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国读者中早已以他的长篇小说享有盛誉。

本书收作者的散文二十九篇，计二十万字，大多选自上述的《作家日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的海洋中，这只不过是一捧水珠、一串浪花而已。

本书最后一篇散文是《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1862年初次出游欧洲五国后所写。本书所选译的二十九篇散文，除了《农民马莱》、《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两篇之外，似乎——因为孤陋寡闻，信息不灵，不敢肯定——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著名的俄国作家。他于1844年开始文学生涯。作为小说家，以其《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鸿篇巨制早已享有世界性的盛誉。而本书汇其游记、随笔、抒情散文、评论、演说于一集，以不同时期的不同体裁、题材、风格，异彩纷呈地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散文创作上的非凡成就。

本书系第一部中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集。选译二十九篇力作，约二十万字，其中绝大部分篇章为首次译成中文。

彼得堡纪事

小小的图景

带着一只手的男孩

在耶稣身旁过圣诞节的小男孩

百岁老人

农民马莱

信使

被捕之夜

当代的一种伪善

再谈妇女

车厢里的俄国人

不可思议的怪事

征订1861年《当代》月刊启事

写作计划

爱伦·坡的小说

关于西欧作家

关于《巴黎圣母院》

略谈乔治·桑

旧时相识

一件私人的事

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

《安娜·卡列尼娜》。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

俄国的讽刺作品。《处女地》。《最后的歌》。旧时的回忆

涅克拉索夫逝世。关于在他墓前的演说

普希金、莱蒙托夫与涅克拉索夫

诗人与公民。对于作为凡人的涅克拉索夫的总的看法

对涅克拉索夫有利的证人

普希金——1880年6月8日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大会上的演说

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

 第一章 代序

 第二章 在车厢里

 第三章 即完全多余的一章

 第四章 对旅客并非多余的一章

 第五章 太阳神

 第六章 试论资产者

 第七章 前一章的续篇

 第八章 小鸟和“我的宝贝”

