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水门事件”之后美国的救星还是罪人？他对里根、克林顿、希拉里有怎样的惊人评判？美国政坛的哪些顶级秘密是他不愿在生前公诸于众的？

《福特传》——福特总统首肯出版，历史长达16年的独家访谈揭秘！

这是一场跨越30余年的私密对话，它奇迹般地始于一次口误。

1974年4月，时任《新闻周刊》驻白宫记者的托马斯·M·德弗兰克对时任副总统的福特进行采访，福特就美国政权的未来归属做出了一句鲁莽的评论，反应过来之后，他越过桌子，抓住德弗兰克的领带，要他保证不对此评论进行报道。在德弗兰克的坚持之下，福特妥协道：“等我死后再公开。”这一口头协议开启了二人此后长达32年非比寻常的私人关系。

德弗兰克遵守了他的承诺。直到2006年福特总统去世之后，这本酝酿超过30年、写作历时16年的作品才逐渐浮出水面，而美国历史上这位以“忠厚谦卑”著称的总统的真实形象和美国顶级政坛的风云变迁也随之——曝光。

在“水门事件”引发的国家危机中，他究竟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英雄，还是忠义未能两全的政治罪人？

为什么他明知将葬送自己的政治前程，也要背负着被指责为“交易者”与“机会主义分子”的风险赦免尼克松？

为什么他敢说“美国这个国家尚未准备好迎接一位女性总统”？

为什么小布什总统这样评价他——“从没有人在恢复总统职位的尊严方面，比他更有成就”？

这是一个拯救美国的故事，但是，他的主人公总是低调地对世人说：“我只是一辆福特，不是一辆林肯。”

序言

第1章 1974年4月——无意中的真相

第2章 蓄势待发

第3章 白宫岁月

第4章 “杰里·福特公司”

第5章 与尼克松：逆境中的宽恕

第6章 与里根：余恨绵绵

第7章 与克林顿夫妇：艰难的总统之路

第8章 与卡特：冰与火的和解

第9章 卸任之后：继续参加游戏

第10章 指点人物：传统价值的回归

第11章 生活方式：明星运动员的余热

第12章 90岁来临的衰老

第13章 不堪回望的往昔

第14章 唯一一次共进午餐

第15章 最后一次访谈：生命的凋零

后记

致谢

第1章 1974年4月——无意中的真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当年那次采访引发了之后一个独特的采访计划，以及与福特持续了32年的私人关系，但它在当时并不是一次特意安排的采访。

在如今让人倒胃口的媒体环境中，充斥着广告和许多蓄意控制人心的把戏，大批愤世嫉俗的、毫无热情的公关从业者在进行着各种政治编造。因此，人们很难想象当年会有一名记者想见美国副总统，却不想搞出一个大的新闻制作。

那时是一个不同的年代，那时的副总统也与今日的不同。

福特当时进行了一次罕见的长途旅行(9天)，他计划在密苏里州和加州出席政治活动，因为中间赶上了复活节，就安排在棕榈泉市休息几天。当时我的第一个儿子刚出生，而我因为随同福特四处演说，妻子怀孕时我几乎一直不在她身边。因此，我专门请假两周去陪妻子和儿子。

当我两周后追赶上福特的旅行团时，他们9天的旅行已过去了5天。脱离福特的圈子5天，这时间不短了。于是，我在去西海岸之前对福特的新闻秘书鲍尔·米尔蒂奇说，我想一到沙漠就采访一下福特。他向福特做了汇报，福特马上就同意了。福特对固定采访他的媒体记者的采访要求总是答应得非常痛快。由于我们二人4月18日早上均要飞往蒙特雷参加一天的活动，福特同意在4月17日下午接受我的采访，那时我刚飞抵棕榈泉市不久。

我当时没有成形的报道提纲。这只算一次礼节性采访，只是离开集体后的一次例行补课。我只想了解自己错过的消息，并了解一下福特在这些天的想法。我对米尔蒂奇说，我不是要写一篇报道，只是想掌握一下背景情况。

