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公版本，是十九世纪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根据他本人在中国居留16年的所见所闻和深入思考写成的，是关于晚清中国社会的一幅全方位、大视角的生动画卷，其内容涉及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中国人特质的揭示，对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本书不是为中国人辩护，不是替中国人表示歉意，不是对中国的批评，也不是为中国人歌功颂德。本书只解释中国和中国人。全书穿插了许多具体事例，每一个事例都是真实发生的，不带任何粉饰和夸张。

晚清中国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至今有哪些改变？

在本书中，美国外交官何天爵结合十几年亲身经历，勾勒出了晚清中国社会全景，从司法制度到衣食住行，从光绪、慈禧到京郊的老和尚。何天爵是个幽默的绅士，更是“中国通”，对中国人的算计，中庸乃至中国商人的种种伎俩都做了精辟的分析。

这是一位美国外交官在华十多年的亲历感受，这是一本迄今仍有借鉴意义的晚清社会观察，这是一面能让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的镜子，这更是一个能让中国读者发出会心微笑的文本。

第一章 中国行星系

第二章 中国的政府

第三章 语言文字

第四章 家庭生活

第五章 社会生活

第六章 宗教

第七章 迷信

第八章 辫子的故事

第九章 司法制度

第十章 官与民

第十一章 教育与文学

第十二章 礼仪风俗

第十三章 商人与商计

第十四章 贫困阶层

第十五章 财政体系

译后记

第八章 辫子的故事

东方人和西方人最显著和惊人的不同是他们的头发。东方人的头发是粗糙的，直的，深黑色。欧洲和美洲人的头发是柔软的，光滑的，弯曲的，没有乌鸦羽毛般的深黑色，而是有着不同的颜色。在东方居住了许多年之后，我见过的所有纯种的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都是黑头发。当然要刨除那些被岁月漂的灰白的头发，和中国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他们的眼睛是粉色的，头发是白色的。

另一个同样显著的区别是长在脸上的毛发。亚洲人只长很少的胡须。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只是在脸颊和上唇处有一些稀疏的胡子，更普遍的情况是上唇根本就不长胡子，只有三四根毛从脸颊或是下巴上的痣上滋生出来。有了这几根毛的人就相当的骄傲，随身带着一把特制的小梳子，不时地梳一梳，捋一捋，精心的照料它们。尽管很少，但是也是珍贵的男性特征。

外国人的络腮胡子很美，很早就成为了中国人嫉妒的对象。和他们光滑笔直的辫子相比，中国人不羡慕外国人头发的颜色，也不承认它们又短又密；他们认为外国人的大鼻子很难看，也不喜欢外国人惨白的肤色，批评我们眼睛的颜色，并且反感我们眼睛观察事物的角度。他们不友好地把外国人的耳朵和驴耳朵相比。但是说到胡须，他们承认外国人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

很多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生长胡须的能力不仅限于男子。1874年秋，我和两个美国绅士一起去中国内陆旅行了几个月。那些地方很少有外国人涉足，多数人甚至根本没见过外国人。我的两个旅伴中有一个比较矮小，但是拥有全部的男性特征，包括锐利的眼神和一大把垂到胸前的胡子。但是我们没有料到，由于中国人的误解，这位绅士一路上都被当成我的妻子，一个女人。这种荒唐的错误可能是来源于他瘦小的身材。在一个城市，大概有十万人是来看我们的。我无意中听到当地两个穿着体面的人的一段对话。其中一个人指着我的身边的同伴说：“那是一个女人。”另一个人回答：“不可能。看看他的胡子。”第一个中国人嘟哝着说：“你不知道，在他们国家，女人有着和男人一样的胡子。”满心疑惑的汤玛斯（同行的第二个绅士）发出惊讶的叫声，非常敬佩中国人的广博知识。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辫子不仅是中国人的标志，更是中国男人的象征。在婴儿和儿童时期，他们的头发被剃光，像一个光滑的闪闪发亮的撞球。或者是绕着圈留几块头发，杂乱的铺在表面，从上面长出一束头发，编成一根根的羊角辫。只是当男孩子到了十三四岁，这些娃娃头才被郑重其事地剃掉，开始真正的留男人的辫子。

