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部书，你才会了解，人，可能疯狂到何种地步，也可能英勇到何种程度。你可以说，这部书填补了后人对这段历史认知的空白。你还可以说，这将是一部一上架就会获得战史类模范文本地位的作品。

你更可以什么都不说，在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你走到屋角的某处，坐下来，静静地翻开它，然后，开始读吧。

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役。松山战役（包括密支那、腾冲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

本书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详实、真切、细致、可感，有具体日期、具体人物、具体地点、具体景象、具体过程，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闻到硝烟，如听到枪声炮声，如见到怒江滔滔翻滚的浊浪，和对岸高崖上日军碉堡黑洞洞的枪眼。

序一 研究战争史的新视角与新方法／朱增泉

序二 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乔良

序章 他们在寻觅什么？

第1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

第2章 大反攻：西线有战事

第3章 一战松山（6月4日—7月1日）

第4章 二战松山（7月2日—7月6日）

第5章 三战松山（7月7日—7月11日）

第6章 四战松山（7月12日—7月19日）

第7章 五战松山（7月20日—7月25日）

第8章 六战松山（7月26日—8月2日）

第9章 七战松山（8月3日—8月19日）

第8军 松山战役中的指挥者

第10章 八战松山（8月20日—8月27日）

第11章 九战松山（8月28日—9月1日）

第12章 十战松山（9月2—9月7日）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

松山战役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在Google地图网站提供的美国卫星地图中寻找松山，大致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作为参照物。当你在横跨怒江的惠通桥西岸找到“腊勐”这个地名，在其北侧紧傍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主峰标高约为海拔2200米。从松山溯怒江北向绵延而上，则是如鱼脊般逐渐抬升而起的高黎贡山脉，那里的平均海拔已在3000米以上。

松山主峰至怒江江面的垂直落差为1500多米，站在松山顶上看怒江，仿佛从空中俯瞰，怒江如深谷中的一条银练；而抬头眺望怒江东岸的山峦，则感觉如在眼前，直线距离不过八九千米，似乎在此岸喊一声，彼岸即可听到，但行程却在60公里以上。自保山方向逶迤而来的滇缅公路，经东岸的山头绕“之”字形盘旋而下，至怒江峡谷谷底，跨过惠通桥后又盘旋而上，先通过腊勐寨子，再环绕松山山腰绵延数千米，而后在西南方向的滚龙坡转向龙陵。由于这里山岭高峻，一向人迹稀少，但又是怒江以东通往龙陵、芒市的必经之路，古时只有一条陡峭多弯的古驿道，西行者从东岸山上下到谷底，再攀援而上至西岸山头，往往要走一整天，且一日里要经历谷底炎夏、山腰凉秋、山顶寒冬三种不同气候，一向被行人、马帮视为畏途，不是万不得已，绝不进入这’、“高山夹箐，地险路狭，人马不能并行”之地。对怒江峡谷而言，西岸的松山是一座超级“桥头堡”；对滇缅公路，松山是扼断其咽喉的巨手；对滇西重镇龙陵，松山则为前沿屏障。其地理位置之重要，身临其境者一目了然，故西方记者曾将其称作“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

据守松山的是日军第56师团步兵第113联队主力，及师团直属野炮第56联队一个大队，配属辎重兵、卫生队和防疫给水部一部，负责镇安街西南至怒江地区的守备，指挥部设在松山。他们在松山构筑了坚固的半永久性工事，常驻兵力约3000人，方圆十数里都在其炮火控制之下。这支日军是1942年5月攻占缅甸后，追击败退的中国远征军而前出到松山的。其后整整两年，一直盘踞于此。按日军的惯例，他们以松山脚下的腊勐寨名，取谐音将守军命名为“拉孟守备队”。

1944年元旦，在松山日军的记忆中是个难忘的日子：海拔2010米高的松山阵地上开始供水了。为此，日军在松山主峰的道人坪子用汽油桶烧了热水，士兵们脱得赤条条地洗了一通露天浴。

