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只等闲的海峡
今天，往来于英法之间，可选择乘飞机，或者乘车经由海底隧道穿越海峡。今天的旅行者可能想知道，在只有地面与水面运输的年代，他们是如何行事的。的确，“他们”似乎有充裕的旅行时间。对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而言，乘火车去海峡岸边，再乘渡轮过海，只是等闲之事。如同今天一样，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年代，火车和渡轮都有时刻表，也有费用合适的路线(依时间和距离而定的)可供选择。
承蒙法国国家铁路运营公司档案保管员帮助，我们能够查阅到奥斯卡·王尔德当年来往于英法所乘车船的那种时刻表。我们立刻就看出，为什么当年的中学生、从业不久的年轻人及年轻的新婚夫妇可能经由纽黑文和狄普去法国(从维多利亚或伦敦桥站离开伦敦在圣拉萨尔站抵达巴黎)。在1880年，这条路线的单程票价，头等舱为41．25法郎，二等舱为30法郎。但是，这趟旅行要花上14个多小时，且几近一半的时间要在渡轮上度过。
经由多佛和加莱的快捷服务新路线，其价格可能如同我们今天的“特快”，将伦敦与巴黎拉得相当近，自北向南仅9小时55分钟，而自南向北只要9小时30分钟，且只有1小时45分钟待在海上。这一服务的豪华路线，其头等舱单程需75法郎，二等舱需56．25法郎。还有更快捷的路线，旅行时间降至9小时15分钟，经由福克斯顿和布洛涅，过海峡用不了2小时，而票价也略低：单程分别为70法郎和52．50法郎。须知，还可乘降价的夜航(夜间服务)渡海，其路线有多佛尔——加莱和福克斯顿——布洛涅。
因此，在追寻王尔德的足迹时，对于王尔德对自己到法国的路线和交通工具所说(所写)甚少，我们就不应感到奇怪了。这些情况是太显而易见了，而由欧洲大陆返回的情况亦然。他在巴黎的举止作为才是重要的。例如，1875年，在他由其母陪同首访巴黎之后才一年，他又回到欧洲大陆，去游览意大利并参观其艺术瑰宝，同行的有都柏林三一学院他的一位教授和一位年轻的爱尔兰同班同学；这次游览止于巴黎，他期待其母寄来5英镑，以凑钱作渡过海峡的费用。两年之后，他渡过海峡，巴黎是游览意大利、希腊的第一步。1880年，一位有闲阶级的年轻绅士带他去卢瓦尔河流域及其葡萄园游览，那是他作为大学生(至少表面上看来)的最后一次旅行，尔后，他去巴黎是为寻找某种乐趣。
现在，他认真工作了。他立刻从几个方面着手，自报家门为笔译人员，寻求加人协会，向报界投寄简短的评论文章，写诗并投稿发表。到1880年，他已完成一个描写虚无主义者的剧本，其背景为沙俄时代。该剧从未在伦敦上演过。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成名了。如果不说是一位名家，也堪称一位名人；他的唯美主义者漫画像也见诸报刊，算不上“一位”唯美主义者，也说得上是“某个”唯美主义者了。他的个性是他最重要的介绍信。有人引述他对海关官员的话，来证明这一点。那是1882年元月2日，他开始作长达一年横贯美国的巡回讲演，船入纽约港，行李报关时他对海关官员说：“除了我的天才之外，我别无他物要申报。”
在艰苦奋斗一年的旅行讲演之后，王尔德企图向美国听众灌输他的唯美主义艺术理论，以及诸如设计、装修之类较务实的事情，偶尔还干得蛮成功。在圣诞节后返回英国时，他的口袋已经被钞票撑得鼓鼓的。不过，1883年元月，在重新收拾行装前往法国纪念他首访巴黎之前，他几乎没有时间来打开行李。
当然，巴黎要去看，也看过了。然而，在这趟三个月的逗留期间，王尔德给自己派定了写作工作，一如他在延长的国外旅行期间所做的那样。他的第一部戏剧《薇拉》，其副标题为“虚无主义者”，因其政治主题和沙俄背景注定会失败(在纽约只上演了一周，在伦敦根本就没上演)。而进行中的一个剧本，试探性地取名为《帕杜亚公爵夫人》，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该剧终于登台上演(其新剧名为《贵多·佛兰提》)，也只是在纽约短暂上演，根本无法企及伦敦舞台。显然，奥斯卡·王尔德正在走向别的什么东西(这个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喜剧)。
