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实说话,用真言醒世。一部敢说真话的文学批评,一种稀缺的文学研究新视角,一副心忧现实的热肠,一双洞察现实的冷眼。
本书关注的层面是多样化的、广阔的。书中评述的既有余秋雨、王朔、王安忆、王蒙、贾平凹、刘心武、王小波、余华、周梅森等曾经或现在正引领着文学潮流的名作家,也有郭敬明、韩寒等新锐新潮作家;既有易中天、于丹等学术超男超女,又有陈思和、朱大可等学院派名家;既论及当下中国作家的体制化问题,又深切关注网络文学问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作者自称是“冷眼”,其实强调的是冷静和理性,追求的是客观和平实。
余秋雨、贾平凹、易中天、于丹、韩寒、郭敬明……这些文坛名人身后究竟隐藏着哪些精神密码?在文坛的翻云覆雨中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繁华落尽后,他们会是永远闪耀的明星抑或是潮水退去后的浮沫?他们之于文坛究竟是幸耶?劫耶?
王朔的表现确实给人一种“老”人迟暮老之将至的感觉,当他说出“马原确实不行了,给我英雄气短的感觉”未必不是在说他自己。他评价苏童、叶兆言“纯凭所谓的才气,耍江南才子的范儿,男的超不过胡兰成,女的超不过张爱玲”,看上去底气充足,骨子里却是虚弱。《王朔文集》出来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能够再次制造轰动效应的王朔,惧怕失去在文坛呼风唤雨吸引公众眼球的能力,急火攻心不太顺利地参与了几个算不上成功的影视剧,但终归无可奈何花落去。据说为了写出好东西,他不惜听奉上海一女作家的话,开始吸毒,自以为可以借此找到写作灵感寻求突破的他,却写出了看上去并不“美”的《看上去很美》,招致许多人的呵斥与围攻,本来骨子里就缺少自信的王朔不得不彻底重新回到生活。有人说“这里面反映出他很大的自卑”,因为“他从小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原来我们在大院里,他属于在孩子中间不带他玩的,经常跟着屁股后面屁颠儿屁颠儿跑的人。所以他从小就有点自卑,这种自卑表现在后面就是那么大腕儿了,也没有觉得太自信”。王朔号称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看得懂的新书《我的千岁寒》,不少文字开始反映对生死的思考,这一方面表明他开始关注思考终极人生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老之将至的晚年心态,他内心因此充满着巨大痛苦,尽管王朔表面上还可以装出一副轻轻松松调侃的样子。和王朔合作过的叶京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伪装自己的外壳,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很多痛苦的东西。他和现在的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现在人的痛苦是建立在物质表面的基础上的,那个年代是内心的痛苦,就是挣扎,说的光明一点就是追求”,我以为这是目前解读王朔最深刻的表达。
因为这一点,文章写到这里我很想放弃,一个表面光鲜内心虚弱充满自卑缺乏自信的人何必再去“打击”他呢?尽管他声称谁也打击不了他,我还是有点于心不忍。但考虑到王朔既然想要一个独特的“姿态”,我也就满足他摆一个Pose的心理需要,继续下面的话题。
阶级时代的一句名言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王朔自卑的痛苦也有他自己的根源。
考察王朔的创作经历我们会发现,他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原来政治色彩浓厚亲不亲阶级分的社会逐渐被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商业社会所吞噬,原来固有的生活准则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此时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有待于建立和完善,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王朔这样的大院子弟突然之间失去了原有的优越感和特权,原来计划时代计划经济有计划无忧虑的时代结束了,以前的良好自我感觉不知不觉间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父辈铁马金戈的辉煌成就与被冷落的大院子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理想主义教育下长大的王朔们,本来以为可以凭借父辈的特权和优势,再次成为新时代的英雄人物,成就一番伟业,可是生不逢时,生活让他们成了北京平民。他们陷入茫然不知所措,只好借助于调侃来掩饰内心的虚弱和自卑。
