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实录》是作者陈舜臣在创作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并且对于祖国清末史实和人民生活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的一本即兴之作。从这本篇幅不大的文学随笔式的著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位文学家的历史见地和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的动人文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本著作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于他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的深入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于书中所描绘、所剖析的那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产生真实而形象的感受。

本书以小说的笔触、实录的形式将鸦片战争的过程勾勒出来，文字精炼，史料选取独到，知识点丰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作品。这本书用最轻松的形式描绘了那段最沉重的历史。出版后一直是日本历史学家研究鸦片战争历史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第一章 衰世

 ●走下坡路的时代

 ●逃出首都的诗人

 ●宣南诗社

第二章 午睡之友

 ●畸形的通商

 ●罂粟之妖

 ●漏银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

 ●夷馆

 ●公行

 ●走私贩运

 ●更换选手

 ●律劳卑的失败

第四章 论争

 ●广东的美梦

 ●许太常奏议

 ●引起反驳

 ●严禁论的定本

第五章 点燃导火线

 ●皇帝奋起

 ●林则徐登场

 ●“事势有难言者”

 ●南行

第六章 虎门之烟

 ●行使实力

 ●天之所厌

 ●烟深海国

 ●权臣在内

第七章 战火

 ●驱逐

 ●九龙及川鼻之战

 ●北京与伦敦的强硬

 ●蜂拥而来

第八章 为了鸦片

 ●舰队北上

 ●重返广东

 ●南方与北方

 ●不义之战

第九章 三棱镜的时代

 ●星斗南

 ●渔翁得利

尾声：

 ●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

第一章 衰世

走下坡路的时代

首先谈一谈鸦片战争的时代背景。

英国派出远征军是l840年，即道光二十年，日本的年号是天保十一年。

中国当然是清代。从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算起，是第一百九十六年，是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1911）的七十一年前。就年号来说，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是明治的四十五年。但1971年已为昭和四十六年，刷新了这个纪录。

从中国的记录来看，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有两次，即清朝康熙的六十一年（1662-1722）和乾隆的六十年（1736-1795）。此外，超过四十年但没有超过五十年的年号，有明朝万历的四十八年和明嘉靖的四十五年。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前140-前87）。但这位皇帝有着改年号的嗜好，从即位时的“建元”到死时的“后元”，实际使用了十一个年号，其中没有一个年号超过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三年，改过两次年号，“开元”是二十九年，“天宝”是十四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三年，改年号达八次。

在位时间长，不仅要皇帝的寿命长，还必须年轻就即位，而且要皇帝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都不太长，不是被废，就是亡国。对专制帝国来说，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由富有进取精神的青年皇帝实行革新的政治，随着皇帝思想的成熟，逐渐老练地推行——这是理想的形态。不过，自秦始皇以来二千二百年间，实现了近乎这种理想形态的却为数极少。

上述各个年号期间，除了明代还有点疑问之外，大体上可以说都是该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是超过六十年的康熙和乾隆，中间只夹着雍正的十三年，几乎是互相连接的。

说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一百三十余年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恐怕是没有异议的。雍正皇帝推行告密、镇压的政治，当然不是明朗的太平盛世。但是，它把两个长达六十多年的、罕有前例的太平盛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是短命的，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这三代可以这么说：康熙是积蓄，雍正是维持，乾隆是散发。

乾隆皇帝散发的方式是极其大方的。镇压新疆回族之乱、台湾林爽文之乱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乱，出兵西藏，远征缅甸等等，在支出军费上毫不吝惜；进而又在完成编纂八万卷的《四库全书》这一空前的文化事业上，投入了巨额的国家经费。歉收之年则慷慨地免去租税。国库简直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起码从乾隆皇帝挥霍的方式来看，会叫人这么认为。

任何英雄人物，一旦上了年纪，精力和智慧都会衰退的，乾隆皇帝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在乾隆四十三年下了谕旨，预告自己到乾隆六十年退位。当时他六十八岁，打算再执政十七年，他认为八十五岁是执政能力的极限。

如他预告的那样，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以后还活了四年。如果他要执政到死的话，乾隆将为六十四年，超过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开创世界纪录。

把八十五岁看成是极限，这当然是出于乾隆皇帝的那种帝王的过度自信，实际上极限期早就到来，政治已经紊乱，只不过是“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把它掩盖着而已。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一死，乾隆时代的宠臣和珅即被处死，他被没收的财产，据说不下八亿两白银。当时政府的岁收为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和珅私吞了十年以上的国家岁收。他当过二十年的内阁大臣，换句话说，每年国家岁收一半以上都落进了他的私囊。

