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筹备成立后的陕北公学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陕北公学设立了由正、副校长和各部、处长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的职责是决定学校的章程、教学计划、招生、基本建设、预算等决策事宜，成仿吾任校务委员会主席，负责整个行政工作。中共陕北公学党团同月成立，由成仿吾、邵式平、周纯全、袁福清四人组成党团(党组)，成仿吾为党团书记。陕北公学党团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领导。党团是学校最高领导机构，讨论并决定学校的重大问题。1938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维汉调至陕北公学任副校长兼党团书记后，行政与党组开始分设。成仿吾负责行政工作，李维汉负责党政及人事工作。

一、陕北公学(总校)机构设置及人事情况

陕北公学的组织机构较为精干，校部设教务处、校务部和生活指导委员会(后改为政治部)。邵式平任教务处长，主管教学工作。教务处下设教务科、学习指导科、军事教育科、社会科学研究室、统一战线研究室、图书室、陈列室。袁福清任校务部长，鲍建章任副部长，主管后勤工作。周纯全任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主管政治工作，邓洁为副主任。生活指导委员会下设组织科、文化教育科、训育科。设秘书主任，由饶志雄担任。成立中共陕北公学总支部委员会，后改组为校党委，负责党务工作，由政治部领导。宋琏、季凯、申力生曾先后任党总支书记。陕北公学正式教员共计20余人，包括特聘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李凡夫、李培之、吕骥、陈唯实、周扬、李初梨、徐冰、宋侃夫、何定华、李唯一、林里夫、邓止戈等；由校内抽调担任教员的有孙力余、刘春、季凯、朱改、温济泽、贾克、陈琅环等；学校领导成仿吾、李维汉、周纯全、邵式平等兼任教员；非教员但经常为陕北公学学员上课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各部门负责人有毛泽东、张闻天、董必武、陈云、凯丰、李富春等。

1938年2月，陕北公学颁布新制定的《陕北公学简章》，并对学校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将生活指导委员会分设为人事部与训育部，张然和任人事部部长，人事部下设登记科、统计科、分配科(组织科)、新生审查委员会；周纯全任训育部部长。章程规定，训育部负责学生的自治与学生团体工作。同时成立秘书处，秘书处下设文书科、收发科、油印科；并将校务部改为总务处，下设事务科、管理科、会计科、供给科、卫生所、招待所。1938年5月，为筹建枸邑分校，学校组织机构与人事配备再度进行调整。人事部与训育部合并为政治部，周纯全任政治部主任；江隆基、蒲运明分任教务长、总务处长；李君樵(李丰平)任党总支书记。邵式平、申力生、陈伯村、袁福清、谢滋群、张然和等人则调去分校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为以最快的速度为抗战培养有用人才，输送适用干部，陕北公学提出了“战斗地学习”、“战斗地生活”的口号，提倡和培养学员严守纪律、迅速果敢、一丝不苟的精神，并在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要求全体学员在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都雷厉风行。因此，学校决定学员随到随编队，一边招生、一边组织教学。陕北公学根据战时的环境特点，以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出发点组织学员建制，按照半军事编制将学员组成队，队相当于连，每队100～120人；队下辖分队，每分队30～40人；分队下辖班，每班8～12人。队是教育单位，又是学员自治单位，设队主任和队长，从第一队到第十队，队主任和队长均由学校委派，他们大多是参加过长征的军政干部；从第十一队开始，学校只委派队主任，其他正副队长、正副分队长、正副班长都由学员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学员可随时开会撤换。学员队实行集体领导，队主任负政治上的领导责任，但不干涉队长职权内的行政事务。这样的领导体制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便于领导与群众密切结合、放手培养骨干和积极分子，调动了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陕北公学从1937年8月开始接收学员，9月1日正式编班上课，到11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前共有600多名学员，其中200多人是从抗日军政大学转来的，近400人是从三原、西安等地招收的。第一批学员被编为第一至第五学员队，其中第五队是女生队。开学后仍有大批学员涌来，不久就成立了第六至第八学员队，这三个队都是男女生合编队。1938年1月以后，学校发展得更为迅速，又有16个队即第九至第二十四队的学员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其中第十四、第十八两个队是女生队，第二十二队是男女生合编队。同时，为了培养师资，陕北公学还成立了一个高级研究班。这样，在短短的10个月时间里，陕北公学就接收和培训了3000多名学员。

