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美国全国图书奖提名奖、美国艺术文学学会罗森塔尔基金奖。《艺术论坛》、《纽约消费论坛》、《俄勒冈人报》年度最佳小说，《纽约时报》年度瞩目好书。

1993年9月27日，美国发生了一件颇为轰动的事件：一位遭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二十三年之久的女逃犯凯瑟琳·安·鲍尔向波士顿警局自首。《销毁文件》生动地演绎了当年这位激进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际遇，并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维度上再现了20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美国现实生活场景。

1993年9月，遭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二十三年之久的女逃犯凯瑟琳·安·鲍尔向波士顿警局自首。1970年，她因参与抗议越战的恐怖暴力活动而成为联邦调查局进行最大规模搜查的女嫌犯。二十三年之后，她走进了警局，结束了自己的亡命生涯。这一富有戏剧性且顿具讽刺意味的事件震撼了美国，也深深地触动了以反映历史和表达深刻思考见长的美国女作家达纳·斯皮奥塔。她在自己的第二部小说《销毁文件》中，生动地演绎了这位女逃犯多年来隐姓埋名的生活，并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维度上再现了20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美国现实生活场景。

凭记忆

要让生活变得不幸，是不难的。

玛丽特别懂得这一点。她的错误——太多了——老是缠着她不放。导致生活崩溃的原因，她全知道：首先是让你身边的人离开。你的家人。你的爱人。这是最难以忍受的部分。然后，再将自己置身于某个陌生的地方，在那里(怎么会这样呢？)没人认识你。你一无所有。那么，好吧——这就是最奇怪的部分——剥夺你的过去，剥夺你过去的每一点、每一滴。

还有呢？

她发现，尽管人们会想象些什么，但是，无所失去很像一无所有。(但是，即便在此刻，还是有什么要失去，某种巨大的东西要失去，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没人认识、无家可归的状态从来就与自由不是一回事。)

让人烦恼不安、毛骨悚然以及不快的幻觉的部分——你丢了自己的名字。

玛丽坐在火车上，在逐渐暗淡下来的夜空下，穿过不断变得陌生的景色，一路上紧张得令人窒息，当天夜里，她终于坐到一家汽车旅馆里的床上。尽管她焦虑不安，不过，车厢下不时响起的铁轨卡嗒声还是让她平静了下来。一种奇怪的平静不断地陪伴着她，直到火车进入到下一个车站，这种平静才会被打破。这时，她等待着有人向她扑来，某个固执、冷峻的官员手指着她。在这些近似平静和所有其他的时刻，她试着让自己显得正常。只是在她想走动一下时，你才能注意到她颤抖得多么厉害。这确实让她原形毕露，她紧张的神情清晰可见。她尽量不走动。

越过五个州界，接下来，她递上现金，匿名要了一个房间——像密室般的房间，很静。她拿着发票，凝视着，1972年9月15日，她想，这是出走后住下来的第一天。十二号房间，出走后住的第一个地方。

即便在这时，她不知道做什么做到了一半，就来到链条锁的后面，又查看了一下房门，并且拉上了窗帘。洗淋浴是不可能的。她倒有点希望在自己裸露着身体，毫无知觉地站在洗澡间里时，洗澡间的门被推开了。她没有睡觉，而是躺在床罩上，面对着房门，随时准备逃走。淋浴和床，裸体以及睡觉——她确信事情就会这样发生，她能想象得到事情发生的过程。她看着它缓慢地发生，她默默地看着它，随后她又看着它以双倍的速度发生，猛烈的碰撞和裂成碎片的玻璃。难道你没见过弗莱德·汉普顿的床垫的照片？她当然见过弗莱德·汉普顿的床垫的照片。他们都见过。她不记得那些照片上的尸体是否还在床上，不过，她肯定记得那张床：床单被扯掉了一半，肮脏的囚衣和床垫的缝口都露了出来，血渍斑斑。所有这一切都被捕捉在可怖的维基②式黑白照片里，似乎突出了浸渍的血迹和被抓乱了的床单。她想象着最后几秒钟把床单弄成一个球，或许是用来保护床上那个倒霉的家伙的。当然，床单被抓起来，抟成一个球，并不是为了抵御枪弹，而是掩蔽他自己可怖而且是最后的裸露。

