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龙系列图书，是人类迄今为止奉献给一个悲惨世界的最伟大的礼物之一。那么枯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房龙的神来之笔，让每个大人小孩在不知不觉中娓娓忘倦了。

这是一部通俗的历史著作，作者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讲述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倡言思想解放，主张对异见的宽容，谴责反动势力镇压新思想的罪恶。因此，成为一本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时代的想望的“法典”式书籍。

人们幸福地生活在安宁无知的山谷中。永恒的山脉向四周绵延。知识的小溪缓缓地流过破烂不堪的山问溪谷。它从昔日的山脉中流出来。它消失于未来的沼泽之中。虽然它只是一条不能与江河相比的小溪，但是与求之甚少的村民们的需要相比，它就是一条大河。 傍晚来临，村民们让牲口饮饱水，灌满水桶，满足地坐下来尽情享受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光。整天坐在阴凉的角落中，对着一本内容神秘的古书沉思不解的老人们此时也被搀扶出来。在人们的眼中他们是无所不知的。这时他们会对着孙辈们说着一些古怪的话，而孩子们心里却只想着玩那些从遥远的地方捡来的鹅卵石。他们口中吐出的话通常令人费解。但是这些内容来自1000年前一个不知名的民族书写的书中，因而也是神圣的。在无知山谷中，凡是古老的东西都受到尊敬。那些胆敢否认祖先智慧的人们必会受到所有正派人的冷落。

序

一 无知的暴虐

二 希腊人

三 桎梏的开始

四 上帝的晨光

五 囚禁

六 生活的纯洁

七 宗教法庭

八 求知的人

九 向书开战

十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这本书

十一  文艺复兴

十二  基督教改革运动

十三  伊拉斯谟

十四  拉伯雷

十五  旧时代的新招牌

十六  再洗礼教徒

十七  索兹尼一家

十八  蒙田

十九  阿米尼斯

二十  布鲁诺

二十一 斯宾诺莎

二十二 新的天国

二十三 太阳国王

二十四 弗雷德里克大帝

二十五 伏尔泰

二十六 百科金书

二十七 革命的不宽容

二十八 莱辛

二十九 汤姆·佩恩

三 十 最后一百年

后记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二 希腊人

有一个很小的岩石半岛，坐落在地中海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两个世纪以来，它为当今世界的生活打下完整的基础，这体现在政治、文学、戏剧、化学、物理等许多方面。这一点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人们多少年来始终找不到答案，就连哲学家也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

历史学家与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医学专家不一样，他们总是看不起别人，对人们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不屑一顾。他们认为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的东西来研究人类领域简直不可能。

或许我真的错了，但我仍认为“历史法则”的确存在。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收获很小，这是不可否认的，但那是因为我们在探索方面下的工夫太少，我们只是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想过要把它们煮一煮，使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取那些对于我们来说很有价值的珍贵而又稀少的智慧结晶。

我刚刚接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感到不知所措。为了阐释历史原理，这里我引用一位科学家的名言：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上乘之作，当所有物理和化学的成分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便开始了。

把上面的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概念就是：

“在不健全的世界中，只有当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应运而生。”

为了详细论述这个观点，我举几个反面事例。

一个种族，如果总处于穴居人的水平，即使住在天堂里也不会繁荣昌盛的。

如果一个人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出生，整天目不转睛地盯着海豚洞，等着捕捉海豚，那么即使他是伦勃朗、巴赫、伯拉克西特列斯，也绘不出图画、谱不出受难曲、塑不出雕像。

如果不是被迫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谋求生计，达尔文就做不出生物学上的贡献；如果身为奴隶，住在罗曼诺庄园的偏僻村子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就不会发明电话。

世界上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是气候宜人的埃及，但当地居民却没有健壮的体魄，没有强烈的进取心，只有糟糕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巴比伦和阿西利亚也不例外。后来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闪米特族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那里气候很好，但政治和经济条件却差得太远了。

巴勒斯坦的气候一般，农业落后，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之外的地区，商业萧条。而且那里的政治完全被耶路撒冷的教士所操纵，这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很好，那里的居民人高马大，经商条件也很好。但是，经济发展却严重失衡，几乎所有财富都被一小撮船主霸占，这些船主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大富豪成了泰雅和西顿的早期统治者。穷苦大众的权力甚至连最起码的勤劳干活的权力都被剥夺了，他们变得冷淡、麻木。最后，由于统治者的目光短浅和自私贪婪，腓尼基像迦太基一样化为了废墟。

