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女》是法国小仲马作于1848年的作品，也是小仲马的第一部扬名文坛的力作，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

《茶花女》获得了世界声誉，在亿万读者中流传。这部小说自一八四八年发表后，即获得巨大成功。它从小说到剧本再到歌剧，三者都成就了不朽的艺术价值，这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艺现象。

《茶花女》是法国小仲马作于1848年的作品，也是小仲马的第一部扬名文坛的力作，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

《茶花女》为我们塑造了一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而其中最突出、最令人难忘的自然是女主人公茶花女玛格丽特。她充满热情和希望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而当这种希望破灭之后，又甘愿自我牺牲去成全他人。这一切都使这位为人们所不齿的烟花女子的形象闪烁着一种圣洁的光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为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不朽的艺术形象，而玛格丽特则完全可以跻身其间而毫无愧色。

译者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依我看，只有认真学习了一种语言，才可能讲这种语言，同样，只有多多研究了人，才可能创造出人物。

我还没有到能够编造故事情节的年龄，也就只好如实讲述了。

因此，我诚请读者相信本书故事的真实性，书中的所有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之外，都还在世。

此外，我所收集的有关事实，大多在巴黎都有见证人，他们可以出面证实，假如我的见证还不足以服人的话。再者，多亏了一种特殊的机缘，唯独我能够把这个故事记述下来，因为我是故事最后阶段的唯一知情人，而不了解最后阶段的详情细节，也就不可能写出一个完整的感人故事了。

这些详情细节，我是这样获知的。

那是1847年3月12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大幅黄颜色的广告，是拍卖家具和珍奇古玩的消息，在物主去世之后举办的拍卖会。广告没有提及那位逝者的姓名，仅仅说明拍卖会将于16日中午到下午5时，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还注明，在13日和14日两天，感兴趣者可以去参观那套住房和家具。

我一向喜爱古玩，这次机会我决不错过，即使不买什么，至少也要去开开眼。

次日，我就前往昂坦街九号。

时间还早，不过那套房间已经进人参观了，甚至还有几位女士：她们虽然身穿丝绒衣裙，披着开司米披肩，乘坐的豪华大轿车就在门外等候，可是展现在眼前的豪华陈设，她们看着也不免惊诧，甚至感叹不已。

后来我才领会，她们为何那样感叹和惊诧，因为，我一仔细观瞧，就不难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名高级妓女的闺房。那些贵妇，如果说渴望亲眼看看什么的话，渴望看的也正是这类交际花的宅内闺房，而进人参观的恰恰有上流社会的女士。须知此类交际花，每天乘坐马车兜风，将泥水溅到贵妇的马车上，她们还到歌剧院和意大利人剧院，就坐在贵妇隔壁的包厢里，总之，她们肆无忌惮地在巴黎炫耀妖艳的美貌、炫目的珠宝首饰，以及风骚淫荡的生活。  女主人既已逝去，我得以置身于这套房中，就连最贞洁的女子也可以长驱直入了。死亡净化了这富丽堂皇之所的污浊空气。况且，真需要解释的话，这些最贞洁的女子也情有可原，说她们是来参加拍卖会，并不知道是谁的住宅，说她们看了广告，就想来瞧瞧广告所列的物品，以便事先选定，这种事再普通不过了。当然，她们在所有这些奇珍异宝之间，也无妨探寻这名交际花的生活痕迹。而此前，她们无疑听人讲过她那无比奇妙的身世。

只可惜，隐私也随女神一同逝去，那些贵妇无论怎样搜索，也仅仅看到逝者身后要拍卖的物品，丝毫也没有发现女房客生前出卖了什么。

不少东西自然值得一买。室内家具和陈设十分精美，有布尔制作的巴西香木家具、塞夫尔的和中国的瓷瓶、萨克森的小雕像，还有各种绸缎、丝绒和花边的衣物，可以说应有尽有。

我跟随先到的那些好奇的贵妇，在这套住宅里转悠。她们走进一间挂着帷幔的屋子，我刚要跟进去，却见她们笑着退出来，就好像为满足这种新的好奇心而感到羞愧，这反倒更加激发了我进屋瞧瞧的欲望。这是一间梳妆室，还原样摆满极为精美的化妆用品，充分显示这女子生前何等穷奢极欲。

