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灰暗的民族、可悲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却熟视无睹甚或贬低嘲弄的民族，则不仅灰暗与可悲，而是可叹与可怜了。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仅就当代而言，我们便可列出秋瑾、叶挺、左权、江竹筠、马本斋、赵一曼、吉鸿昌、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张思德、雷锋、苏宁等一长串英雄的名字。

杨益言编著的《红岩的故事》以我国广大读者、尤其是中小学生及其教师和家长喜闻乐见的讲故事的文学形式，讲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董振堂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

《红岩的故事》是小说《红岩》的作者杨益言据其见闻撰写的关于“中美合作所”重庆集中营的，融史料性、思想性、可读性于一炉的报告文学。他以翔实可信的史实深入地剖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产生的历史怪胎——“中美合作所”的沿革始末及其罪恶行动，同时也描述了革命者在集中营中进行的英勇壮烈的斗争事迹，包括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叶挺、廖承志等著名人士的囚禁情况。以及介绍了小说《红岩》的创作过程等。

《红岩的故事》让读好书、学英雄成为社会风气，让革命英雄主义代代相传，是一本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备的青少年读物，其出版受到了广大中小学生及其教师和家长的热烈欢迎。

序

谜

历史怪胎

白公馆·渣滓洞

考验

叶挺

罗世文和车耀先

杨虎城一家

江姐

工运书记

“我是从哲学里研究出来的……”

历史的渣滓

楼二室

茅房新闻社和余祖胜的遗憾

“监狱之花”

小萝卜头

新来的人

他们，竟会是要被押去特刑庭的?

日光、空气、水和其它

追悼会

勇敢者的故事

先行者的故事

春天的信息

余祖胜的心事

不平常的春节

又一个世界

新的课题

“我没有辜负大哥的教导”

心理战

暴露

杨家山秘密监牢

探望小拯贵

乌云密布

绝密行动之一

“我们也有一面红旗”

溃逃之前

胜利和牺牲同时到临的时刻

火烧渣滓洞

绝境中的突变

最后一批牺牲者和脱险者

宣灏遗书

嘱咐

“大哥”教导了他什么?

凶手，往哪里逃?

特务将军，飞逃何方?

一个奇怪的贫农

历史的责任

“你们为什么不拿起笔来?”

遭遇难题

凝聚着许多人心血的一部作品

真人真事

韩子栋虎口脱险

历史的真情

张露萍的传奇经历

张学良被囚的秘密监房

一个荒唐的故事

阴谋

原形毕露

《红岩》前续

超越

刘思扬的模特儿和小说《红岩》的作者

谜

1948年的一天，当我的眼睛被黑布蒙上，被推上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后，吉普车立即发动起来，颠簸着，向着弯弯曲曲、起伏不定的公路驶去。

“国民党特务机关会把我运到哪儿去呢?”

1925年冬出生在重庆朝天门，又曾在这两江环绕的城市上过学的我，对这城市的一切，它的市街顺着山势在哪里向前延伸，它的哪处弯道最陡最多，我都熟悉极了。即使闭着眼睛，我全想得起来。可是，当我的眼睛此刻被蒙上黑布，吉普车向前急驰的时刻，我却意外地感到迷惑了。吉普车没有经过轮渡船渡江，它肯定没去长江南岸，也没去嘉陵江北岸，它肯定还在长江北岸弯曲的公路上行驶。道路坎坷崎岖，使它颠簸不已，离开市区许久了，它还是一直向前，向前。

一连几个急转弯之后，远处突然响起了粗犷的竹梆声。随着这奇特的竹梆声山鸣谷应响起的同时，我忽然又听见了震耳欲聋的无数竹梆声：“梆梆!梆梆梆!”在车前车后，到处都响起了这奇特而又令人恐怖的声音。

“这辆美制吉普把我带到哪儿来了呢?”正当我无法做出任何判断时，吉普车突然停住，我从车上被拖了下来，蒙住我双眼的黑布也被揭开了。瞬间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阴森森的世界!

黑沉沉的天空下，是一处光秃秃的岩石突露的山谷。山谷底下，是一座被电网、高墙围绕的监牢。在这监牢之外，沿山耸立着一个又一个岗亭。那令人心悸的竹梆声，正是从那一个个岗亭里发出来的。

在暗黑的光线下，我清楚地瞥见：箍住我手腕的银白色的手铐上，深刻着这样几个字“MADE IN U．S．A．”(美国制造)。

被押向谷底的监牢走去。被迫低着头，跨过一道黑漆铁门，从几株枇杷树下穿过，进了一间墙壁上挂满带血刑具的房间。坐在办公桌前的几个特务站了起来，对我进行全身检查，向我宣布我在这里的号码之后，立即厉声宣布：“你的号码是258号，记住，这就是你的名字。在这里，绝对禁止用自己的姓名!不得和任何人交谈，违者严厉惩处!”我侧眼向厉声讲话的特务瞥了一眼，只见他们穿着的全是美军服装，他们使用的枪械也全是美国制造的。所有的桌椅和用具上全用白漆涂写着这样几个神秘的字：“中美所”或者“中美合作所”。

再穿过一道高墙下的黑门，里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坝。院坝的对面是座一楼一底的男牢房，楼上楼下，尽是牢门，一共是十六间牢房。和男牢房遥遥相望的则是两间女牢房。每问牢房门前都簇拥着一张张倔强的面孔。我被押着向男牢房走去。特务将楼上第二号牢房的门推开，我被推了进去。二十七张倔强、陌生的面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想起了特务要我记住的号码，却不知道该怎么向人开口。  天黑了下来。透过牢门，我看见牢房前的院坝里空荡荡的，只有三三两两特务在穿梭巡逻。我听见一阵又一阵低沉的歌声，正从楼上和楼下牢房传进了我的耳膜。渐渐地，我听清楚了：它竟是那样一首使人心潮激荡，永远难以忘怀的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

