谷也是刚从武汉到周刊不久，立足未稳。社会部有一个与高昱几乎同一年入职的老兵王珲，李鸿谷难以调教。随后几位都是在李鸿谷之后人职，如巫昂，本名陈字红，福建人，这个笔名可充分展示她身上那种不会枯竭的欲望。如郦毅，个予高高，说话似乎总胆怯着细声细气，她是高昱的同学。如金焱，一个喜欢穿靴子的哈尔滨姑娘。2000年我说服李鸿谷到北京，就是希望他能拉出一支可在周刊开始采访突破的队伍，改变周刊原来不以事实轻易地说三道四的习惯。为了充分调度他的可能性，我把原来做社会报道已经形成定势的高昱专门调去搭起一个经济部，把地盘腾给李鸿谷。与社会部相对，经济部当时几乎全是男丁：高昱加上陆新之，加上李伟与黄河。

社会部这些女子中，当时李鸿谷自然最看好与亲近金焱，金焱也确实在周刊新闻突破的开端充分展示出了其魅力。我记得她第一篇令我们激动的稿子，是通过采访各种当事人，还原了郑州一家银行4分钟的抢劫案所有的细节。在当时要从半月刊转向周刊的迫切氛围中，这样的报道显然有里程碑的意义。随后，石家庄凌晨发生爆炸案，她当天晚上23点赶到现场，一个小女子，要了一辆出租车就闯进当时被封锁的禁区，以致警察在后面驱车追赶，直到将她俘获。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根本就没有记者证，她硬是靠凛然正气挣脱了追究，回来做成了一篇非常扎实的《石家庄爆炸：不吉祥的16》。

李菁在这种背景下，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当然困难重重。她在周刊立足，其实是从突破何振梁开始。2001年的年终回顾，李鸿谷做刘丽英为封面，作为附带，她发表了独家对何振梁的专访。按当时周刊有限的影响力，突破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实在超乎想象。但说实在的，那时她仍未真正进入我的视野。现在回头看，如果对比在这同一期上高昱发表的，篇幅同为六页的关于龙永图的文章，李菁深入挖掘一个重量级采访对象的能量其实已经显而易见 一高昱并未采访到龙永图，却洋洋洒洒自信十足地写了六页，这是一种靠意念做文字繁衍与靠对采访对象拓展构成文字结构的差别。但我当时，更关心李鸿谷在整体采访中与其他媒体竞争的实力，实在无暇顾及这样一个留着短发、眼睛很大的姑娘。

真正注意到她是2002年。首先，“4·18”韩国空难，周刊第一次主动派记者出国采访突发事件，因为要求采访时间特别紧迫，而社会部当时仅她一人手中有护照，这给了她一次偶然的机会。这次采访的完美完成，体现r她非常出色的对困难采访环境的迂回能力。紧接着，10月，印度尼西亚发生巴厘岛恐怖事件，她又独自一人，在孤立无援的前提下，独立完成了一个封面故事。这让我对她刮目相看，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心力——心高气做与舍得付出结合的结果，而能否在瞬间产生激情也至关重要。激情决定兴奋能力，一个好记者在进入任务后都会无法抑制地兴奋，李菁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者。无法想象，没有激动、无动于衷的记者能够在采访中焕发m非凡的动力。

作为一个主编，我以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发现每一个记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将它们组织起来，才可能成为一个媒体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李菁的独特方向应该是从2003年她做年终回顾，采访高耀洁之后发现的。那个年底，她在高耀洁家里，与她一起生活，记录下她自己对这个采访对象贴切的感受。这篇报道，使我对她有了进一步理解。这个动去深入采访对象。第二，因为凭感性，她会更多地通过细节感受采访对象，这些细节有时是碎屑，于是她经常会苦恼于结构。这种结构努力的结果，经常是从开头到结尾，叙述一个线性长度，而非一个空间的营造。但她善于将细节串联成较为丰富的整体，她不喜欢枯燥的理性叙述。第三，她对传奇、趣味有本能的好奇，她的好奇心会不断推动她的追索能力，它们帮助了她的线性叙述，使这种叙述能牵动人心。清楚她的长处短处后，其实她的发展方向已经清楚了。

