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芙著的《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哲学的社会动力(普鲁塔克集)》中，我们鉴定了一类特殊的普鲁塔克作品所共有的许多特征。本书研究的这些作品，全都针对那些拥有基本哲学知识但本身并不是高等学者或哲人的有教养的精英阶层。作品为这些读者提供的不是关于某些知识领域的精确哲学解释的技术性辩论，而是在社会中更加成功地履行其角色的实践性帮助。这种实践性帮助并不牵涉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只是鼓励读者采纳一种更多受哲学激发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自知处于核心地位。

普鲁塔克一生著作浩如烟海，除了大量名人传记为人所熟知外，更有七十多篇著作组成的《伦语》(Moralia)，激励读者反思美德、幸福以及人当如何生活。胡芙著的《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哲学的社会动力(普鲁塔克集)》集中关注其中带有强烈实践倾向的那部分作品，以一种新的阅读进路提出“哲学的社会动力”概念，向我们展示他如何写作以吸引他心目中的精英读者，使文本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发挥作用。这些文本本身构成了作者本人能动的社会实践。

序

致谢

版本、译本与缩略语

导言

第一部分 哲学的社会动力

 第一章 哲学与社会

 第二章 推行哲学的策略

 第三章 普鲁塔克作为社会中的哲人

第二部分 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

 第四章 《论感觉好》

第一节 帕西乌斯，或再议《论感觉好》

第二节 普鲁塔克关于感觉良好的哲学建议

第三节 普鲁塔克、帕西乌斯及读者

 第五章 《论流放》

第一节 流放与政治

第二节 流放与哲学

第三节 回答读者的关注

第四节 作为哲人的普鲁塔克的政治学

 第六章 《论饶舌》

第一节 语词、语词、语词，或：名称中有什么？

第二节 作为一部实践伦理学作品的《论饶舌》

第三节 《论饶舌》作为对饶舌的实践治疗：伦理学与礼仪

第四节 普鲁塔克的饶舌

 第七章 《论好奇》

第一节 《论好奇》：一个令人好奇的标题

第二节 对一种社会现象的实践哲学解释

第三节 打一场读者的零和比赛

第四节 普鲁塔克的哲学治疗

第五节 观察普鲁塔克观察旁观者

 第八章 《健康呵护准则》

第一节 开胃菜：建立“饮食—伦理学”

第二节 附加菜：解释饮食伦理学的原理

第三节 主菜：普鲁塔克的饮食伦理学建议

第四节 餐后甜点：普鲁塔克饮食伦理学的社会动力

结语

参考文献

希腊词索引

一般索引

位置索引

第二章 推行哲学的策略

［41］在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塔克向他的精英读者们呈现了一种非常实践性的、非系统的、不僵化的（non-rigorous）哲学，这种哲学旨在引起读者的内在转变，从而帮助他们在希腊—罗马帝国社会中更加成功地过他们的生活。然而，如何说服这些品第高贵的（high-profile）读者采纳一种更哲学的态度？换句话说，普鲁塔克试图如何将他的哲学推行给他的读者们？

按照导言的方法，我们来看《论制怒》中的一段：

我不知道我做的是否正确，但就个人而言，我通过观察别人身上的愤怒而开始了自己的治疗过程，就像斯巴达人在希洛人（Helots）身上观察到醉酒是多么糟糕一样。首先，希波克拉底说过，最坏的疾病是下面这种疾病——在病中病人的脸变得最不像它平常的样子。与此相似，我注意到人们被愤怒弄得心烦意乱，他们的眼神、面色、步伐与嗓音发生了改变。我自己构想出了情绪的这幅画像，并对下述念头感到厌恶：我在朋友、妻子或［42］女儿们面前显得如此糟糕、失常，不仅看上去野蛮、不正常，而且发出刺耳、粗粝的声音——正如我遇到我的其他朋友，他们在愤怒的影响下，无法保持他们品性、仪表、言谈的优雅，甚至无法保持谈话中的可信与愉快。（《论制怒》455E-F）