既然日军打算在松山长期坚持，水源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此前，日军在主阵地与崖阵地中间北侧的水无川山谷中找到了水源，但因无供水设备，只能组成运水班，每天往返一次，从山下背水上来。1943年12月1日，配属拉孟守备队的第56师团防疫给水部的冈崎正尚军医大尉、吉田好雄准尉等人，用汽车吸水排气装置改装成一台动力抽水泵。又从畹町运来水管和混凝土材料，日军士兵汗流浃背，日夜施工，在步兵炮队兵舍西侧高地修了一个蓄水槽，又在滇缅公路纪念碑西侧高地修了一个配水池，而后用两级抽水泵抽水上来，再用铁水管输往各兵舍地。1943年12月26日首次供水，1944年元旦开始可以三天洗一次澡了。

洗澡对日本人是最重要的生活享受，能三天洗一次澡似乎意味着真正的安居乐业了，但他们想不到200多天后即全部葬身于这个山头。

在日军被歼灭整60年后的2004年9月，笔者来到了松山。从松山腹部的大垭口村往山上走数百米，在路边的玉米地里看到一座部分边沿已经残缺的日军蓄水池。这是当时松山阵地上仅有的几个混凝土设施之一；据说还有一处是电话交换站，已经被炮火翻耕深埋于地下。60年过去了，蓄水池里盛满了猩红的雨水。

当时，吉田准尉还用汽车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为松山主要阵地和兵营安装了电线，使70多处用上了电灯。

2

日军部队都是所谓“乡土部队”，每支部队的兵员均来自一地，凭借日本人浓重的乡土观念形成特殊凝聚力。侵占滇西的第56师团，系根据日本裕仁天皇“军令陆甲第85号”令④，以第12师团留守部队为基干，于1940年7月在久留米编成，以北九州的福冈、佐贺、长崎三县为征兵区。在日本，九州岛素以民风强悍好斗、活火山频繁爆发和娼妓众多著称，日本战国时代属最强势的萨摩藩，历来是出精兵的地方。在南京大屠杀中罪孽深重的破城“首功”熊本第6师团，及在缅北横行一时的久留米第18师团都属九州部队。作为编成地同为一地的“同乡”部队，第56师团与第l8师团在滇西、缅北战场遥相呼应，作战配合上有天然优势。第56师团属于“新常设师团”，基干力量为三个步兵联队，但配属有搜索、野炮、工兵、辎重诸特种联队，为战争中后期战斗力较强的“一类师团”。P17-19

余戈是一位军人，是一位真正的军事迷。不要以为只要穿上军装，都自然成了军事迷，不见得。身上穿着军装，却并不真正懂得军事，这样的人并不少。穿上军装，并且懂得军事的人，也不一定全都对军事潜心钻研到入迷的程度。朋友们告诉我，现在的军事网上很热闹，年轻人当中有一大批军事迷，“玩”得很深。他们对当今军事高科技领域的进展情况相当了解，对各种高性能的先进武器装备相当熟悉，对当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动向也相当关注——虽然并不是每一条信息都很准确，也不是每一种见解都很内行。作为一名老军人，我觉得这是一条好消息，一种好现象。我国近三十年来经济繁荣，老百姓生活总体上安定并且日益改善，富裕的人越来越多，一片太平盛世景象。怕就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人当中再没有人关注军事，再没有人钻研军事。如果那样，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得了健忘症、幼稚病。

我们热爱和平，并不热爱战争。但忘战必危，这句话可以从各个不同层面去解读。从中国的历史层面去解读，中国战败的教训太惨痛了，百年耻辱，没齿难忘。从当今世界现实生活的层面去解读，世界各国的电视新闾中哪一天没有战争？世界哪一个角落没有战争？哪一个国家不在研究战争？哪一支军队不在准备战争？从一支军队、一位现役军人的层面去解读，意义更加直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朝一日，有准备地去投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同毫无准备地去投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胜与败，生与死，结果将是天壤之别。 从一个民族心理的层面去解读，对于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交战双方对战争中结下的怨恨都已释怀了吗？道义责任(哪怕只是口头上的)都已承担了吗？最后，从厘清战争历史真相的层面去解读，我们对每次战争、每个战役、每次战斗，其取胜或者失利的过程、原因、经验、教训，都搞得十分清楚了吗？不见得。有很多东西至今仍是一本糊涂账，将错就错，以讹传讹。在今后战争中遇到相同的情况，很可能重犯相同的错误。

