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三十年代，北京城中一位“昏天黑地的疯子”以其惊世的魔笔，掀起了一阵读“疯话乱语”的风潮，他就是人称老宣的宣永光。

他是与厚黑教主李宗吾齐名之民国奇人，《疯话集成》是老宣的惊世骇俗之作。疯话乱语贯中西，嬉笑怒骂人世游。

民国时有两个奇人，一是厚黑学的教主李宗吾，一是爱说疯话的宣永光。

老宣似傻实真，所谓的疯话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实话、真话。这本书或以杂文形式出现，或以格言方式表达，精炼和准确地体现了老宣对民国社会、人性、婚姻、情感、文化等方面的丰富阅历和感悟。文字或诙谐、或严肃、或嘲弄、或深刻、或取笑、或抚慰，不一而足。老宣善于从身边看似最平庸琐碎的事中揭示出红尘中的道理，从穿衣吃饭上床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中阐示出人生的真谛。他对男女、婚姻、社会以及人生的刻画和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题词

序

写在前面的后面

老宣供词

跳加官

论民国社会

论民国官场

论民国文化

论民国社会

革命先革心

人饥己饥，国怎能不强；只顾一家饱暖，不顾千万人饥寒，国焉得不乱。

圣人是大盗，现在圣人满街走；荡妇是祸水，现在祸水沿街流。国事焉得不糟，社会岂能不乱。

我国的志士，自古以来，没有今日之多；而国事之乱，没有今日之甚。

我在朋友家，见一只鹦鹉，狂叫“打倒帝国主义”。我对它说：“你这个东西，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么？”我愈追问，它愈喊叫。我说：“叫吧，你也不过是空叫。”

人人全喜欢受人恭维，可惜配受恭维的人太少。人人全不愿挨骂，可叹应当挨骂的人太多。由自己起，自己就是第一个该当痛骂的人。

现今我中国，将出洋二字，认作超凡人圣的大事。非出过洋，不能做大官，不能当大学的教授，不能娶有学问的女人，不能显亲扬名，不能到处受人欢迎。依此推测，将来当厨子老妈，必须先出洋。倒马桶的，拉人力车的，也非先出洋不可。甚至不出洋，就不配娶媳妇，不配造孩子，不配为中国国民，不配在中国生活。简直不出洋，就不是人类。果能达到这种文明进化的地步，我中国就真要“出殃”了。

我听说，某学校有一位国文教员，他的国文程度，实在是稀松平常，屡被学生攻击，大为同人鄙视。然而他善能施行革命，改造环境，跑到美国住了几个月。回国之后，立时被校长另眼看待，举为国文主任。同仁对他，居然自惭形秽，侧目而视。学生对他，居然敬若天神，唯命是听。于是他的文名大噪，每有著作，全校无不争先传观，叹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由此可见，我中国连水土也须改良，否则不但在中国不能研究科学，甚至研究中国的文字，也非远涉重洋，去向洋圣人领教不可。

有人问我“枕戈待旦怎么讲？”我回答说：“那戈字原是胳膊之胳，经一般秘书先生们用错了。枕戈者，是枕着姨太太的胳膊；待旦者，是等待所捧的花旦。”

当官僚，若穿西服，上司与属员，必另眼看待；当学生，若穿西服，职教员与同学，必另眼看待；处家庭，若穿西服，父母、兄弟、老婆、姊妹、嫂子、媳妇与厨子老妈，必另眼看待；处社会，若穿西服，亲戚朋友与男女同志，必另眼看待；当教员，若穿西服，校长、同事、学生与堂役，必另眼看待；打官司，若穿西服，法官与警察，必另眼看待；逛胡同，若穿西服，娼妓与龟鸨必另眼看待；买东西，若穿西服，商店的老板与伙计，必另眼看待；讨饭吃，若穿西服，慈善的老爷太太与少爷小姐，必另眼看待；当外勤，若穿西服，卫兵门岗与要人秘书，必另眼看待；甚至当扒手，若穿西服，侦探与失主，也必另眼看待。并且自己，若穿上西服，也就觉得立刻变成非凡出众的高等国民。你若不信，可到天桥的旧衣摊上，用三块钱买一套旧西服，穿上试一试。