在经芝加哥去棕榈泉市的飞机上，我翻阅了这两周我漏看的有关福特的简报。我看到威廉·萨菲尔4月10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还有你啊，杰里》。

萨菲尔是以前为尼克松写演讲词的专家及其终身的忠实支持者，他责备了福特，认为福特作为副总统做出了也许是最愚蠢的行为：福特在某日深夜乘坐“空军二号”专机飞行时，接受了《新共和》杂志记者约翰·奥斯本的采访，并公开预测一旦自己当上总统会留用尼克松的哪位内阁成员及白宫幕僚人员(如基辛格)，以及他会不留用哪位内阁成员及白宫幕僚人员(如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和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

萨菲尔干巴巴地评论道：“少数保守派可能认为，副总统在总统还在位时就透露掌权计划，显得并不得体。”

虽然奥斯本在报道时并没指出福特是自己的消息来源，但这个情况太明显了。福特打电话给萨菲尔，承认他对此有过失，而且还徒劳地希望自己的失误能大事化小。

萨菲尔指出：“福特先生暴露出他对自己的角色缺乏理解，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未经选举而成为总统的人。他必须既忠诚又独立；既为自己而战，也为总统而战；他必须是廉洁自律的捍卫者。这种双重性要求福特先生表现出比之前更多的政治技巧。他如果刻意去争抢获胜的良机，就会抓不住它。”

另一则引起我注意的材料是公共电视台3月中旬派比尔·莫耶斯对帕特里克·布纳南(尼克松的另一个狂热支持者)采访的记录。

布纳南其中的一段话显然是在吹嘘尼克松的地缘政治成就，以求巩固其已经动摇的政治地位。他对福特评论道：“我认为杰拉尔德·福特会煞费苦心地做出努力，来继续贯彻总统的政策。我喜欢副总统，我敬佩他……但我不认为他在执行美国对外政策方面，有和总统一样的知识、眼界和能力。”

换言之，福特只是福特，不是林肯，而且像他自己经常说的那样——也肯定不是尼克松。

福特的助手喜欢强调说，福特作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知道自己的智商比一般人高，因此在诋毁者嘲笑他的口才时，他不会被激怒。可能如此，也可能并非如此。在今天，我们会称这种话为“政治辞令”。当时，我已在他身边待了相当一段日子，因此知道质疑他对尼克松的忠诚，对他而言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知道他听说了布纳南的抨击后很生气，但我没想到，他在一个月后，仍为那些尖刻的指责而生闷气。

福特那几天住在亿万富翁、通信业大亨沃尔特·安嫩伯格的私人寓所内，那是一个绿草如茵、与世隔绝的高档寓所。由于安嫩伯格不希望福特的助手和(尤其是)记者在他家和他私人的9洞高尔夫球场附近走动，于是福特在棕榈泉市内的国际饭店设立了一间办公室，作为其幕僚人员和随行记者的总部。我到达沙漠后，即在该处对他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采访。

福特刚打完高尔夫球回来，他失望地说：“我打输了。”福特当时穿着一件天蓝色的高尔夫球衫，上面印有企鹅图案，下身穿卡其布裤子，脚上穿着白袜子和棕褐色的便鞋。

他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并立即问我家里情况如何，我儿子的情况怎样。

他说他和其他人都在惦记我，并很高兴我能回来。

他知道我妻子是难产，因此想了解更多细节。他说：“我为他们感到担心。”

我本来并不计划做访谈，但我们聊着聊着就变成了访谈。

福特一边抽烟斗(他的烟斗是埃奇沃斯牌)，一边用塑料杯喝冰水，同时苦恼地表示，当他说绝不会参加1976年的总统竞选时，却无人相信他。

他说：“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他们已看到太多原本表示不会当候选人的家伙，后来都参加竞选了，于是他们认为有人说不想当总统就是没说心里话。”