“谢里尔。”她大声说道。不，绝不要这个。橙汁苏打水。“纳塔莉。”你得大声念叨它们，把你的嘴唇弄成发这个声音的形状，然后让气流通过。她这样发音时，每一个都听起来有些怪怪的。“西尔维娅。”一个电影明星的名字，听起来太虚假了。太与众不同了。人们可能确实听到过这个名字。引起了注意，并且还打听它。“阿格尼丝。”太陈旧了。“玛丽。”她轻轻地说。但这是她自己真实的名字，或者说她原来的名字。她就想念叨这个名字。

她穿着毛巾布浴衣坐在床边，床上有一个米色绳绒线床罩，绳绒末端的纤维摩擦过久，散开了，线头也松了。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她在买其他生活用品时就有些想买这件浴衣了。她曾设想洗澡会让自己放松一下，在浴后穿上浴衣似乎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她正是这样做的。她把浴盆洗刷干净后，就浸泡在里面。她眼睛紧盯着敞开的浴室门，注意不溅起水花，绷紧神经来辨别听到的每一个声音。她刮了一下腿上的汗毛，然后又用那天买的一个小指甲刷清洗了一下指甲。她用洁牙线剔了牙，又用新买来的牙刷刷洗了舌头。她用一种不同往常的细心来做那些往常梳洗打扮的琐事：她本能地知道，这些琐事与她保持神智正常或智慧等密切相关。否则，她只能穿着肮脏的牛仔裤，僵硬地坐在地上垂首哭泣，直到他们进来捉住她。肮脏与迟钝相关联。清洁，特别是个人清洁，能抵御疯狂。它是一种控制的宣言。你可能处于混乱之中，被吓坏了，但是你自我照料的温馨从你的身上散发出来，并进而保护了你。玛丽猜想许多人在这个方面犯错。邋遢可能是反抗的，但却绝不是解放的。事实上，她确信对个人卫生抱有邋遢和粗心的态度会让你屈从于你身外所有的事情，而你身外所有的东西都会乘机而入。

电视机的音量很小，她看着屏幕，但却几乎视而不见。她抱着双膝，蜷身而坐。未经打磨但却洁净的指甲，均匀光滑。双腿刮过了，散发着婴儿油的香味，看上去有些油光光的，有一种爽身粉的气味，很亲切。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脸颊放在双膝上，然后，把双膝抱得更紧了。她成了一个小人球，不是吗？

P3-5

乔国强 张甜

1993年9月27日，美国发生了一件颇为轰动的事件：一位遭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二十三年之久的女逃犯凯瑟琳·安·鲍尔向波士顿警局自首。

凯瑟琳·安·鲍尔曾是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迪斯大学的女学生。她曾是国家荣誉奖学金的最终获得者，一个家人引为自豪的女孩，突然在1970年的一个周末，从家人的眼前消失了。她因参与抗议侵越战争的恐怖暴力活动而成为近年来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最大规模搜查的女嫌犯。她逃脱了，并且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没有人再见过她，更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然而，她在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二十三年后，终于“幡然悔悟”，为自己过去为反战所采取的极端行为深感痛心。她走进了警局，结束了自己的亡命生涯。这一富有戏剧性且颇具讽刺意味的事件震撼了美国，也深深地触动了以反映历史和表达深刻思想见长的美国女作家达娜·斯皮奥塔。她在自己的第二部小说《销毁文件》中，生动地演绎了当年这位激进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际遇，并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维度上再现了20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美国现实生活场景。