也许你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一个人越是在那里喋喋不休越是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虚弱。王朔这一生都在不厌其烦地说个不停,批这个批那个,虽然有时候也能命中靶心,但大多脱靶的语言还是透出了他的话语虚脱。他可以批评一切,却从来不批对他有好感或者有益的人,他可以批余秋雨,但却不批王蒙,信口说出“王蒙还有余地……他过去经历过那么多事儿,至少还能写出特别伶俐、有思想的东西。从作家变成思想家,他是可以的”的恭维话。王朔不批王蒙未必真是服气王蒙的写作才华,当年的文界中人对他的围攻幸亏王蒙站出来说了那么一句话,所以王朔心存感激,这也是人之常情,王朔好像也没有必要避讳什么东西。但说王蒙可以成为“思想家”,这话也未免有些太不负责任。试问王蒙的经历和身份能超过周扬?晚年周扬那么否定自己,出了那么多理论文章,人家都不肯送他一顶_“思想家”的帽子,何况王蒙一直缺少自省意识。就凭那么几部赶巧搭上时代音符的所谓作品,想成为作家还说得过去,至于思想家就免了吧。我以前曾经质疑过他的“大师”身份,并不是要吹毛求疵。建国后我们国家没有生长出自己的思想家和大师,这是常识。文坛老油条们尽管可以给自己加冕冠带,但后人却还是要剥光了衣服看本质。
最近,王朔高调端出大餐新作《我的千岁寒》,把这部新作炒作为“三种人不能看”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看懂”的书。在笔者看来,这除了能够掩饰自己新作的“晦涩”以及“无趣”和故意吊人胃口之外,实在是起不到别的作用。
这本书收录五部作品,包括《我的千岁寒》、北京话版《金刚经》、《唯物论史纲》、《宫里的日子》、《梦想照进现实》。明眼人一看便知,王朔是要从物理,科学里面找写作资源,以此超越(摆脱)自己的写作困境,这也许是!次华丽的转身,但也可能是又一次的败北之作。他不是不可以到所谓的科普、理论著作里面找资源,只是他不该在此时嘲笑那些从传统中找写作资源的其他人,他说那“太他妈贫乏了,从传统中找就是传统的奴隶”,这话说得未免太过唐突,因为我们看不出从科普著作找资源和从传统里找资源有什么不同,难道说前者就一定比后者更高明?在我看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一切只能被视作不算成功的炒作。
王朔说:“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我估计,以王朔现在的迅猛发展趋势,很快就会成为第五大俗了。如果说王朔的嬉笑怒骂在十年前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愤青的无知无畏的话,那么现在他以近“知天命”之年纪再来扮嫩装无知只能被当作恶俗表演。
王朔再次以这种吸引公众眼球的面目复出充分暴露出他的不自信,他很害怕会被遗忘,害怕自己不能再次处于公众舆论的中心,他惧怕老之将至,内心太虚弱了,以至于他语无伦次,喋喋不休:“我本来觉得这社会不需要我了,我以为你们拿我当仇人,我就是仇人……我以为我是作家呢,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我以为我是新贵呢,我以为我是流氓呢,我以为我是名人……”在不自信的心态下,王朔就变成这样絮絮叨叨了。但王朔知道如何操作舆论。深谙市场炒作之道的王朔,对此番炮轰的对象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无论是比他更老的余秋雨,比他更小的80后,抑或是王子文、杨澜、吴征等人,都是今年比较热门的“话题王”,王朔在短时间内如此密集地暴露其私,终于如愿以偿地把自己推向了传媒舆论的话题中心。
P18-21
进入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愈来愈明显。在摈弃了各式教条、突破了种种禁区之后,中国文坛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然而,在多声部的合奏中,充斥着诸种媚俗的、唯上的、崇权的、拜金的声音,它们消解着文学的丰富意义,它们使文学在摆脱了先前的种种束缚后又陷入了新的泥淖。也正是在这时候,独立的批评立场和自由的学术个性越发显得可贵。
所谓独立的批评立场指的是以特立独行的姿态,不依附于任何非文学因素,依据文学的内外部规律对文学进行价值评判的一种原则和立场。它不屈从,不盲从,充分张扬自由的学术个性,对文学乃至文化现象进行独立的批评和评论。这种立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崇尚理性,以直面现实的精神,严格遵循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坚持历史的、美学的原则。其姿态或许是偏激的,其观点或许是片面的,但人们丝毫不应怀疑其真诚、爽直的态度。
