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王晓英刚出版的诗集。王晓英是武汉市签约作家,杭州人。2005年底出版的长篇小说《漏雨的屋子》让她一举成名。这部小说获得了全国首届青春网络文学大赛长篇小说佳作一等奖,也获得了湖北省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之后出版了小说集《转身是冬天》。
这里的诗歌,初看上去,大都带有黯淡的色彩。雪、雨、冬、夜,仿佛是王晓英永恒的主题词,似乎她的过往一直与这些阴霾有关,与眼泪有关。这种淡淡的忧郁无疑给她的大多数的作品预先铺设了一种感情基调,但是细读后,你会发觉这绝不是无谓的呻吟。和她的小说一样,隐藏在绝望和悲伤后面的,实际上是充满希望的载歌载舞。在这六十八首诗歌里,王晓英将其内心的坚韧和对未来的不弃不舍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本诗集主要收录了作者于2007年12月到2008年6月这段日子写的诗。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是作者内心细微敏锐的感受。作者对自我个人的生命与体验之外的东西不感兴趣,也不在乎外界的褒贬。作者只对灵魂相通的人放着属于自己的电影,彼此安慰。
陌生是一种黑的颜色
王晓英
我走过很多地方。从7岁起。那个初冬的黎明,我趴在爷爷的背上,穿过冻土的空旷田野,在苏州河边登上轮船。轮船漂向杭州。那时开始,我不停地往前走。杭州。北京。斯图加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也不知道前面究竟有些什么。只是习惯了把脸贴在蒙着灰尘的玻璃窗上,凝望迅速往后退去的树木、房子、人流、车辆。
一个人。
无论是走在华灯初上的城市街头,或是站在开满梨花的无人山冈,心里的寂寞都无以言说。于是我不断地回头,朝着故乡的方向张望。我那不多的亲人,一个一个地,在退出人群,一步一步地,消失在暮霭沉沉的群山中。当想到一个人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时,就会低下头,脸埋在掌心里,泪水从指缝里不断地渗出来。
认识先生,有了孩子后,我对这个世间开始心存留恋。我觉得我的生命是因他们而存在的。先生是个清秀儒雅、温厚纯良的男子。他和我一起做菜,一起靠在床头看书,会在我生病时一勺一勺地给我喂药。喂药时,他总是先放在嘴边尝一尝,然后很小心地把勺子伸到我的嘴边。我吞下药后,他会马上拿起纸巾擦拭我的嘴角。他注视着我的眼神里,满是宛转和疼潜。我们在阳台上种栀子、青竹、凤仙,一起为树剪枝浇水。休息日,和他蜷缩在藤椅里,捧着茶,说着话。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风里有淡淡的花香。年幼的儿子坐在地板上搭积木。偶尔,他仰起胖乎乎的小脸,咯咯笑着喊,妈妈来——!我把他抱起来,让他坐在我的腿上,教他念:“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世间之事,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
所以越来越不喜欢出门。一个人的时候,就坐在电脑前敲字。写作是一个黑洞。它常常使我沉溺其中,忘记尘事凡俗的生活。它教会我任世间风雨如泼,临水观花,我行我素。它让我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一些隐藏在心里的伤和记忆。它在不断地提醒我,善待亲人和朋友,宽恕伤害过自己的人。因为那些在我生命中进进出出的人,总有一天会成为我的虚幻。相聚是暂时的,分离才是永久。在落着雪的街道拐角,在咖啡屋的楼梯上,在死神的镰刀下,我们会知道,时间就是这么多。只有这么多。
当我把消失的人——按落在我的纸上,纸上的那些文字,就像一朵朵花一样缓缓盛开。那弥漫着的忧伤的香气令我伤感,但是我仍然会感到甜蜜愉快,好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开着花。