靠墙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上，欧科克和奥迪奥的珠宝制品闪闪发亮。真是一整套精美的收藏品，数以千计，都是这套居所的女主人不可或缺的，无一不是金银制品。然而，这么多收藏，只能是逐渐聚敛，绝非是一场艳情之功。

我看一名妓女的梳妆室，并不感到愤慨，而是饶有兴味地观赏，不管什么都看个仔细，发现所有这些精雕细琢的物品上，均有各自不同的徽记和姓氏的缩写字母。

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向我显示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卖身，我边看边想道：上帝对她还算相当仁慈，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惩罚，而让她在年轻貌美和奢华生活中香消玉殒，须知年老色衰，是交际花的第一次死亡。

事实上，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晚景，尤其一个放荡女人的晚景，更为惨不忍睹的呢?这种晚景，尊严丧失殆尽，也丝毫引不起别人的关切。她们遗恨终生，但并不是痛悔走错了人生之路，而是悔不该毫无算计、挥霍了手中的金钱，这是让人最不忍卒听的事情。我就认识一个昔日的妓女：过去的风流不再，只留下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女儿差不多跟母亲年轻时同样漂亮。母亲将这可怜的孩子养大，如果不是为了命令她养老，就绝不会对她说：“你是我的女儿。”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路易丝，她顺从母意委身于人，并不出于自己的意愿，也毫无激情，毫无乐趣可言，就好像大人要她学会一种职业，她便干了那一行似的。

这个姑娘自小就目睹放荡的生活，始终处于病态的境况中，又过早地堕入这种生活，她身上的善恶意识也就泯灭了，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发展上帝也许给了她的善恶辨别力。

这个姑娘几乎每天在同一时刻，都到大街上游荡，那情景我终生难忘。当然也总由她母亲陪伴，那么勤谨，恰似一个亲生母亲陪伴自己的亲生女儿。当时我还很年轻，也准备接受我那时代轻薄的道德观念。然而我还记得，目睹在监护下的这种卖娼行为，我也不免心生鄙夷和憎恶。

此外，那种清白无辜的情态、那种忧郁痛苦的表情，在处女的脸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简直就是一副“听天由命”的形象。P1-4

书应需而至，是我的一大快事。这次应约翻译《茶花女》，法国友人斯坦麦茨教授得知，就赠给我一种好版本。所谓好版本，就是由名家安德烈·莫洛亚作序，正文后又有注释，还附录了有关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资料。无独有偶，译完小说要写“译者序”时，我又在书橱里发现一本应需之书，波罗·德尔贝什著的《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沈大力与董纯合译)。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写序的方向。

最初想写的序题为《多余的茶花女》，是因为看了一篇批评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的文章。不料文章刚看过，就有出版社约译《茶花女》，全然不顾已有多种译本的存在。

对我而言，约稿却之不当，受之又有“多余”之嫌，因此就要趁写序之机，找几条辩白的理由。现在想来未免多余了，还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让市场去淘汰多余的吧。多种译本并存不算最坏的状况，可以比较优劣，不断提高译文质量，至少还可以满足读者的不同口味。假使某家出版社买了一部外国名著的版权，推出的却是一种拙劣的版本，那情况就更尴尬了：谁想重译都不成，最终倒霉的是读者和作者。

小仲马就不会碰到这种尴尬事了，他的作品已列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谁翻译都不受限制。如果小仲马在天或地下之灵有知，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争相被翻译，一定会窃笑和得意非凡：广泛流传是一些作家成功的不可替代的标志。我说小仲马窃笑和得意，因为他在本国还从未受此礼遇，赢得一致的赞赏。