为了培养学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陕北公学提倡学生自治，在各级学员组织中成立了学生会。学校设有学生会总会，各学员队都成立了学生会分会，学生会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允许开展竞选活动。每次竞选活动都是对学员进行的一次民主教育，使学员们从中学会怎样实行民主，培养学员们的民主习惯和民主精神。学生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用民主的方法处理工作，学生会的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会员报告工作，会员有审查、批评以至撤换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权利。学生会工作范围宽泛，组织和领导学员的一切课外活动，包括体育、娱乐、戏剧、墙报、歌咏等。其他如组织学员对群众进行宣传、保证学校教育计划的实现等，也都在学生会的工作内容之列。学生会的具体职责是：(1)领导全体学员遵守学校的制度、规章和纪律；(2)协助学校组织学员学习、开展课外研究活动，在学生会的领导下成立各种研究会；(3)领导和组织学员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如文娱体育、参观访问、社会实习等；(4)组织和开展各种互助活动，如募捐支前、学员间的互助等； (5)积极领导学员参加改善学校的各项设施、改善生活条件的活动，并向全国各地、海外华侨筹募学校基金。

学校机构和学生会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支持与配合的关系。学校领导者给学生会以必要的指导，同时尊重学生自治组织的独立性；学校则注意倾听学生会的意见和呼声，经常吸收学生会代表参加行政方面的各种会议，保证在救亡日和课余给学生会必要的活动时间；遇有建议和不同意见，学生会则尊重学校领导，通过一定的组织和必要的手续提出和解决。除学生会外，陕北公学还成立了其他群众团体，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简称“民先队”)，在学校设有民先区队部，在学员中起先锋作用；还有文化协会、国防教育研究会、文艺救亡协会及各种研究组等学术团体，学员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和特长参加各方面的研究和工作。P28-P31

我们学校从其前身陕北公学诞生，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至今，已风雨兼程七十个春秋。其弦歌不辍、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为中国人民大学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并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大师生。

为了让学校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学校一贯重视革命传统教育和校史研究。1964年1月，吴玉章老校长在校报头版发表文章《大家来写校史》，号召大家尤其是老同志拿起笔来，积极回忆校史、编写校史，并使之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教育后代。复校以后，校史研究和编写工作逐步启动，并经过许多人的努力，陆续获得了众多成果，主要包括《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成仿吾著)、《中国人民大学大事年表(初稿)》(王经、李江、温强一等编)，高等教育研究室和校史编写组组织编写、内部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史丛书”共6种10卷，其中有《中国人民大学大事记(1937年7月一1992年2月)》(张志益、李江、杨文华、崔雎寰编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史资料》(张志益、李江、杨文华等与校党委组织部共同编写)、《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共三卷，刘葆观等编写)、《血与火的洗礼——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回忆录(1937 1949)》(共二卷，刘葆观等编写)、《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科研及辅助单位简史》(孙铁林、李冠英、杨文华审编)、《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1950—2000)》(共二卷，刘葆观主编)，以及《陕北公学华北联大老校友回忆录》(田益民、张志益编)、《回忆延安时期的学习与生活》(孙德山编著)、《散忆半个世纪前的故事》(包慧著)、《回忆北方大学》(韩辛茹主编)、《华实录——华北大学回忆文集》(王晋、汪洋主编)、《劲草——华北大学广西校友回忆录》(范阳主编)等。

进入新世纪，学校提出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知名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重视挖掘历史积淀，弘扬光荣传统，校史研究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与加强。为迎接2002年的六十五周年校庆，学校在新世纪初组织力量编写校史。沈云锁、李昭公、周建明、王安陆、牛润珍、王晋、王学军、王道成、徐飞、刘向兵、郑水泉、王宏伟等同志都付出了大量艰辛劳动。虽然由于时间紧迫，很多材料未及编印成书，但他们的辛勤劳作为今天的校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脉络和线索。其中，王安陆写出了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合大学两个阶段7.4万字的书稿，王学军写出了北方大学阶段3.7万字的书稿，王晋写出了华北大学阶段5.7万字的书稿。在上述基础上，王安陆按照“尽力避免将校史写成浩繁史料的罗列，而是努力将这些纵横交错的情况系统化、条理化，尽量做到排列有序、结构严谨、重点突出，既要将史实交待清楚，又要展示出校史的全貌，给人以学校整体的印象。同时简要介绍背景材料和重点人物、插入适量的描述，努力让史书具有可读性”的构想，撰写出约24万字的《奋进在时代前列——中国人民大学史(第一卷)》，时间跨度从1937年7月创办陕北公学到1949年12月华北大学结束。

