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中国(1964-1965)》由卡特琳·文慕贝所著，作者通过仔细的观察和细腻的笔触，从另一个角度描绘出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尤其是中国的面貌。在叙述的过程中，卡特琳表达出了对中国的向往和深厚感情。法文版在法国推出后迅即成为畅销书，各大报刊纷纷介绍和连载，是当时法国人民了解中国的主要作品之一，在向西方介绍新中国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5年，卡特琳·文慕贝把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采访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一部纪实性作品《每个人的中国(1964-1965)》。《每个人的中国(1964-1965)》法文版在法国推出后迅即成为畅销书，各大报刊纷纷介绍和连载，是当时法国人民了解中国的主要作品之一，在向西方介绍新中国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者通过仔细的观察和细腻的笔触，从另一个角度描绘出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尤其是中国的面貌。在叙述的过程中，卡特琳表达出了对中国的向往和深厚感情。

第一章 苏联的洗礼

经过莫斯科／1

“莫斯科人”／9

欧亚列车／20

等待中国签证的法国女人／28

第二章 新中国的蓝天

欧洲人在北京／34

在北京过国庆／41

艳遇会否来临？／44

讲故事的老爷爷／47

逛马路，看橱窗／53

普通人的幸福生活／62

遇到两个好男人／65

吃在北京／70

去一个女孩家／75

北京饭店的招待会／80

爱情与婚姻／84

没有铁栅栏的监狱／91

国际俱乐部／98

祖国的花朵／101

女厂长与大学生／109

在北京看戏／113

贫农最光荣／122

北京的冬天／129

第三章 南下，南下

和平饭店／141

迷失大上海／148

马格丽特小姐／153

这也算艳遇？／157

工人作家胡万春／160

导演黄佐临／165

上海万花筒／169

南方，温柔的脸／175

尼龙袜·华侨／177

第四章 地狱：最优惠的价格

香港富婆／18l

百姓与难民／191

澳门的悲喜剧／197

巴黎／199

我在欧亚铁路(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上已经浪漫地坐了两天，独自面对着玻璃茶杯。我不得不承认，这条铁路真像是死了一般。它也许只存在于某些诗人的想象中……

哎，要勇敢……到北京还有6天，要好好想个主题。我越想越担心，最后甚至要做起噩梦来，把我烦死了。

那么，穿过西伯利亚这死寂的平原时应该想些什么呢？首先，应该想一些……应该找些事干……应该喝点东西……应该浏览一下关于西伯利亚人口增加的小册子？

俄国人呢，他们也只存在于小说中？那些小说，人们现在已经不看了，但在世界各国，人们都知道那些书名……

想说说谁呢？俄国人？苏联人？修正主义者？如果您是俄国人，您肯定不愿意被叫做“苏联人”。而如果您是“苏联人”：捷克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您也不愿意被叫做“苏联人”。“苏联人”这个词已经不时髦了？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人们不再说“苏联人”，而是说“修正主义者”，这个词要美丽得多，也更有知识含量。时髦，但很严肃。它不说“革命”，也不会让人想起武器，而是讨论，再谈论，心理分析，钻牛角尖，和阿拉伯、古巴、非洲的专家们，即所有的“革命专家”召开国际讨论会。我们的中国朋友让这个神奇的词活了起来，为了这个词，他们重新编写了一些辞典，创造了一种新文学，重新塑造了一系列英雄，改造了一些不良意识。幸运的是，这些伟大的运动都能让人“青春永在”，能防止衰老。60岁的时候重新接受教育，如果不再让您拥有20岁时的腿，至少也得让您产生20岁时的思想吧？