辫子虽然是中国男人的象征，但是中国人原本没有辫子。和其他的服饰相比，它是外来品，是现代最近的发明。当今的朝代的皇室家族本身就是外来的，300年前他们是鞑靼人或蒙古人。是他们带来了留辫子的传统。简要地补充一下，留辫子是唯一一件中国人从满人那里吸收的事物。在前朝，中国人不剃头，头发梳得和我们差不多。当现在的统治者的祖先取得皇位之后，新皇帝就下令，所有臣民都要剃发蓄辫，作为归顺的标志。这项法令立刻引起全国激烈的反抗。人们认为留辫子在身份上是不体面的，在道德上是堕落的表现。在一段时间内，各地暴乱不断发生。人们怀疑这种新服饰不经过长期的流血战争是否能实行下去。

然而鞑靼皇帝能胜任这种情况，他用精明和机智战胜困难，成为千古一帝，青史留名。他不威胁也不强制。他不理睬反对，颁布了另一个法令。这个法令禁止犯人留辫子，并要求官员剪去犯人的辫子，不许他们剃头。这样剃头留辫子的人就变得令人尊敬了。皇帝的新臣民立刻就急于采用这种新发式，就像他们过去急于反对一样。直到今日，满头的头发，没有辫子都是犯人的特征。英明的满族皇帝更进一步，利用中国人孝顺的观念。他把不剃头，不梳辫子说成是对死去的父母的哀悼。无论看起来多么邋遢，孝子百日不剃头。

现在中国人迷信的崇敬辫子。人们非常小心的梳理它，并用马尾或蚕丝把它加长。有时缠在头上，小心的盖好，以免沾上灰尘。人们普遍把它当成尊严和荣誉。中国男孩想要有一条辫子，就像美国男孩想要有一条带兜的裤子一样。拉别人的辫子被认为是一种侮辱，剪辫子就是大不敬，要受到法律严厉的惩罚。

关于辫子的礼节和其他东方的习俗一样严格而且奇特。松散的编辫子是粗人的标志。每一股都要绷紧，梳整齐。在发梢通常系上黑色绸绳和流苏。但是在服丧期间，就要用白绳，因为在中国白色是表示哀悼的颜色。一个人在满是尘土的路上旅行，为了保持头发的干净，把辫子盘在头上。当他遇到一位朋友或是熟人时，在打招呼之前，他就必须把盘着的辫子解下来，让它直直的，端庄的垂在身后。与之相似的一个礼节规矩是，仆人不能盘着头发出现在他的男女主人面前。这种行为极为粗鲁无礼，就如同他半裸着一样。

中国人是如此的关注发式，一个了解浓厚迷信性格的人一定不会惊讶于中国几乎每年都爆发的剪辫子事件。它像一阵骚动的旋风，毫无原因地突然爆发。通常，人们都不知道它是如何开始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结束。它意想不到的到来，没有一点警告，就像席卷美国西部大草原的旋风。有些事件是由中国知识阶层中不怀好意的人故意引起的，以加重人们对外国人的仇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人精心蓄谋，把风波的始作俑者指向外国人。这样的事件最近几年发生过不止一次，由于种种荒谬的谣言，没有恶意的外国人的生命不时被置于危难之中。

在这种浪潮之中，整个的中国，无论知识分子还是贩夫走卒，都变得异常激动和恐惧。最荒唐的故事流传开来，并且被人深信。我举几个真实生活中的例子。有一个中国人在大街上走，他的辫子突然掉下来消失了。那时他周围没有任何人。另一个人想把辫子盘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辫子没了。他后脖颈子一凉，他的辫子就没了。这个人和一个陌生人在街上说话，那个陌生人突然消失了，这个人的辫子也跟着没了。另一个人瞟了一个外国小孩一眼，这个小孩也直勾勾的盯着他，突然他的辫子没了，只剩一股烧焦了的头发的味道。

这样的故事在骚动的时候广泛流传，并且被普遍相信。辩论或者请求人们用常识判断一下根本没用。其实只有人使用大剪刀和类似锋利的工具才可以剪断头发。但是这样的说理没人相信。中国人对鬼神和神仙方术深信不疑。就像这些典型的故事所表现出的那样，人们把大部分剪辫子事件（即使不是所有）归因于这种力量。在这种疯狂的时期，作为外国人不去和他们最亲密的东方朋友或仆人争论，而是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谨慎的缄默是明智地做法。在这种时候，谁也说不准一个欠考虑的词语可能会招致的猜疑和后果。