多亏在美国的巡回讲演，他现在有钱了。在巴黎，他下榻的是《贝德克旅行指南》上最高级的大陆酒店(位于卡斯提莱恩街)。没过多久，他的旅行预算似乎要求节俭，于是，他渡过塞纳河到伏尔泰码头旁的伏尔泰旅馆开房间人住，另一本旅行指南《巴黎钻石》，形容伏尔泰旅馆是“读书人”的至爱。
几天之前，在一帮朋友宴请王尔德的饭局上，王尔德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居住在巴黎的英国小伙子罗伯特·夏拉德，在谈到卢浮宫艺术宝库的话题时，夏拉德敢于承认，他从未去过那个博物馆——“每当有人提到那个名字时，我总是想到卢浮宫是间大仓库，我在那里能买到巴黎最便宜的领带。”给夏拉德的心直口快逗乐了，第二天，王尔德邀请他吃饭。当夏拉德现身于伏尔泰旅馆三楼王尔德的套间时，他说，“这可是近日见到的巴黎最有魅力的景致之一。”——他赞美河对岸塞纳河环绕的卢浮宫的一片景色，情不自禁地评说这一地点的美景。
“唉，”王尔德回应道，“那完全是非物质的东西，除非是客栈老板，他当然会把风景打人账单。上流人士是决不会从窗户里往外看的。”
他的这一说法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宣言，奥斯卡·王尔德就喜欢向友人、对手脱口而出地发这种议论。这一类评说被人记住，且记录下来了，有几本小书里就满是这类言论。王尔德本人也在其故事和喜剧里使用这些隽言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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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巴黎的头几天，我得以认识了一个单身奇女子娜塔莉·克里夫特·巴尔尼。她是一位美国铁路巨子的女儿，在20世纪初就离开家人定居巴黎。她住在雅各布街一栋庭院遮掩的小房子里，房子还加接了一个私家花园，花园里有一个得古希腊人灵感的更为秘密的“友谊神殿”。巴尔尼小姐的生活方式真够奇特的：她有一个女人圈子不离左右，这些女人都是爱其他女人的人，其中多数是作家、艺术家；这个圈子的一个男性成员雷米·德·戈蒙特高呼娜塔莉·巴尔尼为“作家中的女勇士”。
有一天，巴尔尼小姐递给我一本小书，是她以《奥斯卡莉娅》为书名出版的。该书实为一本巴尔尼小姐和一些朋友撰写的文选集，为纪念多罗茜·叶尔内·王尔德——奥斯卡·王尔德的侄女(她是王尔德的兄弟威利的女儿)。“奥斯卡莉娅”(实际上都被朋友们称作“多丽”)，其外貌和行为堪称其伯父的翻版。用巴尔尼的话来说，多丽是为爱情而生的，是“半阴阳合体半女神”式的人。“不说比较成年人的臂部和成熟女人的肩膀，她的手臂就有一种懒洋洋的魅力，往手腕方向渐渐细下去，显得如此妙不可言，以至于这个奇人的其他部位都显得不那样富有表情。”她在法国的经历，起初是当救护车志愿者司机；后来，她和娜塔莉·巴尔尼彼此有了感觉。“对做爱，多丽没有一点清教徒的非难。”娜塔莉回忆道；她发现了“很多未被看重的”性经验。
这个问题就是，做爱后会有一种“感觉迟钝的时刻，”而多丽不得不填补这段乏味时间；她靠“在人造天堂(亦即毒品)危险的纵欲”来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她拿性命去享用人工天堂的赠品，遂以毁灭生命而了结。(“人人都毁灭他所爱的东西。”娜塔莉·巴尔尼引用《里丁监狱歌谣》的最后一节的诗句。)多丽于二战之初返回英国，因患不治之症而死在那里。
令人觉得可乐的是，巴尔尼圈子里如此多的女人都看出了“奥斯卡莉娅”与奥斯卡的相似性——尽管在这些女人中的任何一个认识王尔德的侄女之前，奥斯卡·王尔德早已去世且被埋葬了20多年。而且，不仅仅是女人作了这种确认。娜塔莉·巴尔尼回想起了，当小说家H．G．威尔斯来巴黎出席一个大会时，他被介绍给多丽·王尔德，竞朗声感叹道：“终于见到了女王尔德，多么令人激动啊！”
简内特·弗兰内是巴尔尼圈子里的一个美籍成员，多年担任《纽约时报杂志》驻巴黎通讯记者。发现多丽．王尔德如何真正认识他那著名而凄惨的叔叔，实在令简内特·弗兰内惊讶不已。关于1922年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爱泼斯坦墓碑作品所发生的事，正是简内特·弗兰内告诉多丽的(恰好是撤除无花果叶片事件之后10年)。来自公墓附近的一些公立中学、大学预科的学生半夜翻过公墓围墙被抓住了，他们是来切除塑像上的生殖器的(显然是在无花果叶片撤除之后的事)。这一事件被法国报刊广为报道，事后一些时间简内特·弗兰内去参观这个地点时，发现已有保安在旁看守了。多丽·王尔德对这个故事心醉神迷，对其神秘性尤其欣赏——因为这种行为没有合于情理的解释。
