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人生——冯纪忠访谈录》，这是冯纪忠先生接受学生们的数次访问，以自己人生不同时期的轨迹为线索而进行的谈话的忠实记录。其间，冯纪忠先生的女儿冯叶女士也数次参与，武汉大学城市建设学院的赵冰先生组织并整理了每一次的访谈。

《论稿》第一部分选录的文稿内容多集中于冯纪忠先生自己所经历的创作活动以及对于建筑教育的思考。尽管在他的建筑思想早期形成过程中，直接受到欧洲现代建筑运动的学术影响，出于建筑教学的目的，他对于空间的研究是基于一个理性的、逻辑性的、系统化的探索过程。而在其后漫长的建筑创作、特别是在建筑教育中，他都以其个性和实践协同，发展和丰富了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想。尤其是他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不同地区和不同性质的建筑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创新意识，所以将他称之为一位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建筑师是绝不为过的。

第二部分的文稿内容与城市规划有关。他既强调建筑与城市规划在人类生活基本面上的不可分离性，又极为注重学科上的差异及其对建筑教育提出的特殊要求。他的论著并不纠缠在技术的解决层面，更不是在小处着眼，而是着眼于城市规划在不同历史时期带有的根本方向性问题，例如城市住宅问题，旧城改造问题，他认为只有明确一个时代人类面临的处境，才可能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

除去在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领域的活动及建树之外，冯纪忠先生对于风景园林的研究与创作活动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他的空间概念在风景园林中得以进一步丰富，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这种空间更具有一种浪漫的、诗意的表达力和影响力，他把注意力集中于组景要素对于人们行为及至于精神心理的关键性影响。他主张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去理解园林及其组景要素得以产生的内涵，并在当代城市化及技术条件下表达新的意义。从几处现代园林设计，尤其是松江方塔园设计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中，让人深深地感觉到他在这个领域确实是一位勇敢的先行者，是在十分艰苦的道路上进行开拓。每一处不同的园林以及每一处不同的地段，他总是以灵活变化的思路，巧妙地与自然、人文环境相结合，这是现代建筑思想在风景园林设计中所开拓出来的一种新的途径。《论稿》的第三部分收录了他这方面的文稿和与学生有关园林史研究的通信。

《论稿》第四部分收录的这些读诗心得大都完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旅居国外期间，这时他已近八十高龄了，大多数学者在这个年龄恐怕不会另辟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始埋头研究下去，但是冯先生却以不同寻常的毅力，利用洛杉矶这个城市不太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统，每天往返于住处和市立图书馆之间，以严格的研究精神为知识宝库增添新的内容。显然，这种研究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解决某些考证问题，一方面，他赞赏诗人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他想得到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不同领域的一种透视的看法；而另一方面，我猜一定是他多年来的一个愿望．他的文学功底极好，他想精读这些美丽的诗文，从字面到意蕴，细细把握，但是过去他没有时间，如果能满足自己的兴趣，他也许会成为另外的一个人。他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的：不断思考与探索，不愿意在一件不费力气的事情上消磨时间，即便已到了耄耋之年，同样如此。

一、早年求学

 祖父母

 父母

 叔叔

 手足

 童年

 基础教育

 在圣约翰高中

 戏剧兴趣

二、游学时期

 出国

 在德国

 在维也纳

 印象

 回国心切

三、回国创业

 在南京

 上海都市规划

 结婚

 创办事务所

 上海土产展览交流大会

 中国第一个跨薄壳

 和平楼设计

 东湖客舍

 同济医院

 南京水利学院工程馆及华东师大化学馆

四、执教同济

 中心大楼事件

 声学实验室

 担任系主任

 创办城市规划专业

 花瓶式教学

 华沙英雄纪念碑竞赛

 交流

 人民大会堂方案

 反薄壳

 莫斯科西南区规划

 建筑空间组合原理

 现代主义思想

 关于花港观鱼

五、遭遇文革

 设计革命化

 挨整

 干校

 国宾馆设计

 北京图书馆方案

 林风眠

六、开放岁月

 科大选址

 贝聿铭

 上海虹桥机场扩建国际竞赛

 方塔园

 创办风景园林专业和工业设计专业

 访问、聚会

 上海旧区改建

 学术研究

七、中国现代精神

 旅美

 在洛杉矶

 关于“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单位代表大会”

 超越

附录

早年求学

祖父母

我的祖父讳汝睽，字星巖，历任浙江巡抚，江西巡抚，在《清史稿》上有传。他是河南出的进士，翰林，做到一品官。我的母娘家姓釆，宝应人。

祖父在辛亥革命初期自杀。情况是这样的：北伐军过来的时候，祖父下面有个叫李烈钧的，策反我祖父的亲信马毓宝，投到北伐军那里，李烈钧后来变成了国民党元老。当时他们逼我祖父一起响应革命。袁世凯也是祖父的把兄弟．但是祖父的思想受儒家影响较深，坚决不肯，就吞金自杀了。因此清帝赠他一个谥法，“忠愍公”。我为什么叫冯纪忠呢？就是纪念祖父。“忠”字代表我祖父。