一句话，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欠缺成功的必要因素。

5世纪的时候，希腊终于出现了完美平衡的奇迹，但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它的发生地并不是希腊，而是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这实在让人感到奇怪。

我的另一本书中有关于著名的岛屿桥梁的描述，这些岛屿和桥梁沟通了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就经过它们来到欧洲。他们的登陆，不仅促进了商业沟通，而且把亚洲的思想也带到了欧洲。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有—个叫以沃尼亚的地方，那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距离特洛伊战争还有几百年的时候，这块长90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疆域被希腊大陆的一些部落征服。那里陆续建立了城市，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是其中最著名的。这些城市的周围，成功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使文明有了很高的发展水平。

第一，来自十多个民族的最活跃最有胆识的人居住在这些殖民城市。

第二，这里拥有新老世界之间、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

第三，这里的政府代表了殖民利益，它给予广大人民以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去发挥个人才能。

我不提气候是有原因的，气候对于只经营商业的国家来说，无关紧要。无论天气如何，只要没冷得港口结冰，只要城镇没有被水淹没，人们就可以建造船只、装卸货物，就不会注意天气预报。

以沃尼亚的天气对知识阶层的发展非常有利，没有书籍和图书馆的时候，知识是靠人们口耳相传的，城镇的水泵周围不仅是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

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是他们中第一个被载入史册的人，他的背景很值得怀疑。这并不是说他是因为抢了银行或杀了家人而从外地逃到米莱图斯的。他的祖先是谁？他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游牧人还是闪米特人？没有人知道。

这表明，在当时，这个坐落于麦安德尔山口的小小古城在世界上有着多么显赫的地位。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它的人民也来自于四面八方，因为这样，人们从不过多注意邻居的家底，只凭表面印象判断。

这不是数学史书，也不是哲学手册，因而无需浪费笔墨阐述泰勒斯的思想。但需说明一点，泰勒斯总是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新思想。以沃尼亚盛行这种风气时，罗马还只是泥泞小河旁鲜为人知的小商镇，犹太人还是阿西利亚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鬼哭狼嚎的荒原。

为了弄清原因，我们必须弄明白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城堡的财富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当时，那些所谓的英雄虽然远近闻名，其实不过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就像四肢发达的孩子。在他们的眼里，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充满了刺激、角斗、赛跑等各种竞技的搏斗。现在的人，如果不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整天埋头工作，应该也愿意从事这些活动。

这些武侠血气方刚，对待他们信仰的上帝和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坦率、质朴。在公元前10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们统治着希腊人，他们和地球上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具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在什么地方，地球人怎样与上帝分道扬镳的？这是没有人能够弄清楚的谜。上帝虽然高高在上，却对地面上的臣民一直满怀情谊，这种亲切的个性色彩使希腊宗教独具魅力。

当然，有点文化的孩子都知道，留着大胡子的统治者宙斯非常强大，暴躁时电闪雷鸣，好像到了世界末日。神灵的故事，孩子们在儿时就听大人讲过，他们稍大一些的时候，就开始自己读古老的传说了，开始思考这些可怕的神灵的弱点。他们看到，在愉快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神灵们化装成凡人，他们总喜欢搞恶作剧，他们参加凡人朋友们的政治争论，因为各执一词而激烈争吵。因此，希腊凡间的每一次争论，都会在天国诸神之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然，宙斯仍然称得上非常杰出的上帝和无比强盛的统治者，虽然他也具有人类的弱点。因此，为了安全，我们最好不要惹他。值得庆幸的是，他很“通情达理”，现在，华盛顿议会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的说客们对这个词的含义理解得很透彻，宙斯也确实通隋达理，如果抓住时机，人们甚至可以贿赂他。最主要的是，他非常幽默，并不把他本人和他的天国看得很重。

也许，对于宙斯来说，这样的评价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有非常明显的好处。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修改宗教思想和天国的概念，因为古希腊没有现代的“信条”，也没有冷峻的教理和靠绞刑架推行教理的职业教士，因而也一直没有规定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的森严教规。