《冷眼看文坛:在学院与媒体之间》所持有的便是这样一种独立的批评立场。作者叶炜是一位作家,出版过多种长篇小说,对文学创作有着较为丰富的感受和体验;他又是一个报人,编辑着一家报纸,惯于以媒体的眼光观察种种文学和文化现象。他更是一个年轻的、富有锐气的批评家,喜欢对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评头品足,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便自己的观点与主流倾向不相符合,或者与当下的某些权威意见相抵牾,他也不为所动。叶炜坚守着自己的批评立场,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这是需要勇气的,更需要智慧和识见。
《冷眼看文坛:在学院与媒体之间》关注的层面是多样化的、广阔的。书中评述的既有余秋雨、王朔、王安忆、王蒙、贾平凹、刘心武、王小波、余华、周梅森等曾经或现在正引领着文学潮流的名作家,也有郭敬明、韩寒等新锐新潮作家;既有易中天、于丹等学术超男超女,又有陈思和、朱大可等学院派名家;既论及当下中国作家的体制化问题,又深切关注网络文学问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作者自称是“冷眼”,其实强调的是冷静和理性,追求的是客观和平实。作者也正是这样去努力的。他通过对当下中国文坛一些代表性个案的梳理,努力构建其独立的批评立场,张扬其自由的学术个性。而其批评的标准和原则,途径和方法,也正在这一种酣畅淋漓的评论过程中,充分地凸显出来。不过,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冷眼看文坛”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姑且不说叶炜本来就是文坛中人,作为一个有着真性情的小说家,叶炜在评论过程中常常难以抑制住自己的喜怒好恶,而倾吐出一些非常感性的语言。
自然,书中那些兼具感性、知性和灵性的观点很可能会引发讨论,甚至是争议,我以为这并不重要。关键问题是,如果批评家都能有独立的批评立场和自由的学术个性,我们就能进行良性互动和真诚的对话,就能不断地开拓批评空间,深化批评的层次。到那时,各种观点在学理的平台上互相碰撞,学术之花就能长盛不衰。
我以为,《冷眼看文坛:在学院与媒体之间》正是这种意义上的一个探索。叶炜还年轻,他的学术和创作之路还很长。我对他充满期待。
近年的当代文学批评越来越趋向于两极化,一极为学院派批评的不断壮大,一极为媒体批评的悄然崛起。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两种批评里面,越来越强调一种独立意识,尽管这种“独立”主要的指向是摆脱政治体制的巨大牵制,但也不乏试图制衡“市场”、“圈子”的浓重意味。
独立批评越来越被公众所认可、期盼,这毕竟是真的声音,即如鲁迅所说的真的恶之声,这是批评的自我觉醒,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独立批评一定会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中流砥柱”。
一段时间以来,独立批评成为笔者主要的批评实践,我试图建构一种新的批评观,这种新批评不同于几年前的“酷评”,也不同于时下鼓噪的“媒评”,它是立足于建构目的下的“恶之声”,是去伪存真的发自内心的批评,笔者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呼唤出新的批评美学,真正让当代文学批评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审美范畴,而不仅仅是对文学原创作品的纯粹依附。当然,这也许很难,但已经有不少文学批评者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并且积累了一些独立批评美学的经验。笔者以为建构起一种新的批评美学观,比某些急功近利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更具现实意义。
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这也许是一种偏见,但却并不是没有道理。相对于文学史的写作,单纯的文学批评也许具有更多的可操作性和“真实性”。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原因有两个,一是时空的距离还没有拉开,因为历史往往需要“瞻前顾后”,没有拉开时空距离甚至还没有脱离开“此时”的时空情景,这样的所谓“文学史”是不能保证“真实”的,最多只能是局部“真实”。即便是个别杰出的文学史作者能够摆脱“此在”的意识形态,也要面对当代文学缺少“经典”作品的不利局面。
