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于上世纪30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致使中国大部分国土沦陷,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平民惨遭屠戮,大量矿产资源被掠夺。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实行全面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绵延八年,烽烟万里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380多万将士为国捐躯,3000多万平民伤亡,9500多万平民失去家园,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
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羁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共三百余万!
三百多万日俘日侨在战祸余波的冲击下。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本书运用大量史料,客观地再现了日本战犯的下场、战俘的结局、日侨的命运,披露了300多万日俘日侨从集中到遣返的种种内幕,其中许多内情鲜为人知。
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羁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共三百余万!
三百多万日俘日侨在战祸余波的冲击下。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战俘集体自杀、越狱逃亡;在战败的绝望中以最后的疯狂焚毁军营、藏匿军火、强奸杀人;在没有出路的逃亡中为求活命而偷盗抢劫;兵临绝境的关东军为降与不降而内讧火并,日俘日侨联合举行暴动……日侨更是劫难重重,在悲惨的逃亡路上被抢劫强奸、遭追击拦截,有的惨死于同胞的枪口之下,有的逃进原始森林,变成“野人”,有的将百万财产付之一炬后自杀,有的因生活无着而卖淫街头……
尽管中国人民不念旧恶,以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日俘实行宽大政策,积极采取措施,遣送日俘日侨回国,但其中故事仍令人嗟叹:成千上万的女日侨突击寻夫,异国情侣生离死别,遣送船海上爆炸,受尽蹂躏的慰安妇惨死异国……
这部纪实作品运用大量史实,客观地再现了日本战犯的下场、战俘的结局、日侨的命运;披露了三百万日俘日侨从集中到遣返的种种内幕,其中许多内情鲜为人知。
1.三巨头密晤波茨坦
194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首都柏林,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举目所见,尽是断壁残垣和流离失所的人们。然而,距柏林30英里的波茨坦,竞在弥天的战火中幸存下来,基本保持着昔日的姿容。也许正因为如此,美国、英国、苏联三国政府首脑才选择了这个城市,在此举行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
这是三国首脑所举行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
这次会议使波茨坦城从此名垂史册。
会议从7月16日开始,到8月2日结束,为期18天。会议持续时间之长,讨论问题之广泛,为三巨头会议中前所未有。会议的代号为“终点”,它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可以说比任何一次会议的代号都富有含义。
使这次会议蒙上一道神秘色彩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会之前,竟自告奋勇,要去会见在柏林的200余名新闻记者,向他们说明对这次会议保密的重要性,并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封锁任何消息。当然,这样的小事怎能劳首相大驾?会议决定还是让新闻秘书代劳。
当时,美、英两国与苏联之间漫长而持久的冷战尚未开始,所以三巨头会晤的气氛基本友好。
当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抵达波茨坦后,美国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设宴为他洗尘。
65岁的斯大林酒量仍然惊人,餐桌上的佳肴并未引起他的注意,使他发生浓厚兴趣的是那些澄澈悦目、香醇味浓的各种美酒。这位大元帅竟怀着孩童般的好奇心,叫服务人员把酒瓶外的罩布拿去,让他看看每一种酒的商标。当他发现那些酒均产自加利福尼亚州时,笑着对杜鲁门说:
“等到会议结束,我要专程到这个州去一趟。”
杜鲁门不解其意,问道:
“阁下此行用意何在?”