塞萨利人居住在奥林匹斯山附近，他们对自己的邻居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比阿索庇人差远了，因为阿索庇人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湾的小村子里。雅典人自认为雅典娜是他们的守护神，就对她的父亲宙斯非常无礼。阿卡迪亚人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谷里，信仰却很纯朴，他们对以轻浮的态度对待严肃宗教的现象很不满。福西斯的居民坚信，天神中最伟大的要数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不远千里前来朝拜的人，只要手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就应该为阿波罗进香，而他们也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维持生计。

犹太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是他们只信仰一个上帝。当时，他们聚居在一个城市里，逐渐壮大，其他的朝圣地都被犹太人的城市一一击败，垄断宗教近千年，否则人们不可能只信奉—个上帝。

P15-19

房龙(1882--1944)，荷裔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1921年，《人类的故事》使他一举成名。其著作主要是历史和传记，包括《人的解放》(即《宽容》)、《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地理的故事》及《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

这里的“宽容”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和明确的界限。房龙自己也说本书中的“不宽容”指的是“官方的不宽容”，而不是指个人的不宽容。在本书中房龙认为“不宽容”有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在这三种“不宽容”中，房龙认为无知的不宽容最严重。他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无知其实就是自负的另一面。正是因为无知，这些人成了非常危险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为自己的灵魂建造一座自以为是的堡垒，然后再从这座可怕的堡垒顶端向所有敌人挑战，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并表明对其他人的不满。

对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房龙在书中强调，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人”，他们在抬高自己的同时，也就间接地排斥和鄙视其他成员，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这些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的人，无一例外地坚守着自己的偏见和固执，认为只有自己所说的和所做的才是正确的，并希望自己的想法可以抵御外来的影响。这样的做法自然也就导致了“不宽容的出现”，所以，房龙才提倡思想自由，提倡宽容，反对迫害先驱，反对用愚昧无知、顽固凶残的态度扼杀真理。

在这本关于宽容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著述中，房龙以西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为线，以社会和人是否宽容为标准来感受和理解历史的变迁，并通过对这一长串连续不断的历史的描绘来勾勒出人类文明的进程。郁达夫曾说过：房龙的笔有种魔力，“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由此可以看出。，本书虽然主要论述西方宗教历史上的不宽容，以及人们同这种不宽容所进行的斗争，但在今天看来，这本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当时“不宽容”所涉及的宗教领域，而是触及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精神层面。

这本书完稿时正值法国大革命，但不宽容的历史却仍在继续。在大多数人以为革命会换来宽容、自由的时候，有人正经历着毒气室、焚尸炉、集中营，大规模、有组织的种族屠杀等等惨绝人寰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些也让房龙对宽容的未来充满了疑惑。

房龙在书中说：“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能深刻体会到人性与宽容。

同时，由于时代和历史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书中所体现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宗教意识等，可能会与当前人们的理念相去甚远。本书在成书的过程中，秉承了“尊重作者、尊重原著”的原则，敬请广大读者朋友在阅读过程中能“求同存异”，给予谅解，谢谢！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出版商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1925年《宽容》出版了。现在几乎成了古典作品，他们想搞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作做必要的安排，我还愿意写最后一章吗？也许我可以尽力试着说明，在近10年里，宽容的理想为什么这样惨淡地破灭，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时代还有仇恨、残忍和偏执的生存空间！这一切肯定不是没缘由的，如果确实有原因而我也知道的话，那我可以说出来吗？

我答复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尸体是一件难过的事，但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这样做。

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哪页和这本15年前写的书分手，开始写后记呢？

出版商建议我把最后一章删去，理由是结尾部分是崇高的希望和欢呼。关于这一点，他们没有错，这毋庸置疑。确实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与其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充满希望的大合唱为我的结束语伴奏，还不如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

但冷静下来，仔细想想，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和出版商一样，我对前景也很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在这世界上留很多年，我想应该让下一代知道，1925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向往，而1940年又是怎样把这种光辉的梦想彻底打破的。这才是唯一公正的方法。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才导致这场可怕的灾难？他们应该知道。