译后记

不久以前我还绝对无法想象彼得堡的居民必定穿着睡袍，戴着小帽，关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以不可推卸的义务每隔两小时服一汤匙什么东西。当然，不完全是生病。义务不准许某些人生病。另外一些人则有他们魁梧的体质守护着。于是到最后，太阳出来了，这件新鲜事毫无疑问比其他任何东西更有价值。大病初愈的人正在犹豫，考虑到要整饬仪容，不大放心地脱去小帽，终于同意出去走一走。自然是要全副武装，穿上绒衣，皮大衣，套鞋。暖和的天气，街上人群中某种节日的气氛，轻便马车在袒露的路面上行驶的震耳欲聋的响声，使他感到惊异和愉快。最后，在涅瓦大街上，大病初愈的人张大嘴巴竟把新的灰尘吸了进去！他的心开始跳动，他撇了撇嘴，好像是微笑，他的嘴唇一直紧闭着，表示怀疑和不信任。清除了大量的污泥及湿气之后，彼得堡最初的灰尘是甜美的，当然，不比家乡炉灶上冒出的古老的炊烟逊色。散步的人脸上的疑虑消失了，最终决定欣赏春天的美景。一般地说，凡决定欣赏春景的彼得堡居民，他身上都有那么一种天真纯朴的东西，似乎与他的欢乐不可分割，甚至当他遇见一个朋友的时候，会把平日不离嘴边的问题“有什么新闻吗？”忘掉，而提出另外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天气怎么样？”当然，问完天气以后，特别是当天气不好的时候，彼得堡最令人难堪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新闻吗？”我经常发现，当两个彼得堡的朋友在某地相遇，双方互致问候以后，异口同声地提出一个问题：“有什么新闻吗？”在他们的声音中有那么一种直透肺腑的苦闷，无论谈什么话都有那样一种声调。确实，彼得堡的这个问题笼罩着绝望的阴影。但是最令人感到可耻的是，经常这样提问的人却是一个完全冷漠的人，他在彼得堡土生土长，完全了解本地的习俗，事先知道人家不会回答他的问题，知道没有什么新闻，即使不多不少提出一千遍，也毫无结果，因而早就不以为怪。但他仍然要问，似乎很感兴趣，似乎是某种礼节迫使他也参加一种社会活动，具有共同的兴趣。不过，谈到共同的兴趣，……我们是有的，我们没有人表示异议。我们大家都热爱祖国，热爱我们亲爱的彼得堡，有机会也喜欢玩～玩。总而言之，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但是我们更流行的是“小团体”。甚至每个人都知道，整个彼得堡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不可胜数的小团体的大聚会，每一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礼仪，自己的法律，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神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产物，这种性格对社会生活还有点不习惯，眼睛常往家里看。而且参加社会生活需要艺术，需要准备很多条件，总而言之，待在家里更舒服些。在家里比较自然，不需要艺术，更清静些。在小团体里大家会很爽快地回答你的问题：“有什么新闻吗？”问题立即有了个人的意义，你听到的答复或许是一种挑拨，或许是哈欠连连，或许是那些会使得你像白发苍苍的老朽一样也不知羞耻地打起哈欠来的东西。在小团体里，可以用最平心静气和最愉快美满的方式，在哈欠和挑拨声中延长你的有用的生命，直到流行性感冒或者腐蚀性的热病踏进你的家门，你将硬着心肠离家而去，处之坦然，而且你不知道会遇到这一切，为什么会遇到这一切，实在幸运。你将在黑夜中，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在没有一线光明的流泪的白天中死去，完全不明白这一切安排得能使你活了一辈子(似乎活过)，活到了一定的岁数，因此现在就不得不抛弃这个愉快而平静的世界，移居到更好的地方去了。其实，有些小团体对事情的讨论是很激烈的；几个有文化而好心肠的人热情地聚在一起，用极端的手段取消一切无害的如同捕风捉影的议论和纸牌之类的娱乐(当然，不是在文学小组里)，并且怀着难以理解的兴致谈论各种重要的话题。最后议论完了，话讲完了，几个对大家有利的问题也解决了，所有问题彼此都说通了，整个小团体就会处于某种激动状态，某种不愉快的涣散的状态。最后互相怒目而视，说出一些尖锐的实话，暴露出某些急躁和粗鲁的个性，结果闹得四分五裂。大家都心安理得，积累了大量生活经验，于是渐渐地形成了上面最初所描绘的那种性质的小团体。当然，这样生活是愉快的；但最后又会感到苦恼，苦恼得难以忍受。比方说，我对我们那个古板的小团体感到苦恼，因为这个小团体里经常会弄出一个最叫人讨厌的家伙。先生们，你们非常熟悉这些家伙。他们的人数多得不得了。这些家伙只有一副“好心肠”；除了“好心肠”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年头有一副好心肠，好像是一件稀奇的宝贝！最后，小团体是这么需要他，仿佛他是个永远不变的“好心肠”！这个家伙既然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品质，他进入上流社会时就完全认定他的好心肠肯定会使他永远心满意足和幸福。他坚信自己会成功，因而忽视为人生道路上所准备的其他一切手段，比方说，他一点也不知道约束和克制。他坦白直率，事无不可对人言。P1-4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国读者中早已以他的长篇小说享有盛誉。他的姓名的全称是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俄历10月30日)生于莫斯科，父亲是医生。1838年前往彼得堡进入工程学校就读，1843年毕业，在工兵部队一个工程局的绘图室充当工程师。1844年10月辞职，以写作为生。1846年发表长篇小说《穷人》。1847年4月写作一组题为《彼得堡纪事》的小品文，并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1849年4月23日被捕入狱，11月中宣判处以死刑。12月22日押赴刑场枪决，正当束手待毙时却逢特赦，改判劳改四年，两天后即发配西伯利亚的小城鄂木斯克服苦役。1854年刑满，被移送另一小城塞米帕拉金斯克当兵。1856年10月获升为准尉。1857年2月与玛丽娅·伊萨耶娃结婚。1859年退伍，离开西伯利亚，迁至特维尔城(位于莫斯科与彼得堡之间)居住。同年年底获准重返彼得堡。1860年9月协同胞兄筹办《当代》月刊，撰写征订启事在几家报刊上发表，创刊号于1861年1月出版。1862年6月赴德、法、英、意等国旅行，写成长篇游记《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1863年5月《当代》月刊遭查禁。1864年另办《时代》月刊。不久妻子和胞兄相继病故，《时代》月刊也因经费无着而于1865年6月宣告结束。1867年2月与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斯尼特金娜结婚，旋即旅居国外，至1871年7月回到彼得堡。1873至1874年编辑《公民》杂志(每周出版一两期)，开辟“作家日记”专栏；1876年后沿用这一名称另办一份独立的杂志，专门刊登本人写的杂感、评论、随笔和回忆录等。从1874年开始曾四次前往德国的小城巴特埃姆斯温泉疗养，写了《车厢里的俄国人》、《不可，思议的怪事》等文。1879年在彼得堡的文学晚会上曾两次朗诵《在耶稣身旁过圣诞节的小男孩》。1880年5月由住地旧鲁萨城抵达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主办的大会上发表题为《普希金》的演说。1881年2月9日(俄历1月28日)因肺部大出血于彼得堡寓所逝世。一生著有长篇、中篇小说各八部，另有短篇小说、报告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文章。

