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费老的侄子费皖将费老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从一个亲人、晚辈、助理的角度进行了整理，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我的叔叔费孝通”。不同于著作文集中严谨的学者，“叔叔费孝通”是一位温和的长者、一个坚强的战士、一名乐观的老人。透过那一行行的文字，我们似乎看到了他俯身在堆满书籍、报章的书桌前写作的样子，似乎听到了他那一口吴侬乡音在说着什么，更是看到了一位在与病魔抗争过程中坚忍乐观的老人。

费孝通的一生致力于为解决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疾病出谋划策。他为今日中国社会学作出了总体设计，勾画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的蓝图，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本书是费老的侄子费皖将费老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从一个亲人、晚辈、助理的角度进行了整理，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我的叔叔费孝通”。

写在前面

如磐岁月

 一、十一岁时才知道有个叔叔叫费孝通

 二、“三凤齐飞”

 三、思想改造

 四、经历反右

 五、我们费家还没有当工人的，你是第一个，不简单

 六、说“家世”

 七、叔叔听我讲故事

 八、“要不要去苏州的票?”

 九、孝通婶妈

 十、给潘公公“看病”，替浦熙修买“砒霜”

 十一、干校生活

老树新枝

 十二“我口袋里只有块钱了”

 十三、“查三代容易做，但一个人的本领没法从三代上查出来”

 十四、“为今后参与发展东北亚国际竞争准备实力” 

 十五、“上书紫光阁”

 十六、叔叔的“本领”

 十七、“石碑埋又立”

 十八、到六巷

 十九、“哪儿穷就去哪儿”

 二十、广宗扶贫

 二十一、希望一生中能够亲自去拜访中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

 二十二、关于“百分之百”的对话

 二十三、家乡的凤尾菇和卡拉汉访苏北

 二十四、真秘书，假秘书

 二十五、遭遇“非典”

 二十六、最后冲刺

 二十七、谢幕

后记

1954年，叔叔在民盟中央担任文教部副部长。民盟作为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多，他就通过民盟这个渠道，用社会学的方法，即所谓“串联”、“滚雪球”的办法来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1955年底，他利用人大代表到外地视察的机会，偕同潘光旦到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通过民盟地方组织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并要地方组织广泛征求知识分子意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要求。

1956年下半年，叔叔到云南进行少数民族历史、社会调查，专家局要他趁这次机会，了解一下西南方面知识分子情况。1957年春叔叔完成调查，并把半年多来，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到的知识分子状况向专家局作了报告，同时也向民盟中央作汇报。汇报以后，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对这个“调查结果”进行讨论，希望能够比较全面地估计当时知识分子问题。会上许多同志鼓励他“为知识分子说说话”，于是就有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文章说：

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来已起了变化。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问题表现在哪里？他指出：

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来，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究竟顾虑些什么呢？……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担心……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 “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P39-40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陪叔叔一起出差。那是1983年的事。这年3月，叔叔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7月的时候，黑龙江省卫生厅通过我的一位同学发出邀请，要孝通叔叔到哈尔滨去讲学。我的这位老同学面子真大。或许因为有老同学这层关系，叔叔想到了我，并要我和他走一趟，在旅途中也好照顾一下。陪他出差，我说这事简单，买两张火车票走就是了。不想叔叔摇摇手说：不行、不行，现在不自由了，不像过去，现在一行一动都要报告的……

那时叔叔正在为重建社会学和搞他的学术调查忙碌着，同时因为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所以盟内的工作也很多。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以后，中国民主同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各项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这次叔叔去哈尔滨，除了到卫生厅讲学，和黑龙江省政府有关部门相互沟通之外，还有拜访当地民盟同志的任务。所以在出差前，我按照他的吩咐先到民盟中央机关办一些必办的事情，这一来和民盟中央办公厅的金若年同志接上了头。金若年是民盟的老人儿，解放前就在民盟工作，跟我父母都熟悉。几次接触之后，他索性建议我到民盟机关来工作。我那时有几种选择，尚在犹豫当中，考虑再三，最终接受了这个建议。陪叔叔从哈尔滨回来后，我下决心调到民盟，成了民盟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盟的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创造了许多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形式，民盟中央开展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为了开展这项工作，民盟中央于1988年成立了区域发展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民盟中央领导同志在做区域经济研究时提供服务，以及处理一些相关事务。我便最终落脚在这个委员会。

