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境界》
池莉
人生有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可以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语言来说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人生有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可以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语言来说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之初纯洁无瑕，初识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
随着年龄渐长，经历的世事渐多，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这个世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经常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进入这个阶段，人是激愤的，不平的，忧虑的，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意再轻易地相信什么。人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看水也叹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一个人倘若停留在人生的这一阶段，那就苦了这条性命了。人就会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停地攀登，争强好胜。机关算尽，永无休止和满足的一天。因为这个世界原来就是一个圆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循环往复，绿水长流。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哪里能够与永恒和无限计较呢？
许多人到了人生的第二重境界就到了人生的终点。追求一生，劳碌一生，心高气傲一生，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抱恨终生。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终于把自己提升到了第三重人生境界。茅塞顿开，回归自然。人这个时候便会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与旁人有任何计较。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这个时候的人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正是：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世本是世，无须精心去处世，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世了。
《自己的位置》
赵培光
如果我人生的位置，能像早年看电影，一进入影院，便有一只手电筒等在那里，我就不致于这般辛苦了。
从前，去影院里看电影，进门的第一件事是找座位。座位找好了，倘若时间还早，便不急着坐下，而是四处走走，当然要上趟厕所或瞅一眼海报什么的。待二遍铃声响过之后，才从从容容地朝自己的座位走去，万无一失。偶尔进门晚了，也不慌张，有拿着手电的人笑模笑样地立在那儿呢，上前问一句，自会引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越黑暗，之后以一柱灯光指明与我票号相符的座号。
影院里的位置，是我花钱买来的，暂时归我享用，谁也侵占不了。
我不太喜欢看露天电影，怕是与我自己的位置得不到保障有关。记忆里，天色未晚，几个伙伴已在幕布前占据了最佳位置。天擦黑了，四面八方的人也都一阵阵涌来，黑压压地竞如潮水，而我不过是那水中小小的一滴，尽管百般挣扎，终归裹挟到角落中。再看自己——败了的伤兵一样，帽子歪了，鞋带开了，皮肉隐隐地疼，还剩多少看电影的心情呢？
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花钱看电影。不过，现在的影院里已很少对号入座了。有些时候，我走进观众稀稀落落的放映厅，习惯性地按号索座，那先到的人在起身让座之际，免不了赠我一脸狐疑。我被搞得很尴尬，那情形有如我撑伞走在雨中，走呵走呵，忽然路人问我，雨停半天了你怎么还撑着伞……
其实，在逝去的三十几年里，我一直是这么着过来的。
