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拖鞋的美国》是作者长期“无知”的结晶，描写了一个意大利人和他的家人在美国的一个房子里快乐生活的故事。书中详细讲述了他在美国乔治敦度过的一年的美好时光，从第一年的春年一直住到第二年的春天。真实的美国，是这个世界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的敏锐而富有穿透力的观察，让我们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美国。

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你感觉好像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起死回生，还变得极富幽默感，贝佩·塞沃尼尼不仅机智狡黠、妙语连珠，而且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了敏锐而富有穿透力的观察，这是一部美妙的、令人兴奋的作品。

序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跋：五年以后

致谢

七月

美国的夏季跟日历、习俗或气候都没有关系，纯粹只与空调有关。季节的变换始于采暖通风空调的重启，外加第一个意大利人的抱怨：原先太热，现在又太冷。就在这一刻，美国的夏天正式开

始了。

必须承认，我们早已做足准备。整整三个月以来，亲朋好友一直在提醒我们——华盛顿的夏天是非常吓人的。连花朵都会被热得枯萎掉，天空热得要掉下来，新搬来的人甚至感觉呼吸困难。实际上，华盛顿已经被外交官们列为艰苦的工作环境。早自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就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只要温度达到华氏95度也就是摄氏35度，联邦政府公务员就可以回家休息了。6月底，《华盛顿邮报》刊载了一篇文章，提到一个没有使用空调的家庭，好像他们是一群身处险境的野人一样。

这些告诫最多让我们一笑了之。我们的答复是，朋友们啊，我们可是在波河平原长大的，什么环境不能忍受？

几乎所有的环境，我们本应该这么说的。而对华盛顿的夏季，我们肯定没有做好准备。当我们热得难以忍受时，邻居们却轻描淡写地称之为闷热。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上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开始在房间里到处寻找空调开关了。很快我就发现，要找到开关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我决定拨打空气压缩机标签上的一个号码。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拨打标签上的号码，由此你可以知道我有多么绝望了。

感谢热线那头的技术专家给我的建议，热线这个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贴切。我们古老的空调终于慢慢开动了。于是，意大利房客和当地空调间漫长而痛苦的人机大战拉开了序幕。恒温调节器起居间调停作用，可它的操作模式永远都那么令人费解。实际上，我们一边对它感激不已，一边完全受它摆布。要弄清楚空调是否在工作，我们不得不跑到窗边，看看抽气机两个可怕的管子是否把绿色植物吹得剧烈摇晃，好像地中海狂风来袭一样。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空调肯定是开动了，我们的抱怨也就开始了。

在7月的前15天里，我们明白了很多事情。首先，在美国，夏天的空调和冬天的暖气一样吓人。我们意大利的空调和暖气可能有所顾忌，似乎不好意思改变季节模式。可美国人的空调系统却显得肆无忌惮地高效。这里的“热”绝对不是温热而已，而是意味着灼热。“冷”也与一般的凉完全扯不上关系，而是表示天寒地冻。美国人走进一个办公室、戏院或博物馆时，希望感受到强大的震动而不只是抚慰。对于那些想在华盛顿寻找极端经历的人，我会建议他参观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乔治敦大学的达尔格林小教堂、威斯康星大道上的西夫韦超市(那里的家禽区与众不同，活的鹅会直接撞到人身上)。

然而，批评反映的是兴趣。空调已经让我着了魔。到7月底时，我已经可以与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冰箱技术人员就此话题展开讨论了。在晚宴上，这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人们实际上肯定尽量避免坐在我旁边，以免忍受我关于空调的长篇大论。

最原始的空调是1881年(当然是7月份)引入美国的，当时是为了给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的房间降温，可惜他很快就被一个疯子刺杀身亡了。那台空调的原理是：来自屋外的空气在进入房间前先通过大量的冰块，由此多少降低些室温。现代空调的发明应该归功于威利斯·开利(Willis H.Carrier)。1902年，他在布鲁克林一家印刷厂安装的空调开动了。最初那只是一台改善室内空气的机器，因为“空调”的名字是4年以后斯图尔特·W·克雷默(Stuard W. Cramer)提出的。

