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等29位受访人均是当年参与“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工作的科研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叙述，真实再现了青蒿素研发的艰辛历程。

《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既有全景扫描，又有类似“情景再现”的深度刻画，还有事后的反思和分析，选配的大量文献资料和珍贵原照，与口述文字相得益彰。

在“523”任务及青蒿素研发历程中，由于各研究单位之间、研究单位与科研人员以及研究单位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导致了后期在科研成果的分享中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本书以口述史反映真实历史，对于当年遗留下来的各种争议并不回避，尊重各方发出声音的权利。

这一群体访谈录的出版，有助于人们了解屠呦呦及青蒿素研发的历程，感受到当年“523”任务的庞大和诸多成果的来之不易，从而了解中国科学一段珍贵的历史。

越南战争期间疟疾问题困扰越南军民，也影响到临近我国的部分地区以及抗美援越的人员。在越南方面的请求下，中国政府决定组织力量研制新的抗疟药物。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这项工作，时称“523”任务。在“523”任务中，全国大协作，多单位、数百人参与，从传统医药里寻找抗疟药物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1969年，屠呦呦作为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小组负责人，参加了从传统中药里寻找抗疟药物的研究工作，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后终于首先获得了具有100%鼠疟抑制率的青蒿粗提物。其后，北京、山东、云南、上海、广东、广西、四川以及军队系统的医学科研人员都参与了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的研究工作，并终于从传统中草药里找到了对抗药性疟疾有效的新药物。

《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作者对组织和参与“523”任务的多位当事人进行了深入的访谈，获取了大量的口述资料，以及丰富的原始文字资料和相关文献。作者在这些口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原始文字资料和相关文献，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523”任务和青蒿素研究的历史。

我国医药学家屠呦呦因在青蒿素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中国本土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国际科学界的赞誉，而且也彰显了中国科学界对人类健康福祉的贡献。

序言

引言

第1章 战争与疾病

第一个卫生防化团/瞿逢伊口述

 千里送药/田辛、宁殿玺口述

第2章 “523”任务

 “523”会议筹划与开展/吴滋霖口述

 边疆战疟与“523”任务/傅良书口述

 “523”任务的管理工作/张剑方口述

 “523”工作的经验、教训和意义/陈海峰口述

第3章 “523”任务各研究小组的工作

 从化学合成药专业组看“523”任务/施凛荣口述

 针灸治疟转向闹型治疟救治/里过桥口述

 制药厂参与抗虐药的研发/孙观和口述

 防疟3号片的研发与“523”任务/瞿逢伊口述

 寄生虫病研究所参加“523”任务/陈昌、郑贤有夫妇口述

第4章 青蒿素的发现

 青蒿抗虐作用的再发现过程/余亚纲、顾国明口述

 青蒿素的发现/屠呦呦口述

 北京中药所开展的青蒿素药理工作/叶祖光口述

 黄蒿素的发现——云南药理所的工作/黄衡、罗泽渊夫妇口述

 黄花蒿素的发现——山东省的工作/田樱口述

第5章 青蒿素的结构测定、临床及其他工作

 青蒿素的结构测定工作/吴照话、吴毓林口述

 北京中药所做的青蒿素的结构测定及其他工作/倪慕云口述

 我所了解的青蒿素的研发相关情况/李泽琳口述

 黄蒿素首次对恶性虐的有效治疗

 云南药物所的首次临床验证访谈/陆伟东口述

 明确黄蒿素对恶性疟的良好效果/李国桥口述

 青蒿素含量的测定/曾美怡口述

第6章 部分青蒿素衍生物及其复方研发工作

 青蒿素到蒿甲醚/李英口述

 青松琥脂的研发/刘旭口述

 复方蒿甲醚的研发/宁殿玺口述

第7章 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及其国际化

 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张逵口述

 艰难的合作之路/李泽琳口述

 复方蒿甲醚走出国门/焦岫卿口述

附录

 “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第一个卫生防化团／瞿逢伊口述

采访时间：2010年8月3日

采访地点：上海市中原路瞿逢伊家中①

黎：瞿教授您好，请问您第一次去越南是什么时候?

瞿：我于1965年参加我国卫生防化工作团，该团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总参谋部联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起组织的。

当时根据中方与越南总理范文同之间的约定，由中国组织部队医务人员赴越南战地工作一年。赴越卫生防化团的准备工作、过程等情况都比较复杂，团长刘景尧，原第三军医大学的训练部长。他是华东渡江战役一级战斗英雄，军事博物馆有他的照片。我们一起于1965年8月11日到河内，之后熟悉情况大概有一个月。一边听介绍战地情况的报告，一边练习夜间负重行军、打枪、用匕首之类的，有不少体力不行的人就回国了。当时刘景尧因为有胃病，便换了二军医大的王常文接替，他是我们学校卫勤教研室的教员。

黎：当时还有哪些人一起去?