在这种思想风暴中，官员们应该采取措施，平息骚动，安抚百姓。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这么作。在所有迷信问题上，他们不比被他们管理的人开明多少。我已经见到过至少一打由北京的长官，在这种骚乱时期发布的布告。每一个都在事实上加强和不是减弱公众心理的骚动。他们开始都警告人们，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人们应该留在家中，做好自己的事情。他们建议人们避免和陌生人打交道，门窗要封好，天黑了不要出门，照看好孩子。最后还提供一种保护的方法或者一种保护辫子的特效药。药方很简单。一个告示中说把红色和黄色的细绳编在头发里。另一个告示描述了一种内服的药。另一个告示介绍了一种药，一半吞服，一半要扔在炉膛里。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药方，是由顺天府尹在1877年一月公布的。这是一种奇怪的文字组合。把三个汉字以某种方式组织在一起，然后用墨汁写在一张固定大小的黄纸的三个角上。一角要被烧掉，把灰小心的留下来喝掉。第二角编在辫子里。第三角要贴在门楣上。父母官保证这样做就可以阻止日夜游荡，伺机夺走作为国粹的辫子，使人们安全。这个药方被府尹谦虚地称为“神通广大、包用包灵的护辫秘方”。

应该补充的是，在这种剪辫子风潮中，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证明哪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辫子。人们满口流言，意志完全消沉，经济活动陷于停顿状态。那些神秘兮兮，面色惊恐的人讲述着各种故事。他们以及告诉他们的人都没有确实见过一桩。在所有这些骚乱中，我也没见过哪个中国人，他确实见到过另一个中国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失去了他的辫子。每一个故事的基础都是道听途说。这种骚乱是一种不能理解的，危险的迷信恐惧流行病。

在事态严重的北京，就在顺天府尹公布了公告和药方不久。一天清晨我被叫醒去见一位美国传教士。他来报告说就在前一天晚上，一个在他手下掌管的小礼拜堂内过夜的中国人失去了他的辫子。这位传教士知道在那个骚乱猖獗的时刻，如果走漏了风声，这个小礼拜堂就会立刻被暴民拆掉，可能会有人伤亡。所以他万分小心地把受害者关在一间屋子里，一大早就急匆匆地到公使馆寻求建议和援助。我先给京城军方的都统衙门发了一封急信，没有给出任何原因，请求在这天晚些时候与他会面，目的是在必要时请他派出军队保护小礼拜堂。然后就到出事地点进行调查。

事实很简单。除了罪犯按照法律规定剪掉了辫子以外，这是唯一一次真实的剪辫子事件。这个被剪了辫子的中国人是一个乡下人。他来北京学习基督教。好心的传教士留他多呆几天。他就和两个本地的基督徒住在小礼拜堂后面的小屋里。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所以他很可能是由怀有恶意的中国人派到小礼拜堂中的。他声称自己对基督教感兴趣，在那里找到一个落脚点，之后剪去他自己的辫子，希望以此引起反对外国人的暴动。但是在严密的审问之下，他的申辩前后一致，完全可信，于是我消除了对他的怀疑。

他前一天晚上九点钟，就在我发现他的那间屋子里上床睡觉。另外两个人不久也进到屋子里。他在凌晨大约两点醒了，他的头感觉有点奇怪，伸手一摸，辫子没了。他吓得几乎失去理智，大声痛哭，吵醒了他的同伴，他们也很害怕，点亮了蜡烛。三个人就这么坐着，一直发抖，直到天明，其中的一个人叫来了传教士。出去叫传教士的路上，他发现了丢失的辫子在院子中的雪地里。有人把它扔在那里的。

经过仔细询问，得到了以上事实。它让我感觉很困惑。这两个整晚都和这个乡下人在一起的人名声良好，不用怀疑。只要是他们知道的事，他们都认可了这个人的话。发现辫子的那个院子有很高的围墙，人很难爬过去。那晚，门窗都小心的锁上了。没有人能够一声不响的进到屋里来。辫子被剪掉了是事实。它就在我的手里。它是由大剪刀，在离发根一英寸的地方被剪掉的，手法干净利落。辫子很粗，下手的人手腕一定是强壮有力，剪刀一定很锋利，剪的时候极为小心，让受害人毫无察觉。

