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之《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一书分别从创作道路和构思，八股陋儒，假儒、迂儒和真儒，假名士和真名士，讽刺艺术，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对近现代小说创作的意义等七个方面对《儒林外史》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探讨了该书深远的文化意蕴。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的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一书则分别从创作道路和构思，八股陋儒，假儒、迂儒和真儒，假名士和真名士，讽刺艺术，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对近现代小说创作的意义等七个方面对《儒林外史》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探讨了该书深远的文化意蕴。

一 创作道路和构思

 (一)吴敬梓的创作道路

 (二)《儒林外史》的总体构思

二 八股陋儒

三 假儒、迂儒与真儒

 (一)道德沦丧的官绅——假儒

 (二)理学扭曲的君子——迂儒

 (三)倡行礼乐的贤人——真儒

四 假名士与真名士

 (一)形形色色假名士

 (二)奇人异行真名士

五 杰出的讽刺艺术

 (一)讽刺的生命是真实

 (二)笑的多重奏

六 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地位

 (一)寄寓性讽刺溯源

 (二)现实性讽刺溯源

 (三)开创讽刺小说

 (四)深远的影响

七 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

 (一)从传奇性到现实性——小说进一步接近现实人生

 (二)从故事小说型到性格小说型——小说艺术发展到更高层次

 (三)从古典典型形态到近代典型形态——小说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

 (四)从说书人的评述模式到隐身人的叙述方式——小说形象更贴近读者

 (五)从相沿加工到作家独创——小说作者的个性空前加强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祖辈显达，家门鼎盛。父亲吴霖起(或说是嗣父)去世后，家势日趋衰落。五十四岁时，结束了穷愁潦倒的一生。他留下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和集外三十余篇佚诗佚文。已佚的有《诗说》、二十卷本《文木山房集》和尚未成书的《史汉纪疑》。

吴敬梓的道路是封建叛逆者的道路。二十三岁那年，父吴霖起逝世，他的生活面临一个转折，从此明显地跨上叛逆的程途。方正不阿的吴霖起为恶浊的封建官场所不容，在苏北赣榆县度过八年苜蓿生涯，终不免被罢官，带着二十二岁的吴敬梓回到故乡，抑郁而死。这使青年吴敬梓初步体会到，在当时社会里，“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正直知识分子是难有出路的。此后他独担门户，种种矛盾丛集一身。首先是遭逢“家难”——族人欺他两代单传，蓄意侵夺祖遗财产。从此，他从近亲身上发现了地主阶级贪婪残暴的本性，看出了宗法家庭的黑暗、封建道德的沦丧、人情世态的炎凉。年轻人单纯而和谐的精神状态被打破了，不满和愤慨采取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你们视财如命，我就挥金如土；你们虚伪狡诈，我就任达放诞。表面看来这时的吴敬梓一派纨绔习气，骨子里却另有蕴涵。吴檠贺他三十初度的诗说得很清楚：吴敬梓原先是“少年志卓荦，涉猎群经诸史函”的，何时发生转变呢？——“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按：指吴霖起)身后何含！他人人室考钟鼓，怪鹗恶声封狼贪！”吴霖起死后，他直面怪鹗和封狼，由愤世嫉俗激而为纵情悖礼，放浪不羁，于是“一朝愤激谋作达，左史纳(按：乐人)恣荒耽”。金两铭的和诗也说：“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①这种“愤激”就是对丑恶现实的强烈愤恨而激发出来的叛逆精神。此后几年，叛逆情绪随着接踵的不平事而日益增长，祖遗财产却随着叛逆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封建势力跟他的冲突就越来越尖锐。他被封建势力视作瘟疫的传染源加以防范排斥，但他决不妥协，三十三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的决绝情怀，愤然离开故土，宣告了同封建家庭的决裂。在《儒林外史》的严贡生谋夺弟产、五河县势利熏心等篇章里，还可以看到他对县城里地主阶级头面人物的切齿痛恨。

从全椒移家南京，生活向他敞开了广阔的天地。他的叛逆思想也随着恣肆汪洋，向纵深发展。迁居南京以后，他的经济境况日益恶化、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他“田庐尽卖”，被肥马轻裘的年少耻笑，有时寻找机会“卖文”度日，有时只好忍痛拿了心爱的藏书去换米，或拿衣服去典当，到了典无可典卖无可卖的时候，就只有断炊挨饿。有一次秋霖三四日，姻亲程丽山叫人持米三斗、钱二千来看他，他已经断炊两天了！他在辞世前七天，在扬州遇到也趋破产的程晋芳，执手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话不多却情真语切，吐露了落拓者的悲苦辛酸。在由富贵跌落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的不平、政教的黑暗，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也更多地体会到贫穷的苦痛，因而更能同情人民的疾苦，在生活和思想感情上接近了普通人民，所以《儒林外史》每以爱抚的笔触描写下层小人物，温煦之气直拂人面。

在叛逆的程途中，吴敬梓一直在追求理想，寻找理论武器。在南京、扬州一带，他广泛交接四方文士，与时代先进思潮的联系远比曹雪芹为密切。从他的思想和交游考察，他受顾炎武和颜(元)李学派的影响比较明显。清初进步思想家的理论和主张虽各不同，但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抨击八股科举，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反对宋明理学。其中颜李反程朱旗帜最鲜明，他们把程朱理学和八股科举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这无异给吴敬梓提供了理论武器，启迪他去揭露互为表里的八股和理学。颜李学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有实践能力的“通儒”，这也成为《儒林外史》提倡的正面理想。吴敬梓的好友程廷祚，就是颜李学派在南方的重要代表人物。1720年李南游金陵，程廷祚屡过从问学，当时理学家骂他们“共诋程朱”，视为异端。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说吴敬梓“与余族祖绵庄(廷祚)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可见程廷祚对他的影响。

吴敬梓的世界观是复杂的，同时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程晋芳说他晚年把治经当做“人生立命处”，其实他之治经，例如写《诗说》，并不自晚年始，在以经学包举社会科学的当时，他有意识地用治经对抗“于经生制举业外未尝寓目”的八股颓风，用经学批判“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的宋明理学，所以他治经刻意要突破前人的窠臼，“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表现了探求真理的顽强努力。就像顾炎武和戴震等人一样，他也确实通过解经(如《诗说》)表现了一些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但又像他前后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一样，他还难以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羁绊，正统儒家的礼乐仁政、文行出处等观念，甚至还被作为《儒林外史》的正面理想。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儒家思想要做一分为二的细致分析，其中既有落后保守的成分，也还有积极合理的因素。P1-6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当历史车轮进到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1992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另一方面，注重于文化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与有关单位合作制作的电视系列片《中华文化讲座》和《中华文明之光》，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编写这套丛书是中心普及工作的又一尝试。中心希望丛书的作者们“眼界向上，眼光向下”，用大手笔写通俗性著作，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并重，力求深入浅出，使广大读者增长知识，陶冶情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加以区分不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曾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纵览古今、通观世界的眼光不行。我们抱着历史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前瞻的态度、开放的态度，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这种态度也力求贯彻到本丛书中。然而，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的选题只能侧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那些目前尚未充分注意的学科如法律思想史等，也适当予以注意。

从选题和内容来看，这套丛书可分为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考古、法律、科技、中外文化交流等若干系列，每个系列都由研究中心聘请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担任主编，每部书稿都经同行专家审阅。因此，中心不再对丛书作统一的审定工作。

大象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们非常重视这套丛书，把它列为重点出版书目，并为丛书的及时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丛书的策划、编写工作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199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