感谢余戈，他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战争史的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他不是从宏观的、政治的、浮泛的角度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而是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翔实、真切、细致、可感，有具体日期、具体人物、具体地点、具体景象、具体过程，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闻到硝烟，如听到枪声炮声，如见到怒江滔滔翻滚的浊浪，和对岸高崖上日军碉堡黑洞洞的枪眼。

余戈写的是真正的战争。他写的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场具体的战役战斗——1944年发生在滇西的松山战役。就内地半个多世纪来研究抗日战争史而言，余戈写的这本书，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这是历史的态度。国民党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我们殊死拼杀的敌人。在抗日战争中，它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同盟军。面对共同的民族敌人——日本侵略军，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都曾为捍卫自己亲爱的祖国浴血奋战、流血牺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共同回眸那一段难忘的战斗岁月。超越时光，“认同”的东西将会逐渐增多。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许多一脉相承的军事文化传统，这是不该否认的。日本侵略军，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侵占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又发动太平洋战争。甲午战争距今115年；“九一八”事变距今78年；全面侵华战争距今72年；太平洋战争距今68年。日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败，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距今64年。这一切，我们都还记忆犹新。对于中国军人来说，不应该忘记一点：日本侵略军有战斗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用“武士道精神”一言以蔽之。要从多方面去寻找，要从历史事实中去寻找，要从日军的平时训练和对战役战斗的组织实施中去寻找。余戈就是在进行这种具体的寻找。还有，日军、美军对待寻找战亡者、战争中的失踪者的执着，对待处置战亡者遗骨的严谨与庄重，也常常令我颇多感慨。与之相比，我们有时反倒显得草率、粗疏。这是对待人的一种态度，对待军人的一种态度，是对一支军队、一个国家战斗精神的一种悉心呵护。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兵家千古名言，发明权属于我们中国。敢于正视敌人的优点，是我们自信的表现。切记，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把“知己知彼”这句话喊成一句空话、套话。

最后还要特别提到一点：余戈的写作风格，是一种细心考证的风格。他拒绝任何戏说、想象、推理的成分。对于松山战役，他查遍了凡是能查到的文献资料，走访了所能寻访到的亲历、亲见、亲闻者，踏访了松山战役旧战场的每个角落，显示出军事记者不凡的调查采访、资料鉴别和叙事把握能力，写出了令人颇具“信任感”的文字。

余戈的写作态度把我感动了，我倚在枕上读他的书稿，半夜给他打电话：“这篇序我为你写，最迟什么时候交稿？”

朱增泉(中将)

2009年2月13日晨草于北京航天城

由“藏品”进而追求“藏识”，我又踏访了不少抗战遗址遗存。从平型关、黄土岭、东团堡、台儿庄、昆仑关、淞沪、衡阳、长沙，直到滇西的松山、龙陵、腾冲。起初，我以为经过几十载岁月，那种置身现场的历史感怀早已被前行者“打捞”干净了，我这个晚来者顶多是印证一下别人的心情，就像初到一个旅游点被导游员按套路化的导游词“忽悠”一样。然而，还真不是如此。有心者与无心者不一样，有准备者与无准备者不一样，来的人和来的人也就不一样。

我看到不少新鲜的东西。在松山，这种感觉来得尤其强烈。

公元2004年9月15日的晚饭，我是在龙陵县腊勐乡腊勐村吃的。听说县里的领导陪着北京的记者来访，五十多岁的老村长从村委会后院捉了两只乌骨鸡宰了，与土豆一起炖了一搪瓷脸盆端了上来。酒是当地产的烈性烧酒，话题自然是60年前的那场战争。昏黄的白炽灯下人影朦胧，一扭头就看见墙角散陈着近些年村民在山里劳作时挖出来的锈迹斑斑的各式炮弹。而我们吃饭的这间屋子，就是当年第8军军长何绍周的前进指挥所。