在华盛顿，1928年众议院安装了空调，1929年参议院也效仿，1930年白宫紧随其后。20世纪30年代，拜AC所赐(我用“空调”的首字母缩写来显示我对这个话题是多么熟悉)，首都政府办公室的效率增加了10%。第一个窗式空调出现在1951年，很快就引起了家庭安装空调的热潮。如今美国人每年在空调上总共花费250亿美元的电费。

假如这些统计数据、历史事实和技术信息的狂轰滥炸还不能让听众瞠目结舌，我就改用哲学分析。我向任何一位愿意倾听的美国人解释说，“你们美国人急于控制外部世界——从控制波斯尼亚到控制朝鲜，再到控制死亡、天气——这一点举世皆知，而且广受尊敬。决不逆来顺受的态度时刻激励着美国，使你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美国，空调不只是一种降低室温的手段。它还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肯定。”最后，我以专业的口吻做出了结论：“你们美国人对新鲜空气有一种直觉上的反感。在你们眼里，那是可疑的无政府主义。”

我的理论有坚实的根基。在我们的地下室，也就是厨房和客厅所在的地方，窗户被至少五层油漆给封死了。前来帮我们打开它们的工人说，这个地下室已经有40年没有呼吸到来自三十四街的空气了。“90年代”减去40年，结果等于“50年代”。换句话说，自从空调胜利进入华盛顿的千家万户以来，我们的窗户就再也没有打开过。亨利·米勒在1945年写《空调噩梦》的时候，显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P48-51

这本书是我长期无知的结晶。它讲述了我在美国度过的一年时光。对于这个国家，初来乍到的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这是后来才发现的。此前多次访美的全部经验，竟然不起任何作用。我们在欧洲早已接受了美国新闻的狂轰滥炸，其效果类似于把探照灯光束直射对准眼睛：过于强烈的灯光让人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真实的美国——我指的是你走出机场后踏入的这个国家，当然前提是你没有倒霉地坐错飞机——是这个世界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

仅仅端坐一边、默默观察，我就已经了解到这个国家的一些重要特点——如果我还算有所发现的话。这些令我异常着迷的发现包括：美国人见到冰块就丧失了理智：他们认为随意的提醒无异于强制的命令；空调被他们当做神龛一样崇拜；强大的安乐椅也被奉若神明，为此他们不惜履行一套神秘莫测的仪式。这是一个充满奇怪声音、浓烈特色和淡淡味道的美国。在我看来，这些日常生活对美国至关重要。然而，却很少有人想要解释它们是如何进行的。

在此，我向读者们提出邀请，跟我一起探个究竟。我在乔治敦的一座小房子里度过了12个月，从第一年的春天一直住到第二年的春天。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华盛顿市从这里发源，逐渐扩张成一座标准的城市。正是在乔治敦，我遇到了首要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关空调？)，也得到了最重要的答案(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在乔治敦这样一个理想的所在，我和一个叫马克思的管道工较量，遭寡言少语的邮递员突袭，还被体贴周到的邻居们围攻。

有些读者可能记得，在我以前写的几本书中，已经提到了意大利人在外国的经历：东欧人对他们侧目，英国人上下打量他们。当然，从英国到美国就更不容易了。“热”(hot)在英国表示“温热”(lukewarm)，到了美国却意味着“炽热”(incandescent)。从当地直接感受到的幽默感也同样难忘。在美国，“轻描淡写”根本不存在。如果英国人说”我不太擅长”，那么实际上意思是“我棒极了”。可如果美国人很擅长(工作、运动或做爱)，他们就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

话说回来，大部分惊奇还是令人愉快的。我发现，在这里孩子掌管了一切，而死亡被看做多项选择之一。我开始尝试用计算机购物，在停车场迷了路。我使出浑身解数来申请一个信用卡(最后以失败告终)。7月4日，我庆祝了美国独立日。为了跟踪一只负鼠，我钻进灌木丛中。我甚至还与一位叫格雷格的邻居讨论政治。我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在意霓虹灯，因为它抚慰了美国人的心灵。我研究了当地人对小家电的狂热爱好，而这种狂热是不应该被小看的。在探索袖珍产品和便携产品方面，这个国家已经发现了很多新大陆。

