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0年里，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对社会运动贡献良多，而且也将妇女所受的压迫与自然所受支配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化。在不同的版本中，它涉及了所有四种形式的压迫——性别、种族、阶级与自然。与此同时，生态女性主义也被刻板地认为是差劲的理论，被投以怀疑的眼光，并总是与现在被称为文化女性主义的流派相联系。在书中作者试图展现的，是一条逃脱女性主义和环境伦理在过去的种种失败与困顿的崭新路径。该书直接从二元论入手，进行了一番外科手术似的解剖，试图挖出深藏在所有困扰与问题之下的病灶。

正如地壳运动一样，理论界最富戏剧性的演进与巨变往往发生在某些方面几大理论板块交汇与碰撞的边界。当“四大解放”——对性别压迫、种族压迫、阶级压迫与自然压迫的解放——理论终于走到一起时，其震撼力足于掀翻压迫赖以存在的整个理念基础。女性主义理论试图阐释对自然的主宰时，也将自己推向了一个必要而艰难的全新前沿。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总序

致谢

导言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远景：困境与疑惑

 二、绿色批评理论和文化普适主义

 三、生态女性主义与绿色理论

 四、社会生态学的框架

 五、深层生态学存在的问题

第一章 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

 一、女性-自然的关联：是过时的与压迫性的吗

 二、人类与排斥

 三、主流模式的男性特征

 四、女性主义与非批判性平等

 五、激进派女性主义和文化的男性主义特征

 六、女性主义与非批判性逆转

 七、作为整合理论尝试的生态女性主义

第二章 二元论：殖民的逻辑

 一、二元论和差异

 二、理性-自然二元论的重要地位

 三、二元论的逻辑结构

 四、二元论的逻辑

 五、逃脱二元论的路线

 第三章 柏拉图和死亡哲学

 一、西方的人·自然二元关系

 二、人-自然二元论的深刻根源

 三、柏拉图和分离身份在笛卡尔哲学中的诞生

 四、柏拉图的女性主义哲学

 五、理性秩序和自然秩序

 六、赞美自然：是宇宙还是混沌

 七、理性-自然关系的模型

 八、柏拉图的二元论和人类身份：极端排斥

 九、对大地的否认：柏拉图二元论的意义

 十、柏拉图和非人类的自然

 十一、古希腊社会和死亡

 十二、断裂性、死亡和世俗身份

 第四章 笛卡尔与权力之梦

 一、人类-自然二元论的发展

 二、笛卡尔与权力之梦

 三、笛卡尔与心智-自然二元论

 四、洛克及经验主义对机械论的贡献

 第五章 机械论与心智-自然二元论

 一、笛卡尔之后：机械论与唯物主义

 二、机械论的整体性替代方案

 三、极端-简化主义整体论

 四、泛女神论

 五、过程论的问题

 六、心智的意向性指标

 七、延续性与差异性

 八、机械论和意向论

第六章 伦理学与工具化的自我

 一、理性与工具主义

 二、利己主义和自我-他者二元论

 三、利己主义与工具主义

 四、利己主义和人类利己主义

 五、对人类利己主义必要性的论述

 六、自由主义和对他者的否定

 七、超越关系：相互性与生态自我

 八、妇女和荒野

第七章 深层生态学与对差异的否认

 一、理性主义和伦理学进路

 二、理性主义、权利和道德延伸主义

 三、差异和深层生态学

 四、无差别论

 五、自我的延伸

 六、超个人的自我

 七、生态自我和美德伦理学

 八、理性的重建

结论：改变主宰的叙事

 一、理性和自然的演进：殖民化进程

 二、最后的阶段：吞噬他者

 三、故事的重写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要克服二元论在伦理学上的影响，就要消解理性主义伦理学假设的伪对立，即个别的关怀关系和更普遍的道德考虑之间的对立。个别关怀和普遍道德之间确实可能存在对立，但仅限于个别关怀排斥对他人的关怀时，或者对他人采取沙文主义态度时(Blum 1980:79,80)。这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对对立的强调模糊了一些更为显而易见的例证，在这些例证中，对个别他者的关怀恰恰是整体道德的重要条件。在普适理论看来，个别的特定关系与道德毫不相关，甚至可能成为道德生活的一个实在的障碍。但正如布卢姆(1980:78-83)强调的，我们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关怀应更多地建基于特定的关系之上。我们应与自然的特定部分建立起关怀或者同情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笼统而抽象的关系，这对于提供一种有深度的关怀是很重要的。在很多情况下，对特定的动物、树木、河流和生态系统的关爱和建立适当的联系，将增强而不是阻碍我们对于全球环境的一种更广泛的道德关怀。