本书收作者的散文二十九篇，计二十万字，大多选自上述的《作家日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的海洋中，这只不过是一捧水珠、一串浪花而已。那么，这二十九篇文章是根据什么标准挑选的呢？坦白地说，要把作者的字数以百万计的散文全部收集起来从头至尾通读一遍，再从中细加选择，我们自愧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和条件。我们只能用一点取巧的办法，向朋友们请教，向书本请教，以决定取舍。现在收集在这里的二十九篇散文，可分为三类：一是作者的名篇(如《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农民马莱》等)，二是表达了作者的某一方面观点而引人瞩目乃至招来批判的(如《征订1861年(当代)月刊启事》以及评论《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等)，三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回忆(如回忆青年时代生活及与几位作家的交往等)。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们在这里稍作介绍。《彼得堡纪事》是作者年轻时为《圣彼得堡新闻报》的专栏撰写的小品文，那时作者风华正茂，他在文中广泛描写了彼得堡的市民生活和世态，热情充沛，文笔泼辣，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生动的风俗画。他笔下的“幻想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典型；他拿德国人和俄国人作对比而刻画的不同的国民性，令人大开眼界；他抓住的一个名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公务员的形象，据学者研究，在以后他的两三部作品里一再出现，显示了他年轻时观察力之敏锐和艺术概括力之深厚。他批评一个法国旅客对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不同的观感，表现了他既反对一味崇洋又不赞成盲目地尊古、区别于当时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独特的见解，这种态度终其一生而未变，可见他早年的思想对他终身的影响。二十六年以后，他又为彼得堡的生活画了一幅素描，这就是《小小的图景》。这时他的年龄正好翻了一番，历经沧桑，笔底的热情渐见收敛，而诙谐如旧。他以苍凉而凝重的笔法写彼得堡冬季街头的马车，假日傍晚在户外闲逛的工人，生活是暗淡的，气氛是沉闷的，与《彼得堡纪事》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中关于一个工人带着孩子走亲戚归来的描写，大为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所称道，认为他的观察和想象都是令人惊奇的。《带着一只手的男孩》和《在耶稣身旁过圣诞节的小男孩》也写彼得堡的生活，作者把注意力转向了儿童。它们完全来自想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坚实的基础，阴冷的地下室和院子里柴堆背后雪地上悲惨的事件的发生在当时是必然的。两篇文章早已被翻译成欧洲各国文字，翻译成中文恐怕还是第一次。《百岁老人》写的也是彼得堡贫民的生活，作者根据听来的一段对话写成了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这只是平凡的生活场景，却组成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他们在无声无息地活着，又无声无息地死去。《再谈妇女》则描写了彼得堡一个纯洁高尚的少女形象，读后不禁使人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些为真理而献身的女性。