我受老年人的影响还是有的，特别是祖父的影响。虽然生得晚，没见过他，可思想上还是受到他的某些影响。

他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很了不起，例如处理十九世纪末期的“民变”(造反)。当时浙江大概是在造铁路，造铁路么，要占用农田，占用农田必定触及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就有人反对。大概最后有许多乡民武力占住了路线土地不肯放行，铁路没办法通过去。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啦，就派了我祖父去当新巡抚。那时大家都严阵以待，以为新巡抚肯定是来镇压的。结果我祖父只带了几个兵，亲自骑着马“深人群众”去了．人家愣了，动手也不好动！他让大家冷静下来，这总要有人讲话的嘛。“举出代表跟我来谈好了”，那边也就举出了代表，这事居然就这样了结(了)。

那个时候他的行鍰是杭州西湖刘庄，风景很好，我母亲小时候也在那儿住过。后来他为什么调到江西去了呢，听说是触动了朝里某些人的利益。这个“民变”的事是摆平了，那么朝里某些人的利益肯定受到触动．但是怎么触动就搞不清楚了。调到江西，江西又是个麻烦的地方，当时经济是不行，他去了，也弄得比较有条理。他的这些事迹都有行状记载，可惜我弟弟给我的亲手抄本毁于“文革”之中了。

但是民初也有些写清史稿的却不写这些，反而写我祖父被人告贪污的事，最后派朱家宝查办这事。朱家宝当时的官职也是巡抚，他的结论是：“没这回事。因此这事得清除”。历史上写这些干嘛？就好像是说生了什么病，最后查下来没病，这些写它干嘛？要事大事不写，净写鸡毛蒜皮！你说这个历史为什么这样写呢？而我祖父的这段历史就是被这样写的。诬告为什么摆在当中？这就是刚才讲到的，触动了朝中某些人的利益，可能也就包括了写历史人的利益在内，或者是他想要讨好某些人。我外祖父是知情者，记得他曾说起过，他清楚那个写历史的人，正是不怀好意的。从古到今，某些写历史的，不也是这样吗！所以说很多历史记载内有渣滓，很难信就是这么回事。

祖父是死在江西九江的船上。可以讲，我祖父是为自己的名节、信念而吞金自杀的。他本来已经递了辞呈，准备由江西回上海，但船到九江被劫持。他不愿意在政治上再折腾，所以辞职回来做寓公好了。但是人家非逼着他当都督不可，要他签字，他一签字的话，仗也不用打了，整个江西省就拿下了，就这意思。当然，从革命思想上讲起来，他是抗拒革命喽。不过，他那个时候的思想，不是我们现在的思想。我顶多不做了么，有什么呢，不是很清白嘛！但是你非逼他不可，他一下子……，也可以讲是气昏了。力什么呢？他最最相信的人，马毓宝都反了，他还不知道。我想也是为这事伤透了心。

他这样一死以后，我祖母怎么办？他为官清廉，没有什么积蓄。我外祖父说，别的没什么，好书是有的，因为他研究训诂，有专才，但那时也全部丢失了。我祖母就只能是靠她自己的私房积蓄，到河南去，买了点地。  父母

我父亲名遵，字仲轶，三十三岁就去世了。本来按照冯氏家谱命名，我父亲辈都用“景”字，只有我祖父一房改了。我伯伯名迈，叔叔名迪，都是“走之”，不清楚什么原因。不过从一个侧面倒又反映出祖父的个性，绝不是位陈腐不化的人。我这一辈本来都用“运”字，后来也改成“纪”字了。我祖母生二男二女，我父亲是老二。老三是妾生的。女的有大姑姑，二姑姑是妾生的。我伯父大概做过扬州盐务局局长，娶张镇方女。叔叔在河南念的书，后来与徐世昌大女儿结的婚。我父亲在河南念的政法学校，好像是河南大学前身。后来在北京做小职员，先是在烟酒公办局(国家的一个烟酒管理的机构)，一般的职员，后来徐世昌任总统，因为徐与我祖父的交情，我父亲艾笤好，到了总统府的秘书厅，官职为秘书厅行走。他中文根底是比较深的。我父亲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是一个很平稳的人。从来没看到他发过脾气。后来病得很厉害，都没看他发脾气，不大有，这么一个人。我姨父，到西班牙做公使了，凶是找我父亲写些谢信，他的手泽现在都没有了，一份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毁了。