酒话均过三巡之后，老村长捧着一杯酒踉跄着绕过矮桌要来敬我们。我们赶紧站起身迎上去，尚未听清楚他方言浓重的祝词，就见他一扬脖干掉了满满一玻璃杯！我们也忙晕乎着把酒灌了下去。这时就见老头忽地一下直挺挺地往后倒去，幸亏身边的人扶得及时，他才没有重重地砸在地上。

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明白老头何以那样激动。是为了几个北京人居然知道自己的偏僻小村曾经发生过那样的大事而感动吗？但以他的年纪，60年前可能还没出生，那些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是当时我们所谈论的话题血腥气太重，在烧酒所氤氲的神秘气场里，在那一刻制造了类似战场的幻觉，而我们都像当年的远征军老兵一样产生了莫名的亢奋和冲动。松山一带的村民常说黄昏阴雨天能听到山谷里有喊杀声和枪炮声回荡，那些聚拢在这个山洼的七千多英魂就不会给我们这些千里迢迢来探望的人某种感应吗？何况傍晚时分我们才用同样的烧酒祭奠过埋在不远处山坡上的第103师的老兵们！

回到北京很久，这个晚上的情景都萦绕在脑海里，要为松山战役写一本书的念头也萌生了。某一夜，灯下翻看品野实的《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行跃入眼帘的文字更是刺激得我无法安宁。他写道：“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一直在反复整理拉孟战史……天长目久，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他们的面容，可片刻之后又倏然消失，只有一群敌人围在我的面前，向我喷射出无数的光和热，我被燃烧了！当我感到夜色已深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要写的不是已经写完了吗？”

我从中体味到这个拉孟守备队补充兵的真实心境——尽管他在书中不断反思着战争的罪恶与灾难，但是他对战争责任的归因和批评锋芒，仅仅指向所谓军队高层将校和“无谋”的参谋；而对那些在第一线犯下了无数战争罪行的下层官兵、他那些未曾谋面的“战友”，则寄予了无限理解和同情，他无法忍受他们被埋没荒草。这正是品野实从每日新闻社退休后，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投入此事的情惑支撑点。后来，他作品书名中“异国的鬼”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日本公众关于历史记忆的一个特定的流行词语，其语义更多的是对惨败战事的幽怨，而非对战争责任的反思。但是，他关于“真实的战况，只有听老兵们的讲述才能知道”的感慨，我则牢牢记在了心里。我就想，好吧，你是写完了，现在该轮到抗战老兵后人、现役中国军队记者余戈来还愿了。我眼前浮现的，则是背负火焰喷射器跃出战壕向鬼子们喷出无数光和热的那些远征军的士兵们。

2

因为公务繁忙，写作的过程拖得很长。此外，琢磨怎样写的问题也颇费了些时日。我没有可能亲自采访到那么多战争亲历者，在很长时间内他们被世人遗忘了，待公众刚刚对那段往事产生兴趣时，他们的生命又渐行渐远。而以战史脉络为线索进行虚构创作，既非我所长，更非我所愿。我一直认为，正是《三国演义》之类“经典”的熏陶，使中国人面对历史时有一种“演义化”的心理惯性，真实的经验总是被遮蔽在自慰式的阅读快感背后，“读史使人明智”的预期往往落空。于是，我将作品定位为“私家战史笔记”，想老老实实地依据历史文献和个人口述资料，以个人的考证和分析写出类似于战史实录的文本。文学评论家周政保先生在其《非虚构叙述形态》一书中，关于“报告文学”文体的操作规范性，“报告”与“文学”何为根本的论述，在我心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感到，这些年看到国内很多贴着“纪实”标签的文字，都有意无意地忽悠了读者，在“非虚构”创作领域仍然存在缺乏观念引导和文体自律等问题。我觉得，即便从最底线来讲，能写出一份能让人做资料的“报告”，也是有价值的。确定以“日记体”的结构方式，则是受益于我的同事、著有淮海战役纪实三部曲的梁粱先生的点拨，他说：松山战役不就打了九十多天吗，你先把每天发生的事情梳理出来看看。在此基础上，对那些与战争进程相关的延伸性背景，我以插入专题文章的方式做了处理。而在叙述微观战况演进中，著有《远东 朝鲜战争》的作家王树增的一个创作经验，对我影响深刻。他说，他在写志愿军某个连队进攻一个山头时，同时要知道防守这个山头的美军是哪支部队，指挥官为何人。也许，让战争双方当事人坐在一起推演昔日战事，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尽可能找到交战双方的官方战史和个人“战记”进行比对，绝对是一件有意义且有趣味的事。搞收藏的经验，让我在查寻资料方面颇有心得，只要看看我开列出的参考书目就可以知道，它们摞起来约有两米高。到这时候，你会看到交战各方对某段史实的夸大或缩小，看到彼此讲述的侧重点，因而你会明白他们如此讲述的动机——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旁观者清”吧。如果能做到这样，尽管面对的是60年前的旧事，你仍然会觉得自己反倒比当事人还明白其原委，能订正其某些有意无意的笔误和口误，历史的某个小秘密居然被你一个后来人洞悉了，这是多么爽的体验啊！