瞿：我们当时一共去了13个人，其中第二军医大学3人，有一个是传染科的医生周明行，第四军医大学2人。赴越南后，卫生防化工作团除中方团员13人外，越方选派对口专业人员13人(实到11人)陪同工作。我们于1965年10月14日晚从越南和平省出发，最初3天坐卡车在森林便道缓慢行进，达到边境又休息了2天。10月29日清晨进入山区小道(即胡志明小道)，武装负重步行，经老挝(沙湾拿吉省、沙拉湾省、阿速坡省)，11月23日进人越南昆嵩省西原战场①司令部，1966年4月1日中越双方人员全部沿原路北返，5月8日清晨抵达河内。

我们亲历战地，耳闻目睹，前线指战员不仅行军作战非常艰苦，还深受伤病缺医少药的困扰。在战地常见病中，疟疾占首位，不仅发病率高，死亡率也高。据报告，广南、岘港等平原地区部队每天疟疾发病率为2．8％，在昆嵩等山区为12．28％，发病人员均需休息。医院中疟疾占病员总数的81％。疟疾病例中恶性疟发作甚多，其死亡率达60％～70％。在前线行军作战过程中，疟疾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防治疟疾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接受“523”任务是因为我在越南有实际体验。回来的路上我也曾感染疟疾，有几次是担架抬着行军的，回到河内我的体重降了10公斤(千克)。

我们是第一批到越南南方去的。我们到南方去都是秘密的，越方派了一些警卫战士保护我们，路上由交通员带领我们走。一个交通员带我们走一段，然后交给另一位交通员，每一位交通员只对自己负责的一段路程熟悉。到了一个地方想坐下来吃饭，可能马上就有飞机来轰炸。我们差不多有半年在森林里面睡吊床，越南的警卫战士不能随我们进交通站休息，他们是很辛苦的。我们回来之后就做了一些研究工作，有卫生勤务方面的，有防化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是防治疟疾问题。在这次任务中，我带回很多标本，后来都放在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标本室。当时我的业务报告都在军科院做过，做完之后都交给他们了，调查报告我们都没有对外发表。但是我自己有些笔记等材料由总后卫生部保密室寄给我留存。

我们回来之后把标本、文字材料都留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把东西交了之后立即回到上海，当时昆虫的标本以及文字总结就是我做的。我们是1965年8月到达河内的，1966年大概也是8月份回来的，整整一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材料解密之后，有些人需要研究其中的一些标本，还因不知道那些标本的来源写信来问我，后来有些虻类材料被研究发表。p2-4

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经过宗教改革、世界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和近代文明。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其影响至20世纪最为显著。

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登台，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发生在20世纪。自1895年严复喊出“西学格致救亡”，至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科教兴国”的国策，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百年中国的科学，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是格于专业背景方面的条件，治通史的学者较少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专习20世纪科学史者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气候。无论精治通史的大家学者，或是研习专史的散兵游勇，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难题——史料的缺乏。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根据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料和实物遗存这四个方面。

20世纪对于我们，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大都已是高龄。以80岁左右的老人为例，他们在少年时代亲历抗日战争，大学毕业于共和国诞生之初，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时期(1956—1966)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奉献青春、燃烧激情的岁月。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类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争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的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

湖南教育出版社欲以承担挖掘和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为己任，于2006年启动了《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工作计划，在学界前辈和同道的支持下，成立了丛书编委会，于科学史界和科学记者群中招兵买马，认真探索采访整理工作规范和成书体例。通过多方精诚合作，在近两年中已出版图书20种，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认可。

近年兴起的口述史(Oral History)热潮，强调采访者的责任，强调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强调留下“有声音的历史”。不过，口述史内容的“核心”是“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把记忆于头脑中的信息提取出来，方法上有口述与笔述之差别，但就获取的内容而言，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本丛书当前在积极组织从事口述史采访队伍的同时，也积极动员资深科学家撰写回忆文本，作为“笔述系列”纳入到本丛书中来。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事业，除科学研究之外，还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组织、科学管理、科学出版、科学普及等各个领域，与此相关的人物和专题皆可列入选题。

本丛书根据迄今践行的实际情况，在大致统一编辑规范的基础上，将书稿划分为5种体例：

1．口述自传——以第一人称主述，由访问者协助整理。

2．人物访谈录——以问答对话方式成文。

3．自述——由亲历者笔述成文。

4．专题访谈录——以重大事件、成果、学科、机构等为主题，做群体访谈。

5．旧籍整理——选择符合本丛书宗旨的国内外已有文本重新编译出版。

形式服务于内容，还可视实际需要而增加其他体例。

受访者与访问整理者，同为口述史成品的作者。忆述内容应以亲历者的科学生涯和有关活动为主线展开，强调以人带史，以事系史，忆述那些自己亲历亲闻的重要人物、机构和事件，努力挖掘科学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鲜活细节。