一、反战与逃亡：一个时代的写照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约翰逊为首的美国政府悍然发动了侵越战争。美国政府派出了近五十万士兵，占领了越南南部地区，并动用重型轰炸机疯狂轰炸越南北部和南部爱国武装力量占领区。他们还使用了约计一万磅的化学药剂，不仅毁坏了大片反美武装力量藏身的丛林，还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反战运动高涨，一些反战人士采取极端手段，从事暴力反战的活动，以迫使美国政府停止战争，并从越南撤军。战争终于停止了，但是战争遗留给人们的思考还远远没有停止。这部获得2006年美国全国图书奖提名奖的小说《销毁文件》所思考的，就是战争给人们都带来了些什么。

斯皮奥塔在小说的开篇首先说：“要让生活变得不幸，是不难的。”这个不幸，主要是指小说中那些反战人士个人及其后代的不幸。越战后，因反战而起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偃旗息鼓了，当年一些叱咤风云的反战斗土也因“脱离了学生、青年工人和黑豹党，过着嬉皮土式的群居生活，在政治上日形孤立’而遁入地下。战争不仅将社会切割、扭曲，而且还将人们的灵魂切割、扛曲。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丽·惠特克原来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反战热血青年，因痛恨战争，她和男友博比·德索托以及其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制造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爆炸事件。他们本想以此来警告并惩罚那些对越战进行援助并向美国军队提供服务的大资本家，不料却造成了无辜人员的伤亡。这几位年轻人在警方的追捕中，被迫隐姓埋名，辗转于美国各地。

玛丽在逃亡中先后使用了卡罗琳和露易斯两个假名博比也更名为纳什。新的名字意味着新的生活。玛丽和博比从此亡命天涯，三十年后再聚首时，恍然已是隔世。岁月浇灭了他们当年的反战热血，生活的艰难让他们身心疲惫，无辜受害者的阴魂始终缠绕着他们。玛丽不愿再过这种亡命的生活，到警局自首；博比也心灰意冷，从容地任警察把自己从家中带走。他们以轰轰烈烈为民请命的反战运动开始，以逃亡并最终锒铛入狱、面临法律制裁为结局，共同演绎了这出与社会、政治和人性纠缠在一起的悲剧。

这部小说虽然围绕着战争与反战来写，但小说所真正关心的却是战争与反战对人们的影响。玛丽曾是一个厌恶战争的普通女性。在参与暴力反战后，她不得不忍受改名换姓、失去身份、离别亲人的宿苦，独自一人亡命天涯。她想念母亲，几次打电话回家，却怕被追捕她的警方窃听，只能默默地含泪倾听母亲绝望的呼唤，而不敢跟母亲打一声招呼。她日夜思念男友，却只能独自在暗中流泪。为维持生存，她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做些零工。十多年后，她和一个她怎么也爱不起来的男人有了孩子。孩子的父亲去世后，孩子成了她唯一的亲人和依靠。孩子想了解自己的母亲，但是，她只能以讨好卖乖的方式来回避孩子的追问。在终于不忍心继续欺骗和伤害孩子以及渴望过上正常人生活的心理欲求下，她决定向警方自首，等待法律对自己的惩罚。

另一个深受战争和反战影响的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博比。他曾是一个电影制作爱好者，有着许多美好梦想。但是，战争将他的梦想扭曲了。他没有去拍摄能获取商业价值或能博取同行赞美的影片，而是将镜头对准了战争。他的朋友在看完他所制作的有关反越战的几部电影短片之后，决定要采取点行动，来反对战争并惩戒那些支持战争的人。

博比的父亲是一家化学公司研发部门的经理。博比耳濡目染，懂得许多化学炸弹方面的知识。他制作了炸弹，不过还没有准备真的用来炸毁什么。玛丽不断劝说他采取行动：“我们愿意放弃行动任由那些畜生为非作歹吗？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在行动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它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还击，否则我们会一辈子觉得耻辱。”他决定以暴力制止战争后，便很快制定出了一个行动计划。他找到了所有支持战争的相关公司董事局成员的家庭住址以及他们度假的地址，还仔细地规划出了时间、行动步骤以及对媒体的宣言。战争改变了这个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生活轨迹，也将他逼上了犯罪的道路。