当然，我所说的是一种理想境界。对于历史，我们所知道的永远比发生过的要少，何况流传过程中还存在那么多的遮蔽、过滤与矫饰，能尽量趋近于客观真实，就相当不容易了。在这里，我还真不怕别人说我搞得过细，因为对于习惯于在“定性”后“概而言之”的国人来讲，也许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注重细节、不厌其烦的“琐碎”，而我一直感到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种“微观战史”。

3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一个国家完成现代化之特征，是实现整个社会的“数目字的管理”。以这一视角来观察，国内历史文献资料的保留存档，确实呈现出“农业社会”所特有的粗放式、粗线条、大而化之的色彩。仅举一例：笔者经过对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的《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的附件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表进行逐一核算，发现士兵负伤一栏的合计数字，竟然漏算了整整1000人。须知，这份资料是进入官方军事档案的“源头”资料，因了这个被“污染”的源头，使得历史“下游”的研究征引都不过是以讹传讹！为本书搜集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国内的“低端”历史文献实在是太贫乏了。这使得国内的军史、战史著述多数都是宏观的综述和总论，偏重于从政治、外交和战略角度叙事，仿佛政治路线、战略方针确定之后，历史结局即为命中定数；而关于一线战壕里浴血拼杀的记录，只是可有可无的边角料，难以进入历史研究者的大雅之堂。难道不是由漫长的城市巷战构成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了“二战”历史的转折点吗？但就在苏德两军长达一年的厮杀中，曾出现过多少次可能完全改写胜败结局的战场变数！基于对这一问题观念的不同，西方史学界普遍对有关军事、战争的细部问题格外重视。仅以“顾问团”和少量作战部队投入滇缅战事的美军，在战后编撰的中缅印战区战史，如今竟成为关于这段历史最翔实、最重要的史料。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战史丛书，关于滇缅战事的记述常常具体到一个中队的行动，显然得益于拥有较完备的部队阵中日志、战斗详报等资料，而它竟然是由一支被打得溃不成军的败军保留下来的。日本学者山田正行在其《自我认同感与战争——战争期间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及自己在本国获得的历史文献时罗列了数十种，在中国的搜寻结果却为数寥寥，只好如此解释：“那是因为出现了上述斗争和混乱(指国共内战、大跃进、反右、‘文革’等)，存在着整理抗日战争文献记录困难的状况”，对比之下着实令人感到窘迫。即便在军事题材“纪实文学”创作领域，国内又何曾有人下过美国作家科尼利厄斯·瑞恩在其“二战”纪实三部曲《最长的一目》、《遥远的桥》、《最后一役》中所下的调查采访工夫。瑞恩及著有《日本帝国的衰亡》、《最后一百天》等战史作品的约翰·托兰，常常不按传统史学规范注出材料出处，那是因为他们不但是所写战事的亲历者，而且主要素材为亲自采访所得。国内的战争影视创作者，也很难想象《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硫磺岛家书》这样的战争影片，有着怎样扎实的真实历史素材作为依据。

