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归去来书坊”系列之一。此书汇编朱自清、施蛰存等名师大家所撰纪念、描述、品评父母之美文，表现了名师大家与父母之间的血缘情深。

胡适反对以“孝”为“我的儿子”之义务：“我要你做一个光明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朱文倡导极端的“父子一道堕落”：“我喜欢看他的前影，像一个冲劲十足的年轻人双手插在裤兜里。……我的儿子将在我的身后，看着我的背影，我孙子将在我儿子的身后，看着我儿子的前影，当然我孙子的前影还要留给他的后来者”。

李泽志、袁妮以“影响很大”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好坏对子女影响很大。母爱可以使人变得温柔、体贴、其中不可避免地包括了某些个性弱点，如胆小、软弱。……父爱可以使人变得勇敢、刚强、坚毅，给孩子以更大的生命激情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

艾先立不以一夫一妻制为“最佳”与“最理想”：“人类家庭的体制实际上是更灵活多样的，有很多求偶和组建家庭的方式。人类有足够的能力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多样化，就像我们出门选择交通工具一样。现在就下结论说，现行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自然形成的，是人类文明的最佳体现，是人类最理想的家庭模式，还为时尚早，或者说还没有足够的依据”。

本书为“归去来书坊”系列之一。此书汇编朱自清、施蛰存等名师大家所撰纪念、描述、品评父母之美文，表现了名师大家与父母之间的血缘情深。

第一篇 父爱是山

回忆我的父亲

旅人的心

恐怖

父亲的绳衣

父亲

背影

父亲的死

期待父亲的笑

祭父

加快父亲

记忆中的父亲

白石老人艺术生涯片断

我的父亲齐白石

第二篇 父爱是海

永留清白在人间

父亲画的最后一幅画

回忆爸爸梁实秋

怀念先父梁实秋

父与女

我的父亲

父子情

在父亲的店铺里

遥远的回忆

父亲

我的父亲

父亲的照片

第三篇 母爱是船

她押了一生的岁月

飞入茫花

母亲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母亲

母亲

夜泣

伟大的母亲

我的母亲

芭蕉花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母亲的回忆

先妣事略

乳母诗

母亲架设的桥

老母亲

母与子

第四篇 母爱是岸

母亲的手

我的妈妈

一世荫凉

母亲的电话

回家去问妈妈

纺车声声

我不是个好儿子

慈母情深

永恒的母亲

妈妈的心

时 光

母亲，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寄给母亲在天之灵

我的母亲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唱给母亲的歌

第五篇 父情母爱冰火如春

我的童年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白石老人自述》

我的童年

我的绝妙坏诗

《自白》

严母慈父

双亲的喜和忧

“你是只犟马”

自 述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宣称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阁”。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在《记新内阁》(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里说：“有拟杨荫杭(即老圃者)[长司]法部者，此语亦大似商量饭菜单时语及园圃中绝异之新蔬，虽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即长法部，识者谓次长一席终须此圃。此圃方为江苏法官，不知其以老莱根佳耶，抑上此台盘佳也。”显然我父亲是啃“老菜根”而不上“台盘”的。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凶犯不把杀人当一回事，杀了人，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就是“本省长向不吃饭”的那一位)、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臬台，通称“三大宪”，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可是据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我曾听到父母闲话的时候，惊诧那些走门路的人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我外祖父偶从无锡到杭州探望女儿，立刻就被包围了。我的外祖父是个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听了谁的调唆，向我父亲说了什么话。我父亲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声。外祖父后来悄悄问我母亲：“怎么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个闷屁?”这句话成了父母常引用的“典故”。

我父亲去世以后，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景揆先生在上海。郑重其事地召了父亲的子女讲这件恶霸判处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讲的相同，不过他著重说，那凶犯向来鱼肉乡民，依仗官方的势力横行乡里；判处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说：“你们老人家大概不和你们讲吧?我的同乡父老至今感戴他。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该知道。”

屈映光有个秘书屈伯刚先生，上海孤岛时期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也在振华女中(沪校)兼课，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晤笃老太爷直头硬!唁，直个硬个!”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硬”，只感叹说：“朝里无人莫做官。”届映光晋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一摩(仲仁)先生恰巧是我父亲南洋还不知北洋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据说。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我父亲就调到北京。

我问父亲：“那坏人后来就放了吗?”父亲说：地方厅长张××(我忘了名字)是我用的人。案子发回重审，他维持原判。”父亲想起这事，笑着把拳头一攒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事!”

“坏人就杀了?”

父亲摇头说：“关了几时，总统大赦，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我暗想。这还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证明自己判决得不错?证明自己用的人不错?这些笨话我都没问，慢慢地自己也领会了。

地方厅长张先生所受的威胁利诱，不会比我父亲所受的轻。当时实行的是“四级三审”制。每个案件经过三审就定案。到高等厅已是第二审，发回重审就是第三审，不能再向大理院上诉。凶犯家属肯定对地方厅长狠加压力。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不屈从当地权势，当然得丢官。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还不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攥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至悲观。

我想，父亲在北京的几年里，越发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但是正如他和我母亲讲的：“要拍了一下桌子再走呢!”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撤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

我那时候不到八周岁，还不懂事，不过也记得些事情。我家租住陈璧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我那年拣桃核的时候，三姐对我说：“别拣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拣最圆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刻子呢?”姐姐说泥刻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的网篮，便偷偷儿撒了两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那时候我父亲还没有停职呢。那年春夏之交，从不出游的母亲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绢制的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我父亲受停职处分是在我的暑假里。我记得他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赭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一人总到植物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如茄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我不知凭什么知道那是拉丁文。我闭上眼还能看到那些字尾，因为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绳子紧紧捆住。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

过些时，我家的马车卖了，马也卖了，大马夫、小马夫也都走了。秋季始业的学期已经开始，我上初小三年级。有一天清早我就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她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后我家迁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北京，这次又回南，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了。

几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两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得利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天津大水，火车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十五岁。二姐是我们姊妹里最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我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一九一九年我家离北京南归，我只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面却添了两个弟弟和我的七妹。我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天客栈，搭“新铭”轮船到上海。我父亲亲自抱着七妹，护着一家人，押着大堆行李上船下船。我记得父母吩咐，“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听话”。我们很有秩序地下了轮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的小船。我们家预先包好一只“拖船”，行李堆在后舱，一家人都坐在前舱，晚上把左右两边座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就合成一只大床。三姐着急说：“我的脚往哪儿垂呀?”父亲说她“好讲究!脚还得往下垂吗?”大家都笑。我们孩子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不挤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顶木桥，过了桥才是后门。我可以不出家门，而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觉得新奇得很。我父母却对这宅房子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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