在博比和玛丽分开逃匿的日子里，博比认识了比自己年轻三十多岁的米兰达。博比改名纳什，经营一家名叫“大草原之火”的书店。这里是一些激进社会团体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常常一起讨论如何采取措施来影响美国社会或者是反对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米兰达是这家书店的常客，她在性格上有点像年轻时的玛丽，对社会充满嘲讽，甚至还有点歇斯底里。她的天真无邪令他神往。但是，战争和与之相关的反战已经让他无法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和爱恋：“他既不想保护她，也不想让她帮助他恢复年轻。不能做这类的事情。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还有一个深受越战影响的人物是亨利·奎因。他是博比经营的“大草原之火”书店的老板。亨利并没有去过越南，却深受战争噩梦的折磨。美国在越战期间，为了毁掉反美武装力量用于藏身的丛林，投放了大量的用化学毒剂二恶英等制成的脱叶剂。亨利得了非淋巴肉芽肿病，而这种疾病一般情况下是因接触或在二恶英的环境下工作才会患上的。于是，亨利将自己所患的非淋巴肉芽肿病与美国军队在越南投放的二恶英化学脱叶剂相联系。他时常梦见自己参与了这种恶行，致使自己身上奇痒难耐，失眠、颤抖、患急性呼吸道疾病、痛苦不堪，甚至醒来时也无法摆脱噩梦的影响，只能依靠抗忧郁药物和酗酒来维持生存。他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报应。因为在美国国内反对越战浪潮中，他知道关于那场战争的所有事情，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它……只是保住了自家性命”。他读了很多关于越战的东西，每天每夜都想着这些恐怖的东西。在病痛和自责中，他就去破坏那些在越战中干了不光彩勾当的医药公司的广告。最后，他在疾病的折磨中痛苦地死去。

二、历史语境：话语体系的基础

斯皮奥塔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我来说，把历史语境安排好是极其重要的。”确实如她所说，这部小说的历史语境有独到之处，对凸现小说的主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这部小说的历史语境就是充分利用了时代的宽度和长度，将20世纪最后三十年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了小说的历史语境中，在对历史画卷的铺展中揭示了作者对“后越战”时代的认识。

除了表现反战外，小说在三十年这段历史长度中，还展现了各具时代特色的文化元素，如音乐、艺术、电影、黑客、青年群居生活、激进主义社团、女性主义等，让读者在更为广阔的地域和领域里领略美国的社会生活及其变迁的历史。小说中有许多表现时代特色的场景或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代表当代年轻人生活方式的“黑屋”、代表女性主义的新哈蒙女性社区以及萦绕在整部作品中的摇滚音乐。

小说中的“黑屋”是一座被涂成黑色的房子。它远离公路，隐匿在前院里一排排巨大的红枫树下，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整座楼房永远都散发着怪味，还会有瘦得皮包骨头的吸毒的孩子。冬日里，他们在瑟瑟的寒风中度过；到了初夏，他们又会在清晨或夜间聚会，整宿地不睡觉：尽管跳蚤、老鼠、蟑螂以及猫的侵扰让他们感到有些沮丧，但是它是他们“所希望找到的最舒适的窝”或者“一个纯粹后郊区人的天堂”。

如果说斯皮奥塔通过对“黑屋”的描写，表达了她对生活在那个时代青年群体的认识，那么她利用对新哈蒙女性社区的刻画，阐发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靠近纽约的新哈蒙女性社区实际上是一个妇女群居村。这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女性社区，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全部都是女人而没有一个男人。所有的女人都自由独立，不依靠男人。“所有女人都在重新创造着自己。在这里，没有人承认自己的过去。没有人想去回忆过去，只想把握现在和未来。”