通了几次信后，出版商被我说服了，他相信我不是蛮不讲理的人，下面的内容就是我写给出版商的对《宽容》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最近这7年可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丑巫婆的大锅”，里面汇集了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成了大杂烩，除非我们发明一种能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来解毒，否则，我们全都会被它毒死。对于这个令人作呕的容器中倒入的各种成分，我做了仔细的研究，对这个讨厌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我也不厌其烦地进行了观察。那个臭气熏天的大杂烩正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蔓延，只有剩下的少数几个国家是民主的，和那里的居民一样，我对下等的厨房仆人居然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戴也迷惑不解。这些下等的仆人不但因为这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而高兴得手舞足蹈，而且还用全部时间把它灌进旁观者的喉咙里，虽然这些旁观者对他们毫无妨害。很明显，这些旁观者更喜欢祖传的善意和宽容的浓汤，可是，如果他们不假装高兴并吃下这堆翻肠倒胃的东西，就会立刻被杀。为了满足好奇心，我尽力了解了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把我耐心观察的结果告诉你。

为了把这个问题的起因弄清楚，我建议大家效仿精明强干、令人尊敬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来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现在住在帝国大厦。我们先看一下记录，看可以找到什么。

你养猫、狗或其他家禽动物吗？你研究过这些卑贱的动物对养它的家庭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吗？在这里，我提这个问题似乎有点走题，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它和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关系密切。你一定注意到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出于天性、本能、训练或三者兼而有之的因素，对它们自认为的“权利和特权”都非常荒唐地珍视着。同一条警犬，它可以让主人的孩子拉着尾巴在屋里转圈，也可以让孩子揪下它身上的一撮毛，但是却不允许另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孩子踏上属于“它”家的草坪，如果谁这么做了，它就会立刻狂吠不止。德国种的最小的猎狗一定注意到了邻居家北欧种的粗毛大猎狗，知道自己会被撕成碎片，可是，只要那狗敢于跨越界限(它所认为的能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区域)一步，它就会向那头凶狠的大兽猛扑过去。甚至只顾自己舒服的猫，当另一只猫胆敢闯入自己的炉边时，也会暴跳如雷。

对那些森林居住者的习惯，捕捉大猎物的猎人都很熟悉。我从他们口中得知，野兽具有集群本能，不管加入者增添的力量对于它们迅速削弱的实力多么有利，它们也不会容忍外面的野兽加入。假装懂得不会说话的鱼的心理的人告诉我，甚至在这些冷血动物中，也有一种固定的行为准则，用于对付一条陌生的鱼出现的情况，在河流岩石之间固定的场所栖息的鱼从来也不允许一条外来的鱼加入。

关于动物学，我不是很精通，但我掌握了一点关于人类的知识。在某个所谓的历史时期，人类记录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当我研究人类在那时的行为记载时，我发现了什么？从开始到现在，人类一直都是“群居动物”，一些同路人结成了某种排他性集团，一个人只有感到自己属于这个集团，他的成员和自己继承的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苟合时，他才真正感到幸福。

当然，某些人群，包括互相对抗的部落，偶尔会由于经济上的需要按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但这种安排坚持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有泾渭分明的共同信仰、共同偏见、共同偏爱、共同恐惧、共同希望和理想，才能使人们不顾艰难险阻而聚集在一起。

看一下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这段历史。由于自己都远远比别人优越，没有任何共同理解和共同行动的基础，所以，每个团体、部落、宗派和差不多每个家庭，都与邻居们保持一定距离，而且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情况都差不多。我给你举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

世界各地几乎所有人从一开始称呼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呢？这种例子多得吓人，他们把自己称为“上帝的人”或“上帝的选民”，还有更荒谬的“属于上帝的人”。在其他人眼里，埃及人是卑贱的小农，而他们却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人”。犹太人也用“上帝的人”来指自己。现在我们知道的芬兰也叫“苏密”，有人告诉我，这个词的意思也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有许多部落，其中，塔希提岛人是我们最熟悉的，他们也用“上帝的人”称自己。波利尼西亚同西亚远隔千山万水，北非和北欧也相距万里，这些地方的居民在种族上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明显地看不起其他人类，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而别的人是异己，不体面，应该被鄙视，甚至可能的话还要远远躲开。