这一段显示，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著作部署了高度复杂的策略将读者牵涉进来。一开始，这一段中说话的人是方达努斯（Fundanus），一位罗马政治家，他日后将成为执政官。方达努斯说话的对象是他的朋友苏拉（Sulla），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迦太基人。当然，写这篇文本的人是普鲁塔克，但他没有以他自己的声音发言。那么，方达努斯与苏拉这两个人物的作用是什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段并没有提供直接的教导：尽管《论制怒》很明显聚焦于激励并帮助读者控制其愤怒，变得更加温和，但这一段中并没有命令或明确的鼓励。那么，普鲁塔克在他的实践伦理学著作中向他的读者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最后，方达努斯呈现的不是对愤怒的内在之恶（intrinsical badness）的哲学评价，而是在描述情绪所引起的外在改变以及在他人身上产生的印象。接下来，普鲁塔克又运用了什么样的论证来说服他的读者？下文试图回答的正是这些问题及类似的其他问题。

普鲁塔克的每篇实践伦理学著作中都呈现出如下场景：他自己或其他某个人正对着或正在与一个或多个人说话，有时候则正在谈论一个或多个人。表面上看，这些文本因此应当首先且首要地引起文中提到名字的收信人、题献对象、叙述者或受述者的兴趣。毕竟，普鲁塔克为之写下《论流放》这篇文章的人在流放中过得不幸福，或菲洛帕普斯自大到无法分辨朋友与谄媚者，这些事实要读者操什么心呢？尽管文本为其中提到名字的人提供帮助或表示敬意，这一点可能往往是正确的，但我想，这些人物还有更多意蕴，［43］我建议首先把他们当作戏剧角色来阅读。这不是说这些戏剧角色必然是虚构的（确实，人们会期待他们看起来与现实对应）；毋宁说，戏剧角色的概念是为了强调下述事实：普鲁塔克文本中描述的这些人物的首要作用是驾驭真实读者的反应。例如，在对话《论制怒》中，苏拉向方达努斯赞扬了他在控制愤怒方面的进展——由此对读者暗示，控制自己的愤怒在希腊—罗马精英的眼中是值得赞扬的事情：如果读者模仿方达努斯的话，他将会受到同侪的称赞。换句话说，方达努斯被呈现为读者的榜样人物。方达努斯被要求说出他如何达到这一结果，他首先给出许多发怒之人的例子，说明愤怒是多么可怕与荒谬。紧接着就是本章开头引用的那一段，在那里方达努斯重述了他如何通过观察他人的愤怒来开始自己的治疗过程。因此，在这一段中，方达努斯向读者建议了应当如何阅读普鲁塔克的文本：如果方达努斯通过观察他人的愤怒开始了这一显然非常成功的治疗过程，那也就是强烈建议读者将普鲁塔克文本中给出的愤怒的不当行为的例子作为起点，开始自己的治疗。因此，方达努斯不仅是控制愤怒的榜样人物；［44］他也向读者表明，读者可以怎样阅读普鲁塔克的文本并将其用于自身。（P48-51）

[vi]在二十一世纪充满压力的世界中，许多行动活跃的人都需要接受些建议，来调和抱负与幸福、工作与家庭、友谊与竞争的冲突。如在细节上作必要的变更（Mutatis mutandis），这句话对罗马帝国也同样适用。正如过去十多年来许多研究所强调的那样，在罗马帝国时期，精英阶层皆需要持续奋斗来赢得权力与荣誉。本书研究的是相对来说被忽视的一系列文本，该系列文本旨在帮助杰出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航行于帝国社会的汹涌波涛之中：喀罗尼亚的普鲁塔克（Plutarch of Chaeronea）的实践伦理学。

本书现在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本人在埃克塞特大学古典学与古代历史系担任讲师两年期间集中工作的结果。我深深地感谢那里所有同事的清晰建议与温暖支持，特别是Christopher Gill（他阅读了文本的多份草稿）、Stepher Mitchell和John Wilkins。没有他们的激励性批评和建议，本书成不了现在的样子。鲁汶大学（比利时）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四年博士研究奠定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基础。我深深感谢我的导师luc Van der Stockt和Tim Whitmarsh，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与中肯评论。我要感谢Philipp Stadter，因为他使我能够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延续我的部分研究。我也要感谢Ewen Bowie、Tim Duff、Heinz - Gerd Ingenkamp、Rudi Laermans、Judith Mossman、Christopher Pelling、Toon Van Houdt和Jelle Zeedijk，我受惠于他们的思想和评论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最后，我还想表达一些更个人性的谢意：感谢Henke神父、Rita Suy和Rita Van de Wiele，他们在我心中激起了对古典学的热爱；感谢Antonio Luis Chavez Reino、Gertrud与Hartmut Dietze - Mager、Hans Hauben和Angelos Kritikos，因为他们显示出学术卓越、特别的慷慨与强大的幽默感如何能够同时并存；[vii]感谢Lieselotte Claessens、Rowan Fraser、Matthias和Iris Reiss - Golumbeck，他们是如此伟大的朋友。然而，我欠负最多的是我的父母和我的丈夫彼得，他们给了我维克多·雨果所说的生活中最大的幸福：被爱的确定性。我怀着满满的爱把这本书题献给他们。