试想，如果国内的战争幸存者都能像日本老兵那样有条件出皈个人的“战记”，我们的军史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无名英雄”？我们的军事题材创作怎么会总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当成了经验？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到那些真实的“小事”，马上会为自己编造出来的“细节”脸红。笔者将写作定位于“微观战史”，无疑设置了一种颇具挑战性的难度：首先，我已经不可能像科尼利厄斯·瑞恩、约翰。托兰那样直接采访每一位战争亲历者，而所寻访到的极少数仍健在人世的老兵，能脉络清晰地陈述往事者也是寥寥可数，情形令人心痛(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有价值的抗战口述史作品已几无面世可能)；其次，那些统帅日记、将领回忆之类的高端文献中，又极难看到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营以下行动”的踪影；再次，即便在档案馆查到作战部队的原始战况资料，叙事也过于简略，基本没有关于人物的情况。仅仅记述战事流程，无疑是非常枯燥、无法引起非军事专业背景的读者的兴趣的(实际上，虽经笔者付出了相当努力，本书仍存在这样的遗憾)。

基于这一现实，研究者若想挖掘到历史的微观层面，与其征引数量甚少、线条过粗的“高端”文献，莫如下大力气搜寻散落民间的“低端”文献，做类似史料“拓荒”的工作。我认识的戈叔亚和方军都是这样的人，前者自1980年代开始对滇缅战场做田野调查，光是松山就去过不下30次；后者自十年前开始寻访见证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已出版口述史作品不下三种。所以，读者将不难理解我对上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由全国各级政协进行的文史资料征集、编撰工作的特别感念之情，那是官方组织的一次大规模历史“拓荒”，它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保存下了大量由亲历、亲见、亲闻者撰写的第一手史料，且有着大量的事件、人物细节。也许这些基本呈现出“低端”色彩的史料，有其杂芜、错漏、小视角的一面，且很多都属于非正式出版物；但是当我们将视线从统帅人物的办公桌转向一次战役、战斗的前沿战壕，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它们，需要我们付出的劳动则是甄别、校订等细致的技术工作。同时，我也深深地感谢多年来由各地报刊在抗战胜利纪念契机对那些抗战老兵所做的寻访报道，以及近年来网络媒体上的“军事发烧友”们对于历史细节无微不至的挖掘探索。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很多努力比那些吃专业饭的人更逼近历史真相。为此，我恳请有缘看到此书且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同道者，特别是仍健在人世的滇缅战场参战将士及其后人，能向我指出文中的错漏之处，告诉我您所了解的新鲜资料，让我们一道来做这个“无限趋近于历史真实”的工作。我的电子邮箱为：laoyuge@sina.com。

我要诚挚地感谢为本书作序的朱增泉、乔良两位将军，他们是我所仰慕的重量级军旅作家。特别是乔良的《超限战》和朱增泉的《观战笔记》，是带给我以启迪和引领感的作品，我从中感受到现代职业军人意识和情怀对于一般“文人文事”的超越感，那是令我向往的“以笔为剑”式的写作。朱将军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南部边境战争中担任军级指挥员，乔将军曾以专职作家身份亲临前线采访体验生活。我将请他们为序，视为请求所敬重的师长对自己的军事“沙盘作业”做队前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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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付梓之际，除了以上提到的启迪者，我还要感谢以下亲朋挚友：

武警保山医院政治处原副主任温文来少校，是他挑选了经验丰富的老兵司机，陪同我沿着险峻的“滇缅公路”寻访昔日的滇西抗日战场。他所在的医院有“红十字照耀滇西”之誉，很多地方史志、宣传部门的同志，都是他出面帮我联系的。如今这位厚道的广西人转业在保山，有空我还要去找他，与他一起坐在腾冲坝子上晒太阳喝酒。随我一起踏访滇西的是北京“龙骑兵军友俱乐部”的两位朋友刘征年和陈佳，他们一路上用摄像机和照相机记录了我们的行程，使得我回到北京后仍能一次次重温松山的地形地貌。

