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年来，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群体写作现象：一个个老人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挖掘记忆的工作。应该说，从文艺界起步，扩展到学术界、外交界、政界；从声名显赫的社会名流，到各阶层的默默无闻者；从轰动中外的大事内幕，到芸芸众生的民生演变；从亲历者的执笔自述，到与采访者对谈中回首往事……

本书为增订版，作者为章文晋的遗孀。书稿为作者亲历外交事件的真实记录。原书有三部分：一、我记忆中的龚澎与乔冠华；二、我与章文晋、随章文晋出使美国；三、所谓“红都女皇”真相。增订版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外交轶事。

第一部分 我记忆中的龚澎与乔冠华

第二部分 怀念章文晋

   随章文晋出使美国

第一节 白宫的外交

一、呈递国书就遇到麻烦

二、参加白宫的社交活动

三、中国总理访问美利坚

四、里根总统夫妇访问中国

五、我所认识的五位美国总统夫人

第二节 美国的高官富豪

一、与舒尔茨夫妇的交往

二、与基辛格博士的缘分

三、伍德科克夫妇

四、在农业部长家做客

五、水门饭店的老板

六、柯恩先生

七、夫人们的社交

第三节 使馆内外

一、一个专职大使夫人

二、大使官邸用上了

三、在美国庆祝我国国庆35周年

四、章大使的伙伴们

五、我们在美国的穿着

第四节 中美文化交流

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览

二、艾奥瓦的国际笔会

三、吴作人、萧淑芳画展

四、“一碟盐”餐馆

五、奥尼尔戏剧中心与老艺术家怀特先生

六、洛杉矶奥运会片断

附录一 深切怀念章文晋先生

附录二 难得的纪念品

第三部分 ‘红都女皇”真相

——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

一、旧事重提

二、江青初见维特克

三、移师广州

四、饭前饭后

五、“我和毛主席指挥西北战场”

六、“我是轮人之女”

七、江上有奋峰偶尔露峥嵘

八、批《武训传》评《红楼梦》

九、亲改记录树碑立传

十、谈话记录的是非

十一、周总理与《谈话记录》

十二、旁听审判江青

十三、题内题外

第四部分 难忘“新闻司”

一、韩丁的故事

二、边界行

三、初见基辛格一行

四、与齐格勒谈判

五、走进欧洲

六、安东尼奥尼事件

七、韩素音

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和龚澎同在八路军总部工作。1940年龚澎到重庆时，我们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了，是她以后告诉我，我才知道一些情况的。刘文华是个很有学识、修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好同志，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彭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当时朱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热情澎湃，豪情满怀，哪能够为了儿女私情而拒绝调令呢？于是她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就在当年，刘文华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战乱年代，又在敌人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十分悲痛。她在那间小屋里，用被子蒙着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过了一天，邓颖超大姐安慰她，劝勉她。随后恩来同志也找她详谈，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不久她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纪念她的战友，登载在《新华日报》上。随即她又以更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更繁忙的工作之中。

重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陪都，也算得上是全国的大都市了，但当时各种条件实在很差，而我们又有身在囚笼又是虎穴的感觉，要是生了病就更艰难了。1941年，重庆又遇到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50号的楼房被炸掉一半。我们都只得临时搬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住，而我们许多工作则仍然在城里。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常常步行到化龙桥，坐马车去上清寺再换公共汽车。夏天酷热，来回奔波，大约不到半年我就病倒了。天天下午发烧，身体疲惫不堪，医生诊断得了肺结核。因怕传染给大家，于是我住到红岩半山腰处。刘太太(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所用土地的主人，是开明地主)家有三间小草房，我和也得了肺结核病的袁超俊同志各借住一间，刘家的工人住在旁边一间。不久，龚澎也得了病，她连发了三天高烧不退，送到重庆中央医院去治疗，医生说是感冒。给她打了两天针，不但未退烧反而烧得更厉害了，最后昏迷不醒。同时她左边的臀部直下至膝盖都红肿起来，只得又送到医院检查。原来是打针时消毒不好，因感染而大面积化脓了。在臀部开了一刀后，挤出脓血一大盆。烧倒是退了，可伤口老是愈合不好。出了医院在红岩办事处也没有合适地方住，只得也搬进我住的茅草房里来。她虽是外伤，可比我们痛苦多了。她整天只得趴在床上，不用说下地，开始时连动一下都痛，不能翻身，不能仰卧或侧卧，听以也不能看书。刚住进小草房时，她见到有我和超俊做伴，倒也高兴了一些。可是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着，什么事都干不了，她逐渐地不耐烦，发牢骚，甚至骂那该死的医院和该死的大夫。我们也只能劝劝。我给她读读报上重要新闻，我爱看小说，又给她讲讲小说里的事。过了些时，她伤口好些了，但还是下不了床，走不得路。