书中开辟“背景资料”栏，列入相关文献，尤其注重未经披露的史料，同时还要求受访者提供有历史价值的图片。这些既是为了有助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忆述正文的内容，也是为了使全书尽可能地发挥“富集”史料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每个人都会受到学识、修养、经验、环境的局限，尤其是人生老来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这些会影响到对史实忆述的客观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口述史的重要价值。书籍、报刊、档案、日记、信函、照片，任何一类史料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受访者和访问者，即便是能百分之百做到“实事求是”，也不能保证因此而成就一部完整的信史。按名家唐德刚先生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的说法，口述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史学研究自有其学术规范，不仅要用各种史料相互参证，而且面对每种史料都要经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本丛书捧给大家看的，都是可供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史料，囿限于斯，珍贵亦于斯。

受访者口述中出现的历史争议，如果不能在访谈过程中得以澄清或解决，可由访问者视需要而酌情加以必要的注释和说明。若对某些重要史实有不同的说法，则尽可能存异，不强求统一，并可酌情做必要的说明或考证。因此，读者不必视为定论，可以质疑、辨伪和提出新的史料证据。

本丛书将认真遵循求真原则和史学规范，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搜求各种亲历回忆类史料，推动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

欢迎各界朋友供稿或提供组稿线索，诚望识者的批评指教。谨以此序告白于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

樊洪业

2011年元月于中关村

2008年冬，饶毅教授与张大庆教授谈到青蒿素的历史应当系统地研究研究，并问是否有研究生愿意做。2008年9月刚考上北京大学医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不久的我，年轻无畏，立刻同意参与这项研究，并未想过做这项研究会有什么困难。虽然我毕业于医学专业，但当时对青蒿素的了解仅限于药理学书本中简单的介绍。最初追溯这段历史，是为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后来确定除了做毕业论文以外，又增加了做这段历史的口述访谈，当时恰好樊洪业先生受湖南教育出版社委托，编撰“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张大庆教授建议应该将青蒿素历史研究纳入其中。在我与一位当事人联系后的第一次见面中，大量的青蒿素研发信息塞入我的头脑，各种疑问在我的脑中盘旋。在我刚整理完信息还未完全消化之时，便收到其他当事人发来的邮件，告知这段历史有特殊性、复杂性，要我做好思想准备，探究这段历史的任务是艰巨的。

在2009年5月，我的两位导师与几位“523”办公室的老先生以及中信公司的刘天伟经理在北京大学见面，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座谈，初步确定了获取部分原始资料的可能性以及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帮助，也了解到有很多资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或者已经在多次的领导机构变迁、任务交接中遗失了。后来，在刘天伟经理的帮助下，我得到了许多原“523”办公室领导及“523”任务承担者的联系方式，口述访谈终于渐渐走入正轨。

从2009年开始至今，我在全国各地数个省市奔波，采访了数十位老先生，有些只进行了一次访谈，有些则进行了多次访谈。在几年的访谈与联系中，心中颇有感触。

这些老先生对我的态度有的从最开始的拒绝、劝退或者是稍加提示却不深入，到后面的慢慢能够接受，再进一步能够将内容慢慢深入进而全盘托出，甚至将自己最珍贵的收藏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与这些老先生们几年的接触下来，或大或小的事一次次地感动着我。感动于他们在我打印出来的访谈稿上修改得密密麻麻的红蓝字体；感动于初稿上他们用白纸修改然后重新贴在打印纸边缘的修订的一行行文字补充；感动于他们在国外或是凌晨或是一早还在被窝里想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给我打电话，有问题就与我商量；感动于他们不远万里将自己收藏的资料寄过来给我；感动于他们有时候像个孩子一样带我看他们保存的资料，看他们年轻时做的实验；感动于他们年逾八十还深夜给我发信息告诉我一个重要的信息或是安排；感动于有一位老先生因为需要人照顾搬到女儿家住后，第一个打电话告诉我换了电话号码，怕我找不到他；感动于八十多岁的他们从外地出差回来之后未做休息便向我讲述他们过去的研发故事；感动于他们挑灯夜战只为给我改访谈稿以及论文中的一些历史细节。一切的一切，除了感动，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这段历史尽快地重现，尽快能给老先生们一个交代。一个个熟悉的声音，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省市的方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有着不同经历的老人，他们的身影、轮廓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有的双目失明，有的身患肿瘤或是其他各种慢性疾病，但是他们却还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工作。