P109-117

有位老太太，独自一人住在格林山脉（the Green Mountains）深处，方圆数英里内不见邻里。夏日的一天，有个陌生人来到她门前，想讨杯水喝。老太太问他打哪来，他说自己住在波士顿。她吃惊地叫起来：“天哪，你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该会多么孤独啊！”在老人家的概念中，波士顿是一个单调、偏僻的地点，全宇宙的中心就在她所居住的历经气候变迁的小木屋里。

其实世上的人都和这位老太太一样。

和她一样，我们都用自己建造的标准，从自己身上总结出的模式去衡量他人。其他人是否正确，是否明智，都取决于他们是遵从了还是背离了我们已经树立的规范。而全然不管这些标准和模式是否专横独断，是否幼稚可笑，是否建立在极其狭隘的个人背景之上。

千百万中国人毫无思想的、完全机械的夏天脱下冬衣，冬天换去夏衣的行为，或者在皇帝的意志下所有人必须在固定的某一天换装。[ 这里指的是封建王朝统治者每年颁布历法，通行全国和周边的藩属国，要求所有人耕作起居以之为标准的做法 译者。]我们不仅觉得可笑，甚至有人为此嘲笑奚落他们。然而在美国和欧洲，成千上万最有修养和最优雅的淑女与贵妇也在那些不近人性的时尚的驱使下，盲目地复制那些奇装异服，盲目地消费。这两种行为之间有区别吗？有所谓的明智之分吗？让我们看看那些奇怪的服装。这些畸形的样式完全破坏了女性的天然美感。这两种做法：中国人是在皇帝的命令下，按照气候变化的规律，在特定的时间里更换自己的衣物；而西方两大洲一半的人口则违背他们的个人品位和美感，接受也许起源于巴黎或伦敦的贫民窟的稀奇古怪的服饰，到底是谁更明智，谁不明智？

我们有必要多一些对外部的了解，少一些狭隘短浅、闭门造车的评论。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以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自己。情况会好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以更高的层次，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和他人，如果我们可以用更理想的、标准的人的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人，情况就会更好。更宽广的视角不但能使我们的结论更为精确，更加合理，还有更为深远重要的价值。这样做能使人们更加宽容、友爱、和睦相待，信任人们团结、高贵的本质。遗憾的是，现在远远不是如此。

轻易指责中国人远比真正理解他们要困难得多。中西方之间的相互联系还很少，非常短暂。我们的信息建立在主观想象之上多于事实，因此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模式的曲解和误会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人绝对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民族。现实生活比人们的想象更加神奇，对于汉民族的子孙来说也是如此。真诚的研究者更关注于中国人那固定的，凝聚不变的特性，而不是弯曲漫画的中国人和大众所熟悉的那些中国人特性。

本书不是为中国人辩论，不是替中国人表示歉意，不是对中国的批评，也不是为中国人歌功颂德。本书只解释中国和中国人。笔者曾经在中国居留多年，和中华帝国各地、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过紧密的接触，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现在，我尝试将自己在中华帝国的感受写出来。我努力描述并解释这个民族生活中的突出特性，论述为什么很多西方人感受突兀的、难以接受的方式，在中国人看来却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全书建立在客观事实，而非主观臆断的基础之上。我希望能够浮光掠影地向读者描绘真正的中国人。

全书穿插了许多具体事例，希望能够使我的作品能够贴近生活，更生动有趣，更易于理解。每一个事例都是真实发生的，不带任何着色和夸张。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给出每一件事例的地点、时间和相关人物的姓名。同样的，书中的插图都完全忠实于事物的原貌，除了照片冲洗的因素外，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中国人身上有缺点不足的地方，有一些怪癖，更有许多闪光的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征。在岁月流动中，它们被年轻的一代牢牢继承下去。变化非常缓慢。中国有着光明的前途，中国必将在世界历史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谁不深信这一点，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国。