作者于1877年曾拟了一个十年写作计划。其中包括一部回忆录，可惜未能遂愿。他留下的回忆极少，《信使》、《被捕之夜》和《农民马莱》等都只是片断，却十分珍贵。《农民马莱》是作者追记二十多年前在西伯利亚劳改队里回忆童年生活之作，回忆中套着回忆，写法别开生面。文章的主要思想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粗鲁的农民，心地却是善良而高尚的。《当代的一种伪善》是一篇论战的文字，作者以他年轻时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情况作为论据，谈到他的思想转变的过程，我们把它当作回忆录来看待。

德国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挖苦的对象，又是赞美的对象，这里有两篇文章很有意思：《车厢里的俄国人》和《不可思议的怪事》，作者又一次把德国人拿来与俄国人作比较。从他的毫不夸张的描写中，我们似乎也看到我们中间一些人的影子。

《征订1861年(当代)月刊启事》一文不妨说是广告，实际上应该看作他的文学宣言。启事中阐述了刊物的指导思想和宗旨，公布了编辑计划，同时也对时局发表了议论。他批评彼得一世的改革排斥了人民，主张知识分子立足于本土，改变脱离人民的状况，通过教育等手段使人民接受现代文明。他抨击文坛的积弊，宣称《当代》不依附于名家和权威，将批评不良倾向，不回避争论。这样一篇尖锐的文字，自然会招来激烈的反应。

《当代》曾发表欧美几位作家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写了几篇编者按，对它们作了精辟的评论。《略谈乔治·桑》一文虽非同时所写，因性质相近，就放在一起。

接下来的是文学回忆录和对俄国作家作品的评论。在《旧时相识》一文中，作者把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作了比较，对他们两人都有不敬的言词。《一件私人的事》叙述了作者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短暂的交往，并就他的中篇小说《鳄鱼》被诬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射”作了驳斥。《俄国的讽刺……》一文回忆别林斯基在他踏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对他的鼓励和帮助；写作这篇文章时别林斯基已去世二十余年，二人的分歧从未消除，但他对别林斯基一直怀着感激之情，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他和别林斯基的关系，更可以了解他的为人。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发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了一组文章加以评论，这里选译了一篇。文章中引起注意的是他对于人类犯罪问题所持的观点。他认为犯罪的根源是社会的不正常状态，但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仍然不能消灭犯罪，因为任何社会制度都避免不了恶的存在；而恶也不是很容易铲除的，因为它隐藏在人的灵魂深处。那么如何解决犯罪问题呢？他也没有开出药方来。这篇评论自然也难逃挨批的命运。

关于涅克拉索夫，作者在四篇文章中不仅高度评价了他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就(认为他在俄国诗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对当时议论纷纷的涅克拉索夫的“务实”的一面(说明白了就是钻营弄钱)，不计较与他长期的不和，挺身而出予以辩护，同时也从原则上批评涅克拉索夫脱离人民，是高踞在人民之上而怜悯人民的好心肠的老爷。

1880年6月关于普希金的演说，是一篇重要的作品，当时曾在莫斯科的报刊上发表，同年8月间在自办的《作家日记》杂志上重新刊出全文，并针对一些人的批评加了一篇说明作为答复。这篇演说分析了普希金的作品及他的笔下“多余的人”产生的根源，指出普希金在文学上最大的成就是开辟了通向人民的道路。据作者本人的概括，全文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一，普希金指出了俄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问题是脱离了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又对俄国失去了信心。二，俄国人民的积极的美的典型，只存在俄国人民身上，俄国人民中间，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三，普希金对世界各个民族都有一种感应的能力，他具有充分表现别的民族的民族特色的才能，这对俄国作家是一个重大的启示。四，这种才能是俄国所培育的，为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这篇演说赢得了许多人的赞扬，也惹来不少人的反对，特别是演说中的一句话：“顺从吧，骄傲的人”，本来是分析多余的人时说的，却被批判为呼吁放弃革命斗争、与现存制度妥协的“绝望的狂叫”。