也许有人会反驳,当代文学没有经典之作吗?我说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凡经典作品,对其认定往往也需要拉开一定距离来。当然你完全可以对任何一部当代文学作品作出其是否属于经典之列的判断,但你的判断只是基于纯粹经验基础上的感性认同,即使你也作了与其他作品的比较,但这种比较还缺少时空的检验。这也是当代文学史不断重(改)写的直接原因。
如果把各大学自编的教材包括在内,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版本可谓“硕果累累”,在这些“累累硕果”中假如我们可以把那些面目相似的平庸的当代文学史著忽略不计的话,剩下来的几部文学史可谓面貌各异,有些甚至是面目全非。在甲的版本中被定为经典之作的,在乙的版本中却被称为狗屁不如。在乙的版本中被奉为经典的作家,在甲那里可能连提都不提。这些大大小小的“差异”,恰好证明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
当代无史,却有批评。
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基础,如果我们因为时空距离不够,而难以看清史的脉络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学批评做好,为将来真正的文学史写作打好厚实的底子。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当代文学批评的时候,一定要有“史”的意识,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独立的立场。因为当代不宜写史,才更加凸现出当代文学批评写作的重要性。要为当代文学史写作清理出一个相对客观完整干净的“文学现场”,非要有独立高蹈的学术勇气和美学态度不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代文学批评任重道远,现在的批评是未来文学史建构的基础,独立姿态下文学现场的纪录是未来文学史写作的鲜活的底料。
与当代文学有所不同,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时空距离,也有了经典性作品的支撑。这一点,海外学者夏志清和国内个别学者的文学史写作可资说明。所以现代文学可以为史,当代文学只宜书写批评。
更为不妙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文学的时间概念会不断被现代文学所吞噬,而当代文学批评终究会被现代文学研究这条狗追得无处可逃。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们只能戏仿那句老话来自我安慰:一切当代史都将成为现代史。在此意义上,当代文学只能是现代文学的一个继续和发展。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苦心以及陈思和、王晓明他们提出“重写文学史”和新文学整体观的初衷了。
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远未完成,文学的现代化更是遥遥无期。可以肯定的是,当代文学面临着现代文学的重新解构与建构,现代文学将会对“现在”的当代文学进行不间断的否定性建构。
有鉴于此,也许我们可以狂妄地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更名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这个批评就是自我觉醒基础上的独立批评。
是为跋。
2010年1月修订于徐州
2010年2月定稿于南京
一个作家也好,一个学者也好,自身的价值部是自我赋予的。叶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已有这种自觉。他的测读趣味,他的批评动力,他所关心的问题和思想兴奋点,以及他在复杂的思想交锋和文化冲突中的选择,所显示给我们的,已经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文坛才子,而是一个思考者和探索者。
——著名学者 博士生导师 李新宇
所谓独立的批评立场指的是以特立独行的姿态,不依附于任何非文学因素,依据文学的内外部规律对文学进行价值评判的一种原则和立场。它不屈从,不盲从,充分张扬自由的学术个性,对文学乃至文化现象进行独立的批评和评论。这种立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崇尚理性,以直而现实的精神,严格遵循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坚持历史的、美学的原则。其姿态或许是偏激的,其观点或许是片面的,但人们丝毫不应怀疑其真诚、爽直的态度。《冷眼看文坛:在学术与媒体之间》所持有的便是这样一种独立的批评立场。
——评论家 博士生导师 方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