过去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参与“523”任务的科研人员还能全身心地投入科研，默默无闻地奉献，实属不易，更是令人感动。每次拿起访谈稿，一个个感人的事迹就显现在我的眼前。李国桥老师等人为了探索疟疾发病规律，观察针灸是否有效以及判断一些研制的新药是否有效，他们自身感染疟原虫，忍受疟疾的寒热病痛进行试验观察；屠呦呦老师等人为了能够用青蒿粗提物以及后来的青蒿素上临床，自告奋勇地进行人体试服以判断药物是否有毒性，还因实验室通风设备不好，实验室几个人因乙醚中毒而引发肝炎等疾病；罗泽渊老师等人因为工作太累、疲劳过度而多次晕倒在实验室，甚至有人因劳累过度而不幸因病去世，实在是十分令人悲痛；当时做驱避剂的科研人员为了试验驱避剂的驱蚊效果，他们都在自己身上涂擦试用，有时候涂在手背上将手伸进蚊笼里观察效果，少则一两小时，多则数小时，有时候手背红肿、过敏、起皮疹等，痒痛不堪，无比难受；有些实验设备只有某些单位才有，“523”任务中因为有需要借用那些单位的仪器时，研究人员总是要在晚上其他单位不用之时才能去加班使用，因此，加班加点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更是家常便饭；还有很多科研人员常年奔波于海南各个现场；等等。相比参与工作的成百上千人，我所能了解到的这些无私奉献的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青蒿素及青蒿素类药物在拯救着数千万疟疾患者性命的同时，背后更是承载着众多中国科学家的付出与努力。每当修订访谈稿时，老前辈们辛苦工作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将他们的这些精神呈现出来并传承下去。

在整个口述访谈期间，张大庆和饶毅两位导师多次座谈，商定采访提纲，有时半夜还发邮件告诉我要增加访谈的具体问题。后期又对口述访谈稿做了大量的修订工作，他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因为有这样一个课题，我能够与这么多让我感动的人接触，是我的福气，也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青蒿素研发历史口述访谈能够顺利进行，我要特别感谢中信公司的刘天伟经理，他为我们提供了多位参与“523”任务的人员的联系方式以及原“523”办公室人员保存在他手中的原始资料汇编，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大量的背景资料；其次，要感谢接受我访谈的原全国“523”办公室的张剑方、施凛荣、吴滋霖等老师，云南“523”办公室的傅良书主任，四川“523”办公室的郭安荣主任、刁正中老师，上海“523”办公室的王焕生主任以及卫生部科技局原局长陈海峰先生；还要感谢的是接受我访谈的各单位的研究人员或当时的管理人员，他们分别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宋书元、周义清、宁殿玺、田辛、顾国明等老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瞿逢伊、管惟滨、朱定球、陈林等老师，中医研究院的张逵、曾美怡、李泽琳、樊菊芬、刘静明、倪慕云、屠呦呦、余亚纲、叶祖光、周钟鸣、张衍箴、岳凤先等老师，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罗泽渊、黄衡、梁钜忠、戚育芳、陆伟东、詹尔益等老师，昆明医学院的王同寅等老师，四川省中药研究所的万尧德、齐尚斌、刘鸿鸣、吴慧章、刘德炳等老师，山东省中药研究所的田樱老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老师，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吴毓林、吴照华等老师，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的张秀平老师，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的陈昌、郑贤育等老师，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李英、张淑改等老师，生物物理所的董贻诚老师，广西桂林制药厂的刘旭老师。由于篇幅及其他原因，有很多接受我们采访的当事人的受访内容无法一一在书中呈现，同时也存在有些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未能采访到的情况，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也同时表示感谢!

除了受访者以外，还要感谢军事医学科学院、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档案室各位老师提供的帮助和湖南教育出版社、中国科协老科学家采集工程项目(2012一F—Z—XH07)、国家社科项目(12BGL114)的支持。樊菊芬老师提供的章国镇先生生前的工作日志，以及朱伟建老师捐赠的其父亲朱海先生生前的工作日志为本书中的一些访谈内容增加了必要的注释和说明。在这几年采访与整理修订口述访谈稿过程中得到家人、同事、同学的支持与帮助等，在此一并感谢!

做这段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方知“523”任务的庞大复杂、青蒿素研发过程中的艰难曲折以及后来在成果分享阶段的诸多争议，这些争议由于种种原因不可避免。虽然每一位亲历者都是尽可能客观地口述，但是由于记忆的偏差或者当时的情况特殊等种种原因，有些内容可能会与事实有所偏差，还请读者以历史之同情给予包容。希望本书在访谈资料与原始资料相互印证与补充之下，“523”任务与青蒿素的研发历程能够显得较为清晰，有不足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黎润红

2014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