2005年底,长篇小说《漏雨的屋子》出版。2008年3月,小说集《转身是冬天》出版。我的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异端的。人的异端是环境造成的。我认为能在一种极端状态下生活的人,是能比一般人更多更加倍地理解这个世界的本真面目和人生的悲苦,也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样还可以证明世界还没有恶劣到毁灭了人类所有的精华。毕竟苦难是孕育深刻的。
这本诗集《夜未央》主要收录了2007年12月到2008年6月这段日子写的诗。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是我内心细微敏锐的感受。我对自我个人的生命与体验之外的东西不感兴趣,也不在乎外界的褒贬。我只对灵魂相通的人放着属于自己的电影,彼此安慰。
生活中交往的人不多。喜欢清静。不喜欢被束缚。想到了就一起坐坐。随意,自然。经常有读者给我写信。我记不住他们的名字,职业,所居住的城市。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某个午夜,在网上无意中看到有读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王晓英和她的小说》:“一个女人,写一手文章,有一颗易感的心,注定了要漂泊啊,不在路上,就在心里。稳定的婚姻与缠绵的爱情也牵不住她的脚步,不能给她以自我的全部释放。活在自己的文字里,她才是最美的精神的生灵。她的丈夫在序里疑问,为什么她平时的活泼在文字里全部被忧伤和黯淡的光线遮掩了?也许,这就是答案吧。”无端地,我泪流满面。
想起扎加耶夫斯基《自画像》中的诗句:“我生活于一些陌生的城市,有时和陌生的人/就我陌生的事情聊上几句。”
陌生是一种黑的颜色。可是有文字陪伴,我一点也不害怕。
偶尔,依然会想远方究竟是什么。也许是一株妖异的树,也许只是一蓬绚丽的焰火,或许是晚霞在窗外,一个静谧安详的黄昏。
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再次出发。也许我们的生命,只能以不断出发的姿势得到重生。为某些只有自己才能感知的来自内心的召唤,走在路上。无法停息。
只是,路太长。
2009.3.2,于武汉
跟情感拔河
——读王晓英诗集《夜未央》
迷思
为了糊口,总得找点事情来做,人人如此。比如修鞋、打铁或者到码头搬运,这些都是极其古老而且正当的行业(天上不会掉馅饼,再说,即使哪天掉下来——白吃,最后煎烤的不一定是馅饼,却总会是良心);也有些人不幸碰上了另外的行当,比如写字。本来,写字据说也同样是古老而且正当的行业,文字史甚至文化史都是这么告诉——至少是暗示——我们的。不过,经过峰回路转到了今天,情形就有些不堪了。写字成了一个最需要为自己寻找理由的行当。
而仔细思量起来,在写字之中,诗歌又尤其难堪。圈外的不说,就说诗歌圈内的吧。当海子在诗歌的领地中吭哧吭哧耕种麦子或者其他农作物的时候,诗坛上于是一片乡村的郁郁葱葱,这景象实在让伊沙难以忍受,于是有了《饿死诗人》中的呼吁——“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之所以如此决绝,是因为伊沙忍受不了“那样轻松的你们/开始复述农业/耕作的事宜以及/春来秋去/挥汗如雨收获麦子/你们以为麦粒就是你们/为女人进溅的泪滴吗/麦芒就像你们贴在腮帮上的/猪鬃般柔软吗”;是因为至少在伊沙看来,“诗人们已经吃饱了/一望无边的麦田/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城市最伟大的懒汉/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当然,更不用说后来诗人们之间的吵吵闹闹,或者网络路上“梨花”满地,零落成泥。诗歌圈外的局外人可能是早已感觉莫名其妙了:诗歌究竟是什么?哪些才是好的诗歌?作为读者我们应该阅读什么样的诗歌?