“我真是没有当总统的冲动。我曾向贝蒂发过誓的。”福特曾向妻子保证会在1977年1月退休回大急流城。

但令人奇怪的是，福特仍像我们在2月的一次访谈一样，拒绝用“谢尔曼式的声明”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1976年的总统大选。

他说：“我认为人不应把自己束缚得太紧，总会有无法控制的情况发生，它们总是会带来某种影响。”

我心中暗想，1976年之前就已当上总统，这就是福特所说的“某种影响”。福特不喜欢假设这种危机出现的情景，因此也讨厌别人提这种话题，可是记者们却总是提到这种话题。他声称自己没有准备任何的应急计划(连想都没想过)，并对媒体与之相反的报道十分气恼。即使如此，他也承认道：“你对不希望发生的事态要持现实的态度，虽然事实上我不希望它发生。我不去想作为总统我可能要做什么，因为这只会导致困难。事实是，我并没坐下来制订计划，因为我不希望它发生，而且我不认为它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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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杰拉尔德·福特还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时，我就时常参加他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但我们俩第一次真正交往是在1973年秋天，当时理查德·尼克松刚向全美宣布福特为第40任副总统。

我对福特的第一次采访并不是一个吉利的开端。事实上，那明显是一个灾难。

我于1968年夏天进入《新闻周刊》当实习生，后来进入五角大楼在陆军当了两年的公关事务官员，随即在1970年秋天又加入《新闻周刊》华盛顿记者站。在197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报道的主题一直是“越战中的美国战俘”。我曾被派往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报道美军战俘从河内戏剧性地返回美国的旅程，报道他们在重返正常生活时展现的惊人恢复力。

当《新闻周刊》华盛顿记者站主任、传奇人物梅尔·埃尔芬通知我去报道福特时，我刚从得克萨斯州度秋假回来。我听说福特作为一名不张扬的众议院领袖，一直不太引人注意，但是埃尔芬和《新闻周刊》的编辑们认为，尼克松已经完了，福特迟早或者可能很快，就要当上美国第38任总统。该杂志希望在尼克松辞职或被弹劾时，能帮一下新上台的总统。埃尔芬说：“我希望派一个了解福特及其部下的记者。你的任务是与他一起生活，直到他当上总统。”我当时是一名28岁的记者，业务已相当娴熟，这个机会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令我欣喜若狂。

这个任务看上去是很有前途的。大部分政治记者都认为福特有些愚钝，但他有个对记者很慷慨的名声。专栏作家马丁·施拉姆当时是《纽约时报》周日版的新编辑，他曾向福特要其助理的姓名，以便自己在周日可以与该助理联系。而福特则将自己在亚历山德拉亚市住宅的电话号码给了马丁，并说马丁可在任何时间来电话。福特与他的某些前任(更不必说他的继任者)不同，他喜欢记者，并在记者提出很敏感的问题时，总表现得很理智。

但在这一天，我的采访却很失败。

这一天是候任副总统的媒体接待日。按照日程表，福特要接受很多个采访。记者一批批地进入他在国会的办公室做采访，就好像选区的选民来拜访他一样。我根据抽签被排在下午采访他。在我之前，他已做完了几个采访，而我之后，还会安排几个采访。

福特穿着一身过时的褐色西装，使我不由地想起了大急流城关于穿木鞋的荷兰佬的笑话。尽管他对我打招呼时态度很诚恳，但他心里显然想着更紧迫的问题。对于我提出的有关尼克松和“水门事件”的问题，他没有兴趣。他一边不断地抽烟斗，一边刻板而简短地回答我的问题，同时避免与我有眼神接触。显然，他情绪不高，而且也不喜欢我的采访。他每回答一个问题，就看一眼手表。

我们俩之间的心灵沟通很差。在15分钟不成功的采访后，有人催着我赶快离开，而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倒是万幸。就我的观点看来，福特的做派恰恰证实了门肯的名言：面对政治家的唯一办法是别太拿他当回事。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时十分气愤而且沮丧。究其原因，并不是我作为一个公民没有给福特(我的老板确信福特不久之后即将当上总统)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的气愤还有更自私的原因。福特将是这个自由世界的下一任总统，而我在采访他时却惨败。这当然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他的问题。我得到了采访他的美差，而且老板已决定派我专职采访白宫，这可是人人羡慕的工作啊。但是我刚采访15分钟就败下阵来。

