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部考古纪实文学力作!以实物考察历史,以科学发掘真相,探寻民族之根,追溯文明之源!
《孙子兵法》是现存世界军事理论史上最早形成战略体系的一部兵学专著,共分十三篇,虽然只有五千余言,但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战争规律、哲理、谋略、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和集大成者,在世界广为传播。本书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叙述了银雀山汉墓发现、发掘以及学者们对出土竹书研究考释破译的全过程,对所涉及的著名历史人物如姜子牙、管仲、晏婴、司马穰苴、孙武、伍子胥、越王勾践、西施、鬼谷子、孙膑、庞涓等人的人生轨迹,作了不同程度的描绘,展现了中国商周春秋时期那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嗟叹不已。
1972年春天,在山东省临沂市城南的银雀山上,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和湮没遁失千余年的《孙膑兵法》真本同时出土,使争论了一千多年的学术悬案顿然冰释,并为这两部兵书的研究开启了划时代的一页。本书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叙述了银雀山汉墓发现、发掘以及学者们对出土竹书研究考释破译的全过程,对所涉及的著名历史人物如姜子牙、管仲、晏婴、司马穰苴、孙武、伍子胥、越王勾践、西施、鬼谷子、孙膑、庞涓等人的人生轨迹,作了不同程度的描绘,展现了中国商周春秋时期那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嗟叹不已。
在这段不算太长的日子里,他凭着自己的私塾底子,粗略懂得了一些文物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条款。由于脑子里被安插进了这根文物之筋,加上自己对古文化的热爱,刚刚摆脱了被“挂”起来的厄运而重返建筑队的老孟,每在工作中发现古墓葬,总是热心地和当地文物部门取得联系,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做法,客观上对临沂周边地区的文物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今天的孟老汉在发现古墓后,同往常一样怀着满腔热情走下山来,骑上停放在草丛中的自行车,一路急蹬来到临沂县文化局文物组,向该组的业务骨干刘心健说明了情况。刘心健听罢觉得有点意思,便和另一位业务干部张鸣雪一同骑车随老孟到银雀山看个究竟。
尽管银雀山的名字听上去富有诗意并在当地颇有些名气,实际上山并不高,看上去跟一个土岭差不多。在银雀山的东南边不远处,还有一个相似的小山冈,名日金雀山。据当地《城区略图》记载:“城南二里有二阜,东为金雀环,西为银雀环,挺然对峙,拱卫县治。”“阳明河源出费县……现名阳明溪,过金雀山下。”(卷二·山川)“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城南赤石埠,介金、银雀两山之间。”(卷四’秩祀)另据后来赴此地参加汉墓发掘的考古学家吴九龙考证,以上引文中称环而不称山,是因为两山略呈弧形相向的缘故。而这一金一银在临沂古城的南部天作之合地挺然相对,既像一对守卫的哨兵,又像一对难分难合的情人,颇能令人想象出一些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或者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传奇故事。事实上,若干年来,关于金银二山,也确实繁衍出了不少传说。在这些传说中,足有几个动人心弦,并令人浮想联翩的段子,其中有一个凄艳悲壮的故事是这样的:
大宋年间,确切地说是小说《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扯旗造反,或小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得意忘形的时代,临沂城内有一位家业很大的复姓西门的财主,从家谱排序上看,这位财主跟《金瓶梅》中著名情场老手西门庆大官人应是不算太远的本家哥们儿,或日小说《金瓶梅》的取材与这个故事有些关联。却说西门员外膝下有一位芳名飞雪的小姐,这小姐年方十六,貌若天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号称沂蒙山区第一美女加才女。在外人看来,这一美女的整体素质,是让女人见了爱怜加嫉妒,男人一见就特有想法的那种绝品。尽管对这位西门小姐有想法的男人为数众多,且其间不乏达官显贵、公子王孙等人物,但小姐头脑颇为清醒,并没有被迷惑,也没有被貌似强大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在她的眼里,这帮东西统统属于垃圾一类和阳痿一派的纸老虎,表面浮华,实则无用,真正叫起劲儿来,则三招疲软、四招滑坡、五个回合就缴械投降且大呼饶命的假冒伪劣产品。从小就富有改良精神,周身洋溢着浪漫主义情怀的西门飞雪,在处理感情加爱情的过程中,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竟和一位外号叫“蚂蚱”的兄弟暗中相爱了。“蚂蚱”姓黄,是临沂城南门外5里处黄家堡(即现在临沂火车站西,居然宾馆西南方向400米处)三辈扛大活的农民。此人身子较短,胳膊、腿比正常人要长出一大截,平时走路的姿态总是一蹦三蹿,很有些像野地里整日扑棱蹦踺着找食吃的蝗虫,又因黄、蝗二字属谐音,故人送外号“蝗虫”。因这“蝗虫”有些洋腔洋调的意思,乡间百姓便启用沂蒙山当地方言,又改称“蚂蚱”。时间一长,其本名已没人记起,倒是“蚂蚱”这个名字渐渐传播开来,并在邻里乡间颇有些名气了。