无疑,对于诗歌的写作、阅读和研究,这都是一些常识性问题,但所有在诗歌甚至整个文学领域行走的人也许都知道,最难于回答的恰恰正是这些常识性问题——其实也不止是诗歌经常被这样问及,小说也是的,米兰·昆德拉虽然著作无数,但他还得回答“什么是小说”。
绕来绕去一通之后,我要做的其实很简单:不在这里负责说明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好的诗歌这样一些既常识又十分难于回答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我来回答,我只能说,关于什么是诗歌,唯一能够得到的答案,就是诗人们正在写作的那些文字。在这个近乎游戏的意义上,谁也没有权利界定谁是诗人,谁不是诗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沙是,海子也是,甚至梨花体的写作者们也都是的。一个人如果想要使得自己成为诗人,他/她就能够。
因此,作为小说作者的王晓英,在一本又一本的小说之后呈现出一本诗集,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读过她的长篇小说《漏雨的屋子》后,我曾在评论中说过:“既然作家已经敢于面对漏雨的现实和心灵,我想,她也一定敢于面对自己的小说文本。我的意思倒不是说,希望她建造一间间不漏雨的屋子,而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晓英注定会成为一个语言的能工巧匠,会给我们带来另外的屋子——漏不漏雨都不要紧的——或者糖纸或者别的什么,因为毕竟,‘现实多么广阔。远的不说,说近的/此刻……’都已经够我们一生来言说。”这次她带来的是诗歌,一间更加心灵化的小屋,这也就使得读者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再一次窥见她的写作和文字魅力。
当然,对整个诗集进行评说既不可能也不明智,那恐怕会惹起读者的厌烦,因此,不妨选取诗集中的几首谈谈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诗集中多是有关情感的浓墨重彩,激烈却又相当节制。情感的忧郁与悲伤,在诗人极具意象化的文字选用中,往往被渲染得惊心动魄,这可能多少也得力于诗人先前的小说写作经历。“我的文字一路向西/忧郁着脸/穿行在黑夜的荒草之中/双肩上落满了雪”(《午夜过后的五分钟》);即使写悲伤与忧郁之后的宁静,也依然暗含着生与死的角力,蕴含着某种潜在的紧张。这是其中的一首《我越来越喜欢这种静》:
我越来越喜欢这种静
一个人坐在电脑前
音乐,清茶,文字
或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仅仅是墙上的钟摆
不断地搅乱着
光束里徐徐降落的灰尘
时隐时现的记忆
像一只鸟在天空飞
一个人行走
从一些生活场景中退出
像夜间开放的花
一瓣一瓣地打开
然后,在细节的回味中
一点一点接近春天
我把这种静
种在窗台上
季节之外,我端坐
看最后一片落叶,腐烂前
拥有自己最完整的睡眠
这首诗歌的标题本身,其实就暗示了跟‘现在”不同的、以往的“动”(否则,现在所喜欢的“静”就无法显现)。一开始的“电脑”、“音乐,清茶,文字”、“墙上的钟摆”、光束里的尘埃、“时隐时现的记忆”等等,似乎能够营造一种安静的氛围,这种氛围进一步被“退出”、“细节的回味”、“夜间开放的花”所强化,但诗歌的最后一节却使得这种静变得十分可疑。因为,诗歌最后走向的不是一般所谓的安静,而是一个更深沉的安静——这是由“最后”、“落叶”、“腐烂”和“睡眠’这些词语与意象构成的,那是人人都要经历的最后的睡眠,那才是真正意义上“最完整的睡眠”。事实上,这种“静”中已经蕴含了另外一种不动声色的“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作者本身是否意识到了,她的诗歌写作在动与静的相互暗示与彰显中,越过了具体的生活场景,能够在看似平静的词语行进中掀动情感的激流。
诗集中还有一些诗篇,可能起于情感却同样不止于情感,而且篇幅通常都非常短小,往往是一刹那的情绪流露与凝固,而在构思方面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处,能给读者某种阅读上的惊喜。比如下面这首非常短小的作品《水漂》:
万千之中
你选择了我
我那冰冷的心开始怦怦跳动
在你的指间,眼睛里
我们滑过水面,跳跃,飞翔
我沉下去了
你还在岸上