［255］在本书中，我们鉴定了一类特殊的普鲁塔克作品所共有的许多特征。本书研究的这些作品，全都针对那些拥有基本哲学知识本身并不是高等学者和哲人的有教养的精英阶层。作品为这些读者提供的不是关于某些知识领域的精确哲学解释的技术性辩论，而是在社会中更加成功地履行其角色的实践性帮助。这种实践性帮助并不牵涉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只是鼓励读者采纳一种更多受哲学激发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自知处于核心地位。为了产生这种改变，作品有效运用了某些哲学论证，但首先是一系列常常利用读者荣誉感的修辞策略：如语法人称的战术性运用、作为戏剧角色的人物的策略性动员、以及将某种行为与某个群体意味深长地联系起来，以便策略性地激发读者去模仿他们或与他们分离。这些策略与一系列独一无二的实践练习合在一起，其意图不仅在于说服读者，而且在于帮助他获得一种更加哲学性的态度。作者的权威不是从系统性的严密演绎出来的，而是通过提到文学、历史、大众道德以及各种哲学传统归纳性地建立起来的。普鲁塔克始终一贯地将自己呈现为他的精英读者们（应当）需要的一位且唯一一位哲人，就此而言，普鲁塔克巧妙地议定了他在政治、文化和哲学领域的声望。在我的副标题中，我把这一切特征概括为“哲学的社会动力”。确实，这些文本的典型特征就在于留心地对社会实践作出反应，意图对其产生动态的影响：一方面是努力［256］向读者推行一种既与社会兼容、也帮助他们更加成功地履行社会角色的哲学；另一方面，这些哲学作品本身被作者有效运用，目的是将他本人作为一位哲人向社会推举。由此，普鲁塔克在这些作品的话语背景中，将哲学作为一种符号资本加以激活，这种资本能够既为他的读者也为他本人带来权力与声望。

目标、方法与作者的自我呈现，清晰地将本书中研究的作品与普鲁塔克的其他文学作品区分开来。普鲁塔克实践伦理学著作的特殊目标可以古代修辞学的术语加以有效解释：修辞性—炫示性的作品的主要目标是愉悦人（placere），技术性—哲学性作品的主要目标是教导人（docere），本书所讨论作品的目标则在于让人行动（movere）。因此，虽然把这些作品中所建议的哲学方案与技术—哲学方案加以对比研究，将显示这些作品只是建议了一种稀释的然绝非与后者不相容的哲学学说，但这样一种读解并不完全到位：这些作品的首要目标不是教给其读者系统的哲学知识，也不是向他们展示柏拉图主义相对于其他哲学学派的高明之处，而是要说服并帮助读者在他们的非哲学生活中欣然接受（柏拉图式）哲学的实际帮助。虽然《列传》也与这些作品共有这一实践的、道德的目标，但《列传》在方法上不同。此前提到，这种区别无法用探索性的道德主义（exploratory moralism）与描述性的道德主义（expository moralism）表达：这两类作品都向读者提出一种道德挑战，然而它们是在非常不同的话语框架中提出来的。《列传》实际上是对历史上希腊与罗马著名人物的传记叙述，本书研究的作品则囊括了论说文、书简或对话等多种体裁，每一篇［257］都以希腊—罗马精英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为中心。例如《论制怒》讨论在《列传》多篇文章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情绪。在《列传》的某些篇章中，愤怒是决定主人公特征的主导情绪（或之一），然而即使在那些《列传》篇章中，读者也能看到其他许多起作用的情绪。如果说本书研究的文本在读者受到更强的引导这一意义上较少强制性，那么它们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更具强制性，因为它们给读者留下的空间更小：上文描述的修辞策略与实践练习确保读者在阅读这些文本时不能只为了反思而已，更不必说只为了娱乐。在这些直接、明确地对读者发言的文本中，普鲁塔克作为一名作者，也必须在使读者参与进来与冒侮辱读者的风险之间确立一条更加微妙的中问路线。最后，普鲁塔克在本书所研究的著作中的在场比在《列传》中强烈得多：除了偶尔明确提到他本人以外——这在《列传》中已经为我们所熟悉了——普鲁塔克在这里不仅将自己设为一个角色，为了成功确立他自己作为一位哲人的突出地位，他也有效利用了这里考察的每一部作品。作者的这种自我呈现的关键之处在于，他首先将自己置于一个高度权威的地位，而不是作为一位与同伴进行讨论的哲人——这一特征将这里研究的作品与其他诸如“德尔斐对话”（Delphicdiatogues）、《论月面》或《漫谈录》等普鲁塔克作品区分开来。