我母亲朱静诚，字令闲。我外祖父朱芾丞和我祖母是亲兄妹。我母亲与我父亲是表艘表弟结婚。从前叫做侄女随姑，小时候就订的亲啦。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很容易记。祖父是一九——年去世的，我父亲要戴三年孝。所以一九一四年我母亲才跟我父亲结婚。结婚一年后生我，就是一九一五年。三年后我们到了北京。在北京我们跟我姨母全家一起住在东堂子胡同，后来姨父刘崇杰出任驻西班牙公使，一家出国了。因为没那么多人了，我们就住到原来宅子旁边的侧院。我小学就在外交部小学念的，也因为我姨父的关系，而且离家很近。我母亲三十四岁守寡，一直到六十二岁，一九二六年。我父亲去世以后，正好我姨父姨母从西班牙回国，住上海。因为我父亲去世了，他们来北京。当时我母亲怎么办呢？只有两条路，一是回河南，一是到上海。他们劝我们住上海。后来姨父陪我们到了上海。那时过长江还没有桥呢，要摆渡。路上还是很辛苦的。因为他说在北京我们没条件；我母亲没那个条件独立啊．要在河南，对小孩子不好，太闭塞。所以要住上海，上海可以念书啊。因此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我母亲就带了四个孩子，我、弟弟、当中两个妹妹一直住在上海外公家里。因此从十一岁开始，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外公照顾的。

我母亲是一九五五年去世的，那一年事儿最多，先是我母亲不在了，然后是带着沉重的心境，为指导城市规划专业陶松龄、邹德慈(现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汤道烈他们这班的毕业设计，到了兰州。回来就参加代表团出国了，访问苏联回来后学校发表我当系主任。对我母亲，我实在是内疚。她没享过什么福啊，三十四岁守寡，到六十二岁，带着四个孩子，很不容易。后来得的是癌症，这当然跟她压抑的心情很有关系喽。不管怎么样，在我外祖父家里住，她心里头总是憋着的。所以我的性格也许跟这有关系：我总是做客，自己要识相一点，也有一种忍耐。我在国外，连路上，加起来十年半。这十年半里，开始的五年里我信写得很少，随后的五年和家里根本不能通信，战时没办法通。后来连家也好像都忘了，真昏了，可以讲。我的内疚是，能通信我信通得很少。对我母亲，虽说身边还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儿，但她对我的期望是很大的。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把我当大人来看待，有许多事都跟我商量，因为没有了父亲么．后来我一回国就忙于工作，在南京和上海两边跑，然后是结婚，和母亲在一起也没多长时间。这真使我抱憾终生……P1-4

一个机构保持自身文化记忆的方式有许多种，有实物的方式，如建楼树碑等；有礼仪的方式，如召开纪念、庆典大会，还有思想语言的方式，如言传身教，文字作品阅读；等等。编辑有代表性人物的文字作品，其形式或是文本的重编，或是历史性的回顾，或是对未来的展望，而其内涵则更在于其思想的影响。然而，真正值得后辈们普遍认同并永久记忆的人物并不是很多的，尤其是从跨时代的角度来看，之所以如此，每个进入文化机构永久记忆的标准历来总是十分苛严，况且近五十年来，中国的任何一个文化机构都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变故，以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非等闲之辈所能致达。可是，无论这个标准怎样变化，都不会使我们在整理或阅读冯纪忠先生的文字和作品时，怀疑其理由的充分性。冯纪忠先生不仅是一位真正富于创造智慧的教育家与建筑家，在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中，更是以其哲学和思想塑造了一个强大的建筑文化的教学与传播机构——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培养并影响了一批批规划师和建筑师，使他们成为中国建筑界的栋梁。

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院五十周年之际，有关冯纪忠先生人生追求及学术创作的两本集子开始编撰，学院拟以这套书的出版来与学人共同担负起当今建筑文化的传承及创新使命。

第一本集子是《建筑人生——冯纪忠访谈录》。这是冯纪忠先生接受学生们的数次访问，以自己人生不同时期的轨迹为线索而进行的谈话的忠实记录。其间，冯纪忠先生的女儿冯叶女士也数次参与，武汉大学城市建设学院的赵冰先生组织并整理了每一次的访谈，作为我和赵冰都授过课的学生周一尘则每次将谈话录音整理成文字，而张莉女士又将全部谈话译成了英文，所有最后成文的东西，都经过冯纪忠先生字斟句酌的修改，甚至在他因病住院期间也没有停止过。