重庆的夏日，时有大雨。一天半夜，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们所住的小草房，被震得吱吱发响。龚澎很怕霹雳声，我也睡不着，就想起床和她说说话。突然轰地一声响雷从草房后面炸起，接着房顶连泥带草往下掉，龚澎忽然下地跑到我床边来。我摸着火柴点上小油灯，这时超俊也从侧门进来。眼看小草房摇摇欲坠，这时旁边住着的工人也过来了，说两边的小房都没有房梁，会倒塌。他两人正想抬龚澎往中间那草屋去，龚澎却自己一拐一拐地走了，刚过侧门，我们住的那间小草房，啪啪几声就塌了下来，我们都吓得瞪大了眼。超俊说，老天真是有眼，没有把我们砸在土下。我做出轻松的样子：日本人的炸弹都没敢把我们炸了，老天爷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一看，龚澎还站在那里呢，赶紧把她扶到超俊的小床上趴下。龚澎却大笑起来说：其实我能站起来走呀，原先老怕痛，真该死……龚澎就是这样一个既开朗又率直的人。外面仍是大雨滂沱哗啦啦地响。

没有过多久，曾家岩50号的房子修好了，小晒台也给堵死了，二楼那些政工队员也不再出现了。龚澎和我搬回曾家岩又忙碌起来。

P10-12

一

我常爱对朋友说，老人们的记忆可能都有一个宝矿，只要你愿意挖掘，他们就能在被冷落的寂寞角落里找到发亮的矿藏。光亮闪动，他们的晚年生活也就顿时起舞跳跃，多姿多彩，有滋有味。记忆中那些早已淡忘却又被激活的情景与细节，一旦见诸文字，遂成为整个民间记忆的一部分。因这些记忆在，历史就不再概念化，不再空洞无物，而变得鲜活生动，具体得触手可及了。

二十几年来，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群体写作现象：一个个老人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挖掘记忆的工作。应该说，从文艺界起步，扩展到学术界、外交界、政界；从声名显赫的社会名流，到各阶层的默默无闻者；从轰动中外的大事内幕，到芸芸众生的民生演变；从亲历者的执笔自述，到与采访者对谈中回首往事……可以说，历史回忆已经成为写作界、出版界多年来的一个热点。

尽管回忆者的初衷和指向各不相同，选择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尽管回忆者因为各种原因所致，其叙述有意或无意、多或少地存在着虚饰和不准确性；尽管历史回忆的写作仍显得狭窄和单薄，尚有很大空间有待拓展。但不可忽略的是，历史的言说有了更多可能，它已经在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人们接受历史教育的方式，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开阔的思路和更多的角度。

在我所熟悉的着力于挖掘记忆的老人中，张颖女士因其经历的特殊性和写作的孜孜不倦，而在这一写作现象中占据着一个值得重视的位置。

二

我的印象中，张颖老人是她那一代有同样经历的人当中，较早具有记录历史的冲动和愿望的人。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刚年过花甲的张颖，就以笔名发表了一个长篇纪实作品，叙述“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红都女皇”事件的始末。1972年，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张颖。被安排陪同美国作家维特克采访江青，参与了这一后来吸引全球目光的事件。她自己没有预料到，一连串的机缘巧合，意想不到的风雨变幻随之而来。历史大变故中个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相应变化。“文革”结束后不久，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将所闻所见写下来，为历史的那一场风波留下记录。这一作品发表时，虽注明“纪实小说”，但基本上是根据她的亲身经历和史料档案而写，不过多了一些气氛渲染和情感词汇而已。

对于她，这一写作是新的尝试，但却是一次重要的转向。数十年在政治漩涡中主动或被动地旋转，晚年生活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开始。她清醒地意识到，作为历史过来人，她有责任把亲身经历的诸多往事，真实而具体地告诉后人。