纽约，1895年1月1日

我们两位译者首先要感谢读者购买阅读本书。

我们的专业分别是外交学和英语，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分别倾向于外交史和翻译理论与实践这两个方向。本书为我们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作为长期居留中国的早期美国外交官，何天爵以自己敏锐的感触和全面的分析向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晚清社会和近代中国人。在书中，既有恭亲王、李鸿章这样的朝廷重臣，也有京郊的和尚、美国使馆前的修-鞋匠这样的底层百姓；既记述了鸦片战争、幼童留洋这样的近代历史中的大事，也将自己在西北的游历、外国使馆的开销等琐事娓娓道来。何天爵显然是一位交游广阔、平易近人、观察深入的外交官。阅历的积淀和独特的思考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了真正的理解。在他眼中，中国人谨慎务实，生活艰忍，值得同情。每一个中国人都被牢牢地编织人中国社会这张巨大的网；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兢兢业业地生活；所有人构成的晚清社会保守僵化，缺乏生机。这张网是如此之强，以至于经历了千百年的风吹雨打而不坏。即使我们现代人看来，书中依然有着许多闪光的观点，看到现代社会和中国人的点滴身影。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会心的微笑，那么你的感受是与我们译者相同的。

复旦大学何爱国博士对本书的内容和观点作过详细深刻的评论。我们在此就不对译文本身做过多的评论了。我们认为，何天爵身上体现出的站在事实基础上说话的姿态是可贵的。全书是他几十年在华生活与工作积淀的宣示。调查才有发言权。中西方之间、中西文化之问的生疏和误解需要通过交流、增进了解来解决。何天爵开宗明义：“我们都用自己建造的标准，从自己身上总结出的模式去衡量他人。其他人是否正确、是否明智，都取决于他们是遵从了还是背离了我们已经树立的规范。”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拉大彼此距离，加深误解。交流虽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没有相互交流是万万不能的。从这一角度看，全书不仅是何天爵在华生涯的回顾和对晚清社会与中国人的全景展示，也是早期美国外交官提倡交流、呼吁了解、沟通中西的努力。

考察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我们会发现西方人存在两条思路。一条是机械地从西方立场出来，希望中国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观，在东方建设西方物质、制度和文化。第二条思路是尊重中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尽力将西方的基督教、社会制度和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交流，共同发展。利玛窦、李提摩太等人就代表着后一条思路。历史积淀、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前一条思路是不可行的。历史也证明后一条思路的实践更为成功。何天爵无疑是后一类务实而有远见的西方人中的一位。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太平洋岸最伟大国家的交往历史悠久。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CHINA QUEEN）开启了中美双边关系的大门。船上有一位曾受到华盛顿总统嘉奖的退伍士兵Sainuel Shaw（清朝人称他为山茂召）。他是“中国皇后”号的货物管理员。1784年，29岁的山茂召随船到达澳门，开始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山茂召之后成为了第一任美国驻广州领事。在山茂召之后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中，何天爵显然不是最著名的一位。他的作品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但何天爵在美国外交界深刻认识中国、考察中国人心理、实事求是的外交官排名中肯定名列前茅。现代的中西交流更加需要何天爵这样集有心人、观察家、外交官于一身的“中国通”。他的著作是美国外交官中认识中国和中国人最全面、最深刻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价值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111年前，何天爵就指出：“中国人身上有缺点、不足的地方，有一些怪癖，更有许多闪光的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征。在岁月流动中，它们被年轻的一代牢牢继承下去。变化非常缓慢。中国有着光明的前途，中国必将在世界历史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谁不深信这一点，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国。”他的预言现在正逐渐成为现实。但是作者依然是站在西方的立场，尤其是美国的立场，从西方人角度来观察思考中国的。书中的许多观察和理解依然是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同意何天爵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许多误解和认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加了注释。同时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鉴别。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阅读了鞠方安的首译本《真正的中国佬》，多受启发。首译本曾作为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由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尽管在越来越多的外交史文献中提到何天爵，但是国内还没有何天爵的专著出版，译作也仅上述一本。

最后，我要感谢本次重新出版本书的聚石文华图书公司，感谢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他们的幕后付出是译书出版的保障。

张程 唐琳娜

2010年2月26日于朝阳公寓

何天爵意识到自己作为“镜子”的局限：“我们都用自己建造的标准、用从自己身上总结出的模式去衡量他人。他人是否正确、是否明智。都取决于他们是遵从了还是背离了我们已经树立的规范。”因此他尽可能地克服了这种引起“变形”的局限，他的《中国人本色》才得以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中国人非常全面、难得的“镜像”。

——雷颐 著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