斯大林说:
“我要采购一吨酒运回苏联,慢慢地品尝。”
斯大林此语虽然只是戏言,但杜鲁门却趁机投其所好,将餐桌上的每一种酒都送给他几瓶,作为与这位共产主义老大哥的见面礼。
宴会结束后,杜鲁门对他的随行人员谈起对斯大林的第一印象时说:
“这位‘乔大叔’倒是一位和蔼可亲、令人愉快的伙伴。”
“乔大叔”,是当时欧美一些国家对斯大林含有嘲讽而又不无亲切之意的称呼。
然而,这位和蔼可亲的“乔大叔”却在会议进行数日之后,因要求美、英两国同苏联共同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而与杜鲁门发生了分歧,使会议陷入僵局,并因此揭开了美、苏之间冷战的序幕。此是题外话。
第一次全体会议于7月17日下午5时,在塞西林霍夫宫正式举行。
这里原是威廉亲王的王宫,以霍享索伦王朝命名。这座三层楼的褐色岩石建筑,位于风光秀丽的格里布尼茨湖畔,战时曾用作医院。全体会议是在该楼的接待室举行的。其室之大,足以容纳三国首脑及各自率领的助手们。三方主要人员围一圆桌而坐,两边是他们的助手与顾问。通过一个巨大的凹式窗户,可以欣赏格里布尼茨湖畔优美的园林景色。会议的主要入口处及会议室内均挂着三国国旗。
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议上,三巨头讨论了有关德国、波兰、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的诸多问题。然而,这次会议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是于7月26日美国、英国、中国三国政府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而会议结束仅仅12天,太平洋战争势态的发展便导致了日本的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会议期间有一段颇有趣味的插曲——三巨头除了在决定世界前途的问题上争斗外,还在宴会上进行了一场“音乐战”。
在这场“音乐战”中,斯大林、杜鲁门总是得到尽情享受,而对音乐兴趣不大的丘吉尔总是为他们做出牺牲。但丘吉尔是最后的胜利者。
7月19日晚,杜鲁门首先设宴招待斯大林和丘吉尔。宴会上的音乐是由一个很有天赋的尤金·利斯特中士演奏的。杜鲁门很欣赏肖邦的曲子,因此他曾要求利斯特演奏他所喜爱的圆舞曲。但利斯特却不知道这一乐曲,而且也无乐谱。不过杜鲁门的随行人员后来很快设法从巴黎弄来了这一圆舞曲的乐谱。斯大林和杜鲁门一样,喜爱古典音乐。利斯特的演奏使他大为赞赏。在一曲奏完的间歇,他斟满一杯伏特加,向东道主提议:为年轻的演奏家干杯。青年中士受宠若惊,使出浑身解数,演奏得更加起劲。
这次宴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时方告结束。
7月21日晚,轮到斯大林做东道主。他决心拿出更好的音乐,以胜杜鲁门一筹。他派人乘飞机专程去莫斯科,请来了一名获奖音乐家和一名著名钢琴演奏家。另外还有两名虽不漂亮但演奏水平却十分高超的女小提琴手,使杜鲁门大为赞赏。
当宴会持续到次日凌晨1时的光景,丘吉尔已感到腻烦。他走到杜鲁门身边,低声问道:
“阁下,你打算何时回去?”
杜鲁门兴致勃勃地说:
“怎么啦?多么好的音乐,我爱听极了!我要待在这里,宴会何时结束,我就何时回去。”
丘吉尔大发牢骚说:
“我可腻透了!我可不爱这些音乐。我想回去!”
首相阁下说是这么说,但出于礼貌,他还是耐着性子,坚持到凌晨1时半宴会结束。
事后,杜鲁门对人一面模仿丘吉尔当时的表情,一面说:
“首相阁下先是对我‘怒视’,后是‘生气’,最后终于发起了牢骚。”
听者不禁大笑。
丘吉尔对助手扬言,一定要对杜鲁门和斯大林进行“报复”。7月24日晚,轮到他做东道主时,他搬来了英国皇家空军管弦乐队,要他们在宴会上一刻不停地演奏,并务必坚持到次日凌晨两点。而他则坐在一旁,面带一副恶作剧般的得意神情,观察杜鲁门和斯大林的反应。
住在德皇威廉街2号的美国代表团的司号兵们,受到这些马拉松式音乐会的影响,也爱好起音乐来。遇到元首们不开“音乐战”,他们就大奏其乐,以致使音乐迷杜鲁门受到吸引,亲自去向号手们表示祝贺。
这次会议创下了一个记录,成为九次盟国军事会议中最富音乐气氛的一次。而“音乐战”的结果,使三巨头和某些助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欣赏音乐的胃口。
在丘吉尔动用庞大的皇家空军管弦乐队获得“音乐战”最后胜利的第二天,日本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美国的军事人员拟出了以进攻日本本土作为军事行动主要目标的报告,得到杜鲁门和丘吉尔的同意。
为确保进攻成功,美国将调集大批军队和物资,预定于11月1日首先占领九州,任何其他军事行动都不得延误或有损于这一最高军事行动的实施。
美、英双方一致同意,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计划仍将由美国参谋人员制定。英国舰队将继续协同作战,并调10个远程轰炸中队参战。在西南太平洋战场上,英国将尽早地控制这一地区,蒙巴顿将军将统率英国与荷兰的军队,在他扩大了的战区作战。本战区作战的主要目的,按其顺序是:彻底解放马来亚半岛;向缅甸暹罗(泰国)边界上的日军施加压力;占领暹罗的重要地区,以及爪哇或苏门答腊的桥头堡阵地。P1-4