本书最后一篇散文是《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1862年初次出游欧洲五国后所写。全文八章，第一章记柏林、科隆和德累斯顿的印象；第四章写法国的警察对入境旅客的防范情况；第五章叙述伦敦的夜市所见，特别描写了工人贫困的生活景象；第七八两章分析法国社会及巴黎市民心态，他的笔锋深入到资产者的家庭，挑开了温情脉脉的窗纱，暴露了金钱在家庭关系中的威力。其余各章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议论。他对那时欧洲文明的批判十分具体，又相当尖锐，据某些学者研究，其程度接近于当时的民主思想；他在谴责西欧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后所得出的结论，又与斯拉夫派相去不远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斯拉夫派，他本人也不承认。不过他大力强调反对把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俄国的榜样；他大声疾呼面向人民。主张从人民中寻找社会进步的力量，这却是当时的西欧派所忌恨的。

反对以西欧为师，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主要思想，仅仅是这样一个思想，就够他受的了。大家知道，长期以来他一直被一些人当作反动作家看待；他的作品，包括小说和散文，虽然有几句赞扬之声，也一直受到批判，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了。前面已提到过他挨批的事，这里再举有关的两个例子。他在几篇文章中主张面向人民，把人民当作立足的根基，被批为“反对进步，主张倒退”，因为他所说的人民“是指人民身上的保守落后的东西”。他在游记里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者的揭露和嘲笑，被斥为“从右的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是“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陷入极端的悲观主义”云云。批判的措辞是严厉的，批判的逻辑是简单的，但问题显得比较复杂，而且越来越显得复杂。因为知人论世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在变化，它所依据的社会条件同样也不断地在发生变化，已令人有不知何去何从之叹了。我们是不称职的翻译者，没有可能表示更多的看法，其中的是非曲直还是让读者来评判吧。读者永远是高明的。

三

本书翻译时所依据的原书版本，有以下三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10卷本第10卷，莫斯科“艺文”出版社1958年出版；(2)30卷本第26卷，“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84年出版；(3)15卷本第2、4卷，出版社同上，1988、1989年出版。此外还参考了以下各书：《作家日记》，1873、1876两卷，俄文，巴黎基督教青年会出版部出版(年代不详)；《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3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俄罗斯文学》，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1987年出版。在选用版本方面，承蒙高莽、周秀凤、毛韵泽、阮坤、岳凤麟、叶·莫尔恰诺娃各位研究员、教授热情相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文的注释有两种。一是本书译者根据以上几个版本的编辑者所作的注释编译而成，注释的文末没有署名；二是本书的译者所作，注释的文末标明“译者注”，以示区别。但无论是哪一种注释，仅供读者参考，其内容如有不妥之处，自当由本书译者负责。

作者行文中常夹用外文词句(如英、法、德、拉丁等文字)，遇到这种情况，如非必要，一概翻译成中文，不采取保留外文而另行加上注解的办法，以免造成大多数读者阅读时的麻烦，同时也便于排印和校对，减少出现差错的可能性。

本书所选译的二十九篇散文，除了《农民马莱》、《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两篇之外，似乎——因为孤陋寡闻，信息不灵，不敢肯定——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一文曾由满涛先生译成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对于他的首创精神我们是深怀敬意的。先行者功不可没，后来者自信也有立足的价值，读者如有兴趣，不妨拿两种译文对照比较，对于理解原作肯定是有益处的。我们之所以重译这篇游记，是因为在作者的“全集”之中被明确指为“散文”的唯有这一篇，号称“散文选”而不选散文，没有理由可说；而且文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写和议论(虽然被指责为“右”)是如此深刻生动，使人得到的印象绝不只是针对一百年前的西欧而已。

今年适逢陀思妥耶夫斯基诞生175周年，逝世115周年，谨以这个译本作为中国的两名译者对他的纪念。

译者

1996年7月于北戴河

1996年9月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