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霍博、威廉·霍博所著的《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追寻美国管理文化的起源,深入分析了“美国梦”的实现和破碎、商业管理文化的好坏、造成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等等,并用大篇幅聚焦日本传承到的美国文化。作者从商业管理从业者的角度将历史和信仰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起来,感受并总结出那些利于工作环境持续健康成长的要素。他们认为,400多年前从欧洲特别是英国迁居北美的移民,即清教徒,在北美的创业经历基本确立了现代自由商业社会的根基。并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来塑造起一系列让人信赖的品牌,实际得益于对来自美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学习。而现今美国及欧洲的次贷危机,则很大程度上跟商业教育背离了当初的清教徒精神有关。霍博兄弟认同德鲁克在晚年时总结的观点,公司领域的改进需要整个社会的信仰复兴。关于社会从兴起到发展到发达之后又该如何走下一步的路,这两位年逾80的老人无疑做出了让人尊敬的努力。
《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追溯了美国管理文化的起源及特性。在三个世纪的时间内,这种文化将一小部分低微的美国殖民者变成了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主张,该文化核心的活力、社会流动性、竞争力和创新力,其源头是某个民族的纪律及精神特质。该民族就是美国的第一批欧洲移民——清教徒。
作者肯尼斯·霍博、威廉·霍博认为,目前商业社会的一切问题,皆源于商业本身背离了清教徒精神。他们提出警告,当美国疏远在19世纪和20世纪支撑其商业与经济成功的核心价值观时,也将自己未来的繁荣和稳定置于险境之中。
《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也研究了美国的管理文化如何普及到世界各地,特别探讨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对后者的社会及制造业造成的影响。作者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应该叫做中日工业革命,因为它起源于日本、兴盛于中国。中国公司可能会在一代之内主导世界所有重大制造行业,甚至还有许多服务行业。
这是一部美国社会史,也是一部管理文化论。每一个关心资本主义体系或者身居高位的企业人都应该阅读。
培根特别赞扬了最近的三项“发明”(这三样东西其实都是从中国引入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这三样东西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格局;第一样用于文学,第二样用于战争,第三样用于航海;由此引发了无数变化;没有哪个帝国、哪个教派或者哪个星宿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超过这些技术发明。
股份公司在老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后来的工业化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培根是发展股份公司的先驱,他是弗吉尼亚公司的七百个股东之一,该公司1607年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英国殖民地。和后来的很多资本家一样,他在这项投资上亏了钱。培根的生活观和工作观被清教徒带到了新英格兰,在那里扎下了更深的根,不仅塑造了经济,而且塑造了社会特有的性质和结构。1865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在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评论道:“就像意大利人是音乐家、德国人是形而上学者一样,新英格兰人是工程师——他们天生擅长这行。”凡尔纳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在书中甚至预言了人类登月。果然,1969年,人类首次登上地球最大的卫星月球。这是美国伟大技师文化的终极成就和最后成就。
建造人间天国这一愿望,体现在了约翰·温斯罗普的讲话中。他率领一批清教徒到达了新大陆,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当选为首届总督。起航之前,他对追随者说,新英格兰会是“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出白《马太福音》)。他还说,马萨诸塞殖民地会是一个样板,新英格兰以后的殖民地都会仿它而建,届时人们会说是上帝要求殖民地“就像新英格兰那样建立”。(他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殖民地还不叫殖民地,而是叫种植园。)1835年,法国作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新英格兰文明是“矗立在山顶的灯塔,在温暖了邻近地区后,把光芒投射到远方的地平线”,渗透到整个联邦。19世纪50年代,这个愿望被世俗化,成为“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①中的一条信念,引出了对美国小伙子的著名号召“去西部,和祖国一起成长”。据说,这个口号是《纽约论坛报》的创始人兼首位编辑贺拉斯·格里利提出的。它的原型,一直反映在某些相信基督会再次降临,甚至出现在美国的新教教派的信仰和习俗中。 笼统而论,它表现为一种对社会未来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在当时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并坚信难题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得到解决。它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之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史黛西·希夫说他“从未怀疑美国永远是朝阳”。(根据希夫的说法,富兰克林还精辟地用一句话定义了美国:“新大陆不看你是谁,只看真本事。”)本着大体相同的精神,托马斯·杰弗逊把约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追求财富”巧妙地改成了“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最近,这个价值观有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代言人——卡通人物超人,他相信“真理、正义、美国方式”。超人尽管出生于氪星,但在美国小镇(Smallville)长大,因此有着双重身份,既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又是一个英雄乃至天神般的人物。