冯纪忠先生本人和参与这件工作的其他人员，并不期待这个访谈录成为某种理论或信仰的注解，而只是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整理出来，作为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的线索。但是，对一个像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这样的文化机构而言，这段历程之所以具有永久记忆的价值，主要是冯纪忠先生在同济建筑学科的演进与转变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极为敏锐地为这个文化机构开拓有价值的新视野，无论是教学方法、研究领域、设计理念上的，还是学科方向上的。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这项艰巨的拓展工作，并不总是鲜花与喝彩，更多的却是对待异类般的怀疑与冷漠，有时甚至是敌视和冷酷的批判。让我们后辈人深感敬佩的却是：过去的一代知识分子历经坎坷，却从不放弃推动中国现代主义精神的成长，这是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于命运的思考，因此这个访谈录不仅反映了冯纪忠先生个人人生的追求，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各种压力真正追求学术创造的艰难历程，这也是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价值发挥的参照。我们倾向于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这本访谈录的意义。

第二本集子是《建筑弦柱——冯纪忠论稿》，收录了冯纪忠先生在建筑创作、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及诗歌等领域的部分文稿，包括曾经发表和首次与读者见面的文稿。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冯纪忠先生一方面在他的事务所从事建筑创作活动，并很早就开始用较大的精力投身于建筑教育工作。自一九五二年起，他在同济专职任教，及至一九五六年起担任系主任，更是致力于中国的建筑教育事业，直到退休。他的论著从建筑学的整体观念出发，涉及社会、历史、美学、文学乃至于诗歌，显示出他是一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目光远大的学者。他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出色的实践家，每当遇到那个年代不多的设计机会时，他都努力将自己的建筑理念付诸实践。他的作品并不多，却几乎件件都是精品。诚然，他的成就与天资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来自于那种潜心于相关领域创造性活动及卓越的驾驭能力。  《论稿》第一部分选录的文稿内容多集中于冯纪忠先生自己所经历的创作活动以及对于建筑教育的思考。尽管在他的建筑思想早期形成过程中，直接受到欧洲现代建筑运动的学术影响，出于建筑教学的目的，他对于空间的研究是基于一个理性的、逻辑性的、系统化的探索过程。而在其后漫长的建筑创作、特别是在建筑教育中，他都以其个性和实践协同，发展和丰富了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想。尤其是他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不同地区和不同性质的建筑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创新意识，所以将他称之为一位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建筑师是绝不为过的。

第二部分的文稿内容与城市规划有关。他既强调建筑与城市规划在人类生活基本面上的不可分离性，又极为注重学科上的差异及其对建筑教育提出的特殊要求。他的论著并不纠缠在技术的解决层面，更不是在小处着眼，而是着眼于城市规划在不同历史时期带有的根本方向性问题，例如城市住宅问题，旧城改造问题，他认为只有明确一个时代人类面临的处境，才可能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

除去在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领域的活动及建树之外，冯纪忠先生对于风景园林的研究与创作活动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他的空间概念在风景园林中得以进一步丰富，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这种空间更具有一种浪漫的、诗意的表达力和影响力，他把注意力集中于组景要素对于人们行为及至于精神心理的关键性影响。他主张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去理解园林及其组景要素得以产生的内涵，并在当代城市化及技术条件下表达新的意义。从几处现代园林设计，尤其是松江方塔园设计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中，让人深深地感觉到他在这个领域确实是一位勇敢的先行者，是在十分艰苦的道路上进行开拓。每一处不同的园林以及每一处不同的地段，他总是以灵活变化的思路，巧妙地与自然、人文环境相结合，这是现代建筑思想在风景园林设计中所开拓出来的一种新的途径。《论稿》的第三部分收录了他这方面的文稿和与学生有关园林史研究的通信。

《论稿》第四部分收录的这些读诗心得大都完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旅居国外期间。这时他己近八十高龄了，大多数学者在这个年龄恐怕不会另辟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始埋头研究下去，但是冯先生却以不同寻常的毅力，利用洛杉矶这个城市不太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统，每天往返于住处和市立图书馆之间，以严格的研究精神为知识宝库增添新的内容。显然，这种研究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解决某些考证问题，一方面，他赞赏诗人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他想得到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不同领域的一种透视的看法；而另一方面，我猜一定是他多年来的一个愿望。他的文学功底极好，他想精读这些美丽的诗文，从字面到意蕴，细细把握，但是过去他没有时间，如果能满足自己的兴趣，他也许会成为另外的一个人。他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的：不断思考与探索，不愿意在一件不费力气的事情上消磨时间，即便已到了耄耋之年，同样如此。

当然，这两本集子记录和汇编的有些事情，在今天已不多见，时代在变，尽管不均匀，但节奏是快速的，这也见证了一种时代的进步，这里的确有充分的理由予以希望，老一代知识分子开拓的事业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通过新的一代人的努力得以继续和发展。

王伯伟

2002年11月lO日

(时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