从1982年起，叔叔在作学术研究时，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转移到社区调查方面，紧密地和区域战略规划研究结合了起来，同时，一直在考虑为“民盟怎样利用好自身的智力优势，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富有成效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找一条路子。当他担任了民盟主席以后，就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民盟的工作结合起来，发动全国各地有条件的民盟组织，和他一样协助政府搞调研，为当地经济发展提建议。作为盟中央区域发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就跟着他一起忙活。

叔叔去世后，我常翻看他的文章，边看边回想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一天，忽然想到他写的一篇短文，说他写那样的文章是在做“脑力体操”，可以防止脑力衰退。看来他的话是有道理的。叔叔90多岁的时候，思维仍十分敏捷，讲话逻辑性很强，一点没有老年人哕哕唆唆说车轱辘话的毛病，即使躺在病榻上，身体很衰弱了，脑子依然清晰。我想这肯定是他长期动“脑筋”的结果，其中做“脑力体操”一定也起了作用。

如今我也排到了老年人的队列里，跟大多数老年人一样，每天要吃些维生素之类的东西，希望自己的脑筋衰退得不要太快，同时也想照叔叔说的，做做“脑力体操”。这个体操怎么做?我想，把这些年和叔叔在一起时看到、听到、想到的一些事情写下来，就把它当作“脑力体操”吧。我管它叫“自言自语”，意思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只说给自己听。

有一次，和几个朋友聊天，大家不知不觉谈到和费老相处时的许多往事，我说自己正在做“脑力体操”，零零星星地记了一些和老先生在一起时的见闻。“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没想到我不经意说的话，引起坐在旁边的吴志实的兴趣。志实是作家，又搞了多年编辑和出版工作。听了我的话接茬说：“你写的东西可能挺有意思。费老是你叔叔，你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些外人不知道的故事。不妨下点功夫，把它写成一本书。”我说：“你是赶鸭子上架，难为人。我可写不了。”没想到志实的建议得到了其他朋友的响应，大家七嘴八舌地怂恿我试试，志实还答应：“先写起来，有问题我帮你。”

我被说动了，心想反正要做“体操”，如果按志实的要求去写，就好比把体操动作难度提高罢了，做不了，再降下来就是了，而且又不“限时限量”，没有压力，试试何妨。

事情开始后才知道，这套“体操”还挺难，就像要我这个老头，再来练踢腿劈叉一样。写作不仅进展缓慢，有时干脆写不下去，卡住了。每当这时，我就约朋友们来侃一通，大家的讨论往往会让我的思路豁然开朗……再接着写。这些文字就是在大家的帮助和鼓励下“码”出来的。

当我在电脑上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时，我真想立即跑去找董云志，向这位老同学表示感谢，是他不断鼓励我，同我一起回忆陈年旧事，不断给我提供写作的素材；还有马宝琛——我退休前的老搭档，始终支持我，帮我搜集了不少资料；特别要感谢志实，他不仅给我出了写作的题目，而且在每次“卡壳”的时候，都给了我具体的帮助，使我能够接着写下去……

我要说明的是，这里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想到的有关孝通叔叔的一些往事片段，如果这些回I忆里边，有因为时间久远、理解有误、表达不清而偏离了事实或背离了叔叔意愿的地方，都应该由我负责。

叔叔去世快要满五年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只不过是出远门做调查去了，只是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一些。待他回来，我会把这本《我的叔叔费孝通》交给他，请他审阅、修改……

我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