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遭遇比起来，很多自诩“热爱自由之人”的经历微不足道。米塞斯流离失所，目睹国家被占领，自己的书被焚毁，论文被窃，后被赶出待了六年的避难所。
1940年，米塞斯移居美国。在旅途中，他开始撰写这本回忆录。此书不仅深入记述了米塞斯前三分之二的人生经历，也成为热爱自由之人在时期的道德和精神指引。他用奥地利官员经济顾问的视角描述了自己的时代。他反对国家主义和通货膨胀，试图阻拦欧洲的干预政策。他论及教学和研讨会、腐败的政客和中央银行家，直至遍布学术界和公共领域的集权霸道。在奥地利即将追随德国陷入通胀深渊之际，他力挽狂澜，拯救国家于水火。
愤怒是此书的灵感之源。米塞斯是执着于真理的思想家，他从未放弃在观念领域战斗。对他来说，敌人就是坏的思想；而令他遗憾的，并非过于好斗，而是过于妥协。

出版弁言（汪宇）
中文版序（韦森）
前言（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导言（F．A．哈耶克）
第一章 历史主义
第二章 国家主义
第三章 奥地利问题
第四章 奥地利经济学派
第五章 货币理论的早期著作
第六章 货币和信用理论
第七章 次世界大战
第八章 在商会的经历
第九章 在维也纳的教学活动
第十章 德国的学术研究z
第十一章 间接交换的深入研究
第十二章 社会合作体系
第十三章 认识论的研究
第十四章 我在日内瓦的教学活动
第十五章 奥地利存亡之际的斗争
米塞斯年表
索引
米塞斯曾不为人知的一面（穆瑞·罗斯巴德）
译者后记

出版弁言
漂泊的苦魂
米塞斯长寿，在乱世，所谓寿多则辱，因此他经历的
苦难也更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跨越两个世纪
，米塞斯没有享受到多少奥匈帝国昌盛的荣光，却经历了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漫漫长夜。米塞斯对文明的深刻洞
察力，使他的预言具有高度精准性，然后眼睁睁看着预言
变成悲惨的现实。而更苦的是，人到中年却不得不去国离
乡，客居他乡。到花甲之年，被迫离开他眷恋的、引以为
荣的欧洲。目睹欧洲大陆沦陷，大约是他一生最难释怀的
事情。那年是1940年，米塞斯远渡大西洋，来到北美新大
陆，这位冯氏(von)贵族，在纽约这座光怪陆离的魔都，开
始了漫长的后半生。没有一份教职给他。这位早年得志，
曾经居经济学顶峰，睥睨同侪的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
从此寄人篱下，郁郁寡欢。
米塞斯是具有洞见性的思想家，自然也是社会发展的
预言家。他预测经济危机，大萧条来了，但无能为力；他
预测欧洲将要沦陷，除了劝说学生早早逃离，他依然无能
为力。他预测计划经济的迷幻必将带来惨绝人寰的恶果，
除了在小范围内反复申说驳难，他不能再做什么有效的事
情。一个对人类社会有深刻认识的思想家，对社会的悲剧
性进程束手无策，其回天无力的无奈只有化作激愤的言辞
。
他唯有坚守，不妥协，战斗。不再是学院的教授、研
究所的学者，米塞斯几乎是一个类似街头斗士的人物。战
场在他的小课堂，在各式沙龙，在他所能出现的任何地方
。他的敌人太多了，可以在任何阵营，甚至就在同一个战
壕。因此，当他与最亲密的学生决裂，当他呵斥朝圣山群
儒是Ser，他内心的苦楚和积郁，又有谁能体悟?又有谁能
慰藉这位沧桑老人的心灵?在他的时代，最孤独最悲凉的，
莫过于米塞斯自己了。他就是他的时代的堂吉诃德。绝望
倒是一种解脱，他的悲苦，还在于对人类文明怀有憧憬和
温情。
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能做的事情不多，捍卫亚当·斯
密的市场原则是他们唯一的使命——尽管在越来越多的人
看来是匪夷所思，但在他们心里，如同神职人员之护道卫
教，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中国年轻学人当中，重
视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的人也越来越多，本书译者黄华侨
博士就是其中一位。他凭借深厚的学养和可敬的严谨精神
，使本书译文达到较高的水准。黄博士的宽厚和体谅，也
使他受到广泛的尊敬。
还记得十多年前读米塞斯的著作给我的震动。他的文
字和判断，让人感受到一位思想家的脉搏在激烈跳动。他
那悲苦孤寂的灵魂，战斗不息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仿佛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战士。这种阅读体验会带
给出版者持久的动力。自《米塞斯评传》(柯兹纳著，朱海
就译)中译本等著作之后。我主持的启蒙编译所仍在勉力推
出关于米塞斯的新的文献和著述。这本《米塞斯回忆录》
就是其中一种。
米塞斯回避谈及自己的经历，读其书者欲知其人不容
易，有关的文献太少。但是作为思想家的米塞斯，越来越
受民间的重视和认同，这方面的材料愈加珍贵，本书的价
值也就不言而喻。《米塞斯回忆录》是米塞斯在艰难、绝
望的1940年悄悄写的，是一份类似思想遗嘱的文献。只谈
思想不谈琐事，是这位大师一贯的作风。
我国一向重视外国思想文献的引进和介绍，这更是出
版界的百年传统。作为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米塞斯
的作品在学者和出版者的努力下，大都已经翻译出版。《
米塞斯回忆录》的出版，相信会给读者和学者带去欣喜和
便利。
尽管如此，作为出版者，无论是启蒙编译所还是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都是着眼于思想史文献的角度来出版
此书的，肯定其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价值，不意味着我们赞
同米塞斯的思想。作为出版者有责任提醒读者，应该持批
判的眼光审慎阅读，独立思考。
汪 宇
2015年7月12日

