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略具系统地叙述了著名历史学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先生追求进步、捍卫真理的一生业绩，多侧面地展示出一代学人博大精深、建树巍峨的光辉风范。并通过传主与中共几代领导人的深厚友情与交往，体现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之间水乳交融、肝胆相照之情。全书文笔生动、插图丰富，且有相当数量的珍贵照片第一次披示，弥足珍贵。

本书系统地记录了我国著名史学家周谷城的一生，从接受“五四”洗礼，缘结农民运动，到钟情马克思主义，参政为民，奔走于国事，周老始终以国家命运为己任，本书还反映了他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的交往过程中的伟大友谊，从中也体现了他伟大的人格魅力。

第一章 故乡、家世、少年时代(1898～1917)

 一、来仪湖的传说

 二、故乡的风光

 三、周氏家族的迁延

 四、“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五、“我的天性喜欢接受新事物”

 六、“立异鸣高”的高材生

 七、“莫错过了暑假”

第二章 “五四”前后(1917～1920)

 一、考入北京高师

 二、“运动”与读书

 三、读书与写作

 四、发起“阶级问题辩论会”

 五、驱赶白兰美

第三章 投身大革命(1920～1927)

 一、结识毛泽东

 二、“伦理学”新释

 三、《生活系统》——思想奠基之作

 四、“阶级斗争没有中立的余地”

 五、南下广州

 六、投身农运

 七、离开武汉

第四章 流亡上海(1927～1930)

 一、胡适作难

 二、译书卖文

 三、“中国之教育”新论

 四、著《中国教育小史》

第五章在广州中山大学(1930～1932)

 一、播革命“火种”

 二、社会史论

 三、论中国的知识分子

 四、研究逻辑

 五、莫逆于心两共鸣

第六章 在上海暨南(1932～1941)

 一、潜心史学教学与研究

 二、独具特色的《中国通史》

 三、探讨中国政治史

 四、“孤岛”接来鸿

第七章 在重庆复旦大学(1942～1946)

 一、转道山城

 二、谈“中国之现代化”

 三、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呐喊

 四、研讨中国史学史

 五、老友相逢在山城

第八章 迎接解放(1946～1949)

 一、《世界通史》之新见

 二、组织“大教联”

 三、抗议“临时办法”

 四、“教授说话了！”

 五、支持“反美抗日”

 六、逮捕和信任

第九章 风雨十七年(1950～1966)

 一、努力办好新大学

 二、不要轻视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

 三、“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新思维

 四、毛泽东支持大讨论

 五、谈史学与美学

 六、“我的文艺理论观”

第十章 夕照青山晚景明(1966～1996)

 一、不当“风派”人物

 二、“书要让他继续写”

 三、喜迎“科学的春天”

 四、伟大的感召

 五、论历史与爱国主义教育

 六、要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

 七、“全社会都要尊师重教”

 八、与江泽民的交往

 九、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振兴中华

 十、对故乡的一片深情

 十一、在患病的日子里

 十二、一代宗师

附录一 年谱简编

附录二 主要著作年表

六、“立异鸣高”的高材生

1913年，周谷城从周氏霁光二等小学堂毕业，时值辛亥革命之后，社会风气大开。’他为求知的欲望所驱使，负笈从农村来到省城长沙，接受新文化教育，遂于这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普通科。该校创办于1912年，校长系以编著《联锦字典》著称的符定一先生。解放后，符先生曾任中央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创办初期，校址在长沙紫东园(今长沙民主东街)，翌年迁往荷花池(今长沙师范校址)。

创办初期，学校仍沿用清宣统元年(1909)颁学制，文实(理)分科，修业5年，课程有通习与应习之分。1914年施行民国政府所颁课程时，学制设为四年，对课时略有增减。普通科第一学年课程为国文、外语、数学、历史、地理、动物、植物、修身、手工、图画、音乐、体操等，课程齐全，设备也较完善。国文、外语每周各6节，每周上课时间为36小时，课外活动时间较少。修身课即后来的公民课，灌输伦理思想与爱国主义思想。国文由教员选读古文名作，发木板排印讲义，教国文的老师多系前清秀才，或从优级师范毕业的先生。学校在校长以下，设教务、训育、事务三部，共一办公室，工作效率较高；有学监3人：王佑、郭向阳、李村藩(即李石岑．，后任大学教授，著有《人生哲学》，已收入《民国丛书》)，另设舍监、庶务、会计、图书仪器管理员及校医各一人，各司其职，均能尽职尽责。学生多半为农村或城市贫苦子弟，因系公立，收费比私立学校要少。学生大部分寄宿，伙食每餐四素两荤，每月膳费只收3.6元，由膳房包办，伙食较好，学生满意。周谷城进入该校读书，十分高兴，实现了他渴求知识的愿望。因此，他立志高远，更加勤奋学习。