奇怪的是，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却逐渐好了起来，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几名记者常常陪他坐飞机出差。那是一架很小的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但在当时，也是响当当的“空军二号”副总统专机。能够乘坐这架飞机的只有7名记者，而福特很快和我们混熟了。在漫漫旅途中，他常常到新闻舱来与我们一起喝马提尼酒，并一起闲聊。最终，某种私人间的情感产生了。  不论出于什么理由，福特似乎是喜欢我们的，而且他的政敌也承认：不喜欢杰里·福特是一件挺难的事。

谁会不喜欢一个几乎抓住一切机会开自己玩笑的人呢？有一次，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在辛苦奔波了18个小时后正在飞回华盛顿的途中，福特这时踱进了新闻舱，想让我们评论一下当天的活动。

他说：“说说看，你们觉得我今天的演讲如何？”

福特(除很少的几次外)一直是一个糟糕的演说家，因此我们都不敢发表意见。

“不值一文，是吗？”他一边自问自答，一边发出美国中西部人特有的嘶哑笑声，逗得我们都笑了。

其实，福特很善于判断人。他在华盛顿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屹立不倒，就因为他能判断谁可以信任，谁必须提防。除了很生气的情况外，通常他对助手和熟人总是毫不怀疑。我们这7名记者从没对外泄露过他对我们讲的心里话。不知不觉地，我们通过了他的信任测验。

就我而言，我一直认为我和他之间的信任，是通过1974年春天的一次简短交谈铸成的。那次交谈是在棕榈泉市的一个酒店里，那里离他去世时的住所不远。当我转述一名尼克松的支持者说的话并进一步追问他时，他对这句诋毁他的话感到很恼火，脱口说出了一句在政治上颇失检点的气话，并马上反应过来，要求我不能报道这句气话。我被他惊呆了，他作为美国副总统居然揪住了我的领带，并以很坚定的口吻对我说，必须忘掉刚刚听到的话才能离开屋子。我们为此僵持了片刻，但对我来说时间却很漫长。最终，我们达成了协议，握手言和。我一直信守对他的承诺，直到今天。

我写本书的来由——可以追溯到1974年的那次交谈。1991年，在福特卸任总统一职14年之后，我曾请他同意我进行一系列定期的“讣告式访谈”——访谈内容只在他去世后发表。我的建议书通过他退休后的第一位办公室主任鲍勃·巴雷特呈交给他。我在建议书中表示，在这些访谈中，他可以完全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利于让历史尽量接近真实(当然，这对我也很有利，但我没有明说这一点)。几天之后，巴雷特打电话给我说福特同意了。

我产生这个主意的灵感，即来自我们1974年的那次交谈，尽管我在意见书中并没明说。我不知道当他同意这一安排时，那次充满感性的对话是否也萦绕在他的心头。不论怎样，我将永远感激他如此信任我，使我终于写成了本书。

有些无神论者认为，福特将这一出版安排视为对自己的政治遗产做出倾向性解释或清算旧账，我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在我知道的政治人物中，福特是最谈不上狡猾的一个。他有一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面，但这一面偶尔才会展现出来——例如，当共和党1980年在底特律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他曾有意识地进行了幕后操纵，使那个让他与他不喜欢的人搭档竞选的笨主意未被采纳，因为在他看来，事情理当如此。

至于我和福特之间那些福特一直不同意在他生前发表的访谈记录，我认为他不愿发表的唯一原因是他有一种愿望，即要做一个和善厚道的好人。

本书不是常见的那种传记，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传记。有好几部关于福特的内容精彩的传记已经出版了。本书也不想成为一部有关美国政策的巨著。我展现的东西可称为“与杰里的谈话”：关于他担任副总统及总统生涯的逸事回忆录。我不仅报道过他的政治生涯，而且听他详细讲过对自己28年政府公职生涯的非公开回忆。