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的个性和价值观与超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个闲暇之时爱滑旱冰的人,在“花之权力”②的鼓舞下,创立了后来成为世界IT大佬之一的谷歌公司。他们的座右铭是“不作恶”。我们得知,他们受“清教徒式理想主义”的鼓舞,希望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据报道,有个人参观谷歌总部后说,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家“满是传教士的公司”。还有一个人说,“谷歌是一个披着公司外衣的宗教”。要是他们成功改变了世界,世界会是什么样?没人知道——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动手、亲力亲为,是美国社会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建国更久、等级制度更森严的欧洲国家的地方。这个特点并非仅仅涉及契约佣工和工匠阶层。
P8-9
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 诺曼·斯通
霍博兄弟邀请我为本书中文版作序,我觉得非常荣幸。这本书,我读得很愉快,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笔者揭示了美国是如何凭借英国殖民者在17世纪早期带到北美沿海的管理文化崛起为政治经济强国的。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大移民是组织工作方面的杰作,现在仍然具有很多启迪意义。详细计划在大移民决定做出之前就做好了;资金非常充裕;最初殖民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
笔者还描述了这种管理文化是如何经过数世纪的演化于上世纪中叶在美国达到顶峰的。这个顶峰时期,在美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成熟的大型制造公司,即笔者所说的“引领成长繁荣的龙头”,包括通用汽车、AT&T、宝洁和IBM等。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1945—1962),这种管理文化成功植入了日本。在盟军驻东京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影响下,罗斯福新政也在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记。
这个时候,霍博兄弟把叙述一分为二。在日本,这个管理文化根据当地需要加以调整后,带来了经济奇迹(在亚洲四小龙发生了类似事情);对比之下,在美国,企业家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背离了这种伟大的管理文化,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笔者认为,亚洲的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退,关键就在于这种管理文化。
本书原创性最强的一部分,说的是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盟军指挥部民用通信部门的工作;这一部分主要是根据肯尼斯·霍博的原创研究写的。正如笔者解释的那样,1945年,日本的电话、电报和广播系统因为盟军的狂轰滥炸和日本的疏于维护而严重损毁了。民用通信部门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重建它们,以便盟军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能与他那分布在2000个岛屿的7000万个臣民沟通。麦克阿瑟将军特别命令:每个日本家庭都应该拥有一台收音机。这在日本之前的战时制度下是禁止的。
负责帮助制造电信设备的日本公司恢复生产的,是被称作“西方三贤土”的霍默·萨若松、弗兰克·波尔金霍恩和查尔斯·普罗兹曼。在笔者看来,他们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占领期间以及占领结束后,他们在日本的工作还得到了其他美国顾问的补充,这些美国顾问包括彼得·德鲁克和爱德华兹·戴明。
说到底,这是一本谈论优秀管理之本质的书。日本杰出工业家井上文左卫门告诉肯尼斯·霍博,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优秀管理仅仅是优秀管理。霍博兄弟用了很多贴切的例子阐述了这句话的含义。他们写出了一本精彩有趣、引人深思、旁征博引的书。我预言,这本书会火很久。
对您的作品,我有极大的兴趣并印象深刻。期待您写更多相关题材的书籍。别忘了让您的出版商寄一张订购单给我。
——彼得·F·德鲁克
这本关于美国管理文化的书籍令人惊叹。
——《哈佛商业评论》
伟大并具独创性。
——卢克·约翰逊,英国著名企业家,《金融时报》创业专栏作家
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无疑是一个亟需领导力的时刻,而霍博兄弟的书是帮助人们重新认清商业世界真正方向的最好提醒。
——查尔斯·汉迪,著名的英国管理学家,“管理哲学之父”
未来我的学生们都将被要求阅读此书。这是对我们西方管理和技术文化的一部真诚且无所畏惧的评论。
——彼得·卡瓦莱克教授,曼彻斯特商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