我起先还未考虑到“口述”这个栏目，我希望她能在写高耀洁的基础七，写一些丰厚而扎实的人物。

2005年，周刊增加了每期篇幅，开始了向综合性周刊发展的努力，但“口述”的方向一开始却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栏目是她自己，朝着自己兴趣的方向磨合出来的。这一年的抗战系列报道，突出了她对历史人物的兴趣与在重写历史中采访“遗老遗少”的能力，在对抗战历史现场的重新触摸中，她总能“柳暗花明”，找到那些更为感人的东西。她告诉我，相对光鲜的人物，她对尘封的那些人物身上已经过去的历史烙印甚至苦难更感兴趣。之后，她利用去纽约开会之机采访到了唐德刚；因为对杨沫当年生活八卦的好奇，又采访到了老鬼。对老鬼这篇专访发表在2005年的最后一期，其实也是“口述”这个栏目实质的开头，只不过这个栏目到2006年1月，推迟厂一年开栏而已。

从某种意义，这个栏目也可以说是一种移植。

1998年，因为张新奇的牵线(他80年代曾与韩少功’一起在海南创办了《海南纪事》)，刘波当时愿意投资来办一本记忆杂志，凼为借用广东侨办的刊号《华夏》，所以叫《华夏记忆》。李陀、汪晖、罗点点，在一起帮我策划这本杂志时，都曾认为，个人史可能促进我们更丰富深入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变成一种新的精神财富。在策划与搭建这本刊物时，我曾以为，它与生活周刊将来能成为一个向前探究，一个向后探究种分量，它以罗点点回忆“文革”中他的父亲罗瑞卿为封面，黑色为底，整本内容很有精神价值。遗憾的是，出版后竞马上就遭遇了“文化商人”的质疑。当时刘波手下负责媒体投资的一位深谙美国商业媒体操作的老板首先发问，请问这本杂志的读者对象是谁？老人吗？那么，告对象是谁？没有广告，定位显然是有问题的，投资也就不能支持。于是，《华夏记忆》的第二期马上变成了姜文的记忆，封面为翠绿色，时髦了。那时大家都怕陈旧的东西，当然也就不可能明白，时髦其实是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李菁的“口述”，由此通过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变成了原来《华夏记忆》在一本刊物上想实现而未能畅陕淋漓体现的想法的具体实践。也许，一擎本的记忆形态确实过_丁单一，其沉重与苦难难让习惯丁时尚生活的读者消费。但作为一个栏目，它恰恰成为一本杂志五彩斑斓中一种也许是相逆的色调，竞解决了年轻读者有可能的阅读障碍，反而给他们别样情调。有了这个栏目，不仅李菁的兴趣有了寄附，而且解决了她个人与读者的一种独特联系。应该说，这个栏目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投入了极多她自己对那个时代氛罔的追索。每接近一个人物，她都要做大量功课，以使自己走进这个真实历史人物的生存之中。通过这种走近，拉近了对这个人物与他所包裹的历史的观察，这样的口述更多是对人物历史充满好奇的观察后追问的结果。这种追问结果在被整理过程中，又被赋予了许多李菁自己的情感，由此往往因为细节被情感叙述着而充满感染力，突破了历史记忆原来的单一化叙述，这止足这个栏目能够迅速被各种类型读者喜欢的原因。这样的栏日既然形成，就已经成为李菁的一种精神寄附，她的精神气质与她所面对对象的精神气质在这个过程中融为了一体，就能构成一种特殊价值。所以，既是李菁的“口述”，就不能再让别人以别样的气质来染指了。

一个活生生人物，不断去感遇、丰富、拓展着的历史，其中的心血无须冗言。写得最好的部分，应该是她充满情感去感动的部分，她被那种在复杂历史背景下背负苦难，坚韧磨砺着的质地丰厚的生命所吸引，突出了其中她仰慕的人格魅力，使它特别牵动人心。我一直觉得，这个栏目，实际通过叙述细节的挖掘，丰富了个人史书写，而个人史对于恢复历史的真实全貌，义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对历史的追究需要突破现有、现成、简单的结论，这一定是从个人史角度的突破。只有恢复了一个个在历史环境中真正真实丰满的人，才能探究出这个个人对历史的真止意义，也才能对今天的现实构成真正的启迪。

当然，以自己的基点去探究乃以个人大于自己的体积，从这个时代去认识那一个时代，是需要‘步步地迈台阶的。这人约是李菁下一个五年所要存这个栏目巾玄努力的——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去认识时代烙印与一个个个人牛活在其中的冲突，去体会每个历史节点每个人身卜更真实的牛存境遇。这意味着更多地解脱这个历史人物身上已经黏附得人多的符号，更真切地还原出一个个矛盾的个人。以一种更清醒的态度来认清我们身后的历史，是今天我们向前走的需求，所以理应对这个栏日寄予厚望，它应该成为我们今大往前走无价的财富，成为明天繁荣的基础。