这本自传式的思想回忆录是米塞斯1940年下半年移居到美国后开始撰写的，1940年年底就完成了初稿，后来又花了两年多修改。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完整或正式的自传，而是米塞斯对1940年前自己思想发展历程所作的部分记述和回忆。书中记述的大量事件和动态都是米塞斯本人在前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亲闻目睹，在很大程度上记述了当时整个奥地利经济和社会思想界真实发生的事情，也从中讲述了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形成过程，基本没有谈到私人生活和成长经历。
很大程度上，这本回忆录正好记述了米塞斯本人早期两大主要理论贡献的形成和酝酿过程，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价值。对学术界研究米塞斯的两部早期学术巨著《社会主义》和《货币与信用原理》，这本思想回忆录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主要根据阿琳·奥斯特一青纳(Arlene Oost—
zinner)2009年英译本转译，同时参考了汉斯·森霍尔茨
1978年英译本，少数地方对照德文原版修正。从翻译情况
来看，森霍尔茨译本在某些方面似乎优于奥斯特一青纳译
本。
除了少数例外(例如亚当·斯密、维塞尔、庞巴维克、
法希亭等)，所有人名的译法均以新华社编《世界人名翻译
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为准。
许多朋友为这个译本作出了贡献，包括但不限于：蒲
定东、熊越、余江、寻正、心下、翁海贞、陈凌云、王宇
光、沈路、黄雄和朱海就。在此表示感谢!
另外，感谢我的老师陈嘉映和孙周兴教授在几个关键
术语翻译上的意见!
黄华侨

那些在经济学理沧和方法上做出了创新的经济学
家和流派，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最后仍会受到人们的
重视，不会成为随风而去的浮云。米塞斯就是这样。
——梁小民 我们还是很幸运的。米塞斯那样孤
独，我们根本没法跟他比。
——张维迎
米塞斯一直都令我着迷，我同意他的大部分观点
，他的学术品质确实让他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米尔顿·弗里德曼
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宁折不弯的诚实，毫不犹
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
的东西。如果他曾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对流
行却不负责任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
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未妥协。
——本杰明·安德森(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
学家)

第一章 历史主义
我在政治和历史方面受到的熏陶最早来自一份德国地方期刊《凉亭》(Gartenlaube)。那是在1888年，即所谓的三帝之年。这份期刊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两位先帝生活情况的配图报道。那时我还不满七岁。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文章。
不久之后，在一些主张“小德意志”(kleindeutsch)的历史主义者的著作中，我见到了比这份家族刊物的历史偏见更为露骨的表述。我是奥地利人，不难分辨这些著作的强烈的政治色彩。我很快就开始看穿了他们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曾被人们直言不讳地称为历史的扭曲(falsifications ofhistory)。主张“大德意志”(Grofldeutsch)方案的历史主义者，也不见得在他们的著作中更加诚实或者更加周详；他们只是力有不逮而已。
当我从中学毕业时，经济、法律和管理问题以及社会史吸引了我的兴趣，这种兴趣超过了我此前对政治史问题的关注。我决定学习法律，而不是历史，虽然后者曾是我早些时候的打算。当时，奥地利的大学对法律学习的安排是这样的：在总共八个学期中，三到四个学期完全用于法律史学习，剩下的四到五个学期归政治经济学和公法。法学院比文学院在历史研究方面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在文学院教书的政治史学家多为三流或末流的学者。此时唯一一位重要的奥地利土生土长的历史主义者是海因里希·弗里德永，但他未能获得一个学术职位，因为维也纳大学历史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古代文书的研究上。
到了1900年，历史主义(historicism)已经进入了全盛时期。人们把历史方法视为人类行为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中唯一科学的方法。历史政治经济学家(histol‘ical political economist)站在历史启蒙的顶峰，带着难以形容的傲慢，俯视着正统的独断论者。经济史成了风靡一时的科学，在德语世界，人们奉施穆勒为政治经济学的宗匠巨擘。志向远大的青年，从世界各地成群结队涌入他的课堂。
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施穆勒一派所持立场的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他们拒斥科学定律的实证主义要求，虽然这些定律是建立在社会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经济理论可以从社会的经济经验之中抽象出来。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矛盾。
这个学派的相对主义同样引起我的反感，在许多忠实信徒的推波助澜之下，这种相对主义已经堕落成了对过去和过去体制的盲目崇拜。一些进步迷们(fanatics。for progress)曾经断定所有古老事物都是糟糕和恶劣的，而这些伪历史学家(pseudohistorians)则缅怀过去，排斥一切新生的事物。那时我还没有领会自由主义的真意，但是在我看来，虽然自由主义思想付诸实践并不早于18世纪，这一事实本身却不构成反对它的充分理由。我无法理解人们怎么可以依靠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为暴政、迷信和不容异说提供辩护。维护从前的性道德并当作今天的模范，我认为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历史扭曲。不过，最极端的过激行为发生在教会史和宗教史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在力图压制一切他们发觉不合自己心意的事物。
奥地利的法律史家的著述是真诚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截然不同于普鲁士历史学家的著作表现出来的偏见。西格蒙德·阿德勒教授在他关于奥地利历史的五小时课程中——这是所有第一学期的法律学生必修的课——讨论了创始人鲁道夫公爵(DukeRudolf the Founder)伪造大许可状的历史，他全面透彻地分析这一问题，可以经得起最严厉的批评。直到数十年后，恩斯特·卡尔·温特才鼓起勇气试图为这一章奥地利历史辩解，他的办法是给这位已故公爵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其社会主义成分甚至超过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偶像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皇帝(Kaiser Friedrich Wilhelm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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