乍一看，希腊是这个耸人听闻的规律中的一个例外。不过，他们自负地坚持自己是海伦的嫡系后裔，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这表明他们对本种族的人很尊重。但他们对所有非希腊人都很蔑视，粗俗无礼地把其称为异己，甚至于那些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而且心胸豁达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们也被他们认为是低劣的人，这从他们不屑地称非希腊人为野蛮人就可以看出来。这表明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愚昧落后的水平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不相上下。那些土著人一直没学过3以上的数，却得意忘形地告诉欧洲最早的来访者，他们是绝无仅有的“上帝的人”。因此，如果问他们是什么人，那是愚蠢至极的。

对于这种傲慢无礼的可恶的形式的限制，我们注意到的罗马人是不接受的。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没有旁人高！像现代的英国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对这一点，他们从不屑于做一点明确的解释。他们是罗马人，这就足够了。对这样一个人人都能看见的显而易见的事大呼小叫是有失身份的。罗马对此，至少在这方面是毫不在乎的。

纯种族的概念促使大多数部落和民族认为自己是值得称为真正的人民的人，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人，这一点我就不再多说了。不过，这只是一个细节，因为除了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识，还有对宗教、道德、风俗这些不同但举足轻重的问题的特定信仰。结果，不论大小，每个集团都总是居住在铜墙铁壁的城堡里，外界和外来的影响被他们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挡在外面。  美国已经独立150年了。的确，清教徒的不宽容行径没什么可炫耀的，但是，最危险的极端行为毕竟被我们避免了。可是，如今偏远地区已经开发了，国家正飞快地走向定型，但好像我们并没有从世界上古老一些的种族的错误事例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就在我们的大地上，各个种族还是紧密团结成一个整体，各自为政，好像从来不知道《人权宣言》一样。对于宪法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宗教团体似乎从没谈论过，它们不但强行限制自己成员阅读和思考的自由，还置全体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于不顾，自己定起法律来。在方寸之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就能看到一种狭隘的精神和种族排外性的发展，一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时，人们始终认为它是黑暗时代的不幸残余。

显然，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些过早。近6年以来，因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偏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对未来最乐观的人们相信，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回到了几乎是地地道道的中世纪。

这个发现并不使人愉快，但不久前，一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事实根，本不在乎，也因此不会改变。”确实这样，所以面对这些最讨厌的发展时，让我们勇敢起来，做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找到对付它们的方法！

从广义上讲，“宽容”这个词一直是个奢侈品，只有智力异常发达的人才会购买它，这些人在思想上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看到整个人类具有非常广阔绚丽的前景。这本书一开始，我引用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的话，他们和他一样向我提出这样的质问：既然我们仰望看到的是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是同一星球的旅伴，既然我们同住在一个蓝天下，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路才能找到答案，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彼此仇视呢？但是，假如我们有勇气这样做，并且引证一个古代异教徒的高尚之词，那些不宽容帮派(坚信通往拯救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他们的那条路)的首领就会立刻向我们嚎叫起来，并投来石块和木棒，那些没有沿着他们的道路(那是狭窄的小路)的人注定要永远下地狱，于是，对他们施行残酷的镇压，来警戒别人不受他们的怀疑的影响，使别人也去尝试“唯一权威性的地图”上没有的路途。

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是4世纪的人。自此，对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思想高尚的人有时用提高嗓门的办法来捍卫。有时(但时间很短)，他们甚至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人们可以尽情地思考，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寻求拯救的方式；但这种宽容的态度从来不是来自下层，而是一直由上层领导强行实施的。下层对来自上层的干预不甘心接受，这些干预者便凭借传统的权力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假如没有其他的方法使别人开窍，就用武力迫使他们“入会”，因而经常需要警方出动，以防流血事件的发生。

美国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完全摆脱了13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狂热宗派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所有的美国人对他们应该永远感激。这一代人最后得到了回报，但等他们死后，在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上，像潮水般涌进了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他们不仅带来了这里必需的强壮臂膀，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在各种问题上独断专行，绝不兼听旁议。

当时，我们过于乐观，又忙于对大陆资源的勘探，以至于认为一切问题都能在这口大熔炉中得到解决。但是，任何物质的熔化，都是缓慢复杂的过程，并且需要经常的监督和照管，因为人的灵魂比我们所知的任何物质都顽固，最不愿意被液化。最终便出现了这个局面，各种各样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不宽容比中世纪更胜一筹，因为中世纪也只不过是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来“说服”异教徒。  这样，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我在前几页说过，并不信赖对烦恼的事情采取置若罔闻的政策。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并不乐观：我们对眼下非常不幸的事态做不了建设性的事情，至少目前是这样。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同时又要慢慢制定出细致的长远计划，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手足无措了，因为文明再也不能经受类似于近6年中所遭受的各种连续打击了。