经过莫斯科时，我遇到了苏联人……不过，还是让我把我的历险故事从头道来吧！

在从巴黎到莫斯科的火车上，快到波兰边境时，睡在下铺的一个穿米色衣服的可敬的比利时“女士”突然站起来，提醒我：“小姐，小心您的鞋跟。要知道，我上次坐火车经过波兰，第二天早上起来想洗漱一下，穿上鞋子，却发现自己成了瘸子了……我弯下腰，检查‘罪魁祸首’，发现鞋跟在半夜里被人锯掉了。”看到我一副惊讶的样子，一个波兰女大学生笑着向我解释说：“这种事经常发生，因为许多女士都把珠宝藏在鞋跟里。她甚至还有点咄咄逼人地说：‘您以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希望吗？我们也在寻找希望，寻找财富……’”  四天中，火车上的生活多种多样：有的人关在包厢里不出来，而24号车厢呢，是些社交活跃分子，喜欢晚上走来走去的人。还有些非洲大学生，他们拿的是苏联的奖学金，俄语讲得很溜，已经在基辅、列宁格勒或莫斯科的大学里学了三四年，他们在圣特罗佩、巴黎、伦敦和开罗度了几个月的假后，正在“回家”，回苏联。他们的度假费用是国家和家里给的。

他们很出色，有教养，非常优雅，是些新派绅士。他们的快乐不是个人愉悦，而是集体欢乐。这是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方式。由于他们擅长唱歌，节奏感强，他们不会很快就感到烦闷，而是能烦别人，弄得别人筋疲力尽，让别人感谢他们。

“我们殖民了苏联。”他们可爱地笑着，然后又对几个彬彬有礼地听他们说话的俄国人说：“但你们不会在西伯利亚看见我们。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无所不能。”

然后，他们非常严肃地开始解释为什么苏联正失去它在非洲的版图。

“苏联专家到达那里的时候，活像个殖民者。他们感到不舒服，他们需要空调，需要汽车。他们把商店里的东西都买空了，让几十个人给他们量体裁衣……他们把我们带懒了。市场里连只猫都见不到。卖东西的都直接到苏联人家里去卖了，价格可以高一倍。而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有时卖几天都卖不掉。

“他们拿的钱比在苏联拿的工资高三倍，他们是‘专家同志们’，他们只发号施令，却从来不动手。他们没有给我们送礼，远非如此，而是以3％的利率借给我们。作为回报，他们觉得有权插手我们的政治。”

“而中国的同志呢，他们很真诚。他们和我们一道工作，而且往往干得比我们卖力。哪里最困难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他们拿的工资和非洲人一样……他们借我们钱从来不收利息……”

“嗯，苏联的同志们，你们怎么说？”

话说得滔滔不绝，俄语又是那么无可指责，弄得苏联的同志们无言以对，他们只好点头。有的说：“我不是苏联人，我是南斯拉夫人……”还有的说：“我是波兰人”，“我是俄国人”……

剩下的那些人则说：“与其在人造卫星或非洲人身上花几十亿，不如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

黑人大学生拿出苏格兰威士忌和烤鸡腿，用他们习惯的慷慨，大方地分给众人吃。尽管斯拉夫的内在精神状态非常复杂，但俄罗斯人还是忍不住要喝酒……最后以唱歌结束……各管各的调……  我回想起来，今年夏天，我有一次在塞纳河边散步，看见一个达喀尔大学生在表演，是个业余作者。他首先客串“黑非洲”人，表现出一种南美的优雅。第二场，他竖起衣领，粘着胡须，戴着墨镜，弯着腰，脚步颤颤巍巍……那是个知识分子，钢琴家，与一个瑞典女人结了婚(瑞典女人已经不流行了，英国女人还“马马虎虎”，至于法国女人嘛，太容易得手了，太容易征服)，是“美国黑人”的代表，10年来，他在古老的欧洲流浪。第三场，他换上了一件无尾长礼服，撕成一条条，人工痕迹非常重，头戴高筒帽，白色的手套一尘不染。他跳着查尔斯敦舞(1920一1925年流行欧洲的美国舞蹈。——译者注)，嘴里叫道：“我是法国人，我在跳流行舞！”

我们和朋友们都感到很惊讶，朋友们不喜欢这个节目，因为有的东西是不能“开玩笑”的，哪怕是在巴黎，在塞纳河边，哪怕你只有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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