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我们时代人际关系中的心理病、工作中的心理症障碍等各种病态人格的表现、原因和治疗方式。书中语言通俗易懂，具有女性精神分析学家特有的细腻，至今仍是西方精神分析经典之作。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导论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含义与心理含义

第二章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的原由

第三章 焦虑

第四章 焦虑与敌视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第六章 对关爱的病态需求

第七章 病态关爱需求的更进一步特征

第八章 寻求关爱的方法和对拒绝的敏感性

第九章 病态关爱需求中的性欲作用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及财富的追求

第十一章 病态的竞争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第十三章 病态的罪责感

第十四章 病态受苦的意义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焦虑中的另一个因素是明显地非理性。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控制他们，对于有些人来说更是无法忍受。对于那些隐秘地感到内心中非理性矛盾的力量应接不暇的危险的人，和那些自动地训练自己受理智的严格控制的人而言，这种非理性是特别无法忍受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愿忍受这种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着这些个人性的动机之外，这后一种反应还涉及一种文化的因素，只要我们的文化特别强调理性的思维和行为，并认为非理性或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东西是低劣的话，情况就是如此。

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此相联系的焦虑中的后一种因素：由于焦虑的这种非常强烈的非理性因素，焦虑表现出一种隐藏的警告，即我们内心的某些东西会失去控制，所以它要强烈地控制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不仅我们有意识地将它看做是一种挑战，而且在内心隐秘地认为我们在进行挑战，不论我们是否选择承认这种态度。我们大家都不会喜欢这种挑战，人们很可能会说，我们反对的就是认识到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某些态度。然而，一个人越是感到无助，越感到他已经陷入到这种恐惧和防御机制的复杂网络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也就越执着于这样的幻想：他是对的，他在每件事情上都完美无缺，他在本能上也就反对任何——即便只是间接的和隐秘的——他做错了这样的提示，并不作任何态度的改变。

在我们的文化中，逃避焦虑有四种方法：理性化，否认，麻痹，避免可能会产生焦虑思想、感受、冲动的情景。

第一种方法——理性化——乃是避免责任的最佳解释方法。它包括将焦虑转化为理性的恐惧。如果这种转换的心理价值为人所忽略，我们就想象说，这种理性化并没有改变什么。那位过分担心她的孩子的母亲事实上正是关心她的孩子。不管她是否承认她具有焦虑的情绪或是否她把她的焦虑解释为合理化的恐惧。然而我们则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下述的实验：告诉这位母亲，她的反应不是理性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告诉她，这是对现存危险的一种不当反应，并且包含了个人的因素。她的反应会是，竭力否认你的指教，并且使出浑身的解数来证明你是错误的：玛丽不是在托儿所感染上这种病的吗？强尼不是在爬树时摔断腿的吗？最近不是有人用糖果来诱骗孩子吗？她的行为难道不是完全出自关爱和责任感吗？

无论何时，当我们碰到这种对非理性态度的竭力防御时，我们都会确信，这种防御的态度对个人具有重要的功能。这样的母亲不但不会对她的情绪感到无助，相反她会感到她能积极地为这种处境做些事，她不但认识不到她的软弱，相反她会为她的高标准感到自豪。她不仅不承认她的态度充满了非理性的因素，相反她感到自己是非常理性和合理的。她不但不正视和接受挑战以改变她内心中的某种东西，相反她却把她的责任转嫁给外部世界，由此逃避面对她内心的动机。当然，由于她不摆脱她的担心，她不得不为她暂时的有利付出代价。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孩子得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她认识不到这一点，总而言之，她不想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她深深地陷入这样的幻想而不能自拔：  自己可以不必改变内心的缺陷，而又能设法拥有改变所获得的一切利益。

对于相信焦虑是一种理性的恐惧的一切倾向而言，这一原理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而不论它的内容是：分娩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对食物的恐惧、对灾祸的恐惧、还是对贫困的恐惧，都是如此。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方式是否认它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否认它，也即是说将它从我们的意识中排除出去，否则我们也拿焦虑没有办法。诸如颤抖、盗汗、心跳加速、喘不过气来、尿频、呕吐、腹泻，以及在心理方面的烦躁不安的感觉，受打击或麻痹了的感觉，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上同时发生的情况。我们担心或意识到恐惧和焦虑时，我们都有可能具有这些情感和生理感觉；它们也可能是现存的被压抑的焦虑的唯一表现。在后一种情况中，个人对他的情景所了解的一切是如此的明显易见，因为在某一处境中他不得不频繁地去小便，在火车上会感到眩晕呕吐，在夜里会不时地盗汗，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

然而，也有可能有意识地否认焦虑，有意识地去克服它。试图通过不断地忽视它而摆脱恐惧，这种情况偶尔也发生在正常人的身上。这种正常的情况最常见的例子是士兵，他们不断地促使自己克服恐惧，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行为。