日本于上世纪30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致使中国大部分国土沦陷,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平民惨遭屠戮,大量矿产资源被掠夺。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实行全面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绵延八年,烽烟万里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380多万将士为国捐躯,3000多万平民伤亡,9500多万平民失去家园,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中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损失,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元。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然而,作为侵略国的日本人民,也为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昔日的战胜国成了战败国,105万侵华日军成了战俘,200多万在华日侨成了战败国的国民。羁留在中国境内的300多万日俘日侨,在日本投降后所发生的故事,可谓惊心动魄:
一些战俘集体自杀、逃亡越狱,在战败的绝望中以最后的疯狂焚毁军营、藏匿军火、强奸杀人,在没有出路的逃亡中为求活命而偷盗抢劫;兵临绝境的关东军为降与不降而内讧火并,日俘日侨联合举行暴动……日侨更是劫难重重,在悲惨的逃亡路上,有的被抢劫强奸、有的遭追击拦截,有的在惊恐与饥饿中煎熬,有的为集体“玉碎”而惨死于同胞的枪口之下,有的逃进原始森林变成了“野人”,有的将百万财产付之一炬后自杀,有的因生活无着而卖淫街头……尽管中国当局不念旧恶,实行宽大政策,积极采取措施,遣送日俘日侨回国,但其中故事仍令人嗟叹:成千上万的女日侨突击寻夫,异国情侣生离死别,日侨归国途中死于瘟疫,遣送船海上神秘爆炸,受尽蹂躏的慰安妇惨死异国……
与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疯狂而残酷的杀戮相比,中国当局在遣返日俘日侨过程中体现出的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可谓感天动地:
在经历八年抗战,交通工具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调集车船,对日俘日侨进行遣送;在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为日俘日侨提供粮食、蔬菜、肉食,使其在等待遣返和归国途中生活有所保障;为防止瘟疫流行,对登船回国的日俘日侨,严格进行卫生检查并采取防疫措施;为运送伤痛日俘日侨,中国军队纽织了1,2万余副担架和2万多人的护送队伍……
沈阳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有一段对东北各地日侨代表的讲话,颇能体现中国人民对待日俘日侨的态度,以及对未来两国关系的愿望:
“中国人近几十年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但是我们没有采取冤冤相报的办法,而是把你们妥善地遣送回去。这是中华民族的崇高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不仅使中国人深受其害,普通的日本人也受害甚深。你们想一想中国人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再想想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对比对比,你们就会觉得过去那样做是不应该的。因此你们回去后,要以你们亲身经历的惨痛教训,教育下一代,坚决反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此后与中国人世世代代友好相处。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愿望,也是日本人的愿望。”
中国当局和人民以德报怨的伟大胸怀,使许多日俘日侨深受感动,有的战俘成为反战人士,于八·一五之后冒死深入日军阵地,劝说仍负隅顽抗的日本官兵放下武器;有的积极服劳役,修复他们战时所破坏的公路、铁路、桥梁和通讯线路。一部分日俘主动请求服役,要为中国做一点有益之事,以补赎自己在侵华期间犯下的罪行。一些日侨流着泪,感谢中国人的宽大和善待;一个退伍军人说:“日本失败以后,我们都等着惨痛日子的到来,因为我们已无处可逃。谁知中国人民赐给我们的,却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友谊。”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一些曾经因崇尚“武士道精神”而好战嗜血的日俘和以天皇子民自居的日侨,人性开始复归。
笔者为写作本书,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关于遣返日俘日侨的原始档案、文史资料和参考书籍,并查阅了1945至1946年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多种报刊,从中攫取当时关于大遣返的新闻、通讯等第一手资料,因而在写作过程中,得以运用大量史料,客观地再现了日本战犯的下场、战俘的结局、日侨的命运,披露了300多万日俘日侨从集中到遣返的种种内幕,其中许多内情鲜为人知。
如果说中英美三国政府首脑的《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宣告了中日战争的结束,那么,把羁留在中国的300多万日俘日侨遣返回国,则是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划上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是圆满的,也是沉重的。而本书中许多尘封的故事,则有助于我们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
梅桑榆
2009年8月26日
于北京通惠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