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农历新年
天寒岁暮，在异国风雪漫天的夜晚，既无围炉之乐，复少话旧之趣。扭开电视机，唱的都是些不入耳的洋腔洋调。真是老来情味减，只落得屈指数流年了。倒是想起在台北时，每年大除夕，各电视台都有精心制作的特别节目，影歌星济济一堂，团圆拜拜，恭喜新年，与“哔哔拍拍”的鞭炮声，烘托出一片喜气洋洋。
我最最怀念的，还是儿时在故乡过新年的欢乐情景。
那时我才七八岁，家庭教师总要在腊月廿三夜祭送灶神、新年序幕开始以后，才放我的年假。从腊月廿四到正月初五，五天年满就要照常上课了。所以这十天是我一年里的黄金时刻。天天在母亲或老长工阿荣伯后跟来跟去，学说吉利话。数数目数到“四”，一定要说“两双”，吃橘子时一定大声地唱“大吉大利，买田买地”（故乡话“橘”、“吉”同音），跨门坎一不小心跌一跤，赶紧爬起来连声地念“元宝元宝滚进来”，阿荣伯听得呵呵笑。母亲高兴起来，会递给我一块香喷喷热烘烘的甜年糕，我就边吃边说：“年糕年糕，年年高。”
那时父亲远在北平，但每年冬天都会托人带一件新棉袄给我过新年。腊月廿四那天，我总是对着大镜子把新棉袄穿上，照前照后一番再脱下来，嘴里喃喃念着：“妈妈说的，现在不穿，大年初一才穿。”母亲在一旁笑嘻嘻地说：“初一着新衣，一年都顺利。”她又说：“明年你阿爸回来，一定会带一件闪花缎旗袍给你。”
于是我就眼巴巴盼望着漂亮的闪花缎旗袍。尽管盼望落空，父亲并没回来，但母亲每年仍高高兴兴地忙蒸糕、忙酿酒。吩咐长工做给乞丐的“富贵年糕”，红糖要加足，不要掺糖色（是一种像红糖的假颜色）。阿荣伯也说：“一年一回嘛，要他们大大小小吃得高高兴兴的。”他特地雕了一方小模型给我做糕用。我学大人们把蒸熟加了红糖的米团，一个个镶在模型里压平，等凉了倒出来就是整齐有花纹的年糕。我把自己做的小年糕和大人们做的大年糕一一排在木板上，阿荣伯用毛笔蘸了洋红水，在每块上点上一点，就是“富贵糕”了。我抢着点洋红的工作，点一块、念一声“大吉大利”。母亲说：“大乞丐给大年糕，小乞丐给小年糕。”阿荣伯又用米团做了大大小小的元宝。正月里，乞丐们常常是祖孙三代像一条长龙似的游来了，阿荣伯就把大元宝捧给白发老人，小元宝给他们的孙儿孙女。看他们一个个脸上浮现欢乐的笑容，老人们连声念：“天保佑你们大富大贵，明里去了暗里来。”我眼看他们牵着一大串孩子走了，常常问阿荣伯：“明年他们长大点了，还当不当乞丐呢？他们为什么不上学呢？”阿荣伯说：“他们读什么书？长大了能学会一点手艺，有个正当工作做就算好了。”母亲却叹口气说：“只怕他们从小跟着大人讨饭学懒了，不肯学手艺，这就叫穷人的命，富贵的病啊！”小帮工阿喜说：“不会的啦！我小时候也当过讨饭的哩，是三画阿王公公把我送给你们家，太太和阿荣伯收留了我，我不是很勤奋吗？”阿荣伯用旱烟筒轻轻敲一下他的头说：“像你这样的好命有几个？”我悄悄地跟阿喜说：“我们劝大乞丐不要带他们的孩子来讨饭，送他们去小学读书，并不要钱的呀。”阿喜摇摇头说：“办不到，你不知道，过年时来的小孩并不都是他们自己的儿女，只为想多点讨年糕，要了别人的孩子来轮流冒充儿女的。”我听得心里茫茫然，问阿荣伯为什么他们愿意跟别人讨饭，阿荣伯却又只顾抽旱烟不作声了。
阿荣伯和阿喜一老一小，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越是过年我越黏着他们。跟阿荣伯在谷仓里摆上元宝，跟阿喜在大年夜点“风水烛”。母亲把山薯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插上竹签，点燃了小蜡烛。我帮阿喜提篮子在大院落各处摆上，全幢大第都显得亮晃晃一片光明。母亲和阿荣伯都念念有词地说：“风水烛，年年丰足，年年丰足。……”
就在这样欢乐的祝贺声中，农历新年开始了。
P163-166
琦君的散文和李后主、李清照的词属于同一传统，但她的成就、她的境界都比二李高。我真为中国当代文学感到骄傲。我想，琦君有好多篇散文，是应该传世的。
——夏志清
旅居心情
一位刚从台湾探亲回美的朋友对我说：“有一位文友问琦君为什么不回来定居呢？”我听了一时答不出话来。想想自己在1983年为了外子的调差，不得不辞去最热爱的教书工作，随他来美，顺便照顾在异乡苦苦挣扎的儿子，当时的心情实在是非常矛盾与沉重的。
古人说：“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台湾是我安居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第二故乡，我怎么不想念，又怎么不想回去呢？
难怪好友喻丽清有一次出席文学座谈时，有位读者问她为何定居美国，不回台湾，问得她泪水盈眶，我此刻又未始不是泪水盈眶呢？
回想从1949年由大陆渡海到台湾，那时是怀着不得已的沉重心情，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海岛上，是否能顺利地生活，是否能渐渐扎根，实在是毫无把握的。幸运的是在两个多月以后，就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承单位首长的厚爱与指导，与本省同事的竭诚照拂，加以自己对工作的胜任与喜爱，使我免于异乡漂泊的无依之感。