从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像飓风一样，不仅把大多数人类组织摧毁了，而且使许多人穷困潦倒甚至死去，这些损失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消除的。这场灾难的幸存者中毫发无伤的人，只顾兴致勃勃地修理自己的房屋，对别人变成废墟的大厦根本不加理睬。最后，在周围饱受打击的被遗弃的房屋里，根本不可能进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然后，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了一些不健康的陌生人，他们在一些凄凉的地窖废墟里，把一些被抛弃的人聚集在一起，开始宣讲自己发明的学说，而这些人都是在根本不会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的荒凉灌木丛里长大的。

重建工作既然已经滞后了许多年，我们就能够用正确的观点来看它。世界大战后，和其他任何东西相比，世界迫切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好的食物，但结果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因此，应运而生了许多有害的新学说，这使我们记起了一些信条，它们是在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和臭气熏天的羊肠小道里发展起来的，至今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信徒饥饿不堪，就逃了出来，潜入我们相对平静的村子里。对此，我们就像17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一样，毫无准备。那时，附近沙漠里的暴徒怪眼圆睁，闯入学校，传授宽容学说的哲学家被他们处死了，因为他们的学说是对那些自诩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的诅咒。

不错，现在我们像过去一样吃惊和绝望。现在，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经席卷了整个地球，我们再想清除已经为时过晚。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有承认它们存在的勇气，敢于面对现实。多少年来，有种很古老的人类性格一直在沉睡，它等待着重整旗鼓的时机，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凯旋归来，而且因为受了长时间的压抑，它的狂暴、愤怒和残忍将比任何历史时期都强烈，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瘟疫看做这种人类性格在现今生活中的再现。

我们恐怖的眼神面前的图景就是这样。为大西洋祝福吧，因为它的辽阔，在最近爆发的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的风暴中，我们还相对安全。但如果我们稍有不慎，病毒就会登上海岸，把我们消灭。

“我们能做些什么？”刚才我这样问自己。依我之见，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头脑冷静和时刻做好准备。耍嘴皮子是没用的。幻想自己如何优越的思想和感情上的冲动只能加快崩溃的进程。因为我们的怜悯和长时间的容忍态度会被民主的敌人误解为单纯的软弱，他们因而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等到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才会明白，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灭亡的。就像对着一群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的白蚁花言巧语地吹嘘“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一样，他们对持完全对立理论的人大谈特谈宽容，但实质上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

不，按我对当前形势的理解，现在进行直截了当的反攻为时已晚。是我们鼓励敌人进来了。我们是他们的保护人，给予他们各种安全保护，以致他们反对自己的保护人的力量绰绰有余，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没有自由的生活。但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还有几个屈指可数的角落里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的和有正义感的人迫切地感到负有绝对的责任——他们休养生息，保存实力，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

任何人都不能把这看成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是不敢应战的人提出的想法。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因为不可饶恕的粗心大意，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许多领土被我们暂时丧失了，所以，最起码在目前我们应该撤退，然后做好再次发动启蒙运动的充分准备。  这样，在宽容问题上，我们就有了实际锻炼自己的任务。我们应该结束苟且偷安、对局面漠不关心的生活，首先要摆脱“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的侥幸心理。它们不仅有发生的可能，而且已经发生了，还数见不鲜。我们是一支受命进行一场决战的军队，当我们勇敢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明纪律的时候，必须为那个快乐的时刻做好充分的准备，那时，我们能够再次为带来最后的永久的理性而奋勇前进，使它的威力得到发挥，给予自由。

朋友们，这儿有一项工作，是留给几个坚定的自愿者的。我不否认这将是我们所接受的斗争中最艰巨的，但是，担当它的人将流芳千古。这场光荣之战的幸存者将作为人类真正的慈善家而受到人们的拥戴，因为他们，人类才从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一旦和怀疑、恐惧结合，那最谦卑温顺的人也会被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牲畜，变成与宽容的理想势不两立的死敌。

1940年8月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