由于种种原因，学校以前的校史研究成果，或内部出版，或打印成册，或仅保存了手写稿，还有极少数珍贵资料由于时日久长而遗失，公开出版的成果寥寥无几。我们决心在校庆七十周年来临之时，加强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把校史研究的成果以“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从而串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珍珠”，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大学风雨兼程的清晰轨迹。希望借此实现创造学校历史和钟情校史研究的前辈心愿，使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能够为更多人所领略，从而激励后来者奋发图强，使校史的“存史、资政、教化”功能得到更大范围的发挥。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编纂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我们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负责具体工作。丛书在校庆七十周年前夕陆续公开出版的有《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学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血与火的洗礼——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回忆录(1937—1949)》(上、下卷)和《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1950—2000)》(上、下卷)等。

《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学史(第一卷)》描绘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从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大学的奋斗历程，时间跨度从1937年7月陕北公学创办到1949年12月华北大学结束。

该书是校史研究室在校史编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人员，自2006年5月开始，在王安陆编写的校史稿基础上，根据黄达老校长对原稿的审阅意见改写，此后，历时一年有余，先后七易其稿，以求进一步提高书稿的真实性、准确性、可读性，客观描绘学校艰苦卓绝、弦歌不辍的办学历程，充分体现学校独特的风骨、风貌和风情，对原稿结构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对内容进行了若干补充和部分删减。此次改写，由原来的四章结构变为三章，将北方大学部分由一章缩改为华北大学中的一节。调整后的书稿在内容上作了以下方面的努力：第一，进一步明确办学主题，增加了教学、科研方面的若干内容；第二，进一步阐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丰富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关心学校的内容；第三，进一步突出人物，增加了对不同历史时期担任学校领导的成仿吾、吴玉章、范文澜等著名教育家介绍的内容，列举了有助于进一步突出“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主题的各个历史时期培养的部分优秀人才的名单；第四，进一步充实了建国前夕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经过；第五，在书稿中穿插了七十多幅照片，增补了大事年表，单列了人物索引，并制作了校史地图。

2007年6月1日，马俊杰副书记主持召开了十余位顾问专家参加的书稿审稿会。会议认为书稿基本达到了出版水平。根据审稿会意见修改完善后，书稿经丛书编委会在7月提请校长办公会审议后决定正式出版。

在书稿的整个编写与修改过程中，老校长黄达提出了总体性意见，并时刻关心编写进展；校长纪宝成、党委书记程天权和其他校领导对有关工作给予指导；党委副书记马俊杰及时指导书稿编写的全过程；校长助理、学校办公室主任刘向兵详细阅改书稿的每一稿，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校史研究室梁敬芝、付春梅在积极推动书稿编写进展的同时，承担了文字审校与组织协调工作；马克思主义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苏海舟承担了书稿的改写工作，付出了诸多努力；刘葆观、王安陆、王晋、高承宗、牛润珍、张志益、王学军、刘之护等都对本次书稿的修改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刘妮娜、万静、杨舒眉等对书稿文字及图表进行了精心的校订。总之，这部史稿的付印既体现了中国人民大学对自身历史的重视，亦展示了一种团结协作、众手成卷的精神。

古语有云：“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希望这部史稿在展现历史真实的同时，亦能够传递蕴涵其间的历史精神。但因时空相隔甚远，且囿于研究水平，其间尚存诸多缺憾之处，恳请读者指正以待后补。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

2007年7月

引 言

第一章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陕北公学(1937年7月—1939年7月)

第一节 中共中央对陕北公学的支持与关怀

第二节 陕北公学的自我建设与发展壮大

第三节 陕北公学的组织机构设置

第四节 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教学原则与教学概况

第五节 陕北公学师生所亲历的历史

第二章 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7月—1948年8月)

第一节 抗战初期的根据地局势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创建

第二节 华北联合大学的发展与壮大

第三节 华北联合大学的组织机构设置

第四节 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育方针、教学原则与教学概况

第五节 华北联合大学师生所亲历的历史

第三章 迎接新时代的曙光——华北大学(1948年8月—1949年12月)

第一节 培养和平建国人才的北方大学

第二节 荟萃文才精英组建华北大学

第三节 华北大学的自我建设与发展壮大

第四节 华北大学的组织机构设置及教学概况

第五节 华北大学师生所亲历的历史

第六节 华北大学的历史与时代意义

附录一 陕北公学至华北大学时期大事年表(1937—1949年)

附录二 陕北公学至华北大学时期院系机构分合演变一览图(1937—1949年)