刚认识张颖时，她总爱说：“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我自己的事有什么好写的。”不错，与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相比，她的确不是名流．然而，又有多少人具有她那样丰富的特殊经历呢？

1937年，15岁的张颖从广东前往延安，成为鲁艺戏剧系第一届毕业生。1939年，她被选派至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一去就是六年，其间以《解放日报》文化记者的公开身份，负责周恩来与戏剧界人士的联系，亲历了雾都重庆文化界的瞬息万变。在重庆，她与章文晋相爱并结婚，而在国共谈判和美国特使军事调解期间，正是章文晋担任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的英文翻译，因此，他们夫妇一起亲历了从重庆到南京国共停战谈判的全过程。五六十年代，她活跃于戏剧界，担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和《剧本》主编，又亲历了文化界的一次次风雨，从戏剧界的反右运动到江青培植“样板戏”的前前后后。其后，她调离文化界，走进外交部，在这样一个新的特殊领域，她与丈夫一起，亲历了整个“文革”期间的外交风云。“文革”结束后，章文晋出任中美建交后的第一任大使，她以大使夫人身份同行，见证了中美关系新的发展……

半个世纪风雨漩涡，半个世纪启承转合，构成了张颖极不平凡的生活内容。她以特殊身份所亲历的一切，有着许多值得书写、也值得后人重视的故事。

于是，从她的回忆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诸多历史细节。她描写从延安到重庆时期的日常生活，具体而生动。如何在延安搭乘汽车，与博古、董必武等同一辆车前往重庆；年龄相仿的一群年轻男女们，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和周公馆长大、成熟，彼此之间爱情的悲欢离合，如何在政治大背景下铺陈开来。这些回忆，避免了以往常见的空洞和概念化，而更注重细节的描述，这是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很难读到的。由于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她所描述的40年代重庆左翼文化界对夏衍话剧《清明前后》的批评，60年代上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曲折过程，江青到排演场直接指导样板戏的修改，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着眼于来龙去脉的勾勒。从上层人物的积极参与和微妙心理，到当事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乃至自己身陷其中的是非恩怨，娓娓道来，有声有色。这些戏剧界重大事件的回忆，无疑为20世纪中国戏剧史乃至政治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

说到历史，以往似乎总习惯于强调规律的总结，是或非的评判。其实，在我看来，所谓历史，恐怕最为重要的是首先要让人们知道发生了哪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没有了大量细节的充实，历史何以存在？这就需要众多历史当事人进入到书写历史记忆的行列之中。无论持何种态度，采取何种叙述角度，都有各自的价值。正是在参照、甄别、分析不同的历史回忆之后，我们对某一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的把握，才有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记录亲身体验之事，描绘他人无法目睹之景，这正是张颖的回忆录写作的价值所在。她在细节中触摸历史，历史也因此而愈加可信．愈加丰满。

三

结识张颖，缘于读了她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描写“红都女皇”事件始末的作品。

坦率地说，第一次读她的这篇纪实小说时，我觉得其中的语言和氛围，带有过多情绪化的戏剧效果，不是我所期待的纯粹历史实录性质的作品。但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涉及上层政治交锋内幕的作品，当时恐怕只能以所谓“纪实小说”的形式方能与读者见面。就这一角度而言，她的写作本身已具有开拓意义。

其实，张颖本人也意识到这一形式在表现历史真实方面的局限．因而在90年代，她又另起炉灶，按照回忆录的形式重新记述这段历史，即收录在《外交风云亲历记》中的第三部《“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

不过，我最初前去拜访张颖，则是为了撰写王海容的传记而去采访她。在“红都女皇”事件中，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海容，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张颖的纪实小说中多次出现，且让人感觉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融洽。这就更让我感到有接触和采访的必要。

是萧乾先生建议我为王海容女士写一本传记。80年代末，萧乾先生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王海容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直接负责联系文史馆的工作，故与萧乾有经常性往来。萧乾对王海容印象不错，说她为人爽快，性格开朗。历来有新闻敏感性的萧乾，不止一次对我说，王海容的身份极为特殊，作为毛泽东的侄孙女，在整个“文革”期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后，她是少数几个可以经常接近毛泽东的人，了解许多上层政治斗争的内幕。他说，如果能够成功地说服王海容，请她如实回忆往事，写一本她的传记，一定会有分量、有价值。