周谷城在省立一中读书时，最喜欢洋文(英文)，当时青年会常有外国人演说，常请学生去撑门面，他听了那种演说，觉得美国人讲话，声音从鼻孔里出来，怪有趣味。回校后在自习室模仿，他装着演说的样子，请同学作翻译。同学们都称赞他模仿得好，赐他以“洋文大家”之称。

为了推动同学们的英语学习，他曾组织英语学会，自任会长，组织英语讲演比赛等。他还选读了西方名著，以提高英语水平。在一个暑假，他凭借字典，霸蛮读了英文本《迈尔通史》，最初只懂五六成，书读完了，再看其他英文西史时，竟全然懂得。从此他便养成了一种习惯，想方设法找外文书读，非原文本不读，所以他后来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买了两套英文版和德文版的三卷本《资本论》对着学习的。

周谷城在省立一中读书时，对国文一科，则最喜欢立异鸣高。每作一文，都一定要用许多难识的字，弄得改卷的先生非翻《辞源》不可。凡自学的《诗经》、《史记》、《汉书》、《左传》、《孟子》、《庄子》、《离骚》上的难字，常一一记下，预备写进文章里以难先生。由于他的文章写得好，先生不仅没有批评，还常表扬他，将他的文章传观。

周谷城在一中读书时，有一位国文教师袁吉六先生，他是湖南宝庆(今邵阳)的一位进士，在第一师范教书多年，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毛泽东学生时代练就一手好文章，就得到过袁先生的辛勤教诲。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还谈到：“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记得袁先生在省立一中教书时，曾出了一道枯燥乏味的作文题，日“本期开学迟的原因”，像这样的题目，要做千把字的古文，实在不容易，而先生却要求很严，分数扣得紧。学生做毕，袁先生在课堂上发作文本，首先发的是周谷城的，他翻开一看批60分，很不愉快。因为他平日作文向来是90分以上的，对此他心里十分难过，即把本子藏在衣袋里，怕人看见。迨发完作文本后，看其他同学的分数多是20分或30分，5分的也不少，他这才放下了心。周谷城不仅是第一名，而且他文章里引用了一句古诗“日月共除”，并在“除”字的右角上加了一个小圈，表示这个字要读去声，袁先生对此很有意见，在他作文本上用行书足足批了两页，而且在课堂上又当众口头足足解释了几十分钟。袁先生讲课很有神气，但毕竟扣分太紧，学生不喜欢，后来他知难而退了。

周谷城在班里作文总是名列前茅，很受先生赏识。袁先生很得意地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教书时，古文好的是周谷城。”不少人都以为周谷城和毛泽东是同学，其实，他们是同师受教的学友。说来也巧，教过毛泽东的三位老师也都教过周谷城。这三位老师就是杨昌济、袁吉六和符定一。他们是当时湖南很有名气的教师。

周谷城在省立一中读书时，十分刻苦，自学能力也很强。他自学了《十子全书》(清王子兴辑，收有《老》、《庄》、《列》、《荀》、《韩非》、《淮南》、《管扬》、《文中》和《鹖冠》十子。有嘉庆经纶堂刊本)，并觉得’《老子》、《庄子》等很有新意，活跃了思想，开阔了眼界。他读古籍，也同读英文一样，采取蛮读的办法，比如一个假期，他就把《史记》读熟了。

少年时代的周谷城，就认识到中、外文字是开发知识宝库的两片钥匙，所以他在文字学上狠下苦功，他曾自学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等书，后来他到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读书时，虽是外语部(系)的学生，但却选修了国文系名教师朱希祖、钱玄同、马幼渔的课。这三人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若论班辈，周谷城可以说是章太炎的再传弟子。尤其是钱玄同是研究文字学和经学的有名教授，他特别喜欢钱的《文字学音篇》，这对周谷城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有很大的帮助。

P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