不同的“历史语境”培育了不同的人群。从“黑屋”里走出来的是一些激进的社会活动者；走进新哈蒙女性社区的都是追寻女性独立的梦想者。以从“黑屋”走出来的米兰达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人，对社会充满怀疑甚至敌意。他们喜欢标新立异，热衷于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而以走进哈蒙女性社区的玛丽为代表的新女性，则具有独立和自我张扬的品质。玛丽不会一味地听从男人的说法或者是建议。她立场坚定，敢做敢当。为了正义的反战事业，她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说服自己的男友博比采取暴力行动。她独自一人亡命天涯，也不曾有过后悔。日后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并给无辜者带来灾难时，她也能承担责任，勇敢地面对法律的制裁。

斯皮奥塔还通过对音乐的描写来表达对“历史语境”的重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社会、教育以及经济发生较大变革的时期，此段时期也见证了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摇滚乐的盛行便是其中的一例。在小说中，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摇滚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一改过去悠扬享乐与抑郁虚幻相结合的品质，表现了一种无奈颓废和怀旧的情调。摇滚乐的主要欣赏者也由过去的全社会转而为少数像是患有幽闭症的摇滚乐收藏者，这时流行的一些摇滚乐也都与先前的大不一样。

时代的变迁不仅给音乐的形式和内容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音乐欣赏者的喜好也造成很大影响。玛丽的儿子贾森——一个生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经人就与他母亲对待摇滚乐的情感不一样。贾森听这类音乐时，更多的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炫耀自己的爱好。他的母亲玛丽则不然，玛丽是在用心体会或回味那曾改变她生活轨迹的既甜蜜又苦涩的岁月。

在小说中，男性人物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历史语境”，即他们与小说中女性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处于一种整体“失语”的状态。纳什和亨利，或藏匿在小书店的书架间，或病病殃殃，整日疑神疑鬼。唯一男性自述者就是贾森，但他还是个孩子，在小说结束时还没有完成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的完全转变。整本小说里和玛丽相处时间最长也最有发言权的男人就是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贾森的父亲，但是作者很早就让他“失语”了，他死于一场车祸。

另外，小说中的男性人物不仅“失语”，而且作为一种语境，他们也成为被女人“凝视”的对象。在玛丽眼里，博比的皮肤“有一种与红润相反的泛着黄绿的色调，十分光滑，以致她触摸时都能感到自己手指上或唇上每一个粗糙的小点；他皮肤的质地透明细腻，她能看到他手腕、太阳穴以及颈部血管的跳动”；奥古斯都“长得很英俊，头发又黑又长”；在米兰达看来，乔希的“肌肤像牛奶般光滑润泽，这让她想到了大理石雕像”，“他几乎就像个女孩子一样的美丽”。在这些女性人物眼里，这几个成熟男人日常生活都非常有条理，他们把自己的房间都收拾得相当的干净——这些往往都是女性的特点。其实这种描写无疑颠覆了父系社会男人的统治地位。女人可以去欣赏男人的身体，可以去酒吧玩弄男人，而不再是男人的玩偶。以前男人强壮的肌肉、高大威武的身材、浓密的毛发以及坚毅的眼神在《销毁文件》这部小说中似乎找不到——作者笔下的男人被女性化了。而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都是相貌平平，可以用来修饰的形容词很有限，她们没有闭月羞花之貌，但仍然对男人有致命的吸引力，因为她们性格刚毅，不拘小节，能承受生存中的不公与不幸。这个男人群体“失语”的语境，反衬出了新型女性的特质。