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性的道德关怀不应该而且不必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被舍弃。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到把整个宇宙当成距离我们最近、而且与我们最亲的事物那样去对待，尽管圣人有时尽力这样去做。此外，道德关怀不能排斥陌生人和远距离的他者。道德关怀不能只是个别的，但是同时，它也不能完全建立在普适主义的基础之上，因为普适化会否认和贬低特定的道德义务和私密体验的重要性。它不应该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加品，如一些理论宣扬的那样(例如“增加女性体验”的解决办法)。因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不仅是关爱的缺位，而且还有普适化的要求和关怀之间的对立以及后者的从属地位。这不仅是伦理学的一部分，而且也是重新评价和重新安排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中各种关系的努力。

另外，普适性也不一定必须要以对个人和个别的贬低为代价。这意味着广泛的关怀不一定是自我对个别或私密道德的超脱，而是认识到特定的追求、当下的情况和遥远的他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你将能够认识到你自己的损失和他人的损失之间的关系，你所居住的当地的生态系统的退化和全球生态系统退化之间的关系，社会与自然的生命形式的耗尽和你自己与你周围的人的生命的衰竭之间的关系。如此更为广泛的关怀的形式能够在政治意识和社会行动中得到表达，而且其强度将毫不逊于在私密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与康德的普适主义相反，这种广泛同情的意义在于，当你越是强烈地感到了你自己的义务和与他人的联系，你就会更有理由扩大对他人的关怀。这并不是认为每个人都会作出这样的联系，而是把关注的焦点从个别与普遍关怀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向产生这种对立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条件。这些常常是把他者建构成异端的条件，其中的核心成分是包含二元化和等级制度的网络。

然而，关怀伦理并不是用一个声音说话。它是许多不同政治诉求的交织，既有对家庭和陌生人进行个别关怀的呼声，也有对自然和更广泛的社群进行一般性关怀吁求。这些声音并不一定就是相互和谐的。我们若是如此期望，就是误解了它们对我们的意义。关怀的声音是非工具化的声音，它们可以携带广为不同的政治信息。对关怀伦理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这样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这个答案可以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女性在市场社会的家庭背景下所提供的关怀具有不完整性和模糊性，如果它继续处于统治的语境之下，这种状况就会更为严重。关怀伦理常常被赋予支援性的角色，为公共空间提供那些已经失落的关怀和价值，以便生活能够变得可以忍受。或者它也可以被用来产生具有合作精神的个人，这正是公共空间本身所不能提供的，如此一来，家庭式关怀所支持的就是一个保守的价值体系，它拒绝把关怀延伸到非家庭成员或“不值得享有关怀的”他者，或者通过拒绝给予妇女在公共领域内同等的参与权而阻碍她们的发展(Bacchi 1990:244-245)。在军工厂工作的母亲能够给予“男孩们”以关怀，作为对军事主义工作正当性的支持(Ruddick 1989:87)。或者在一个生态案例中，一个妇女能够给予丈夫或儿子的工作以关怀，作为她认为木材采运作业可以继续的一个理由，尽管木材砍伐将会伤害已经受到威胁的物种。

尽管存在着这些模糊性，关怀模式对于帮助人们寻找工具主义模式的替代方案还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私密关怀的美德与女性的联系是历史性的和偶然性的，而不是本质上的。这种联系既反映了女性在实践这些美德方面独特的内在适宜性，也反映了公共空间对这些非工具意义美德和实践的排斥。尤其在更为广泛的背景中，长期被束缚在私密空间中的关怀实践和美德终于实现了它们的颠覆性潜能。通过这些非工具主义化的声音，女性确实可以贡献出某些极有价值的东西，她们是“关于人类相互依存的那个故事的守护者”(Gilligan 1987:32)。这个故事，既作为对人的关怀，也作为对地球的某种关怀，正逐渐从这个世界消失。(P204-206)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一个幽灵在地球上四处漫游。这个幽灵就是生态危机。

20世纪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人类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了大规模保护环境的措施，试图赶走这个幽灵。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幽灵不仅没有被赶走，反而像一个吃饱喝足了的吸血鬼，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难以对付。

打开电视或收音机，翻阅手边的报纸或杂志，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听到或读到关于这种或那种全球环境问题的报道，例如：温室效应，物种灭绝，森林锐减，能源短缺，大气、土壤和水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等等。

困扰全球的这些环境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我国。事实上，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20多年经济又持续高位增长，因此，我国的环境所承载的压力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大得多，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也比大多数国家严峻。长期的污染和破坏已使我国的生态系统变得非常脆弱。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水位下降了3.7米，面积缩小了312平方公里，面临着变成死湖或沙湖的危险。举世闻名的甘肃敦煌月牙泉在20世纪70年代占地22亩，水最深处达9米，但目前水域仅有8亩，水深不足3米，如不采取措施进行抢救，30年后月牙泉将不复存在。长江目前也正在变成第二条黄河。这些都是我国生态系统陷入危机的重要信号。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指标和其他许多社会指标年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环境指标却年年欠账。“局部改善，总体恶化”成了我国年度环境报告的惯用语。全球范围的环境状况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但全球范围的环境状况却每况愈下。“局部改善，总体恶化”也成了全球环境状况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环境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如果说过去50多年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给人类提供了什么教训的话，那么，这就是：环境危机是工业文明的结构性特征。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生态危机是丁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环境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工业文明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导致环境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产权不清和企业成本的外部性。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不外乎两条：自然资源私有化、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是，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有机的生态系统分割成不同的部分，然后分给每一个人；环境要素的边界与产权的边界也不可能正好重叠，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努力也会遇到计多难以克服的障碍。环境污染具有滞后性，政府和企业很难在企业开始营业前就准确地计算出清理该种污染所需的费用。不同企业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污染合在一起会产生累积和扩大效应，这种效应导致的环境后果很难评估。对自然物晶的定价涉及代际偏好的比较问题：当代人给自然所有的自然物都加以定价，意味着把所有的自然物都当成可以买卖和替换的“资本”。这是对自然的严重曲解。