游子乡愁，原是人情之常，但如果有不得已的原因，非离乡背井不可，也只有抱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心理，努力培养一份生活的情趣，以免宝贵光阴虚掷。
我不由得想起恩师当年对我的勉励：“任何生活皆可以过，唯须不失却自我。”我乃静下心来，重温旧课，抄心经，背诗词，以求把握自我。感谢前辈苏雪林先生的鼓励与指引，使我提起笔来开始写作。写的是亲情、友情、乡国情，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承各位主编先生的青眼相看，作品被一篇篇刊出以后，获得了无限温暖的回响与更多的友情，丰富了我的生活，增强了我的信心。我因而领会到，借着一支笔，可以超越时空，化天涯为咫尺。可以提升心灵，化烦恼为智慧。我为什么不以此排遣乡愁，以此自我砥砺呢？
来美国以后，也一直未敢放下这支秃笔，并将自认为尚能抒情达意的篇章，寄回台湾，蒙刊出后可以代替给关怀我的朋友们当书信，让她们知道我客居中的思与感，又免却她们写回信的麻烦，岂非一举两得的美事呢？
篇章累积到相当数量，就由从事出版事业的好友们轮流为我结集出版。其中有散文、有小说，也有儿童故事的翻译——译的是美国友人未出版的即兴之作。方便的是没有版权问题的困扰，他们既乐于源源供应，使自己的作品能有多一种文字的传播，我也乐意将美国儿童的顽皮故事和父母与老师的教育方式，介绍给国内，这岂不又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呢？
我的新书《妈妈银行》，是九歌出版社为我出版的第八本散文集，也是我来美九年来总共出版的第十二本集子。我感谢每一位出版界朋友，如没有他们的诚意催促，我不会持续不懈地一直写下去。这一份珍贵的友情，就是我客居中的最大慰藉与鼓励。
有时我也不免思忖，我既不能回到大陆的故乡，重建家园，又不能于垂老之年，万里搬迁回到第二故乡的台湾，就只得在此做一个“三度空间”的异乡人。但我绝不会忘记恩师“任何生活皆可以过，但须不失却自我”的诲谕，肯定自我，从读书与写作中，体会在异国做一个中国人的甘苦与职责。我是绝不愿浑浑噩噩浪费有限余年的。（按：琦君女士与夫婿李唐基先生于2004年相偕回台湾定居。）
我于每天清晨与深夜临睡时，必对着双亲的照片虔诚默祷膜拜，二位老人家的神情笑貌就会浮现心头，此心就感到无比的清明与平安。尤其是每当我埋头写作之时，就仿佛听到母亲慈祥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要性急，慢慢地写。只要你写的是真心话，我就喜欢。你写好了念给我听，我听懂的就是好的。”
母亲啊，我写的句句是真心话，每一篇章的字里行间都有您老人家的笑影泪光、慈爱容颜。母亲啊！是您的爱赐给我无尽的写作灵泉。我虽已年逾七十，但我一提笔写童年往事，就马上变成七岁的幼儿，回到您的身边。无论在天涯海角，有您的爱，就有灵感。因此我特地将《妈妈银行》一文，作为新文集的书名。一则以写作上的一点丰收告慰您在天之灵，二则也让我不时低声喊着妈妈，与您细诉从头。
琦君
写于1992年
2006年6月7日，琦君走完了幽兰芳香、淡雅玉洁的一生，留给世人40多本散文和小说。“三更有梦书当枕，梦痕犹存，橘红点点，桂花雨歇灯花落；千里怀人月在峰，七月哀伤，烟愁漫漫，母心天空琴心连。”这是灵堂两侧的挽联，巧妙嵌进了琦君最重要的多部作品名称，她朴素却温婉的文章，沁人心脾，感动过几代的中文读者。
《妈妈银行》是琦君的短文精品，以有限的篇章表现无限的情意，旧时代的温馨生活，新社会的种种有情，怀人、记事，无一不令人击节赞赏，《妈妈银行》字字句句均足以让人再三回味。
琦君与梁实秋等人一样，开启了台湾文坛的新风，其创作影响了简媜、张晓风、周芬玲、林太乙等一大批后辈散文家。其作品曾创下57版印刷记录，十多篇文章已收入大陆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国时报》曾做过一次调查排名，琦君和林清玄分别是作品在海内外最畅销的男女作家。其中琦君入选十大女作家之首，其次为席慕容、林海音、张爱玲、三毛等。
琦君的文章主要以乡情、亲情和物情为主，再现了曾经几代人脑海中唯美的江南记忆，她与余光中同为赴台后最主要的乡愁作家，由其小说改拍的同名电影《橘子红了》红极海内外。
琦君之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在散文方面，远不亚于朱自清、冰心、林语堂、梁实秋，独开一门新风，传承自一代词宗夏承焘，中西融合，尤富古典韵味。
《妈妈银行》是琦君的短文精品集，全书以有限的篇章表现无限的情意，旧时代的温馨生活，新社会的种种有情，怀人、记事，无一不令人击节赞赏，字字句句均足以让人再三回味。在作者温柔敦厚的文字背后，充分彰显了中国文人、当代女性对生活和生命的独到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