我们的谈话所反映的杰里·福特，与他一向表现出的毫无特色的老套形象极为不同——谈话中的他为人风趣、善于思考、喜欢闲聊——并且异乎寻常地直率。我把粉饰拔高的任务交给历史学家去做了，。本书仅仅想展示一个普通人充满人性的一面，展示他的谈话及偶尔的闲聊——因为其他前任总统没有像他这样与记者广泛交谈。

在与我的谈话中，福特谈到了自己对尼克松的真实看法，对尼克松亲信的轻蔑，他退休后与前副总统阿格纽从不来往(尽管他们在沙漠中的住所仅相距几英里)的原因，他在华伦委员会中的经历，他对吉米·卡特的蔑视最终消解的原因，他对里根的深深怨恨被外界掩盖的方式，他与克林顿从没透露过的关系(包括他在克林顿被弹劾时与其做的令人吃惊的谈话)，他多年来一直预测希拉里·克林顿会是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他认为自己的门徒迪克·切尼在2000年是乔治·W·布什的正确竞选搭档，而在2004年是其错误的竞选搭档。

我尽力以谈话体和记叙文体夹杂的方式写成本书，其中包含了很多逸事、解释，以及对当时的新闻、历史和文化的思考。福特做的评论是让人发笑的、令人吃惊的、使人感动的，有几处很具有历史意义。

我和福特的机缘开始于1974年4月17日，而在那一天的32年零260天之后，我妻子梅拉尼(她和我们的儿子安德鲁一样，也对福特的慷慨豁达深有感触)和我一起，来到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与几千名哀悼者一起，向华盛顿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前总统福特告别。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周二下午，呼啸的北风使风寒指数降到了十几度。我坐在哥特式的巨大拱形屋顶之下，听着发言者奉献给他的颂词。我知道这些溢美之词会让福特感到不安。实际生活中的他，总是客气地敦促听众坐下并停止鼓掌，好像他受不起大家为他起立鼓掌。

如果说有一首乐曲适合在葬礼上演奏，那就是艾伦·科普兰作曲并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乐团演奏的《凡人的号角》。

当然，就这场盛大豪华的葬礼而言，福特没法责备其他人。是他自己计划了这一切。按照法律，军方负责为每一位前总统操办国葬，并会提前呈上格式化的操作计划书，请各位前总统将该计划书上的空白栏填上。在福特的国葬操作计划书上，标题和他本人一样质朴无华：第38号方案。

当致辞者对福特这位领导美国走过不平常年代的普通人给予赞美时，我想起了福特几年前与我的一次交谈，当时我去了他在加州的住所——“梦幻山庄”拜访他。

当访问结束，他送我走到办公室门口时，不动声色地说，他已把我列入了他葬礼的宾客邀请名单。

他以很严肃的口吻说：“如果你不出席，那我会非常生气。”

我回答说：“总统先生，多年来我一直在说你会比我们大家都活得长。但万一我不幸预测错了，我会很荣幸地参加你的葬礼。”

他说：“好，我希望你会来。”

就允诺而言，这是我一生中最容易信守的允诺。

在我们那痛苦的道别之后4天，福特观看了他喜欢的密歇根狼獾队的一场比赛。该队在这场比赛中输给了俄亥俄州队，从而把整个赛季全胜的好局面给毁了。福特是一个狂热的纽约巨人队球迷，对卫星电视公司DirecTV直播的比赛每场都看，哪位助手影响了他的观看，他就会对其发出“嘘嘘”声。

福特早年在橄榄球球场上度过的时光，对他的人生十分重要，以至于他把密歇根狼獾队的乐队列入了自己的葬礼计划。当他的遗体运到大急流城时，这支乐队将以《胜利者》(这是密歇根狼獾队的战歌)的激昂旋律迎接他。