弗兰内小姐描述的多丽，“影影绰绰”像奥斯卡·王尔德——“除了她长得俊秀”。这本文选的另一位投稿人指出：“身体上她相当像她的叔叔王尔德，同样的椭圆形脸庞……同样的一头黑发，同样长长的柔若无骨的一双白嫩的手。”社交界名流贝汀娜·伯杰瑞是娜塔莉·巴尔尼的朋友，却不是后者圈子里的一员。她说到多丽：“她的脸活脱脱就是奥布雷·比亚兹莱(译注：1872～1898。英国天才画家，曾为《莎乐美》作插图)所画的奥斯卡·王尔德素描像。”
王尔德在巴黎
对于奥斯卡·王尔德1874年7月首访巴黎的详情细节，并无搜寻的必要。这就像是每个家世良好的即将步入弱冠之年的青年人的长期冒险旅行的开始，时值为上大学而离别家庭的前夜，挚爱子女的母亲对其引领陪伴、呵护有加。碰巧，奥斯卡是个都柏林男孩，所上大学也要是声名卓著的，那就应该是英国牛津大学，这年秋天，由于同样声名卓著的奖学金制度，他将进入牛津。
奥斯卡的母亲身高几近6英尺，仪容堂堂，且总是穿着惹眼；她是个语言奇才，也是一位爱尔兰独立运动者。受洗名字为简，但她却称自己为埃斯佩兰扎(西班牙语的“希望”之意，尽管其家族有意大利祖先)。她的丈夫，即奥斯卡的父亲，是个身手不凡的医生，一位耳外科的先驱，在当年可是个著名人物。奥斯卡10岁那年，这位医生被授以爵位，于是，这男孩的父母就成了威廉姆爵士和简·王尔德夫人。但是，威廉姆爵士也是个有名的偷香窃玉者，至少从前是个声名狼藉的勾引者，当年一位年轻的女患者就指控他对她催眠，以便对她恣意妄为……
就自己的特点而言，奥斯卡·王尔德已经是个独特的人了：人长得过于高大，身高达6英尺，形貌举止显得笨拙。“他的头发太长，有时候理成中分式，有时候又梳成了一边倒式。”一位同时代人回忆起这位新来的大学生，“他的脸如‘月亮般’苍白，双目抑郁，两片嘴唇厚厚的；他老是傻笑的模样，发出的总是有强迫力的笑声。他走起路来左右摇摆，吃饭时耷拉出舌头。我从没见他奔跑过……”这是一个不大有同情心的朋友所描述的形象。但是，别人的坦率对一个传记作家而言，却是可资采用的素材。
事实上，这个带点痴呆状的人打算从基础稳固的文学教育中获益。在牛津大学的岁月里，奥斯卡自会受到19世纪英国文学艺术大家的一些见解和箴言的影响——其中，约翰·鲁斯金是要提及的一位，沃尔特·佩特则为另一位。就特长而言，奥斯卡·王尔德会发展成一个才气焕发的雄辩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成了他的职业。他本人把唯美主义演绎到了极致。当年读大学时，为保持自己房间里的鲜花不败，他搞来了几个雅致的花瓶，他对此的评说即刻为他在牛津博得了善辩的名声。他说：“我发现，每天都遵照我的蓝色瓷器的格调生活是难而又难了。”(译注：牛津大学运动选手的帽子、围巾等均为深蓝色)这就是他的评说方式：言语有余味，令人记得住。
《王尔德在巴黎》讲述奥斯卡·王尔德自1874年首访巴黎，直至1900年去世短暂而丰富的一生。这位大作家多次造访巴黎，留恋于一个个咖啡馆，与一个个大师促膝（马拉美、皮埃尔·路易斯、纪德、保罗·瓦雷里等）。他也喜欢去贫民区，与艺术家、诗人和失足者交朋友。
王尔德懂法语，甚至用法语创作了一个剧本《莎乐美》，但遭到英国当局的禁演，他深感愤怒，扬言要移居法国，申请法国国籍。后来，当他出狱的时候，他身无分文，遭到诋毁，他仍想着要去法国寻求避难所。晚年，他生活在贫穷与孤独之中，痛苦地死去。王尔德蔑视权威，挑战习俗，曾卷入一场不体面的官司当中，被告“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但他把“全部的才能都倾注于作品，全部的才气都融贯于生命”。
《王尔德在巴黎》由赫伯特·洛特曼所著。
作者赫伯特·洛特曼是美国著名传记作家，长期居住在巴黎，擅长写法国知识分子，曾任美国《图书周刊》法国记者。他的许多著作如《加缪》《左岸》《贝当》《福楼拜》《柯莱特》《曼·雷》部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王尔德在巴黎》讲述奥斯卡·王尔德自1874年首访巴黎，直至1900年去世短暂而丰富的一生。这位大作家多次造访巴黎，留恋于一个个咖啡馆，与一个个大师促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