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春天有个案子引起了伦敦所有人的关注，上流社会大为惊慌。尊贵的罗诺德·阿德尔先生在最特别、最令人费解的情况下被人杀害了。后来公众了解了警方办案的一些细节，但当时有许多细节不便透露给公众。既然起诉理由非常充分，也没有必要公开所有事实。直到现在，几乎是10年之后，我才获得许可，道出这些精彩的探案环节。犯罪过程本身很引人注意，不过与案子意想不到的结局相比，这就算不得什么了。在我一生的冒险经历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令我震惊，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仍令我心有余悸，每当回想起来，内心就再次充满了愉悦、惊讶和怀疑。我叙述福尔摩斯的思想和事迹时可能有所隐瞒，这里我要对关注他的公众说：如果我隐瞒了什么，大家不要怪我，因为若不是他那时候不让我说，我早就在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上月3号他终于解除了这项禁令。
由于我和福尔摩斯先生接触很多，我也对刑事案件产生了兴趣。在他失踪以后，我仍然关注着报纸上刊登的各类案件。我甚至出于爱好，试着用他的方法来破案，不过不是很成功。然而以前从没有哪个案子像罗诺德·阿德尔惨案这样吸引我。当我看到审讯中使用的那些证据以及根据这些所谓的证据就要判处某人或某些人故意杀人罪时，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死是公众莫大的损失。我相信这个离奇的案子一定会吸引福尔摩斯，而且这位欧洲刑侦第一高手以他那训练有素的洞察力肯定会对警方破案有所帮助。一整天我都在想着这个案子，却找不到一个让我觉得合理的解释。冒着被指“炒冷饭”之嫌，我现在简单叙述一下公审时大家就已经知道的案发过程。
罗诺德‘阿德尔是梅鲁斯伯爵的次子。梅鲁斯伯爵是英国一块澳洲殖民地的总督。那年罗诺德·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要做白内障手术，她与儿子罗诺德、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于是罗诺德这个年轻人经常出人英国上流社会。据我所知他没有什么仇人和特别的恶习。他跟澳大利亚卡斯特尔斯镇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是经双方同意，在几个月前解除了婚约。而且两人并没有因旧情纠缠不清。另外，罗诺德的社交圈子狭小而传统，他生性安静、理性。可是，死亡以最奇特、最出乎意料的方式降临在这个随和的年轻贵族身上，案发时间是1894年3月30日晚上10点到11点20分之间。
罗诺德‘阿德尔很喜欢玩牌，不停地玩，但他从来没有因赌博而伤及根本。他是鲍尔温、卡文迪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遇害那天，晚饭后他曾在卡文迪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是在这个俱乐部里玩的。和他一起玩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勋爵、莫兰上校可以证明他们玩的是惠斯特，而且大家的牌好坏都差不多。阿德尔或许输了5英镑，但不会更多了。他很有钱，输这么点钱不会给他造成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都在打牌，不是在这家玩就是在那家玩，但是他打牌小心谨慎，通常都会赢。有人证明说几个星期前他和莫兰上校作为搭档一次就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420英镑。有关他近况的调查结果就这么多。
案件发生的那天晚上，他是10点整从俱乐部回来的。他母亲和他妹妹当天晚上在一个亲戚家。女佣说听见他进了二楼的起居室。女佣点燃这个房间的壁炉，因为有烟，她把窗户打开了。11点20分梅鲁斯伯爵夫人和她女儿才回来，此前罗诺德的房间里一直没有动静。伯爵夫人想进入儿子的房间和他道声晚安，但门从里面反锁了。无论母女二人怎么敲怎么喊，屋里都没有回应。于是她们找人强行把门打开了，发现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躺在桌子附近，头部被一颗左轮手枪子弹击中，但是屋里并没有发现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10英镑的纸钞和一些金币、银币，加起来一共17英镑10先令。这些钱被分成数额不等的几堆。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数字和俱乐部打牌时几个对手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测他遇害时正忙着计算打牌的输赢情况。
详细勘查现场后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首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也可能是凶手锁的门，然后从窗户逃走了。然而，从窗户到楼下的地面至少有6米，而且窗下是盛开的番红花，花丛和地面似乎都没有被人踩过的痕迹，房子和小道之间的草坪上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是这个年轻人自己把门反锁上的。但他是怎么死的呢？没有人能够爬到窗户E而不留任何痕迹。假设有人从窗外远处开枪，那此人的枪法也太惊人了，他竟然能用一把左轮手枪造成如此致命的伤害。另外，公园路是人来人往的大街，而且离这所房子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有个出租马车站，没人听到枪声。然而人的确是死了，并且还找到了一颗左轮手枪子弹，正是这颗子弹造成罗诺德·阿德尔顷刻毙命。这就是公园路迷案的情况，由于完全找不到作案动机，侦破工作变得异常艰难。正如我上文提到的那样，没人听说过阿德尔有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有被动过。
我脑子里整天都在思考这个案子，绞尽脑汁想给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我那死去的朋友称为调查出发点的东西。坦白地讲，我取得的进展是微乎其微的。那天晚上我在公园散步，大约6点钟走到了公园路与牛津街交会处。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集在人行道上，他们都在仰着头看一个窗户，这就让我找到了我特地来调查的那栋房子。一个戴着有色眼镜的瘦高男子在给大家讲述自己的推理，其他人围过去听，我怀疑他是个穿便衣的侦探。我尽可能靠近他，但他对此案的解释听起来实在荒谬可笑，令人反感，于是我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我后退时撞在身后一位老态龙钟的男子身上，他手里拿的几本书被碰落到地上。我记得我把书捡起来的时候看见其中一本书叫《树木崇拜的起源》，这使我想到这位老人肯定是位贫穷的图书收藏家，出于商业目的或者出于个人爱好，收藏一些不知名的书。我极力道歉，但是很显然我碰落的这几本书在他眼里很宝贵。他气愤地哼了一声转身离开了，我看着这个驼背的白胡子老头消失在人群中。
我去公园路427号的案发现场勘查过多次，但对我要调查的问题帮助不大。这所房子和大街之间是矮墙和栏杆，高度不超过1.5米。因此任何人想进入花园并不难，但要接近窗户却不太可能，因为墙上没有水管或者其他东西，再灵巧的人也不可能爬上去。我比以前更加困惑了，于是我返回到肯辛顿区的住所。我回到书房不到5分钟，女佣便进来告诉我说有人要见我。令我震惊的是，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收藏旧书的老人，花白的头发衬着那张干枯瘦弱的脸，右臂下面夹着他那几本珍贵的书。
“您见到我一定很惊讶吧，先生。”他的嗓音带着一种特殊的沙哑。
我承认我很惊讶。
“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先生。我在您后面蹒跚而行，碰巧看到您走进了这所房子，我想我一定要进来看看您这位好心的先生，并告诉您我刚才的态度有些粗鲁但并无恶意，而且我很感激您为我拾起了这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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