经萧乾介绍和疏通，多年保持沉默的王海容，终于同意了我前去采访。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多次交谈，她还提供了一些重要史料的复印件。从她爷爷的身世与背景，她爷爷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到她本人历次与毛泽东接触的详情……我曾动笔写出了几万字，欲按照撰写萧乾传的方式，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写王海容的人生经历。可是，越写下去，越感到其中的难度。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如此重大的政治题材，更怀疑完全按照传主个人所述，从其个人的角度进行描写，是否能够做到一个传记作家的客观性。要想真实地、比较完整地描写传主所经历的时代，当然需要尽可能地采访与之有关的各方人士，但王海容的经历极为特殊、背景极为复杂，涉及到不少政治上层内幕，要想采访诸多人士我很难做到。于是，我渐渐感到，与其由按照传记的形式来写，还不如由传主自己以第一人称方式，直接来撰写回忆录，这样更让人可信，也更具历史价值。而王海容似乎也觉得，当时尚不适合她本人出面回忆这段经历。我终于遗憾地放弃了这样一个很好的选题。至于以后是否还有可能重新拾起来，尚不得知。

未曾想，这一契机，却使我与张颖老人从此建立了联系。我所熟悉的不少文化界老人，特别是黄苗子、郁风、丁聪等，早在重庆时期就与张颖认识，这样，我们聚会的场合，有时又多了这位老人。我很看重与她的接触，她亲历过的不少场景，与我的一些研究课题相关。譬如，我写田汉、郭沫若、夏衍等人物，她的回忆使我意识到，要认识历史环境中一个人的复杂性，何其之难190年代，我偶然搜集到中国剧协流失出来的五六十年代杜高先生等人的一批档案，张颖正是这一时期的剧协领导之一，其中就有她的一份证明材料。她对当年的人与事，依然记忆清晰。从她那里，我获得一些解读这些档案的细节，我整理出版《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一书，其实也曾得到张颖老人的帮助。

刚认识张颖时，我曾做过多次采访录音，并整理出一部分，计划出版一本访谈录形式的作品。但考虑再三，放弃这一构想，觉得还是由亲历者自己来讲述往事，更能让读者接受，也更加具有历史价值。现在来看，这一放弃是对的。因为，老人勤奋而不断深化的写作，为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和特有的认识价值，20年来书写历史记忆的老人群体中，多了一个美丽的身影。

四

称张颖为老人，恐怕并非她所愿。虽年过85岁，她依然步履轻盈，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位老人。“别看我八十多了，有人说从后面看，像是年轻人哩！”说起这一点，她总是颇为得意。她爱锻炼，每天打桥牌，散步一走就是几公里。她特别爱旅行，似乎闲不住，一生行走天下，老了，依然如年轻人一般渴望畅游天地间，总想填补旅行的空白。为此，她有时不免为之伤感：“我很多地方都想去，但人家一听我八十多岁了，就不敢陪我去。其实，我比六七十岁的人强得多！”

这就是一直充满活力的张颖！

依然年轻的更在于她的写作精神。一般来说，像她这种经历和身份的人，对历史的看法，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认识，很容易落入窠白，而且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但她却不同。她的思想与写作始终处在不断深化之中。读她的作品，即可以看出其写作思想的演变，愈到后来，笔锋愈加不落俗套，坦诚，大胆，有力。如近两年她写龚澎与乔冠华，如实道来，不虚饰，不溢美，不扭曲，还原历史场景中真实的人物性格，读来令人可信。她写夏衍，从40年代到80年代，几十年的个人交往，文坛、政坛的风云变幻，两相交融，同样写得坦诚而真实。尽管在我看来，类似的回忆，她似乎本可以写得更多，写得更加放松，更加大胆而有力。

这些年来，我有幸常常是张颖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她的信任令我感到温暖。如今，湖北人民出版社将同时出版她的《外交风云亲历记》(增订版)和《文坛风云亲历记》，她嘱我为之作序。承蒙老人如此厚爱，自当从命，何况她的回忆录是由我的家乡的出版社出版。故草就此文，请教于读者，并借此感谢老人多年来对我的帮助。

完稿于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