说来也怪，在世界上，《茶花女》是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而在法国还称不上经典杰作，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在课堂之外，《茶花女》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绎过茶花女。可见，从名气上讲，“茶花女》不亚于任何经典名著。  就是在法国文学界，也无人不承认《茶花女》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1848年，小说《茶花女》一发表，就成为热卖的畅销书。改编成戏剧4年后得以公演，又一炮打响。小仲马春风得意，成为文坛的宠儿。此后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有些还轰动一时，总之，到了1870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名声。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在许多人眼里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1875年，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可谓功德圆满，成为40位“不朽者”之一。

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其中不乏乔治·桑、托尔斯泰、莫泊桑等名家，但时至今日，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最新的批评之作，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写于1981年，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披露《茶花女》神话的底细。书中第5页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纯真爱情”辩白，对父亲说：“我希望一举两得，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既然也赎了罪，洗涤自身的污秽，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一种对《茶花女》的最轻蔑的评价，即说这是一部“玫瑰露”小说。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且不说纨绔子弟、风流雅士趋之若鹜，大仲马也与之有染；单讲小仲马，1844年20岁上，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很快成为她的“心上情人”。可是一年之后，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小仲马给玛丽写了《绝交书》。

小仲马想跻身文坛，试笔不成，早就打名妓玛丽的主意，开始搜集写作的素材。就在玛丽去世不久，他就把她献上祭坛，写成了小说《茶花女》，又改编成剧本，成功首演被称为19世纪法国最重大的戏剧盛事。

然而，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也只是绿叶，陪衬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茶花女》始终是他唯一的成功的基点和顶点，也一直是对他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

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都旨在逃出《茶花女》这个魔圈，逃出这块骷髅地，另建他的文学王国；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

于是，他开创了“命题戏剧”，主张“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连题目都已命定：《半上流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放荡的父亲》(1859)、《妇女之友》(1864)……

于是，无论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还是变成资产者显贵们的共和国，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

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原罪”：“读者朋友，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写了所有这些剧本，唯独第一种例外，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主要是图钱，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

他所说的“例外”，当然是指《茶花女》，令人深思的是，围绕着给他带来最大名利的这部作品，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

想当初，小仲马写《茶花女》时，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极具新闻看点，即使原本原样写出来，就可以成为畅销读物了，更何况是美化(艺术加工)了呢?

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玫瑰露”小说了。他深感“同时拯救爱情和伦理”的必要，以免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因此，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成“纯真爱情”，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

应当指出，小仲马的高明之处，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这种美化的。他采用忏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模仿普莱伏神甫的《玛侬·列斯戈》，也是受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的启发。但是，一般意义的忏悔，总是悔痛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小仲马痛悔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这是最大的区别，也是他成功的创新。

在小仲马的笔下，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纯真爱情”，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故事自始至终，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更令人叫绝的是，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获得合法的名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酿成悲剧。

F.萨尔塞1884年谈到《茶花女》时，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他将这个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他却没有意识到引入生活细节的同时，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进行了一场变革……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最真实、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正是这种“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但小仲马却认为这是要赎的“罪”，要洗涤的“污秽”。他认定《茶花女》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的确，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再加上忏悔的调解，就既能满足那些有产者的欲望，又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了。

然而，小仲马混淆了，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茶花女》之后40年的文学创作，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茶花女》。

40年社会成功的掌声和喝彩一旦安静下来，他的众多作品摆到《茶花女》旁边，就显得那么苍白。

白白忏悔了40年。

小仲马仿佛要夺回那40年，就在1895年亡妻之后，他又娶了比他年少40岁的亨利埃特·雷尼埃。

新婚半年之后，他便去世了。

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家庭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乐公墓，离茶花女玛丽·杜普莱西的香冢仅有百米。

这也是小仲马的最后忏悔。

李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