我好像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开始在生活中为自己找位置。申明一句，我所说的位置，不是角色。于我个人而言，我只能够有一个位置；于社会而言，我可以有无数个角色。更具体地说，在父亲面前，我是孩子；在孩子面前，我是父亲。在弟弟面前，我是哥哥；在哥哥面前，我是弟弟。在老师面前，我是学生；在学生面前，我是老师。在编辑面前，我是作者；在作者面前，我是编辑。亦即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我的角色也随时随地更换。这是角色问题。进一步追究，我在我自己面前，我是谁呢？我在哪一个位置上呢？
一想到这个位置，我则茫然。
我曾经勤勉地练琴，琴不离手，曲不离口，我找到了琴师的位置了么？
我曾经拼命地劳作，背对蓝天，面向黄土，我找到了知青的位置了么？
我曾经痴迷地写诗，春夏秋冬，日里夜里，我找到了诗人的位置了么？
那一个下午，我独自倚在办公楼的铁框子窗边，遥望高空的静静的云，静静地游来游去，可惜我不是那云。和这种情形差不多的一个下午，阔别多年的老友突然来看我，说我除了发胖些外，我的办公室甚至我办公时的神态都没有改变。一下子，我内心晦暗起来。哦，坐在一把椅子上久了，便“坐”出了一种简单的人生。
这就是我的位置？肯定不是。因为我知道，我一直在寻找。深邃的伍尔夫渴望“一间自己的屋子”，用来进行她女性的平静而客观的思考。我虽凡庸，也想要一个自己的位置，以便安顿我男性的醉醉醒醒的灵魂。那么，如果我人生的位置，能像早年看电影，一进入影院，便有一只手电筒等在那里，我就不致于这般辛苦了。
叩问岁月，可留了一个位置给我？
《哲学和文学的意义》
王晓莉
凉台上面的晴空，离我既遥远又无距离，风筝飘飞过来，不怕它会割断那根纤细的丝。
面对哲学我做不到心平气和，所以没有更多的思想准备。但是，我常常感觉到自己的思维触碰了哲学。冥冥之中，一个庞大的灵魂在这个天高气爽的南国的初冬萦绕着我。我哪里也不想去，一连几天，我在书房里，除了水箱里鱼儿撩动的水轮翻起的哗哗声，就是我掀动作者文稿和书本纸页的声音。每一小时电脑就报出了时间的钟声，这时，我会不由自主走到凉台上。
我闭上眼睛，仿佛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轮廓，似乎在峻峭的人类起源的地方，似乎在叠重的书本里，似乎在我难以理清的思绪里。我感觉到了：除了神与科学以外，还存在一种飘逸的，很浓密、很有分量的重力。我是不是感觉到了一片未占领之域？宇宙和它所包容的角落里，无所不在地都感应着他的魂灵？我常常对着他的面影，思维捋着青云在空中盘旋，在地角搜寻而不消逝。在我阅读的文章里，无时不拌有着这样的感觉。文学就是这样感觉着我。我崇拜哲学，哲学里面诞生了文学。不断向我们生存的宇宙和我们的自身提出问题的，不就是哲学么？哲学和文学并不殊途同归。在我心里，哲学和文学是母与子的关系。
我们的文学把握在哲学里面去让读者选择，每一篇文章都是文学和哲学的一次碰撞。哲学赋予了我们智慧和勇气，使得我们的文学敢于妄为、提问、批评，击中所要达到的目标。这是文学生命最重要的一点。
我在漫长的心灵路程中执拗地捋着这两种交替的感觉，跋涉在文学之路上。不曾茫然地张望过，但当思想与人格和哲学碰撞时，会悸出一身的冷汗。
一提到哲学，更多的人就十分茫然。被事物的未来无情地打破再尽情地补充，这应该是哲学。文学亦是如此，一切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都会使心灵思辨，又是所有的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被挣脱了的获有的瞬间便冲向了更荒野的先锋之地，文学是这样的。
结构、连续、相似、情节、细节，这是文学经验的中心。我们的文学创作离不开这样的关联。思维与实在，我们需求什么样的文学，叙述难以言状的万物宇宙？
最具诱惑的事物是“特殊”，特殊是新物的趋势，是新言的趋势，也是文学的新感觉。
相似——是人类生存的唯一方式。
相似——又是文学创作的死敌。
日常我们用“相似”这个词很多，是因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是因为生存。可是，这绝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
文学在启发我思考与哲学相关的问题，而常常有一种感觉令我激动万分：这种感觉把我升至一处神怡、晴朗的高点。我无法扑捉这一具象，可是我深信：这是绝对的哲学与文学的思路。对于牺牲和永恒的探索等等，包容所有，这是母与子不可分离的关系。
我们不断地思考、发现、创作，叙述永不停止。文学就是这样走着，哲学也是这样地走着。
相似的思维是文学创作的屏障，我们不能不去穿越，不然，令我们冲动的处女地在哪里？
我们需要分辨这一棵勒杜鹃和那一棵勒杜鹃有什么区别。这需要细致，需要排除习惯，需要排除旧有的经验。像鸟儿一样扑拉着翅膀的思维在我们大脑的苍穹里翱翔，需要过险滩、过冰川，方能找到新的临时的栖宿地。稍微喘息，又向新的、更不可知的神秘和大无畏而去——一往无敌就是我们超前意识的希望，是哲学带给我们的，又由文学来完成。
我的思维常常在一片蒙蒙的旷野里扫荡，这片旷野存在于我的思想里，拽着我的思想走向，寻找着。想从中觅到些什么？
想觅到艺术。艺术是哲学和文学的支柱。
未知，是艺术的新天地。是哲学的追求。是文学的探索。
生存的问题决定了哲学和文学的意义。
生命帮助着我，尽管我像陷在沼泽里似的艰难。
凉台上面的晴空，离我既遥远又无距离，风筝飘飞过来，不怕它会割断那根纤细的丝。
丝在我心里。P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