重读本书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美国印象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最初几个月的茫然无措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推断和结论(是对是错，就留给各位读者去判断)。我决定把这种逐渐发现的感受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书中，因为我想这正是很多意大利人(实际上也是很多欧洲人)都曾对美国抱有过的看法。当然了，和我一起走下飞机的同胞中，也有些人深信自己无所不知，但那毕竟只是少数(这些少数人知道，他们所需要了解的不过是政治、足球和酒而已)。而大多数人却很乐意观察、学习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只要他们能找到愿意倾听的人)。

有一件事情我很想对他们说：发现美国——其难度不亚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并不取决于行驶过多少路、访问过多少州。美国是通过一些小事情表现出来的。为了发现这些小事情，你必须具备新访客的好奇心和赶海者的耐心——这些貌似古怪的人会在海边仔细搜寻细小的珍宝。美国就是这样一个海滩，而我就是这样一个貌似古怪的人。祝我好运吧，让我们立刻开始寻宝行动。  华益顿

房子已经被卖给了一对美国夫妇，帕特里克和亚当，他们在威斯康星大道拥有一家商店，以卖艺术品为生。这个消息我是从芭迪·韦布网站上知道的，这是一家房地产代理商。当时我们带着满满两大箱毫无用处的日用品、头脑混乱地来到美国的时候，韦布女士好像保姆一样，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韦布是美国不计其数的钢铁女性之一。她买入、卖出、管理和出租华盛顿的房子。她的软肋是对顾客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尤其是当他们按时交纳房租、不向窗外仍东西的时候。芭迪对《意大利人在美国》(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十分骄傲。有人告诉她，很多读者出现在1513号大门的台阶前，有几个人拍照留念，还有几个人甚至摁响了门铃。也许新的主人不会那么高兴，不过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现在我们所住的房子离1513号大概400米远。这是向我的两个朋友凯瑞和约翰借的，他们正在欧洲度假。租到这个房子非常容易，你沿着三十四街走，进过沃尔塔公园边上，向右转走到水库路。在那里你会看到一幢红砖建筑，那就是3337号楼，可以俯瞰整条街道。通往大门的是一条小径，覆盖着常青藤、装饰着美丽的花朵。每天清晨，送报的人会将《华盛顿邮报》以惊人的准确性扔在台阶上。而那些被报纸砸伤却没有枯萎的花朵，第二天清晨会再次挺立起来。星期天，报纸重量堪比一辆小汽车，花朵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恢复。

大门后面是一块巴掌大的花园，凯瑞无比信任地将花园里那些了不起的蔬菜交给我们来管理，现在它们似乎已经熟悉了新主人，正慢慢恢复生机。冰箱的门上贴着一张标签——在美国，所有的交流都是在冰箱门边进行的；互联网只不过是这一基本原则的延伸罢了——宣告我们曾经接受过梅里菲尔德园艺中心的造访(该中心的格言是，“29年了，还在生长！”)。有关人士在我们搬来以后就对我们倍加关心。三位萨尔瓦多人用我们不懂的语言问了一些我们从未听说过的问题。他们显然走错地方了。因为正遭受倒时差的折磨，我热心地接待了他们。美国有些东西一点都没有变。

不过也有一些东西变了。比如，华盛顿似乎恢复了健康。人们选举了新的市长，犯罪率下降了，大麻使用率下降了(也许是人们开始使用其他的药品了)，中产阶级重新搬回了城镇。你可以看到新钱的涌入——来自互联网经济。90年代中期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车库里猫着腰玩电脑的青少年，现在正经八百地评估着风险投资机会，正式考虑要买房子了。这些普通的年轻白人20年来从城市飞到这里，现在慢慢开始安顿下来了。在这个原来被戏称为巧克力城的地方，非洲裔美国人正成为人数减少最多的一支。我在《华盛顿邮报》中读到，哥伦比亚地区共有50万居民，细分为以下几类——黑人318,657人，盎格鲁一白人150,854人，西班牙人38,453人。不知道意大利人应该归入哪一类？我们不是黑人，但也不是盎格鲁一白人。也许是半西班牙人。看来，有必要好好练一练“nachos”(墨西哥玉米饼)的发音了。