初看起来,这首诗的写作,跟生活本身一样平常:大约没有没打过或者看过打水漂的吧?因为某处(只要有足够的水)的旅行,或者因为在某地一时的心血来潮,我们可能都会随手捡起某块石头或者别的什么,弯腰、扬手,石块飞出,接下来的就是一连串漂亮或者不漂亮的滑行、水中的涟漪,如是等等。这是一个动作,一个场景,但这首短小的诗歌却又把它演示得异常地丰富。 “万千之中”作者省略掉了一些东西,读者自然可以根据‘打水漂’这个题材本身很容易地补足这种省略:它是石头,但根据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你”、“我”,读者也可以同时把它指向人本身(“我”)。而且,石头跟“我”在冰冷的心上有很好的结合。人和石头处于一种相互的比喻之中,互为喻体与本体。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动作、行进(滑过、跳跃、飞翔),这一系列的动作又正好跟前面的被动的静止状态(被选中、冰冷、石头)相对比。直到最后,这种对比从动、静上升到了沉、浮,并在沉、浮的对比中再次回到了“你”、“我”,因为这才是这首诗歌的核心——“你”“我”的关系。整首诗干净利索,含义饱满而并不夸张,在冷静中却又显示出某种锥心的疼痛或者遗感。而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可以是“你”“我”之间的情感,也更可以看做是某种命运的喟叹。
这首诗歌中的那个“们”字看来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错误’。这是她在小说中偶尔也会犯下的、相当有趣的失误:细节上的不精准。这种偶尔的看似不精准,在她的其他诗篇中也是有的:“我的歌声骤然低下来/像一只驯服的羊拍打着/冻僵的翅膀’(《我的名字》)——在生活经验中,羊怎么拍打、随便拍打哪里,也不可能拍打翅膀的。在这首诗中,“你”终于在岸上,“我”沉下去了,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我们”“滑过水面,跳跃,飞翔”的情形,因为“我”是跟石块互为喻体和本体的,否则,“你”就得再次从水中爬起来,重新站到岸上去了。
令人惊讶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我们日常经验中的一个错误,而是因为它可能正好显示了作者写作中全部的投入和自由的想象(也许是诗人自己在不自觉中的某种幻觉)。当说到“你”“我”的时候,作者能够分清这两者,但当处于对“你我”的回忆中时,“滑过”、“跳跃”、“飞翔”的,就不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行为了,而是在幻觉中泄露了两人共同的行为——变成了“我们”。这可以说明,如果纯粹从诗歌写作技术的角度上说,“滑过”、“跳跃”、“飞翔”其实是可以展开的地方——如果写成小说,那也许是全篇中的华彩段落。但这是诗歌,作者用最简洁和凝练的方式,用最诗歌的方式让小说的因素“滑过”、“跳跃”、“飞翔”而过了。
诗人的笔触并非只能涉及情感,在这本诗集中也有虽然很少但却同样精粹的社会现象的描写。这是《捡垃圾的人》中的首节:
捡垃圾的人,躬身在垃圾堆里
像农人躬耕在田地
一把锈迹斑斑的铁耙
翻开被人们丢弃的生活
紧张地
和流浪的猫狗,嗡嗡叫的绿头苍蝇
争夺口粮
我们正处在一个既无限丰富又可怕地贫乏的时代,身心内外均是如此。只有语言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示我们在历史上的真实处境,不管是个人的情感历史,还是内心以外的社会历史。那些社会底层的不幸者,俯身于垃圾堆,他们弯腰的身姿,极像农人在田地间的躬耕,但“捡垃圾的人”与“农人”之间的相似,也只能到此为止:“捡垃圾的人”也许恰好正是那些失去了田地的农人,他们已经根本不同了,而他们之间的相似,最多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心惊的比喻。“……/而你只是默对自己的影子/把皮包着的二百零六块沧桑/挣扎成一种佝偻的形象/然后仰起脸,望着故乡/——你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麦苗开始发芽/桃树开始开花//兄弟,我能做些什么呢/诗句无法为你讨回工钱/笔,在阳光下/敲不醒积满灰尘的睡眠/无奈,如一片黄叶/被现实穿心而过/落下,沉重地落在/茫茫的中国大地上”(《民工》)。跟处理情感的诗篇一样,这里诗人写得也相当地节制,没有喊叫,没有空洞的愤怒,有的只是无奈和沉重。这是诗歌,也是现实的真实。