斯皮奥塔小说中的历史语境不仅指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事件或一个能形成鲜明对照的男性群体，而且还指那些影响人物精神风貌的个人事件。小说中有许多这类揭示影响人物精神历程的“小”历史语境的描写。例如，斯皮奥塔将玛丽怀孕生产描述为革命行动。在小说中，怀有身孕的玛丽认为自己的生活被别人操纵了。她感觉自己很被动，拉紧的肚皮先行，而她只能跟在肚皮后面。更有甚者，这个小生命还规定了她不能做的事情：不能喝酒，不能随便找个人睡觉，不能逃跑，也不能改名。她生下孩子，还意味着自己将有更多的义务要去履行，而且她生活中所有的改变只因为有了这个孩子。与此同时，这也成为她新的畏惧的来源：害怕自己照顾不好他，害怕以后他知道自己的秘密以及害怕由此而引起的诸多后果。这个由怀孕而提供的小小的“历史语境”，其实源于母亲对自己生命延续的期望，“这是一种自我否定，超越了爱，是一种强烈的感情——对孩子的爱。”斯皮奥塔在此设置的“小”历史语境，为情节的发展，即为玛丽最后决定向警方自首，提供了合理的逻辑依据。

三、叙事策略：结构与视角

斯皮奥塔刻意设计的小说结构也为她作历史语境的安排提供了便利。大体说来，小说的整个框架像是用蒙太奇的电影手法衔接而成。她那看似不受时空限制，将不同的时间、地点以及角度摆放在一起的叙事策略，有意无意地拓展了叙事的疆界，也将历史语境最大化地发挥了作用。

小说总共分为九大部分，每个大部分里又分为若干个小的部分。这些大小部分组合在一起，就像电影镜头的切换，把发生在每个人物身上的事情分别讲述。具体地说，第一部分发生在1972年，讲述的是玛丽回忆她和博比事发后的逃匿，他们改名字，设计好路线以及应该注意的细节问题：第二部分的时间是1998年，主要记叙玛丽的儿子贾森在家里听摇滚音乐和纳什开办书店、亨利破坏广告牌的故事；第三部分的时间又回到1972年至1973年间，回顾玛丽逃亡中的际遇；第四部分的时间还是1998年，仍旧以贾森的日记开始，但故事的主体围绕着亨利、纳十、米兰达三人展开；第五部分的时间回到1973年至1980年间，主要讲述玛丽与她的难友贝莉在新哈蒙女性社区的生活和玛丽与她的男友奥古斯都邂逅、同居的故事；第六部分的时间是1999年春，汇集了有关纳什、贾森、亨利、西斯等众多人物的故事；第七部分是1982年至1999年间，主要讲述衔接当下故事的“革命行动”——玛丽怀孕和生子；第八部分的时间是2000年。作者在这一部分中几乎让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出现了，为小谠最终解开悬念作了铺垫；第九部分作者并没有准确地交代时间。虽然没有写明时间，但内容涉及较多，包括玛丽回忆起当年自己进入度假屋安置炸弹，并和同伴焦急等待结果的情景，正好与第一部分在情节上构成一种呼应或循环。

细看结构，似乎有点巧合的是，属于奇数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七以及第九部分在时间上大致可以连接在一起，主要是以玛丽逃亡时经历的事情为线索，展现了女主人公的所见所思以及当年的“暴力行动”；而属于偶数的第二、第四、第六以及第八部分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情节衔接上都有些散乱。它们分别记叙了这几年这对昔日恋人各自的生活，作为“历史语境”的有关激进青年的故事，以及贾森在成长过程中对母亲的审视和怀疑，读来给人一种“天各一方”的不同时空交错感。

小说中不仅有这种大的结构上的交叉安排，还有一些小的叙事角度的灵活转换。嵌入在整体叙事中的“贾森的日记”便是一例。出现在偶数部分的“贾森的日记”以玛丽的儿子贾森的独特视角，近距离地观察了玛丽这位当年反战斗士的私人生活。贾森对母亲的真实身份一直都持有怀疑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他总是跟母亲作对，想窥探和揭发母亲不为人知的过去，并藉此来表达对母亲的关爱。在贾森的眼中母亲“通常用古怪但却快乐的方式，表现出一种颇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警觉、神秘感。就好像她并不完全确信自己住在安全的房子里或过着恰当的生活。就好像她是这里的客人”。作者斯皮奥塔借助贾森的眼睛，折射出了母亲在历经磨难后，因爱而惧怕儿子的复杂精神状态。斯皮奥塔还让贾森跟踪母亲到她教授烹饪课程的学校，监视母亲的一举一动，进一步获得了与往日母亲居家时的不同印象：