也许是因为没有受过网络时代博客文化的熏陶，’70年代出生的人通常都有一种叫做“铅字崇拜”的情结。我也一样。以往每每看到别人的大作付梓问世，便心生艳羡，而今天真的有机会面对自己的集子时，却满怀惴惴，生怕已经眼花缭乱的图书市场，再徒增一份不痛不痒的文字负担。

这本集子主要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的口述文章，也有两篇报道和一篇访谈，但都无关乎当下的新闻场景，而是看似寂寞的“往事”。

犹记三年前初冬的一个傍晚，接到主编朱伟的电话，要我在2006年第一期开一个“口述”栏目。于是像以往接到的任何一个工作任务那样，短短几天内，锁定人物，采访、写作、交稿，然后完成在新年第一期“开栏大吉”的使命。创立这一栏目的初衷，或许主编现在的记忆已有些模糊，而我也很难有机会将这一段探寻清楚。毕竟周刊的工作总是高速向前推进，解决未来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总是比停下来探讨一个既定事实，更实际些。

不过回头看去，“口述”并非是凭空而来的一个“产品”。在三联社会部作记者，我总戏称自己是“女民工”，本来也主要是来回穿梭于急三火四的新闻现场，但或许因为其间参与过一些重要的人物报道，主编后来不止一次地与我讨论，希望我将未来的工作更多地倾向于报道人物。那时我的设想是，在关注那些处于时代前端的最“热”的人物同时，不妨也将视野扩大到那些穿越历史尘烟而来、已经不在舞台中央的“冷”的人物，他们可能有别样的沧桑和味道。但在主编对目标读者的疑问中，这个动议搁置了下来。2005周刊的抗战系列报道，让我大大过了一回重访“遗老遗少”和在旧纸堆中重述故事的瘾，或许也让主编开始重新审视老故事的力量。及至年底刚交上唐德刚的访谈文章不久，便有了主编开设栏目的指示，这大约便是“口述”栏目的前传吧！

不过，我并没有意识到此后的三年，它们构成了我工作的大部分。

起初，只是凭着自己的趣味找受访者，按照做记者时的训练，先是搜罗一大堆压得透不过气的资料，接下来便是埋头阅读、圈画、笔记、准备提纲。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次与采访对象见面，都有如迎接一场大考，战战兢兢，恨不能穷尽所有的资料，又生怕漏掉每一个有价值的细节。采访归来，尚未从听到的一脑袋趣闻轶事的兴奋中缓过来，又马上陷入对那一堆零乱琐碎的采访素材重组的无措与焦虑中。每次把那些材料细细地穿起来，完成一篇文章后，都感觉几乎耗尽心力。幸运的是，这样一种清冷味道的人物文章，终被接纳并保留了下来。

于是，便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写了下去。

于是，感觉像是突然从一个喧闹的新闻现场抽离出来，置身于一个幽暗僻静的历史深处。

在很多人眼里，“历史”是一个冰冷而生硬的概念或符号，而在那些受访者身上，历史正是他们曾经经历的生活，是他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我总是希望，每一位受访者能将那些概念或符号打破，用他们自己鲜活的回忆去展现历史的温度，展现历史在每一位亲历者身上走过的痕迹，为我们望之生畏的历史作另一种解读。

不过，也并不是每一位受访者都能理解并适应这种表达方式，尤其对于那些习惯于那个年代特定表达方式的老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参透了人生、试图将所有生命的细节凝结为一种价值概括的老人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几乎在每个受访者身上都要重新演练一次。在做这一系列文章的三年时间里，与各种各样的受访者相遇——善谈者、讷言者；豪爽者、谨慎者，他们各不相同，大异其趣。印象最深的是采访了6次的杨宪益，一个超然洒脱的可爱的老人，却不是一个很tt好”的采访对象，无论问他什么问题，是留学牛津的轻狂岁月，还是后来身陷囹圄的坎坷，老人家都轻轻一句“那也没什么”，并不管他的人生在我看来如何不同寻常。以至于后来只好每一次都将问题设置得极为具体而细致，将采访提纲写了满满了几页后才能“鼓足勇气”去敲在后海边上的那座大门。