初看时，乔治敦似乎变化不大。整个地区依然绿意盎然、花香扑鼻，有一种过时的特殊魅力。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地区拆掉并重建三幢楼房的时间内，乔治敦也许只会换掉一个门把手，而且锁还是原封不动的。当美国人移民到火星的时候，乔治敦人的门还是一样转动不灵、难以开启。鲜花围绕着这里的每一棵树生长。在乔治敦人的观念里，照顾这些花是公民的应尽义务。黄莱德物业公司(Yellow Ryder)的卡车将学生们的厨房设备运送到大学周围的房子里去。附近能拍摄《驱魔人》(The Exorcist)的楼梯依然吸引着追求刺激的影迷。早已停止使用的电车轨道随时能滑坡路过汽车的轮胎，现在却开始重现生机。一项保护旧迹的命令使它免受任何现代化的冲击。最大的年度新闻是多次爆起的探井盖：有一个生铁探井盖时不时地就会跳起来。具体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但居民们推测很可能是井下有压力造成的。  当我沿着三十四街走的时候，我发现沃尔塔公园开始对得起公园的称号了。人们建起了栏杆，我曾经非常热情地扫过的人行道似乎也重新铺设过了。几只狗活泼地在草地上赛跑，他们的主人在后面气喘吁吁。我认出了一位老邻居凯伦，以及她口袋大小的宠物狗波将金(Potemkin)。她告诉我，乔治敦的很多人都知道《意大利人在美国》，大家都想找到我。我遏制住了想问她为什么的冲动，而是开始打听当地新闻。凯伦告诉我，她已经搬家了。夏天不那么炎热了，来自蒙大拿州的参议员买了一辆哈雷戴维斯摩托车。她的结论是，一切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我可不能苟同。在美国这样一个飘散着花香的角落，一阵清新的风正吹来。“.com化”(这个新词是由互联网地址加上后缀而形成的)的迹象十分明显。互联网给这个地区带来了钱，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94年春天，我们第一次来美国时，我们可以使用低端的CompuServe电子邮件服务来邀请朋友吃饭。而在餐桌上则没有什么其他可谈的了。而现在，计算机显示屏的光从每一扇窗户中透出来——当然窗户依然是没有窗帘的——人们忙着网上订购比萨饼，虽然用电话订购更加方便。每一个广告商都有网址。连那些让《华盛顿邮报》更准确地击中花朵的塑料袋，也邀请我们“通过OnMoney.com付款”。

在我的脚边，贝蒂娜·康纳夫人(Bettina Conner)的三只狗抬起了他们高贵的脑袋。我以为它们会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然而并没有。他们上上下下地打量完我，就一路小跑回沃尔塔公园了。

爆笑……非常有趣，富有洞见……令你从第一页笑到最后一页，单纯而直率。

——乔纳森·亚德利，《华盛顿邮报》

一本令人愉悦的书，很难不喜欢它。

——《图书馆杂志》

讨人喜欢……充满搞笑逗趣的情节，令人哑然失笑。

——《波士顿先驱报》

妙趣横生……作为一名外国人，在逗留美国的一年时间里，塞沃尼尼用一种新鲜而着迷的眼光，对任何一件美国人习以为常的事进行了观察。他让我们在耀眼的反射镜中看到了自己：不仅包括我们的处事方式，甚至包括列在“禁止停车”指示牌上的详细规定。

——《费城周刊》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和戴夫·巴里《你唯一需要的旅行手册》，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非常难。前者深刻严谨、娓娓道来，后者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令人敬佩的是，这本旅行回忆录完全做到了。

——《书单》

塞沃尼尼先生风趣，宽厚，有敏锐的洞察力，我们美国人恐怕未必配得上他这样的评论人；他关注和同情美国，字里行间充满了善意。

——迈克尔·沙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