龙陵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怀准同志，这位朴实得像内地的乡村干部的领导同志，把家乡史志烂熟于心，在龙陵的各个战场遗址都是我们的最佳导游。因为书一直没写出来，这几年我一直没好意思跟他联系，这回算是对他和他所代表的龙陵有了一个交代。

我尊敬的军事学者兼藏友、宁夏军区预备役大校沈克尼先生，一直热情鼓励我早日完成此书，并雪中送炭地为我搞到了4幅珍贵的远征军滇西地区1/10万军用地图。我感到，这简直是上苍借他之手来助我一臂之力。当我以为已将松山战役的史料篦梳干净时，忽然得到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讲师李习文传来的喜讯，他委托研究生弟子刘涵喆帮我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检索到了松山战役主攻部队第103师松山战斗详报及阵中整训日记。我立即赶赴南京，承蒙南京军区创作室创作员裴志海、武警总部司令部调研员成金旺等帮助协调，在第二档案馆支持下以档案原件复印了史料，回京后在短时间内对书稿做最后的补充修订。对上述友人的感谢，实在是用语言难以形容的。

经解放军出版社同事殷实先生介绍，我有幸结识了曾翻译《战争与罪责》、《正义是否击败了时间》两本重要日文图书的朱春立老师。朱老师曾在日本企业和中国驻日使馆供职，日语功底非常扎实，且对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当熟悉。在她热情帮助下，我这个日语门外汉才得以消化所搜集到的日文资料，在此谨致以由衷的谢意。而经殷实先生介绍，书稿得到三联书店编辑叶彤先生的认可，对我而言更是一份意外之喜。我印象中这个拥有60年辉煌历史的文化殿堂以人文学术类图书为出版定位，但不久就看到了该店所出的《龙旗飘扬的舰队》、《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等品质不凡的军事历史图书。在叶彤先生建议下，我对书中引用资料一一作了注释，体会到以学术规范提升纪实作品品格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这将使找受益无穷。

我的同事、《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主编许向群先生，常常对我说：杂志编辑这个行当是个“万金油”，还是有一点兴趣专攻为好。没有他的大力支持，我这个副主编不可能挤出时间来写这个本职工作之外的东西。感谢我的同事、《军营文化天地》杂志见习美术编辑强晓东先生，利用业余时间帮我精心绘制了大量战役进程示意图，使那些因年久而模糊不清的油印历史资料旧貌换新颜。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刘忠东中校，尽管我收藏的一屋子“鬼子破烂”让有点洁癖的她颇为厌恶，但为此支出的数十万元她还是没有心疼。在我写作期间，洗衣做饭带孩子一应家务她全部承担了，尽管她不觉得我从故纸堆里扒拉出来的这些旧事还会有多少人感兴趣。

作者2009年3月22日于北京平安里

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役。松山战役（包括密支那、腾冲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

当时参战的官兵们，虽然对抗战的最终胜利抱有信心，但是看到日军如此疯狂地顽抗，都不敢相信自己能看到胜利那一天的到来。很多人的想法是，拼光自己这一代人，杀死全部日本男人，也许中国才能熬到胜利那一天！

——余戈

余戈写的这本书，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这是历史的态度。

（本书）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详实、真切、细致、可感，有具体日期、具体人物、具体地点、具体景象、具体过程，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闻到硝烟，如听到枪声炮声，如见到怒江滔滔翻滚的浊浪，和对岸高崖上日军碉堡黑洞洞的枪眼。

——朱增泉（中将，《观战笔记》作者）

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

《1944：松山战役笔记》像一块厚厚的板砖朝我劈面拍来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的质量和沉重，也让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鸟气：总算在期待了如此多年之后，看到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的作品。

即使如我这种以读战史为己任的读者，也很少读过如此这般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烧焦的皮肉、滚烫的弹壳和刺鼻的硝烟味的作品，以致我至今闭上眼睛，都能马上想象出那片寂静的战场下，被太多的鲜血浸泡过的钢铁和铜的腥气以及暗红色的泥土！

——乔良（空军少将，《超限战》作者）

《我的团长我的团》中惨烈的南天门战役的原型，就是松山战役。

刘芳（《嘹望东方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