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开》写的是北岛记忆中的北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写作缘起于2001年父亲病重时北岛在阔别多年后的第一次回乡之旅。飞机降落，万家灯火涌进舷舱，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足球场。”这片生育过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连家门都找不到。在故乡，他发现自己成了异乡人。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于是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在新书序言《我的北京》中，他幻想自己是城门内的主人。

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作者，阔别家乡十三年后重回北京，发现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仿佛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于是他便要“重建我的北京”——用他文字召回北京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影，恢复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庙宇的原貌，让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天际线的景象重现，让鸽哨响彻蓝天的清脆回到人们耳边……同时，作者也把我们带回到他儿时的游戏中，带回到他的读书生活中，带回到他的母校，带回的“大串联”的旅途……他重建了这座“孩子们熟知四季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的城池，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序：我的北京

光与影

味儿

声音

玩具与游戏

家具

唱片

钓鱼

游泳

养兔子

三不老胡同1号

钱阿姨

读书

去上海

小学

北京十三中

北京四中

大串联

父亲

二○○一年年底，我重返阔别十三年的故乡。飞机降落时，万家灯火涌进舷窗，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那是隆冬的晚上。出了海关，三个陌生人举着“赵先生”牌子迎候我。他们高矮胖瘦不一，却彼此相像，在弧光灯反衬下，有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影子。欢迎仪式简短而沉默，直到坐进一辆黑色轿车，他们才开始说话，很难分辨是客套还是威胁，灯光如潮让我分神。

在儿时，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举个例子：我家邻居郑方龙住两居室单元，共有三盏日光灯：客厅八瓦，卧室三瓦，厕所和厨房共用三瓦(挂在毗邻的小窗上)。也就是说，当全家过年或豁出去不过日子的话，总耗电量才不过十四瓦，还没如今那时髦穿衣镜环形灯泡中的一个亮。

这在三不老胡同1号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可就全北京而言，恐怕远低于这个水平。我的同学往往全家一间屋一盏灯，由家长实行“灯火管制”。一拉灯，那功课怎么办？少废话，明儿再说。

灯泡一般都不带灯罩，昏黄柔润，罩有一圈神秘的光晕，抹掉黑暗的众多细节，突出某个高光点。那时的女孩儿不化妆不打扮，反而特别美，肯定与这灯光有关。日光灯的出现是一种灾难，夺目刺眼，铺天盖地，无遮无拦。正如养鸡场夜间照明为了让母鸡多下蛋一样，日光灯创造的是白天的假象，人不下蛋，就更不得安宁，心烦意乱。可惜了的是美人不再，那脸光板铁青，怎么涂脂抹粉也没用。其实受害最深的还是孩子，在日光灯下，他们无处躲藏，失去想象的空间，过早迈向野蛮的广场。

据我们物理老师说，当人进入黑暗，短短几分钟内视力可增至二十万倍。看来黑暗让人洞若观火。灯火本来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之一，但这进化一旦过了头，反而成了睁眼瞎。想当年，我们就像狼一样目光敏锐，迅速调节聚焦：刷——看到火光，刷——看到羊群，刷——看到无比美好的母狼。

要说当年“四眼儿”多，除了灯光条件，更主要是与学习态度有关。那时同学争论中胜方最有力的论证是，农村黑灯瞎火，怎么倒没几个“四眼儿”？尽管学校提供晚自习室(包括空间与充足的灯光)，可挡不住靠时间差出人头地的，更挡不住在正统知识外看闲书的，如一凡，钻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早早加入“四眼儿”的行列。

当年北京路灯少，很多胡同根本没路灯，即使有，也相隔三五十米，只能照亮路灯跟前那点儿地盘。大人常用“拍花子”来吓唬我们。所谓“拍花子”，指的是用迷魂药绑架拐卖孩子。这故事本身就是迷魂药，让多少孩子困惑，谁也说不清细节，比如用什么玩意儿在脑袋上一拍，孩子就自动跟坏人走了？要有这先进武器，台湾不是早就解放了？没准儿是解放前某个犯罪案例，在口头传说中添油加醋，顺着历史的胡同一直延伸到我的童年。

对夜行人来说，路灯与其是为了照亮，倒不如说为了壮胆。他一边骑车一边哼下流小调，叮当按铃。一旦某个路灯憋了，或被孩子用弹弓打碎，他就慌了，开骂，捎上祖宗八代。

路灯少，出门得自备车灯。五十年代末骑车还有用纸灯笼的，有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为证。那时大多数用的是方形手电式车灯，插在车把当中。再高级的是磨电灯，即用贴在瓦圈上的小磙子发电。由于车速不均，车灯忽明忽暗。那可是北京夜里的一景。  P1-3

二○○一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了十三年的北京。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还是没想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

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生，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

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冲动：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这一重建工程旷日持久，比我想象的难得多。记忆带有选择性、模糊性及排他性，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而写作正是唤醒记忆的过程——在记忆的迷宫，一条通道引导另一条通道，一扇门开向另一扇门。

童年、青少年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那时候形成或被决定的。回溯生命的源头相当于某种史前探险，伴随着发现的快乐与悲哀。如果说远离和回归是一条路的两端，走得越远，往往离童年越近；也正是这最初的动力，把我推向天涯海角。

特别要感谢曹一凡，作为我的邻居、伙伴和同学，他不仅在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帮我校正还原了大量的关键性细节；当然还要感谢李陀和甘琦，正是这两位挑剔的“读者”，让我在写作中永远如履薄冰。

北岛

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