这种情形，我不敢说是亡国的预兆，我只可说是文明进化的现象。

孙中山先生说：“革命须先革心。”我再补充一句：“革心先肯说实话。”

顾廉耻，当言行一致

中国现今，若还要给伟人铸铜像，我主张先多铸齐宣王的像。因齐宣王敢对大贤(孟子)说良心话，试问亘古以来有几个？有人说：“齐宣王不顾廉耻。”我说：“顾廉耻，就当言行一致，不可向脸上‘贴金’假充神圣，悬节孝牌而开‘暗门纵’。那才实在是不顾廉耻呢。”

有人问我：“若给中国的女伟人铸铜像，当铸谁？”我说：“当铸苏秦的嫂子。因为她肯当面对苏秦说：‘季子位尊而多金。’她那意思是说：老三，我尊敬你，是因为你做了高官，发了大财。试问现在能有几个女人，敢像她那样肯说良心话？”

为已死的伟人，铸千百铜像，不如为未死的小民，筹一线生机。使人在眼里，时时瞻仰伟人的铜像，不如使人在心里，时时纪念伟人的大德。否则，愈多铸铜像，愈使将来的小民，在砸毁的时候，多费一些气力。看一看魏忠贤的“生祠”，1700多座，全到何处去了？

国民各凭天理良心，殚精竭虑，尽他当前应尽的职责，就是爱国。

爱国是行为，不是空言。是牺牲自己，不是牺牲别人；是尽义务，不是图富贵；是尽国民天职，不是滥出风头；是个人良心的表现，不是夸张自己的功勋。

人人以行为爱国，国不求强而必强；人人以言语爱国，国不求亡而必亡。

我国自古是“三爷主义”(舅爷、姑爷、少爷)的国，这种主义去不了，任何主义行不开。

前美国驻华公使弗兰克·克莱恩先生，在某处对中国学生演讲说：“……不必竭力救中国，只要诸君诚实不欺，心口皆同，言行一致，中国自能强盛。”他这几句话，正搔着我中国人的痒处，正探着我中国人的病根。我中国人中，尤其青年的中国人——苟够如此，终可以使中国得着真正实在的利益。

把自己看做圣人，必将旁人看成混蛋

将自己看做圣人，必将旁人看成混蛋。达到这种程度之后，天良就真闭了，两眼就真瞎了，双耳就真聋了。如此，任什么良言善行，就全打不开他的心门，触不着他的耳目。久而久之，就养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的确确的混蛋。这种人若再遇着别的混蛋拍他捧他，他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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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有两个奇人，一是厚黑学的教主李宗吾，一是爱说疯话的宣永光。

宣永光，1886年生于河北滦县。学成于北京汇文书院，后自命为先知先觉，目空一切，五年之中，改换七种职业。先后在陆军预备学校、汇文、民大、华大、朝大、北大、铁大等校任历史、地理、英文讲师。生性不能“安分守己”，爱对人生、社会、官场、家庭、男女二性等问题大发议论。他的杂感短文作为专栏先后在《实报》、《图画世界》和《北洋画报》上连载。文章刊出后，读者反应强烈，要求成书。20世纪30年代，老宣遂将数年来断断续续发表在书刊上的文章，辑为两册单行本出版，名之为《疯话集成》、《乱语全书》。两书一出，喧嚣一时，与李宗吾之《厚黑学》并称为奇书。

老宣似傻实真，所谓的疯话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实话、真话。这两本书或以杂文形式出现，或以格言方式表达，精炼和准确地体现了老宣对民国社会、人性、婚姻、情感、文化等方面的丰富阅历和感悟。文字或诙谐、或严肃、或嘲弄、或深刻、或取笑、或抚慰，不一而足。老宣善于从身边看似最平庸琐碎的事中揭示出红尘中的道理，从穿衣吃饭上床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中阐示出人生的真谛。他对男女、婚姻、社会以及人生的刻画和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时间虽过去近百年，如今再看他的妙语，不但仍未过时，有些更切中时弊。

时隔80年，我们重新选编、出版他的这两部作品，以飨今人。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对原书不合时宜的内容稍作删节；并请胡延亭老师配以漫画，可以更加轻松幽默地展现作者的语言，使读者看完后或会心一笑或拍案叫绝。

当然，老宣所处的是民国社会，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某些观点和说法，我们还是不能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