在福特进入人生第94个年头时，那个回归故土的时刻已近在眼前。

副总统迪克·切尼12月初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国会已通过立法，将海军的下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CVN-78命名为“杰拉尔德·R·福特号”。

切尼告诉一个多年的好友说：“福特感到很高兴。”

但正如我在11月看到的，福特说话已很困难，一次只能说几个字。当切尼打电话来时，史蒂夫·福特(福特最小的儿子)在电话分机上帮助解决双方交谈不畅的问题，让前总统和他的明星门生能进行交流。

梅尔·莱尔德(福特最亲近的政治朋友之一、前众议员和前国防部部长)也打电话来道别，但福特实际上已不能说话了。

关于福特即将去世的传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沙漠电视网的各台都报道说他的身体状况已严重恶化。

福特的家人怀疑消息是福特的牧师罗伯特·瑟坦透露出去的。他们曾以书面形式要求他不要对外谈论福特的家事，但他依然我行我素。

在圣诞节之前，我也和其他记者一样，企图以礼貌的方式探听出，是否该为福特的讣告做最后的文字修改了。

彭尼·瑟科尔在12月底告诉我说：“他的情况不好，你见过他的。”她的声音里渐渐传达出紧张的情绪，“但自从你上次来过之后，没什么大的变化。我将去洛杉矶度圣诞节，而你也该回得克萨斯州过节了。”

福特的一位老朋友说得更直率：“他快死了，但只有上帝知道是什么时候。”

福特夫妇寄出的圣诞节贺卡展示了另一种严肃的预兆。福特夫妇如千百万美国人一样，总是用寄圣诞节贺卡的机会通过照片显示家族的人丁兴旺。福特夫妇通常是穿滑雪装，身边围着儿女和孙子孙女。他们在1994年选了一张橄榄球球赛中场休息时的合影照，密歇根大学(福特的母校)在那天宣布不再使用福特用过的48号球衣号，将其封存留念。

福特夫妇寄出的2006年圣诞节贺卡没有配照片，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该贺卡只是一个无修饰的短笺，上面是一句不受时间限制的祝愿：“愿这2006年圣诞节为我们带来更多智慧，并为我们在这世界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爱。”

福特在落款处的签名也让人看出了端倪：红色的“杰里·福特”又粗又鲜艳，与他前几个月的签名有很大的差异。

当我12月23日收到该圣诞节贺卡时，福特已处于弥留状态。他的重要器官开始一个一个地衰竭。他的一位最亲近的朋友后来回忆说：“他的一切机能都在逐渐停止。”充血性心力衰竭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免疫系统，使他再也无法抵抗感染了，尽管他当年坐“空军二号”出差时把比自己年龄小一半的记者都累趴下了。

12月26日下午6点45分，小莱斯利·林奇·金，或人们更熟知的小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在睡眠中仙逝。有些与他关系很亲近的人一直认为，他为了对家人表现出重要的、最后的体贴，才以某种方式强迫自己不在圣诞节死去。  贝蒂和他们的3个儿子随侍在侧，苏珊曾在他身边陪了好几天，但她刚刚返回新墨西哥州去陪自己的家人。

福特是在他家的书房里去世的，他睡的那张医疗床正是我们11月14号告别时他睡的那张。他的死因是脑血管动脉硬化。

福特的葬礼教育了新一代的美国人(当福特卸下总统职务时，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没有出生)，使他们得以了解福特为政府工作的30年历程。

在福特的葬礼结束后不久，福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人们终于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他做的那一切好事。”

为福特举行的葬礼也蕴涵了一种意义。他当政时的美国正在进行越南战争，使国人备感伤痛；两派观点十分对立，民族精神急需一个提升的机会。而福特以自己的去世，再次帮助了他的祖国，即使只是短暂的。

在葬礼举行11天之后，史蒂夫·福特在五角大楼出席“杰拉尔德·R·福特号”航母命名仪式时对我说：“国家需要某个东西让自己再次团结起来。”