神经症患者也可能有意识地决定去克服这种焦虑。例如，一位临近青春期的姑娘，深受焦虑的折磨，特别害怕遭到抢劫，因此有意识地决定无视这种焦虑，夜晚单独一人睡在阁楼，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踱步。她告诉心理学家的第一个梦显现出她的这种态度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它包括事实上是恐惧的各种情景，但是每一次她都勇敢地面对这些恐惧的情景。有一次，她在夜里听到花园里有脚步声，她走到阳台上问道：“谁在那儿？”她成功地摆脱了对抢劫的恐惧，但是她根本没有改变激发她的焦虑的那些因素，因此，仍然存在的焦虑所产生的其他的结果依然存在。她继续逃避现实，胆小怕事，她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不能安下心来做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P32-34)

在写这本书时，我心中的目的一直是想给出生活在我们之中的那些病态的人一幅准确的画像，与此相应描述那些在实际生活中驱动他们的那些冲突，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在与他人和自己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困境。在这里我并非涉及某一特殊的神经症或几种类型的神经症，而是集中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在我们时代的几乎是所有的神经症患者的人格结构上。

我把重点放在实际生活中现存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解决这些冲突的努力上，集中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对这些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上。我将重点放在实际生活的情景之上，这并不意味着我摒弃这样的理念：从本质上来讲，神经症的发展是由于儿童早年时期的一些体验。但是我与很多心理分析学者不同，因为我认为，以一种强烈的偏好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期的经历之上，并认为后来的反应在本质上只是早期反应的重复，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我想表明，儿童时期的体验与后来的冲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种关系并不是像某些心理分析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只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尽管儿童时期的经历对于神经症来说是决定性的条件，但是，这些经历并不是后期困境的惟一原因。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实际的病态困境上时，我们就会认识到，神经症不只是由于偶然的个人经历才产生的，而是由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文化处境所产生的。事实上，文化处境不仅使个人的经历显得重要而可信，而且它最终决定它们的特殊形式。例如，有人命中注定有一个独断的或者“自我牺牲的”母亲，但是，只在特定的文化处境中，我们才找得到这个独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现存的处境，这些经历才能对后来的生活施加影响。

如果我们认识到文化处境对神经症患者的重要意义，那么，作为弗洛伊德理论根基的那些生物的和心理的条件就不那么重要了。弗洛伊德的这些条件的影响只有在具有确切的证据的基础上才值得加以考虑。

我的理论取向导致我对神经症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了一些全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的是迥然不同的问题，诸如：受虐问题、病态关爱需求的内涵、病态罪责感的意义，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基础，这就是：都强调焦虑在产生病态人格倾向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很多解释是偏离弗洛伊德的，有些读者可能会问，这还是不是精神分析？答案取决于他对精神分析的本质持什么样的看法。如果他认为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大量理论构成的，那么，我在这里所做的就不是精神分析。然而，如果他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种基本的思想倾向，它涉及的是无意识过程的作用，无意识得以表现的各种方式，使这些过程进入意识的治疗形式，那么，我在这里所做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认为，严格地依附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包含着希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寻求弗洛伊德的理论引导人们所预期寻找的东西的危险。它使理论停滞不前。我认为，尊重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其本身就表明，它是建立在弗洛伊德所奠定的基础上的，并且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够实现精神分析的未来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治疗上都是如此。

上述这些评论也回答了另外的一个可能的问题：我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阿德勒主义。在某些观点上，我与阿德勒所强调的观点有些相似，但是，从根本上讲，我的解释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阿德勒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基础上进行研究，而是进行自己的单方面的研究，那么，即使他对心理学的过程富有真知酌见，他的真知灼见也是贫乏无力的。

本书的主旨不在于界定我与其他心理分析学者的异同。总的说来，我讨论的局限在我与弗洛伊德明显不同的那些特定的问题上。

我在这里所呈现的是我在对神经症进行长期的心理分析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印象。为了说明我的解释是有根有据的，我不得不在本书中详述一些病史。在一本书中给出神经症问题的一般表现，这程序实在是相当的笨重。然而，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家、甚至门外汉还是能验证我所说的观点的正确性。如果他是一个有心的观察者，那么，他就能将我的假设与他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加以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我所说的东西加以拒绝或接收，改变或强调。

本书用平实的语言写成，为了晓畅明白，我一直避免讨论过多的枝节。我尽量避免专业性的术语，因为专业要语有碍于清楚明白的思想。这样，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尤其是对于门外汉来说，就易于理解病态人格的各种问题。但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其至是危险的结论。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所有心理学上的问题必然都是极为复杂而精微的问题。如果有任何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么我可以提醒他，不要阅读本书，以免在他探求既定的方法时感到可笑和失望。

本书是讲给那些门外汉和那些专门治疗病态人格并熟悉相关问题的那些人听的。这些人不仅包括神经症专家，而且包括社会工作者和教师，还包括那些在研究不同的文化时，意识到心理因素的重要意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最后，我希望它对神经症患者自己有所助益。如果他不从根本上将任何心理学上的思想斥之为心灵的侵入者和强加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在受苦的基础上，比起其健康的兄弟来，对心理学上的复杂性具有更为敏锐和精细的理解。不幸的是，了解他的境遇不会治疗他；在他所阅读的东西中，他易于认识他人的问题而难以认识自己的问题。

借此机会，我要表示对伊丽莎白·托德女士的谢意，是她编辑了此书。令我思想受益的那些学者，我在正文中都要提到。我主要感谢弗洛伊德，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工作的基础和工具，我还要感谢我的病人，因为我的一切见解都来自我与他们的共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