工业文明的政治理念难以给环境保护提供坚强的支持。工业文明的民族主义理念赋予了每一个国家独立管理国家内部事务的绝对权利。但是，许多环境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在全球范围采取共同行动。环境保护的世界主义诉求会遇到来自民族国家的强烈抵抗。代议制民主也会遇到来自企业和选民的压力。作为组织良好的院外压力集团，企业会对政府的环保立法百般阻挠。选民更关心自身的福利水平，对政府那种旨在关心遥远后代生存环境的动议往往不以为然。被选出来的所谓民意代表在行使权利时可能也会背叛选民的意愿，与各种利益集团同流合污。

现代科技是工业文明的助推器。技术的进步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延缓资源枯竭的速度。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技进步给环境保护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已经被人口爆增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完全抵消了。不仅如此，经济学中的“杰文斯悖论”还告诉我们，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还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的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的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的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事实上，环境问题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单纯的技术进步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只有制度层面的综合变革才能有效遏制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

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也不能完全与环保理念协调。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把自然看成一架没有生命、可任由人类拆解、重组和控制的机器。自然不是意义和价值的领域，只是一堆有待人类利用的资源：这种带有强烈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自然观为现代人掠夺自然的行为提供了辩护。丁业文明的价值观关注的是个体，它对互利和权利的强调很难为以代际平等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伦理支持。它把幸福理解为个人感性欲望的满足，这导致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在这种价值观。

那么，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何在？

环境主义者认为，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对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技术发展和价值观念所作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只能暂时缓解人类的生存压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总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文明范式的转型，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强调人类整体利益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理念。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突显自然的整体性及其内在价值的有机自然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既关注人的权利(特别是普遍人权)，更强调关怀与责任，倡导和谐与理性消费。

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转型。如果人类能够未雨绸缪，自觉地实现这种变革，那么，转型的过程就会少一些悲剧和代价。我们希望，《走向生态文明》丛书能够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生态文明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

杨通进

2006年岁末

薇尔·普鲁姆德是当代生态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在塔斯马尼亚大学、悉尼大学等校任教，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系教授。《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1993)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她的其他重要著作还包括《环境文化：理性的生态危机》(2002)等。

在本书中，作者所试图展现的，是一条逃脱女性主义和环境伦理在过去的种种失败与困顿的崭新路径。在普鲁姆德看来，那些简单地歌颂曾经被贬低的自然女性或者劳工阶层的人是掉进了“逆反之洞”，他们没能质疑不平等所赖以形成的理念结构，因而只能是徒劳；那些拒绝任何身份认同的后结构主义者则堕入了相对主义深渊，在彻底地抛弃了身份的同时，也抛弃了抗争所依托的女性差异以及一整套文化与世界观。那条真正的出路被夹在一片汪洋与一片荒漠之间，在它的一边，深层生态学的倡导者们跌入了“延续性的海洋”，沉醉在“我即自然，自然即我”的幻想中；在它的另一边，道德延伸主义者们深陷“差异性的荒漠”，费劲地寻找着非人类存在者身上的“人类特征”，从而决定是否给予道德关怀。指引着作者前进的，是一种高远的俯瞰视角。她看到所有这些理论尝试的失败，无非是因为他们一直都迷失在“二元之山”的雾气中，看不到是二元论这个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终极逻辑结构困住了他们的步伐。于是，作者直接从二元论入手，进行了一番外科手术似的解剖，试图挖出深藏在所有困扰与问题之下的病灶。她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并希望改变生态女性主义被作为“差劲的理论”的刻板印象。至于她交出的这份答卷究竟如何，留给读者自己去评说。

本书的导言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及第六章由马天杰翻译，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和结论由李丽丽翻译。杨通进老师帮助联系了本书的版权，并校阅了部分章节。本书作者普鲁姆德教授慷慨地免费赠送了本书中文版权，她的友善和大方令我们深受感动。出版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书的翻译和出版不会如此顺利。在此，我们谨向重庆出版社和以上诸位帮助我们的先生和女士，特别是普鲁姆德教授表示诚挚的感谢。

译者

2007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