你知道，她存在于完完全全地不属于我的世界中。她慢慢地讲着，还有意识地强调某些部分。她讲课很有权威性，但听起来一点也不刺耳。既没有令人讨厌的喘气声，也没有分量不足的句子结尾。既没有少女腔，也不妄自菲薄。虽然不性感，但是既温柔又庄重。

此时贾森眼中的母亲没有了那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警觉和神秘感，而只有富有智性的女性的温柔与庄重。

斯皮奥塔运用这种视角的转换，收到了一举两得的功效：既通过贾森的眼睛深入地揭示了玛丽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又让贾森在对母亲“关注”的过程中一点点地成长起来。

斯皮奥塔还运用电影镜头这一独特视角，来客观地再现美国民间团体的活动情况和当年反越战运动中的暴力行为，比如博比。德索托在1968年至1972年间制作的一系列电影。其中有一个分镜头是这样的：

电影制作人尾随着这位老人，在门口处走到他前面。他用一份《生活》杂志遮住自己的脸。这是一张一个女孩在奔跑的照片。她一丝不挂，非常痛苦，凝固汽油弹在烧焦她的皮肤。

老人瞥了一眼照片。“是的，我看过那张照片。太恐怖了。”

这实际上是为玛丽和博比的暴力反战做出了铺垫或起到了诠释的作用。这不是作者在说话，也不是人物在表态，而是用表达客观事实的镜头在做真实的记录。

小说的结尾处还有一个没有播放出的电视镜头——通过玛丽的儿子贾森叙述。这一“镜头”虽没有播放出，但它的出现一方面帮助回溯了反战者实施爆炸杀人的具体行为，再次让读者回到小说的主题，另一方面让玛丽的儿子贾森终于破解了母亲的神秘感，完整地刻画了一个反战女性的坚强意志、多舛的命运以及敢于面对历史审判的勇气。

需要指出的是，斯皮奥塔在运用这类“镜头”时，并没有只是单视角地用镜头来叙述，而是在影片的播放中间或随后加入一些作为观众的人物对话，让聚焦在镜头和片外人物的目光间转换，共同构成了一种视域网络。这种双重的“阅读”叙事技巧——对电影镜头的“阅读”是由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在增加了叙事和阅读间的张力的同时，还邀请读者参与共同构建隐含其中的价值体系。诚如《纽约时报》的一则评论所说，《销毁文件》这部小说“拥有琼·狄迪恩的时断时续的残暴性，还拥有唐·德里罗的狂欢的语言以及对历史的共鸣”。

达娜·斯皮奥塔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出版于2006年的《销毁文件》只是她的第二部小说。她的第一部小说《照亮旷野》(Lightning Field)完成于2001年，获《纽约时报》“年度最受关注小说”以及《洛杉矶时报》“西部最佳图书”荣誉。《销毁文件》获得了2006年美国全国图书奖提名奖。在被问及她受哪本书的影响最大时，她肯定地回答是唐·德里罗的小说《天秤星座》。该书充满了智慧，也展示了德里罗一贯描写美国文化的作风。达娜·斯皮奥塔深受影响，所以她在自己的小说中也融入了大量的美国文化和历史。斯皮奥塔的小说创作代表了一种新的潮流，即在关注形式技巧创新的同时，更为注重与社会现实的契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似有回归到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上来的迹象。

拥有琼·狄迪恩的时断时续的残暴性，还有唐·德里罗的狂欢的语言以及历史的共鸣。

——《纽约时报》

达娜·斯皮奥塔仅凭她的第二部小说，就已成为美国的大作家了。

——布雷特·伊斯顿·艾利斯

一部了不起的小说，读起来像日记或是惊险小说。对于斯皮奥塔来说，词语是可操控之物，让她的文本闪光、震颤。

——《芝加哥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