不管是哪一路的写作,王晓英的诗歌写作十分吻合于英美新批评的标准:反复的矛盾对比、复杂的语义含混等等使得她的诗歌充满了张力,虽然在措辞上有时看来却又十分简单。“春天,我将在黑暗中与你相聚/一起离开/乘着你的翅膀/回家,或飘落天涯”(《卷心菜》);“我用一生眺望/它却在瞬间消失”(《海市蜃楼》);“等你,多么幸福啊/花开在什么季节/你知道我也知道/等你的时间不长/一生而已”(《等你》)。这类例子在这本诗集中真可谓俯拾皆是。这些诗句能够透露作者对语言的掌控能力。
这本诗集可以用英美新批评的方式予以解读,或者说常常能吻合于新批评的诗歌评论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本诗集的写作者受到这类批评标准的指导或者影响。从接受影响的角度上看,如果要说这本诗集有什么特点,我以为可能恰恰是无所依傍。作为一个读者或者评论者,很惭愧,我很难在这里指出这本诗集的写作究竟受到哪路创作或者批评流派的影响(虽然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技术上无所依傍,对读者和作者而言,都很难简单地说是好事或者坏事。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跟她的小说写作一样,作者的诗歌写作也是极其自我中心的。这不但从诗集中大部分诗歌涉及的题材、从她的写作对现有诗歌写作技术流派的漠视可以见出,也可以从作者在小说和诗歌之间的文体转换中看到:王晓英似乎不太关心外界情形,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内在世界。她从写小说开始,却在冷不丁中转向了诗歌写作。从小说到诗歌,是跟目前大多数写作者完全逆向的一种选择。通常情形下,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从诗歌转向小说,因为在目前文坛,在商业经济浪潮中,一个最直接也最强硬的理由是:诗歌不挣钱。但她埋头写自己的诗歌,仅仅服从于自己的内心和词汇。除此之外,王晓英的朋友们大概都受到过作者诗歌的轰炸——我也是其中的不幸者之一。每当一个作品成形(有时甚至还仅仅是一个念头,一缕诗思),她总是要求朋友们立即通过各种方式发表读诗的见解,而且不容许敷衍。我还从未见过哪个诗人如此急迫地想知道自己作品的反响,如此自我、自信甚至沾沾自喜。不过,我也相信,朋友们也都跟我一样,乐得在这中间痛井陕乐着。
说到诗歌写作中的自我,这很容易让人想起19世纪中叶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但不是郭沫若所理解的惠特曼,也不是通过教科书上为了赞扬郭沫若的诗歌写作而顺便提及的惠特曼——虽然郭沫若能够貌似惠特曼那样吼叫,也形式主义地学会了惠特曼的列举法)。惠特曼几乎一直用拟人法、隽语、列举法等技巧来表达,他的《草叶集》中最著名的诗篇《我自己的歌》,不是按照逻辑而是按心理变化而进行的,“它更接近一首狂想曲或者是诗曲,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进行变调,按照调与速度进行变化,沉人白日梦的幻境之中,然后冲向了高潮时刻。虽然这按照波浪式的节奏前进,但却一直保持着情感上的统一。这首诗以一连串持续进发的灵感写就,意识的艺术将其统一在一起”(马尔科姆·考利《(草叶集)英文版导读》,王湾湾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它也因此成了惠特曼最伟大的作品,也许是他彻底实现自我的一部作品,是现代最伟大的诗歌之一。在美国文学史上,至今还未有一部如此彻底的个人化的作品,它与美国的民族主义、政治民主、现代社会的进程,或者其他的社会主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惠特曼也有自己的软肋——在写完《我自己的歌》后,用考利的话说,惠特曼自己成了第一个被误导的人(还不用说因此误导了他的信徒,给他们以致命的影响):在这点上,由于新的发现而带来的振奋和骄傲,变成了毫无幽默感的一种自大。他甚至梦想创建一种新的宗教——尽管此时他依然和他的家人住在布鲁克林简陋的房子里,与他的白痴兄弟共睡一张床。而当惠特曼在这种自大的支配之下反复修改自己的《草叶集》时,他就不再是那个正在为所有的美国人、所有的人类而诉说,万物众生都蕴含在他那里的惠特曼,而仅仅只是一个世间之人,曼哈顿之子,他的神圣为地域性所褪色。
即使伟大如惠特曼,面对“自我”的时候,依然难以恰当地把握,可见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我也因此提醒我们的诗人:自我极其可贵,但也需要十分小心,不管是在诗思方面,还是在纯粹的技艺方面。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