不难理解的是，在每一次的故事中，我都扮演着朋友般的倾听者与记者的双重身份。于倾听者，我时常沉浸于他们的故事，与他们同喜同悲，甚至用他们的眼光来看待周遭的人和事；而于记者身份，我又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跳”出来，警惕他们过于自我的视角，这未尝不是一种考验和折磨——有时，明知受访者的背后还有更耸动或吸引眼球的故事，可是追问下去，就意味着要受访者重新打开那道伤口，于是经常是自我争斗一番后最终不忍心地放弃了追问；也有时，我告诫自己从另外一方甚至是对立一方的立场来审视他们的言说，无论他们如何沉醉，也须冷眼相看。

这其中的很多人和事，于少年时的我是一种传奇，而今却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但把这些往事重新演绎出来，却比我的想像困难得多。与以往所做的社会新闻报道相比，“口述”的难度或许并不在于突破一个个受访者，它的最大挑战在于，将这些人物置于何种视角、做怎样的新的解读。几乎每一个受访者背后都是一段大历史，而那些枝枝蔓蔓的历史，无论从哪个方向探寻下去，都深不可测、百转千回。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故事当中，撷取哪些、展现哪些，总需要某种态度、某种关怀。

几乎所有的讲述者都怀着自己的关切，他们通过回忆重构自己历史。但不可避免地，我也将重构他们已经重构了的历史。有些细节在别人甚至讲述者自己眼里也显得平淡无奇或是过眼烟云，而在我眼里，它们却进发出异样的色彩。重新发现这些细节并让它们大放异彩，正是“口述”的意义所在。文字背后，偶尔也会有颇费脑筋的沟通甚至争执，或为一句措辞，或为一句评价。好在那些可爱的老人，最后都成了我的“大”朋友，他们对我工作以外的关心，其实是对我工作的最大的肯定。

采访中，会不时遇到更鲜活、更隐秘的故事，它们远比现在呈现出来的文字更精彩，但最后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舍弃；而另外一些有特殊经历的人，虽通过种种方式辗转找到他们，但出于重重考虑，他们还是选择了拒绝采访。另外，即便是最后成了文字，但毕竟展现一段历史或一个人生的空间也要服务于周刊的整体设置，因此时常在感慨万端之时，却不得不匆匆收笔——写作，何尝不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据说“口述史”在这几年成了一个热门。我并没有试图挑战历史的野心，只是希望笔下的那些故事能够成为大历史的一个注脚，历史总是互相校验着前行，如果那些回忆，能在未来成为历史学家们提及的一个极其微小的局部，则幸莫大焉。

每一次写作，都是与一个心灵相遇的过程。探寻这些心灵的过程总是艰辛与幸福并存的。鲁迅先生曾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人生，在大历史上，常常只被凝结为一个名字、一个符号，一个标签。可是，当我们把科教书上那些扁平的名字铺展开来，却发现是那样波澜壮阔而异彩纷呈。而那些往事，也因此不再寂寞。

我总是在自己的文字中，跟随着故事中的人物，一次又一次体味着人生，看着一代代人来，一代代人往。感受着人性，也感慨着命运。在我的理解，当一个历尽沧桑后的老人宠辱不惊地讲那些往事时，与之相配的应该是一份含蓄内敛的文字，因为内敛是一种更高贵、更值得赞美的品质。

那位叫钱穆的老人说过，对历史应保留一份温情与敬意。对于“E1述”而言，这句嘱咐似是多余的。如果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概念的历史，而是跃动着生命力量的历史，是无法没有温情与敬意的。

“时光如梭”，曾经是儿时作文用的最多的一个词，但那时不过是不识愁滋味的“强说愁”，而今却成了实实在在的感慨。庆幸在周刊给我的自由空间中，“一个人的战斗”没有过多束缚，倒得自得其乐。这些文字，这些回忆，也记录下了我的时光。由此，深深地感谢朱伟主编给我的空间和信任。虽然他多次用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对我在挑选受访者方面的某些“趣味”表示不同意见，但他始终并未过多干预，这对一个以强势闻名的主编来说，或许殊为不易。他也用他的经验为“口述”设计了最初的形式，加强了它的沧桑感与凝重感。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他时时刻刻“压榨”，懒散如我，是断断不可能有这样一本集子诞生的。

偶尔，也会觉得懈怠，动摇，也曾怀疑自己文字的分量和价值。但是，总是有人以各种方式给我力量，鼓舞着让我继续前行，在此，由衷地说一声谢谢——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读者，你们的支持、鼓励和分享，与那些文字一起，也成为我人生最值得珍惜的记忆。说句“感谢”也许太轻薄，但我知道，有你们在的感觉叫“幸福”。

谨将这本书作为一份礼物送给去年来到世上的小丁丁，你是命运赐予我的最好的礼物。

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