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冲腾，将我连“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听得出来，这些低沉的歌声，是从被囚禁在这里的人们的心底唱出来的。

又一天夜里，我又隐约听见了歌声。当我聚精会神地谛听那歌声时，我却意外地听出：正低声唱着的是这里的人们心里另一支心爱的歌——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同样听得出来，这洋溢着炽烈感情的歌声，还是从这里人们心底流淌出来的。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中美合作所”中的那个“美”字，是不是美国?被囚禁在这里的，有着如此坚强和高尚情操的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这对我来说，似乎觉得模糊，却又似乎并不陌生。

儿时的记忆太清晰了。我刚懂事的时候，从重庆朝天门向长江、嘉陵江两江汇合处眺望：只见在那嘉陵江、长江上来去的，尽是日本、英、美等国的军舰和船只。从长辈口里听到的是，列强正在瓜分中国。我的中学生活，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北碚兼善中学度过的。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是卢作孚先生。卢先生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创办民生轮船公司，经过几年艰苦奋斗，终于将列强的商船排出了川江的辉煌事业，使我在无限钦佩的同时，也曾认为办“实业”可以“救国”。我上大学时，就读的是同济大学电机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那些异常复杂和曲折的年代里，大批美军连同美国的民主、自由口号也涌人中国；美国人帮助中国人打击日本侵略者，还说要帮助中国修建三峡水电站，我也曾为此高兴过。不料几年后，人们却惊讶地发现，前门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从后门进来的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美国。他们居然要把饱经战火之苦的中国人抛入内战的血海；他们毫不隐讳地要支持蒋介石发动镇压中国人民的战争，他们要控制中国。同学们再也不能在课堂里平静地坐下去了。由美军在北平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为开端，爆发成为全国反美抗暴运动，发出了“美国佬，滚出中国去”的怒吼之后，全国青年迅即持续地掀起了反内战反迫害高潮。P4-7

我1948年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iica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即国民党军统特务和美国海军情报机关联合设置的集中营被囚禁过。我亲眼目睹了那里面曾发生的许多事情。但坦诚地说，作为一个被囚者，在那与世隔绝的秘密集中营里，我对它的了解，显然是极有限的。

只是到了1949年11月30日，中国西南重镇重庆回到人民手里，这片曾被划作禁区的土地上的电网被拆除之后，它的秘密才终于被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中美合作所的“四一”大礼堂和十座军火库被敌特逃离前炸毁，在那里留下一片瓦砾、堆积了厚厚一层美制枪械，集中营旧址附近还弥漫出血腥和硝烟气时，重庆新民街3号组成了一个特别机关：“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筹备委员会”。这个追悼会悼念的牺牲者大都是1949年9月至11月间，在中美合作所被敌特秘密杀害的。我参加了这个机关的工作。为了寻找、辨认、收殓牺牲者的遗体，我和一些幸存者曾一再去那到处都洒着牺牲者鲜血的地方。我曾看到无数牺牲者的遗体和遗物，也看到了敌特仓皇溃逃时没有来得及带走或毁掉的秘密档案。我从无数牺牲者的家属、战友口中，也从无数被我们抓捕到的参与残杀暴行的特务口中，真切地了解到曾在那里发生的革命和反革命殊死大搏斗的真情。这场充满血与火的斗争，太使我难以忘怀了。

20世纪20年代，我出生在重庆。而且，我在这城市住过的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又有许多特别的机遇，对这段血腥的历史，多侧面地进行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深人观察。特别是在1959--1961年参与长篇小说《红岩》创作期间，在共青团中央、中共重庆市委的全力帮助下，我不仅享有了查阅敌档，提审在押敌特的方便条件，更有了直接了解地下党斗争时各方面工作情况，包括党中央指挥解放战争全局历史的特别机会，使罗广斌和我对当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外曾发生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史实和人物，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红岩》出版后，又因创作长篇小说《秘密世界》(即《红岩》前续)，对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秘密集中营曾发生的许多壮烈斗争，进行过深人采访。在我参加上述创作前后，我又一直住在一个特别的地方：重庆中山四路～当年美军驻华总部，蒋介石官邸‘、周恩来公馆(中共中央南方局秘密机关)和紧邻周公馆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住地(包括办公楼、公馆、临时监狱)紧邻的一座房屋里，一住就是40年，这给了我一个关注这段历史的特殊视角。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之一，又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注视着这段血腥历史的作家，很自然地，我也常常成了被访问的对象。

多年以来，我曾经接待过无数热情的中外朋友来访，和他们进行过内容广泛的谈话。这种谈话，有时是应邀在外地讲的，甚至是和成百上千人谈的。这种谈话的结果，使我深受教益；许多人向我热心地提供了不少我不知道的情况。但同时，我也不免深感遗憾，由于我不在重庆，或者时间上的原因，我有时不能不使许多来访的朋友失望。

我内心里隐藏的这种歉疚心情，已经不是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在又一次来访的浪潮，使我不得不和成百上千的朋友再次进行这种内容相似的谈话时，我才意识到：曾长久滞留在我心底的这种抱歉心情，已经几十年了。

“还是把它写出来吧!”

正是这种原因，我1990年在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红岩的故事》。

现在，再次接受读者的劝告，我决定对这本书加以充实，将我记忆中那些难忘的人和事更多地写出来，把它献给不曾晤面，或者是见过面，但来不及详谈，而又想更全面知道这些内容的朋友们。这本书不是小说，而是历史，令人永远难忘的活生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