附录三 陕北公学至华北大学时期历史人物索引(1937—1949年)

参考资料

后记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校史对于学校的重要性，如同国史之于国家。没有国史，国家就会缺少根基，失去灵魂；没有校史，学校亦无从寻觅其精神故乡，无法从中获得经验，汲取力量。校史研究和校史工作，毫无疑问是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的文化工程。

中国人民大学有着坎坷而辉煌的历史。说其坎坷，是因为学校从其前身陕北公学，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以及建国后在华北大学基础上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一路上栉风沐雨，荆棘满布，随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跌宕起伏；说其辉煌，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沐浴在历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关怀之下，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并发展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面旗帜”。概括地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亲手缔造了中国人民大学；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给予了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次生命；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赋予了中国人民大学“与时俱进”的新品质、新灵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全力推行科学发展观，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认真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为学校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所学校的发展历史与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如此紧密联系，这在我国1000多所普通高校中是独一无二的。

校史研究作为一项承前启后的工作，可“鉴古而知今”、“彰往而察来”，它不但可以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知会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先贤精神，‘在奔流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不朽之功。史家公认的撰史“存史、资政、教化”的三个功能，同样是校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通过追问历史，与历史对话，探究前人办学的成败得失，感悟学校的风骨、风貌和风情，我们可以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历史性的探讨，并有针对性地决定学校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战略。对中国人民大学来讲，我们多年研究校史，享受校史，已经从中获取了许多智慧和动力。我们在新世纪确立创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其实就是继承历史、结合现实作出的重要抉择。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校史研究的当代价值所在吧。当然，这种当代价值还应当包括对高等教育界和其他社会层面的意义。

进入新世纪，我们提出并践行“人民，人本，人文”的办学理念，“大师，大楼，大气”的办学思路，“真情，真想，真干”的行动纲领，这与学校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研究校史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样的精神气质，深刻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提出把我校建设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

研究校史，首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民，人本，人文”的办学理念。

我们在新世纪总结出来的“人民，人本，人文”的办学理念，是我校从党和国家的期望，从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从人民大学的历史地位、学术实力、自身发展这样三个角度审时度势提出来的，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感受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精神的结晶，其中也包含追思历史本源、凝练先贤智慧的结晶。

对于中国人民大学这样一所因人民而诞生、以人民而命名的大学来说，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毛泽东曾赞誉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刘少奇在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式的大学，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所没有过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其他的大学”，并勉励学生“当在人民困难的时候，你们在吃着人民的小米……你们如不能很好地去为人民服务，那就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可见“人民”二字赋予人大人的责任何其重大！我们把“人民”写入办学理念，主要是强调“人民大学为人民”，在一切工作中都要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办学宗旨，坚持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按照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需要，追求真理，繁荣学术，着力培养学生热爱人民、心系大众的立场，以及忠诚、勤勉、朴实、友爱的品质。理解了人民大学这一独特而神圣的传统和风骨，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在学校“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前面庄重地加上“人民满意”四个字。

理解“人本”、“人文”同样如此。“人本”即以人为本，我们办学探索七十年，之所以走出辉煌的学科建设历程，之所以写下骄人的人才培养篇章，正是由于学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精神。学校历来把包括优秀教师和干部在内的人才放在办学的第一位，努力营造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文环境，全心全意依靠教师治教、治学，始终关爱学生，“以学生为本”进行人才培养。“人文”是指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和人文气息浓郁的办学特色。这个特色是由学校特定的办学历史、办学任务决定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主要是为了夺取战争胜利培养优秀的文职人员、政工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承载为国家培养“万千建国干部”的重要使命，所设学科主要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孜孜以求，躬耕不辍，在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奠基性、开创性贡献的同时，也逐步积淀出“人文立校”的独特气质。进入新世纪，我们坚持特色强校、内涵提高，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继续坚持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办学特色，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努力培育科学精神。

