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关于《三国演义》的小说情节与三国时代历史事实的略带考证性质的随笔。《闲话三分》好看，好就好在这种亦文亦史的闲话。一方面，陈迩冬“既懂史又懂文，既搞一点文艺理论，又搞一点小考证”；另一方面，他同时照顾到史实和小说，“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结合起来谈”。关于三国和《三国演义》、以及这些小文章本身，都出入文史，两不偏废又没有各走极端。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故事经由这本小说的渲染已深入国人的心中，很多人都把小说情节等同于历史事实。然则，小说与历史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章学诚评论《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这样的比例对不对？作者在构思小说时为什么要“虚”？又究竟是“虚“在何处？哪些地方“虚”得好？好在何处？哪些地方“虚”得不好，为何不好？在“虚”之外，又有哪些地方是“实”的，是从陈志和裴注中取材的？这些材料又有哪些张冠李戴了？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本书中得到一一解答。

看完《闲话三分》的闲话

外行话《三分》

闲话开头

“桃园结义”与“怒鞭督邮”

蔡邕与董卓

苏东坡和曹雪芹的观点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董昭教打“皇帝牌”

“衣带诏”之疑

小霸王孙策

再谈孙策

建业与武昌

孙权与台湾

为周郎叫屈

隆中对与出师表

初出茅庐第一计

“诸葛亮舌战群儒”

“周瑜打黄盖”及其他

铜雀春深何关二乔

赤壁之战的尾声

刘备与孙夫人

曹操的女婿

曹娥碑·曹操·杨修

关于《杨修之死》

关羽爱戴高帽子

张飞妻女与夏侯渊父子

替赵子龙抱不平

魏王杀识魏王者及假魏王

曹丕的武术

再谈曹丕

蒲留仙笔下的《甄后》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质疑

从马谡说到王平

司马懿装病

托孤比较篇

吴蜀相互讥嘲

由魏延说到子午谷

杨仪魏延的冲突

魏延的冤案

姜维“九伐中原”前后

刘禅与孙皓

后记

在下闲话三分，原是袭用宋人“说三分”之名，想循“虚”入“实”，化“腐”为新，庶几不“惑乱观者”。此即闲话之动机。若谓一家之言，则吾岂敢!

先从书名说起：《三国志演义》今本作《三国演义》，不知为何去掉“志”字?罗贯中的“演义”，是演陈寿《三国志》之义，非演“三国”之义。演义为小说之一种体裁，根据史志，敷演其义。原是作家虑及古史旧志，非一般读者所能涉猎，遂以较通俗的文字演其义，使之家喻户晓，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读者的心赏神会，数百年的流传，这种“故事新编”，已成不朽的名著，其魅人之力，远远超过了其所依据的古史旧志。文胜于史，这是小说家的本领。但是那个“志”字，似可不必去掉的。否则，依约定俗成之例，如《水浒全传》只名《水浒》，则此书径名《三国》，亦无不可。

《三国志演义》是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政治小说。说它是历史小说，是它基本上按照《三国志》改编的。是小说就不妨有实有虚——不管是几实几虚，真人真事之中和之外加以虚构，减或增，取或舍，夸大或缩小，剪接或移挪……都由它。但从这棵树的枝叶花果上可以看出历史的面貌，锯断树的主干可以细数历史的年轮。说它是政治小说，是它揭示了当时统治阶级怎样镇压人民，怎样内部斗争，怎样割据，合纵连横，彼起此伏，尔诈我虞，互相吞并，抢夺地盘，称王称帝……由“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这些政治把戏，只有通过演义才为人民所知。可以说《三国志演义》是比《三国志》更能教会读者识别那时的历史事件、政治得失，乃至三国以前和三国以后的封建社会，治乱兴亡，改朝换代，莫不如此，可以类推。

这是《三国志演义》的最大功绩。

《三国志演义》久流传，而《三国志平话》已渐不为人所知，今日京剧和地方剧中的“三国戏”，也绝大多数是由《三国志演义》出，而很少承继金元杂剧如《赴襄阳会》、《复夺受禅台》……以至于较后的《关公月下斩貂蝉》之类，其原因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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迩冬兄《闲话三分》报上连载既毕，将编辑出书，嘱我写序。我平生最怕为人写序，也不会写这类文章。但提到“三分”，不由得引起一点兴趣和儿时情景的追忆。因而不免也闲话一番。不过，很不像一篇正式的序言；塞责过去，也就罢了。