人们对福特说了很多赞美之词，而亨利·基辛格对福特的主政年代给予了历史的评价。他1981年出席福特图书馆(位于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落成仪式时说：“总统先生，你可以得到安慰，自你卸任以来发生的建设性的变化，大部分都是基于你制定的政策。”

福特和肯尼迪总统一样，执政时间太短，无法取得突出的成就。他缺乏里根总统那样的天赋和沟通技巧，也没有克林顿总统那样的政治圆熟。

福特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和白宫高级班子，但对其存在的内部斗争过于容忍，而且和大部分总统一样，难以清除无用的官员。他在白宫最亲近的助手之一曾恼怒地对我承认说：“我有时真希望他能开除某些人。”

然而，福特当政的896天仍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他使总统政务和管理程序恢复了正常。

一位前高级助手在1976年说：“人们认为他是一位临时总统，但对他本人仍然很喜欢、很尊敬。”

这部分要归因于他的继任者。许多美国人认为，吉米·卡特的总统生涯是一个失败。福特的声誉不可避免地被提高了，正如老布什也因他儿子及其政策的不受欢迎而享有了更高的声誉。

从“普通”这个词的最高尚意义来说，福特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沉着、可信的密歇根人；其老式的道德品行，对于渴望求得稳定和礼仪的美国，是一剂完美的解药。

福特自己烤英式松饼，亲自在白宫南草坪上铲起爱犬的粪便，他完全是平实的，没有虚伪或装腔作势。他不喜欢歌剧或芭蕾，也不在乎谁知道这一点。他对高档美食从无爱好，最喜欢的食品组合是牛排和山核桃仁奶油冰激凌。他是第一位曾当过最高级童子军的总统，并总以此作为自己最骄傲的事情之一。

在他作为总统首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是否计划发布《道德指南》以避免另一次“水门事件”。他干脆地回答说：“就以我的言行为道德准则。”就福特这样一个个人道德的典范性人物而言，他这么说是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

福特的896天总统任期，可能是最后一个真正文明的总统任期。在他卸任之后，政坛上又变成了相互倾轧的场所，而争斗中总会有一个失败者。福特不是那样的人，而且他憎恶今天华盛顿环境中的腐蚀性和过度的党派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曾做过一些我当时不理解但现在十分佩服的事。和今天的大部分政治人物不同，他有一种老式的要向公众说明情况的责任感。他在副总统任上的每一次出差(共出差35周，去过41个州)都会安排至少一次记者招待会，例行地听记者们问关于他对尼克松的支持、“水门事件”、录音带、弹劾等一类的问题。

福特从没有停止与新闻界的交流，即使这么做会使他想解决的那些政治上的棘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在与新闻界交流时总是带着好心情，并且十分礼貌。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领导人，与新闻界的交流是自己责任的一部分。他在困难的历史关头能有坦率正直的表现，这是一个值得记住与学习的榜样，尤其在今天这种充满控制欲的政治环境中。

迪克·切尼2002年对我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中，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杰里-福特。他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出现了，他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奉献了卓越的服务。”

一年之后，在白宫举行的福特90岁生日庆祝会上，小布什总统赞扬福特是“一个完美的绅士和忠实的公仆，领导美国安全地度过了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小布什指出：“与杰里·福特相比，许多总统的任期都比他长，但他们绝少有人在离开白宫时受到美国人民如此多的尊敬。而且，从没有人在恢复总统职位的尊严和可信度方面，比他更有成就。”

步入暮年的福特，对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心静如水。然而，有一点，也许没有多少人曾注意到：他始终感到大为满足的是，主持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的人是他，而不是极想独占这一荣誉的、名誉扫地的尼克松。

(对于那次建国200周年庆典，他采用了典型福特式的巡游风格，在四天的庆祝中，他安排了那么多的活动，结果这些活动直到7月5日在托马斯·杰弗逊的家乡蒙蒂塞洛举行完新公民宣誓仪式才告结束。)

