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马克·奥巴马·狄善九编写的《从内罗毕到深圳(一个美国人的东方罗曼史)》是部半自传体小说。小说主人公戴维在“9·11”事件及国际战争爆发之际来到中国，他深爱上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孩和一个小孤儿，促使他反思自己在肯尼亚和美国的生活经历，如复杂的多种族大家庭、不和谐的父子关系。

本书《从内罗毕到深圳(一个美国人的东方罗曼史)》为出生于肯尼亚，后又学习、工作在美国，再后来又生活在中国深圳的作者马克·奥巴马·狄善九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9·11事件以及随之开始的美国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使得小说主人公戴维对生活失去了方向，于是只身来到中国寻找梦想。

戴维来到中国新兴城市深圳，很快喜欢上中国文化，并融入其中。在长期的接触中，戴维与中国一位美丽的舞蹈演员相知相恋，并与孤儿院里一个极具音乐天赋却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儿童结下深厚友谊。

戴维早年在肯尼亚的成长以及后来去美国读书、工作的经历一次次将主人公的思绪拉回到过去，多种族通婚的家庭背景使他成为了一个世界公民，而母亲(美国犹太人)与他一同遭受的家庭暴力对他日后性格的形成影响至为深远；因而，回忆过去，探索他的个性与酗酒和冶游无度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全书的另一条主线。

《从内罗毕到深圳(一个美国人的东方罗曼史)》还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描写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这一变革对世界的冲击。

寻觅伊始

城市与学校

舞者

孩子们

春的到来

和好

病痛

接受

贝多芬与中国茶

爱

丽江

旅行开始

曾睿

尾声

春不喜欢这个叫李红的邻居。这个长舌妇好传闲话，吹嘘她的一个在上海经营旅游业的儿子挣了多少钱。以前，李红跟她说过，在村子里或在小城镇上，就跟一个公司一样，简直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也是她来深圳的原因之一：在这儿，没人认识你是谁；你只要凭本事去闯荡就是了，既没有历史的负担，也用不着背家庭的包袱。照李红的说法，她儿子交了无数国外的朋友，而且常常出国，有了自己的车子、房子，每月都给家里寄钱，从不间断。对她说的所有这些，春只是耸耸肩。相反，母亲就很羡慕人家，于是，两个老人就经常在一块儿说这说那的。有的时候，春就纳闷，母亲在这个长舌妇身上看见了什么？

“李红的确是个好人。你不喜欢她，是因为她不赞成你跳舞……她说，黄先生的女儿从深圳回来了。她打了三回胎，最后的那位男友也扔下她跟四川的一个丫头跑了。她想自杀。她的父母死劝活劝，总算把她给劝回来了。你可别跟了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

“妈，戴维不是那样的人。小辉怎么样？”小辉是她弟弟，如今正准备中考。

“他学习上不像你那么用功。我们每天都跟他说善书。闺女，听我一句话。有的男人你得躲着点儿。他们满世界游荡，什么牵挂也没有。他们没有责任感，不知道心疼女人。”

“中，妈。”

“我总对这人放心不下。他不是中国人。这可不好。”

随便聊点儿什么都行，可就是不想聊戴维的事。最后，她找个借口，就把电话撂下了。

午饭是在姨妈家吃的。春的外婆还活着。奶奶——春是这么称呼她的——很高兴又见着她了。她总是鼓励春跳舞，甚至在全家人都持反对意见时也毫不动摇。春一直感到奶奶是保护她的，每次打电话来，都会向奶奶问好。

以前，有一次，春邀请奶奶去深圳，被老人家拒绝了。她讨厌坐飞机。老早以前，就为在飞机上吐痰的事，她惹来不小的麻烦，这事一直让她耿耿于怀。那是她平生第一次坐飞机，而吐痰在她看来压根儿就不算回事。乘务员很理解老人的习惯，把手纸递了过去。这反而弄得老人家不安起来。这个时候飞机正在起飞，老人家就莽撞地要去打开舱门，把她的行李卸下去。

“有什么大不了的？所有的人都这么干！”老人家反驳说。

所有的乘客和乘务员全都跟头趔趄地赶过来，抓住老人家的手，而她的手此时已搭在门闩上了。其中有个乘务员不是汉族人(后来，老人家说：我一瞧他的眉眼就瞧出来了。)

他怎么会明白呢。她心里想。

“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她温和地跟女乘务员说。

听了这话，女乘务员可没笑出来。几个小时之后，飞机在深圳着陆，老人家立刻就被拘留了。作为恐怖分子，她的年龄太大了；可要说老年痴呆，年龄又够不上。半小时之后，警察就把她放出来了。这事还上了《深圳时报》。第二天一早，她就坐十个钟头的汽车回家了。事情过去很多天，那个警官的话还在她的脑子里回响着：