……

这就把我带到了第二个论点。实际上，通过普鲁塔克实践伦理学的这项研究显示出来的普鲁塔克的智术师形象，还有另外一个在重要性与影响方面并不稍逊的结果：它促使我们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传统的哲学史都只研究学说、理论以及学派，仿佛这些与历史社会——它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相隔离甚至相冲突。最近一些年，研究第二代智术师的学者们已经证明，大多数智术师式的哲人——像狄翁、法沃里努斯这些人——在公众表演中都把哲学用作为自己创造（印象深刻的）身份的工具。本书现在已经［264］就一位——我们在导论中已经看到——越来越被看作一位严肃哲人的人物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普鲁塔克实践伦理学著作的强处并不在于学说上的严谨或创新。他的独创性在于“哲学的社会动力”：这些文本呈现了哲学与社会之间一种新的平衡，因为它们利用了社会，这个社会不仅存在于作品的主题和目标的选择上，也存在于作品的论证方式和作者的自我呈现上。我们在帝国早期的其他哲人身上也可以观察到相似的情况：John Sellars（2003）已经证明，爱比克泰德《手册》或马可·奥勒留《沉思录》等这些廊下派作品的要点不在理论，而在实践伦理学的形式上；Michael Trapp（2007）已经显示“哲学或许通过直接、明确的命令之外的其他手段来进行教导”；Johannes Hahn（1989）极为细致地阐述了哲人如何与社会相互作用；John Lendon强调，无论哲人有时多么强烈地反对荣誉，他们都无法摆脱荣誉：“哲人注定会因为他们对荣誉的蔑视而被赋予荣誉。”现在似乎不仅是考虑这些发现的合适时机，也是把这些发现整合起来的合适时机，以便充分评价哲学如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发挥作用。这样一种文化性的哲学史（cultural history of philosophy）将显示哲学不仅仅是一套学说或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也是能够在社会比赛中被获取、被有效利用、被失去或被赢得的一种符号资本，这种社会比赛就是人类生活，在其中权力与声望至关重要。普鲁塔克毫无疑问是一位聪明的赛手。我们已经看到，他如何在他的实践伦理学著作中打这场比赛。然而，普鲁塔克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就是，他［265］没有把所有赌注都押在同一匹马上：他在不同层面上写下哲学的言说。他以学术性论争回答他的同伴哲人，对他同时代的精英们则建议一种帮助他们实现抱负的哲学，又给予大众他们为之疯狂的智术师式的样本之作。由此，他不仅成功地满足了不同观众的需求与期待，也向不同观众展示了他自己的不同伪装。例如《驳科洛特斯》这样一篇文本，或许最初意在反驳伊壁鸠鲁主义哲人，捍卫柏拉图的立场，然而它也显示出普鲁塔克作为一名完全成熟的哲人，正在以牺牲对手为代价为自己得分——诱导有教养的政治家们与他联合而不是与其他哲人联合。还要再次提到《论美德与恶行》，虽然它首先且首要地是一篇炫示性杰作，向广大公众及其他演说家显示了普鲁塔克的演说潜能，但它也具有说服人们更加严肃地对待哲学的潜在力量。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著作针对的是受过教育但在哲学方面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读者，可以说，这些读者代表了普鲁塔克哲学输出的中间层，由此，这些著作把普鲁塔克展示为有权势人士的哲学顾问——不仅在一般大众眼中，而且在哲人对手的眼中这都是一个满有权力并且能够赋予权力的地位。因此，普鲁塔克不仅没有逃避自己身为哲人的荣誉，他似乎还通过哲学在各个层面上为自己议定了这一荣誉。因此，实践伦理学著作绝非将普鲁塔克展示为一位二流的作者，而是把哲学作为一种实现个人抱负的手段加以推行的过程中，揭示了普鲁塔克本人作为一位对面哲人的实践——他在为了自己的目的充分利用哲学的社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