允许这样一个胡作非为的宠臣的出现，这本身就说明了乾隆的后期已经进入了走下坡路的时代。

继乾隆之后的嘉庆皇帝执政的二十五年间，可以说是一味地掩饰破绽的时代。“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早已到处露出破绽。不过，嘉庆年间还勉强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之乱，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而平安度过了。

嘉庆二十五年后，道光皇帝即位。这时已经不是衣服露出破绽的问题，而是肉体上千疮百孔，到处流出积年的脓血了。

鸦片战争就好似瞅准了这个不幸的时代而发生的。

据《皇朝通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人口为一亿九千三十四万人。而大约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1830年）的《户部档案》，则记载全国的人口为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余人。

人口增加了一倍，而这期间的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十八。

总生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人口增加一倍，平均每人的所得当然相应地减少，国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人口的增加应当说是“乾隆盛世”的产物，而继承这份遗产的却是道光的“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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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卞立强同志告诉我，他所翻译的我国旅日著名作家陈舜臣先生的皇皇巨著、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即将在国内出版。这件事令我欣慰不已。虽然陈舜臣先生的著作在国内已经有过几种译本，有的作品，例如《郑成功》，在国内已经广为传播，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重视与赞扬，但是，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作家，由于他的许多代表性著作还没有在他的祖国出版，因而在自己的同胞中得到的荣誉和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在他所客居的国家一日本那样广泛和深入，这一点不免令人感到遗憾。因此，当我很高兴地获悉，陈舜臣先生的一本历史文学著作《鸦片战争实录》将要在国内出版的时候，我是很愿意在书前写几句话，借以表达我对于这位旅居日本的著名华侨作家的钦敬之情。

陈舜臣先生祖籍福建泉州，他本人出生在日本神户。他持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护照，但是除了汉语旧体诗以外，他的全部著作都是用日文写成的。这常常造成了一种误解：由于他著作等身，闻名遐迩，而又多次获得日本的文学奖，因此他的名字在国际文坛上有时被列入当代一些著名的日本大作家行列之中。然而，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虽然他只能讲闽南话而不能用流畅的普通话表达思想，但无论从思想气质上来说，还是从文化性格上来说，他都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作家——个精通祖国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大地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感的中国作家。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陈舜臣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中国的历史和人物作为题材的。他是一位有很高艺术造诣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于祖国母亲的光辉悠久的历史，有着深湛熟稔的研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有人曾说，陈舜臣先生既是富有高度文学素养和写作技巧的历史学者，又是能够以洞彻明察的历史家眼光来看待生活、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优秀作家。我以为这并非溢美之词。

陈舜臣先生在青年时代和大学生活中曾经是一位研究东方语言的语言学者，他在文学征途上起步很晚，在1957年他年已三十三岁的时候，才创作并发表了他最早的文学作品。从此以后，他在文学创作上才思泉涌，后来居上。他在文学路程上的前进步伐，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在二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创作和著作。陈先生最早曾经以历史推理小说进入文坛。并因而获奖，但为他带来国际荣誉的，则是他的以中国和日本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各种形式和体裁的小说。他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都是首先在报刊上连载，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以后才出版的具有史诗规模的鸿篇巨制。现在呈现于读者的《鸦片战争实录》，则是他在创作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并且对于祖国清末史实和人民生活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的一本即兴之作。从这本篇幅不大的文学随笔式的著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位文学家的历史见地和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的动人文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本著作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于他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的深入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于书中所描绘、所剖析的那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产生真实而形象的感受。

最近几年，陈舜臣先生还写作和出版了一些用别开生面的方法写成的历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五卷的历史巨著《中国历史》和两卷本的《中国五千年》。这两本著作，用优美、生动、幽默和富有哲理的文字，创造性地用引人人胜的文学语言，描写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这些著作，反映了陈舜臣先生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同时也表达了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思。它们已经在日本广为传颂，并且被许多学校和部门指定为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必读书或参考书。我希望，这两部书有一天也能够以中文版本和作者祖国的广大同胞见面。

我深信并且祝愿，陈舜臣先生的“彩笔”将永远在握，将永远以他旺盛的创作精力，写出更多的佳作来。  冯牧

这本书用最轻松的形式描绘了那段最沉重的历史。

——旅日学者 陈翰原

在我们眼中，鸦片战争中的清朝官员之种种决断让人感觉矛盾两不可思议，读完本书，使人豁然开朗，个中的文化因索、制度因素令人沉思。

——德国著名汉学家 施耐德

我读历史书有两个标准，一是要好看一二是要尊重历史。这本书就是如此。

——日本历史学家 岩城信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