研究校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贯彻“大师，大楼，大气”的办学思路。

新世纪提出的“大师，大楼，大气”的办学思路，是我校历史上一以贯之并且经过实践检验的工作思路，是指我们办一流的大学要有众多的学术大师，要营造拔尖、创新人才不断脱颖而出的环境；要有优良的教学科研设施，要进一步加强“硬件”建设，不断改善办学基本条件；要有优良的校风学风，要有博大的胸怀、开阔的眼界、宽广的气度和浩然正气，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培养优秀建设者和领袖人才。这是学校建设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学校从建校起就着力培养优秀师资，延揽著名学者，他们为校园营造出浓厚的治学氛围，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养分，为我们今天建设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优良的教学科研设施同样也是学校提高办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之一。人民大学有个令人自豪的传统，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学校取得成绩的根本所在。艰苦奋斗不仅包括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一流的业绩，还包括为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作出不懈努力。从校史研究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建校以来学校为改善办学环境付出的艰辛。以校舍建设为例，学校从建校初期的50多处分散校舍，到后来争取土地和投资建设西郊校园主校区，几多变迁、几番周折；“文化大革命”后复校，学校为争取占用单位退还校舍，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由于投入严重不足等原因，校园建设曾经一度远远滞后于其他同类学校。可以说，我们在新世纪多方争取支持和理解，大力加强校园建设，持续完善办学设施，是顺应历史需要、实现前辈夙愿之举。校史研究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大气”的含义。学校在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努力营造民主平等、和谐包容的学术气氛，提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为了建设一流大学，我们要进一步提炼大学精神，弘扬民主作风，构建“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学术自由环境，培育浩然之气，从而不断造就人才辈出的学者队伍，形成一大批堪称传世之作的学术成果，培养出德才兼备、志向高远的优秀人才。  研究校史，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践“真情，真想，真干”的行动纲领。

“真情，真想，真干”的行动纲领，就是希望广大教职员工胸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学校的真挚情感，树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优秀人才的崇高理想，做到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为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作出贡献。从校史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员工为了人民大学的发展，为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为了民族的解放、独立和复兴作出了巨大的、开拓性的积极贡献，这样的校史，其实就是一部饱含着“真情”的历史，一部贯穿着“真想”的历史，更是一部始终奋斗着的“真干”的历史。学校长久形成的热爱人民、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自强不息的先锋精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都将激励我们在新世纪努力奋斗。校史研究有利于广大师生员工形成对校情校史的共识，有利于“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这是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和保证。

“一篇读罢头飞雪”，历史蕴藏着何等丰富的世界和情感！只有善于反省和超越的大学，才会在建设和发展征程中不断展现其勃勃生机。中国人民大学一向重视校史研究，前人的研究成果成为今天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进入新世纪，我们进一步推动校史研究工作，希望从中挖掘出无尽的宝藏，获得不竭的智慧和动力。在学校即将迎来建校七十周年华诞之际，我们决定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作为献给学校的一份“精神厚礼”。丛书既包括学校主持编写的史稿，又有记载学校要事线索的纪事，还有教职员工和校友的回忆录等，学校以后的校史研究成果都将纳入本丛书之中。我对此深感欣慰，同时希望我们的校史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体现共性，又彰显个性；既反映时代的影响，更反映时代的互动；既要有宏观的鸟瞰，又要有细节的挖掘；既体现物质层面的变迁，更体现学校精神风貌的传承。总之，我校作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校史研究更要突出学校作为高等学府和学术殿堂的人文底蕴和精神力量，使读者从中看到我们的求索，看到我们的奉献，看到我们的风骨、力量和赤子情怀。

历史令我们心潮澎湃，未来让我们豪情满怀，而面对现实，我们唯有不辱使命，鞠躬尽瘁，办好人民大学。相信校史研究丛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人大人更加知我学校，爱我学校，荣我学校；亦将有助于社会各界以至于世界更进一步了解人大，关心人大，支持人大！

我们深知，仅仅靠一个部门、几个人很难把校史研究做得尽善尽关，加之时代久远，几经变迁，资料搜集相当不易，这些研究成果或许会与大家的期待有一定的距离。我衷心地期望大家能够多提意见，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

上述感言，算是序吧。

2007年7月31日

《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学史（第一卷）》描绘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从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大学的奋斗历程，时间跨度从1937年7月陕北公学创办到1949年12月华北大学结束。

本书是校史研究室在校史编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人员，自2006年5月开始，在王安陆编写的校史稿基础上，根据黄达老校长对原稿的审阅意见改写，此后，历时一年有余，先后七易其稿，以求进一步提高书稿的真实性、准确性、可读性，客观描绘学校艰苦卓绝、弦歌不辍的办学历程，充分体现学校独特的风骨、风貌和风情，对原稿结构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对内容进行了若干补充的部分删减。

《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学史（第一卷）》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之一。本书是校史研究室在校史编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人员，在王安陆编写的校史稿基础上，根据黄达老校长对原稿的审阅意见改写的。本书描绘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从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大学的奋斗历程，时间跨度从1937年7月陕北公学创办到1949年12月华北大学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