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1945》——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

中国先贤曾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仁不让”的古训，孙春龙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意义上的“匹夫”和“仁者”。而凝结在《异域1945》中的“历史救赎”这一核心主旨，举起了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正有越来越多的人介入，孙春龙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正如他在书中所言，“光荣来自于梦想，和对良知的坚守”。这本书，正是关于当代中国人对于历史和社会良知的写照，它记录下的是这个时代的进步和光荣。

“……我突然有一种冲动：作为一名中国的年轻记者，对这段历史的救赎不应该止于探索真相和细节的报道，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具体的事件之中。”这句话，是孙春龙在新作《异域1945》中的披露心迹之语，它告诉了读者自己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也回答了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所以感人至深的根本原因。

书中，孙春龙记述了自己多年来采访流落滇缅的远征军老兵，并发起“接引老兵回家”行动的艰辛历程。对于这一举动，孙春龙称之为“救赎”，它准确地表达了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情的动机，并试图让更多的人理解此举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1．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2．一个活着的人面对自己的墓碑，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3．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

4．日军的残暴已经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而政权的交替，又让其陷入逃亡之中

5．他们真能在这个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的国度，找到内心的归属吗

6．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远征军战士并不是一个可以赢得荣耀的身份

7．爱国无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抗战杀敌

8．当年奉命守坟的那些可怜的伤兵，也在无望的守候中熬到了生命的尽头

9．对这段历史的救赎不应该止于探索真相和细节的报道，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具体的事件之中

10．为一位中国二战老兵回家而“跪求”，我不觉得丢人

11．杨建达说，他教给孩子的，只有一首歌，歌名叫《松花江上》

12．“明白告诉自己的官兵，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和抛弃你们”

13．蜗牛再爬，我们再放盐，如此往复。现在想起来，我就是当年的那只蜗牛

14．想念父亲的时候，胡爱保就会在内心学着父亲说话，那时她仿佛感觉到父亲正在向她走来

15．他们的遗骸去了哪里?他们的灵魂安息在了哪里?他们的名字镌刻在了哪里

16．李锡全的回家之旅，是一场完美的爱心接力

17．唯有中国，更多的是依靠民间力量在艰难而又坚强地陪伴老兵走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18．我怕这些亲历者走了，这段历史也就走了

19．把这两只桶运走的时候，必须没有一点声响，而且一定要在晚上

20．或许他们真的已经死去，而我却在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再次撩拨起他们内心的希望

21．这个世界是有天堂的，但天堂是现世，我们的快乐就是天堂

22．颠沛中生，寂寥中死，是什么让命运如此多舛

23．李师科在法庭上被拖走时大声呼喊：我还有话要说

24．村子里年长一些的人，都亲眼见过饶广林被吊起来打

25．那时候抓的壮丁有很多还没上战场就丢掉了性命，或者因为饥饿，或者因为疾病

26．一个人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遗忘父母为自己起的名字

27．我们缅甸老兵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再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28．在一个山洞里，遍地骷髅，横七竖八，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

29．恳乞祖国政府有关方面，给予追认远征军的史实和功绩

30．从最初抗日，到后来北上打共产党，再南下打国民党，吴远焯哪一项选择不是“为了国家”

31．许多老兵都写有回忆录，凌乱的描述与满篇错字的文章中，是历史的真实细节

32．连长劝慰他，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等打完仗了，再来给这些兄弟立碑

33．有一个秘密在韩天海的心里一直隐藏了几十年，让他一生都感到压抑和自责

34．入乡随俗的老兵，也只能放弃自己的母语，这种言语上的寂寞所带来的酸楚，几人能知

35．在流落缅甸的日子，刘召回甚至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36．王升鸿用遗憾中略带质问的口气对我说：你怎么才来

37．李广钿等不及了，自己一个人跨越国境回到云南

38．细心的卫岗还建议，当年老兵出征时，走的是畹町口岸，回国时，也走畹町口岸

39．许多流落海外的老兵，在和国内的家人取得联系后，都会问到族谱里后代字辈的排列

40．对二战老兵的亏欠已经无法弥补

41．当有一天，当我们想去倾听时，我们还能找到那段历史的讲述者吗

42．9名老兵，将顺着来时的路，回到祖国，回到家乡

43．当年究竟有多少中国远征军战士，在1945年这个关键年头离开部队之后，和祖国隔江而居

44．母亲走了，姐姐也走了，那个被称作进忠的孩子终于回来了

45．官方的通道，在老兵回家的最后一刻，豁然开启

附录：国殇墓园阵亡将士名单(不完全版)