他的一位老朋友曾说：“他将以一个好人和好总统的形象载入史册，而这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所有从事新闻这一疯狂行业的人，在报道时都有一些事例只能留在自己的脑海中，因为它们要么在事发时没有新闻价值，要么发生时超过了报道截稿期，所以它们也就绝不会见报或被播报。然而，它们仍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它们打开了一扇意外的窗口，使我们能够窥视到一个公众人物的品行和人性。

就我而言，那些可让我们洞察人心的事例，有一次就发生在福特成为总统后的第四天。当时，他正在看一份演讲稿，马上就要到参众两院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演讲，而时间不到两小时了。

突然，福特的眼光离开稿件和饭后的马提尼酒，抬起头来向霍华德·克尔中校问道：“霍华德，你吃晚饭了没有？”这位海军助理是到福特家(位于弗吉尼亚州郊区，外表朴实无华)来送演讲稿的。

当克尔说他还没有吃饭时，新总统领着这位军官走进了厨房，并将新第一夫人剩在烤箱内的金枪鱼面条取了出来。然后，福特将菜盛到一个盘子里，摆到了餐桌上。“用点晚餐吧，”他对克尔说，“我要继续看演讲稿了。”

还有一件类似的充满人性的事情发生在1976年2月28日下午5点53分。当时福特总统正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竞选巡回演讲，对决罗纳德·里根的激烈初选。那是一个典型的福特马拉松日——一天跑13个城市，参加16场活动。就在一天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在博卡拉顿市的皇家公园购物中心遇上了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很快，他就全身湿透了。当他开始演讲时，他的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脑后，全身的衣服也皱皱巴巴。这位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形象简直就是一塌糊涂，而且，他知道这一情况。

“我们刚刚淋了点小雨，我应该就我这形象表示歉意。”他以此话题开始了他的演讲，“但是，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高贵的是灵魂，而不是衣裳。’是的，我的形象看起来确实不怎么好；但是，我认为我是一个极好的总统。”

我觉得，对福特的精神遗产，历史完全可用他回忆录的标题——“疗伤时刻”来加以综述。我既不是一个有大智慧的预言家，也不是一个博学权威的评论家，我只不过是一名记者。我相信，历史学家们能够筛分出福特精神遗产中那部分作为“极好总统”的东西。

至于福特精神遗产中的余下部分，让我借用他在乘坐“空军二号”时爱说的一句话来表达——“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毫无保留地、毫不含糊地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正如美国著名歌手比利·乔尔在歌曲中所唱的：“这些时光要牢记，因为它们不会永远延续。”

我2007年5月重访沙丘路时看到的情景，又让我想起了当年苦乐交融的日子。福特办公室的关闭程序业已开始，可他的书房却仍然神秘地保持着原来的老样子。他一生获得的各种纪念品，仍然点缀在墙壁上。一张展示杰拉尔德’福特公共政策学院主楼的照片就摆放在桌子中间，就好像福特刚刚拿起来向一位来访者自豪地展示过。那把我采访他时曾坐过的椅子，就放在他那蓝色的、高靠背的、带有总统徽记的专用皮椅的左边，摆在它常规的位置上。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我再一次坐在了那里。

一切，几乎和原来一模一样。

后来，我驱车来到了国际饭店旧址，就是在这家饭店里，我们进行了史诗般的1974年复活节访谈。几经脱胎换骨般的转化，这里正在施工，将会变成一家高级的假日饭店。一段篱笆已将好奇的参观者与建筑工地分隔开来。然而，就像一位老得克萨斯护林队长描述的那样：这篱笆绝不能阻止我尽情回忆昔日的美好时光。

在返回住处的路上，我路过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它将我猛然推回到了现实之中，广告牌上写着：

杰拉尔德·“我们的”·福特，1913～2006

那曾是一段漫长的、令人振奋的历程。我们这些曾有幸随他同行过一段历程的人，都会永远珍惜这些经历，并经常咀嚼我们的回忆。

为了那段与他同行的历程，也为了他对我们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关心和帮助，把大家在总统记者招待会结束时必说的传统致意辞用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

“谢谢你，总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