我和古典文学打交道，除了读“经书”之外，最早的一部作品，大概就是《三国志演义》。大约七八岁时，在私塾念书，已读完《孝经》《诗经》《左传》几部经书。每天完成老师规定的读、背、讲、温若干页的正课之后，闲着无聊，起初蹈到外院去玩；腻了，很无聊，就带去一本《三国演义》，不敢公开看，就放在抽屉里，开一道缝，低着头看。石印本字极小，很费劲，还不时抬起头装作正在读书的神气，怕老师发现了受责备。《演义》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成的，我那时的水平，勉强可以看懂，有的地方也不求甚解，马虎过去。偶尔遇上难识的字或典故及长篇大论，就跳过去不看。有时性急，不知道故事结果如何，某人死了没有，等等，就翻过几页看个究竟。不料有一天老师见我老低着头，不知在干什么，一查看发现了秘密。他倒很开明，说，正课做完了，这种书(意思是正经书，不算坏书)可以放在桌上看。他怀疑我是否能看懂，要我讲一段他听。讲完，很满意。但还要考验一下，指着书上“埋伏”二字要我讲，意思猜的还差不多，但把“埋”误认为“理”，逗得他大笑。说实在的，埋字我还是认识的，只因字小、光线暗、距离远看不清，看书时总把它当作理字马虎看过，以致闹了笑话。后来，他作为笑谈告诉我父亲。二兄仲伊怕我再弄错，换了一部大字的刻印精美、附有图像和读法的给我。好长一段时间，它成了我的“枕中鸿宝”。有时看着了迷，连觉也不睡。记得第一遍看到关羽走麦城，放下书几个月不想再看。五丈原诸葛亮之死，更为他伤心落泪。那时，还有几个比我稍大一点的伙伴，夏天乘凉，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提出一些有趣的怪问题，互相质难。有人问：赤壁之战，曹营里到底是多少人马?有人问：全书里有几个人没有下落?有几个骑驴的?徐庶到曹营出过主意没有?吕布、马超、关、张谁的武艺最强?还有，为什么曹操是奸臣、大家不喜欢?等等。彼此辩论，反驳，争得面红耳赤，几乎打起架来。一次，辩论得最热烈的时候，顾不得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散伙后，一个同学才发现他的被子被人偷走了。于是，这件事成为大人们禁止我们在一起谈《三国演义》的一条正当理由。

之后好些年，外出上学，接触的书多了一些，但功课紧张，只有暑假回家，才是饱看小说的大好时光。’家里有一个大园子，树木花草颇盛。我最爱在竹林旁一棵高大的苦楝树下边，放一张深黄而光滑冰凉的大竹床，床边一个大矮凳、一把茶壶、一堆书，《水浒》《红楼梦》《西厢记》、杜诗、《文选》和几本新小说，其中自然也有《三国演义》。拿一把蒲扇，躺在竹床上，信手抓起一本，无头无脑地随意看。绿荫蔽日，紫竹摇曳，蝉呜鹊噪，凉风阵阵，真如陶渊明所说的“羲皇上人”了。困了就睡，醒了喝杯茶，再抓一本什么书，不分卷页，从中看起。有时醒来，忽然发现多了一盘母亲送来的白蜜桃、大梅子，甜酸香脆，饱餐一顿之后，又继续看。

陈迩冬先生的《闲话三分》一书问世二十年后，现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作为陈迩冬的子女，我们心里自然很高兴。趁此机会，我们想把先父写作《闲话三分》时的情况和背景故实，向读者作点介绍，或可为您阅读此书时增加些许兴趣。

陈迩冬先生的爱好虽然很广泛，但他毕生用力最勤的是研究我国的诗词文化。在《闲话三分》之前，他除写过有关曹操诗文的文章外，没有写过一篇有关“三国”的作品。他之所以写《闲话三分》，大约有两个外在因素。一是我国改革开放伊始，人们追求文化知识的热情极高，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其中便有《三国演义》学会，并且聘他为学会顾问，使他不得不予关注。二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教师吴小林先生为四川文艺出版社校注《三国演义》，恳请陈先生审订，促使他再读该书。但更重要的还在其内在因素。《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这类小说有什么特点?它是如何将历史实录与文学虚构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好的历史小说其审美价值何在?陈迩冬不是文学理论家，这些问题他回答不了，却不妨通过对《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人和事作具体的分析比较，让读者得到一点儿感性认识，这是他写《闲话三分》的初衷，亦即作者《闲话开头》所说的想“循‘虚’人‘实’，化‘腐’为新”的含义。

《闲话三分》的写作原有一个大致的计划。最早得知这一一计划的是《光明日报》副刊主编黎丁先生，并约定在“东风”副刊上发表。既如此，篇幅就不能过长，也基于陈迩冬先生的健康原因，每周发一篇，还是可以应付的。没想到发表数篇后，读者反映颇好，《团结报》副刊主编王奇先生也来组稿，于是又有了该报上的“三分支话”。同时也就有出版社前来相约最后集拢成册，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出了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