1.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请宽恕我的无知和幼稚！

多年来，每每想起那个偶遇的老人，我的愧疚就会油然而生。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浅薄，当他激动万分地向我讲起那段历史时，我却始终无动于衷而又茫然地看着他，没有一丝的共鸣和迎合，我的迟疑与平静让他的激情陡然不在，之后，是再也没有说出一个字的沉默。

沉默，或许是一种更为绝望而又震撼的表达方式。

那是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国际禁毒日前夕，我在缅甸北部采访当地的一支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宣布禁种罂粟一事，这支地方武装组织占据着“金三角”的核心位置，其首领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毒品王国的君主”。那天晚饭后，我到宾馆的院子里散步，在一棵大树之下，有一位穿着龙基(缅甸男人穿的裙子)的老人正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你是中国来的记者吧。”就在我走过老人的身旁时，他睁开了眼睛，主动向我打招呼。

我很诧异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记者？”

“谁来了这里，我都知道。”老人很得意地说，随后又解释说，“这个酒店的老板是我的亲戚，我平时就住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都知道。”说着，老人喊宾馆的保安拿来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下，之后告诉我：“这里来过好多中国记者，因为这里是‘金三角’，臭名昭著，关于它的任何报道都会吸引全世界的关注。”

“你了解‘金三角’吗？”老人反问我。

我笑了笑说，来之前看过不少资料。

“不要相信外界报道的那些，你要自己去调查了解。”老人对我说，“有好多记者，走马观花地来一趟，加上一些渲染，回去之后就写报道，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正是这样的报道，让‘金三角’越来越被妖魔化。”

老人的告诫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立即将他作为采访对象。在谈话中得知，老人是国民党的一位老兵，解放战争后败退到“金三角”，也见证和经历了“金三角”最为鼎盛和混乱的日子。一生中最让他感到哭笑不得的一件事情是，他所在的部队退到“金三角”后，曾经和这支地方武装组织的头目所带领的部队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斗，但现在，他和这个头目成了亲家。

“我们现在经常会聊起当年是如何攻打对方的。”老人笑着说。

在异乡他国，遇到一位曾经打过仗的国民党老兵，让我的好奇心更为浓厚。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对他的身份的追问会让他那般敏感，这位老人猛地坐直了身子，指着我的鼻子异常愤怒地说：”你说，你们说我们不抗日，说我们是卖国贼，那么你说，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老人的指责让我一时无所适从。我努力回忆着我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我期望能搜索到一丝一缕的信息回应他，但是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甚至连国殇墓园是怎么一回事也一无所知。

突然而至的激愤过后，是沉默。我的沉默是因为茫然，老人的沉默是因为失望。

虽然在当时我难以理喻老人在谈到历史时为何会如此敏感，但老人的提醒却时刻让我铭记在心，就是“不要相信外界报道的那些，你要自己去调查了解”。在“金三角”采访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我也开始努力取下“有色眼镜”去重新审视这个地方，并在我供职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封面文章《金三角毒枭禁毒》，从历史、政治等多个角度认真分析了这个地方的毒品生态。并大胆地指出：罂粟，只不过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农作物而已。也正是因为这个较为客观的报道，一年之后，在我再次抵达“金三角”采访的时候，这支地方武装组织的头目鲍有祥，在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情况下，依然出面接受了我的专访。甚至因为一时谈得兴起，将原本定好的15分钟采访时间，延长到近两个小时。

后来，当我真正了解和进一步回溯那段历史之后，我才明白，老人的告诫或许还有更多的目的，就是作为一名记录者，一定要尊重和客观地反映历史。

从“金三角”采访回来后，这位老人的一举一动始终让我难以忘记，我一直想搞清楚的是，在谈到历史时，这位老人为何会如此激动。碰巧，我们的杂志在当年6月份发表了一篇我的同事黄泓采写的文章《正面描写蒋介石政府抗战书籍上市》，谈的是一本名叫《国殇》的书籍，在2005年5月悄悄摆上各地新华书店的柜台。

该书的作者张洪涛在接受我的同事采访时说，他写作此书的原因，是“国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国民党抗战的史实知之不多”。

这句话让我羞愧无比。那一年，我正好30岁。

这篇文章指出，《国殇》出版前后，正值中共中央部署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国共56年来再次握手之际，其信号意义非同凡响，引起海外媒体关注。

因为有新华社的背景，《嘹望东方周刊》的这篇报道引起了海内外的多方关注，《南方都市报》甚至以《一场”抢救记忆”的媒体运动》来评价《瞭望东方周刊》的这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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