“大娘，下次坐飞机，要听乘务员的话，读一下你座位上的包包里装着的那份乘客须知。听到了吗？”这个笨蛋！她默默跟自己说。

如今，她的年龄更大了，紧挨戴维坐着。戴维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外婆，而她在许多年前就去世了。要是活着的话，眼下得有九十好几了。她出生于立陶宛，大屠杀的时候，她跟家人一起逃到了美国。长大后，就顺从家人的意愿嫁给了乔·斯坦顿(也是从立陶宛来的移民，改了名字)，过着传统式样的生活——直到发生了两件事：女儿嫁给了黑人，丈夫故去。于是，她从此获得了周游世界的自由。

就像春的奶奶，她生命中的男人们也一直在左右着她的命运。父亲不让她读大学(为此，她一直没原谅他)。只是在丈夫死后，她才觉得又自由了。在她生命的最后那段时光，她感到自己仿佛获得了新生。她随心所欲地在世界各地漫游，教教钢琴，交一些朋友。后来，她终于跟女儿和解了，尤其是对那个黑皮肤的外孙倍加珍爱。

戴维仔细瞅瞅这位身材矮小的中国老奶奶。春正兴致勃勃地跟亲戚们拉家常，而午后这段宁谧的时刻仿佛是由蜂蜜构成的一道自天而降的涓滴细流，在他眼前纺成了一根金线。屋里的什么地方放着的一只马蹄表静静地走着，把戴维的思绪带回到另一位老妇人身上，那个曾经生活在大洋彼岸的外婆身上。

“我年轻的时候，”一次，艾达(就像妈妈一样，戴维也称外婆艾达)说，“当时正读高中，我在音乐比赛中拿了冠军。我想赢得那台维克多牌电唱机。可是，由于我是个犹太人，他们只奖给了我一本书。”

艾达一直都在寻觅那台电唱机。她执著地活着，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恐惧：害怕自己就此默默无闻地消失于天地之间。其结果便是一生都快速地、活泼地奋斗着，连喘口气的空闲都没有。她跟家人一道逃到了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然而，她发现自己仍受着传统和沙文主义的束缚。父亲拒绝送她去读大学，逼迫她年纪轻轻地就不得不出去挣钱。她是个音乐迷，而且喜欢读书。她在钢琴演奏上的技艺使她成了疯狂的发烧友。音乐使得她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颁奖的那天晚上，我使劲哭。那是我有生以来最悲惨的一天。”

她一边不动声色地说着，一边从冰箱里舀罗宋汤。

她有许多张面具，就像照相机的过滤镜片，她心中的太阳就通过这些面具的过滤发出光辉。在夜晚的黑暗中，有时，她的这些面具出现了，就像精神分裂了的杰纳斯的那张脸，或者像一株月光下的玫瑰，而它的红晕闪烁不定。一天深夜，戴维正坐在起居室里读书，她蓦地就出现在了厨房里。她人就像个从波士顿凉爽的夜空中飘进窗子的白色的、虚无缥缈的鬼魂，披着满脑袋的花白头发。

“我讨厌洗碗，可是，总得有人干啊。”她说话的语气有点儿心不在焉，而且也并非对某个具体的人说的。“而洗碗机的电正好用完了。”

因而，就在这么晚的时候，她轻手轻脚地进了厨房，去履行这份职责。她头上一绺一绺的花白头发(白天是藏在那个戴着不那么合适的假发套里边的)在脸上飘荡着，就像飘浮在洋流里的灰白色的海草上细嫩的卷须。她冲洗着一天积攒下来的脏盘子，仿佛是在举行什么庄严而重大的仪式。

戴维手里拿着书，从起居室就看得见厨房里的一举一动。

“她怎么深更半夜地跑进厨房去洗盘子了？可是，你瞧瞧她，你瞧瞧她。多像爱因斯坦啊！”他跟自己说。

他想象着，全美国究竟有几百万人日复一日地大清早就爬起来，上演这么一幅洗盘子洗碗的曼茶罗图景啊。

自打开始洗盘子之后，她就没再说话。水冲在瓷盘子和钢制的刀叉上发出的噬噬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显然，她早已把戴维与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抛在了脑后。

P322-325

本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均属虚构，倘若书中人物、事件与某人的性格、姓名或经历相似，那也纯属巧合，并非作者有意冒犯。而对本书所涉及的真实人物、事件，作者均采取严肃的写实主义手法；这些人物、事件与那些虚构的人物、事件绝不相涉。

倘若没有家人和亲友们的帮助，如今便不会有这本书的面世。在此，我尤其要感谢姨妈、巴拉克、格蕾塔、希拉里、尤恩·达、卡尔、莉莎、马克、保罗、我的父母、雷吉，以及许多其他的朋友们。

感谢我情深意笃的妻子，她在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既鼎力相助，又提出过诸多宝贵的建议。

谨将此书献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并以此纪念我的弟弟戴维·奥皮沃。

马克·奥巴马·狄善九

2009年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