此时的“蚂蚱”正在西门财主家打工,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热血青年,虽比西门小姐从理论上来讲大两岁,但也正值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春勃发之时,或许就在这各方面都特别勃发的激励下,不算太笨的“蚂蚱”利用了天时、地利两大特殊优势,渐渐和西门小姐狭路相逢,鬼使神差般纠缠在了一起。
这一对男女在爱情上突然遭遇,如同春风吹动飞雪,开始时尚能自我节制,循序渐进,但很快就变成了《水浒传》中的林冲火烧草料场,整个场面不可收拾,其结果是雪水、泥巴、木头灰搅得一塌糊涂。事情到了这份儿上,向来精明过人、滴水不漏的老西门夫妇,再也无法在人前人后装傻充愣了,按照先井绳后杆子的老规矩,男当家的先是作了一番谆谆教导,希望自己的宝贝闺女能如实交代反思问题,迷途知返,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想不到对方不但不买账,还严词拒绝,并列举了许多理由驳斥了老家伙的言论。眼看自己向来说一不二的权威受到了空前挑战,老头子不禁怒火中烧,手拍花梨木八仙桌喊了声:“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先给我关起来,看你还踢动不踢动!”随着话音落地,几位早有准备的家丁将西门小姐“劝”进了闺房。与此同时,那个跟小姐有一腿的小黄,自然成了秋后的蚂蚱——蹦躞不得了。他先是在意料之中被揍了个鼻青脸肿,接着被逐出老财主的家门。
这段突发的爱情事件,如同平地下踩破秤砣,尽管有些“冬雷震震,夏雨雪”的美好,却又明摆着有些与世俗脱节。在外人看来,男女双方应该到此拉倒,各奔前程。但出乎意料的是,“蚂蚱”小黄回家之后,躺在炕上一边想着伤疤的疼痛,一边思念着西门小姐的绝色美貌和万种风情,想到动情处,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制。十几天后,伤势渐好的“蚂蚱”终于经不住女色的诱惑,决定铤而走险。经过一番思索和谋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伴着猫头鹰那疹人的叫声,他走出黄家堡,踏着星星点点的鬼火,摸索到西门老财主家大院外,借着贼胆和色胆双重豪气翻墙入内,弯腰弓背,凭借熟悉的地形和地物向西门小姐闺房摸去。那西门小姐正迷迷糊糊地做着乱七八糟的糊涂梦,突然被一阵叩门声惊醒,接着闻到了那日夜思念的情人“蚂蚱”的气息,便不顾强制性的“关押”措施,以出奇的爆发力,猛地蹿出幽闭的小黑屋,一把抱住“蚂蚱”。
正当这对情种在哼哼唧唧的重温旧情中再行巫山云雨的好事之时,五六条大汉从不同的角落猛地扑过来,“蚂蚱”那赤裸的双腿被人抓住,接着头下脚上,像在野地里捕获的活生生的真蚂蚱一样被塞进了麻袋。几条冷血汉子怀揣着自己得不到西门小姐的嫉妒与怨恨,本着宁为玉碎、不让瓦全的指导方针,提着扎上口的麻袋,在黑夜中抡了三抡、撞了三撞。只这几下,可怜的“蚂蚱”兄弟便骨断筋折,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都不知道了。当他在一条偏僻的山沟中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下午。从此,“蚂蚱”已不能正常走路,要蹦就更无能为力了。这一下,也算是正式断了他与西门小姐再次相会的念头。
半年之后,西门飞雪小姐在郁闷与痛苦中身染沉疴,很快香消玉殒,死后葬于城南西边的小山冈上。已瘫痪在土炕上的“蚂蚱”通过邻居得此噩耗,不禁悲从中来,大哭三日,肝肠俱裂,吐血气绝而亡。根据他的遗愿,死后被葬于城南东边的小山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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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想象性工作,需要考古学家对文化遗存的历史想象和科学还原的能力。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和战略家,他必须善于组织和指挥一个庞大的工程,并且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阐释所获得的材料,令其呈现出意义的夺目光辉。
考古同时又是多种学科的精细的综合研究,它包括空中勘探(航空遥感和大地遥感)、电磁脉;中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地球物理测量、磁力测量、各种物理测年方法、遗传生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冶金学、矿物学、电脑三维技术、器物类型学,以及体质人类学、上古语言学、民族学等专业技术、研究领域和方法。它所指涉的领域,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基于“文化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中国跟西方先进国家展开联合考古,藉此引入先进技术和方法,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作坊式考古”仍然是中国考古界的主要方式,尽管如此,考古学家还是有了重大的考古收获。它超越了技术和方法的层面。这是因为,中国是全球文明遗存最丰富的地点。
考古不仅是对古代文明遗产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同时也是一种艰难的田野调查,其中包含着考古学者大量、缓慢、细致和繁琐的田野作业。它需要超乎寻常的意志力和忍耐力。1982年,我在西安见到秦始皇兵马俑考古队长袁仲一的时候,他拿出来招待我的上等食物,就是一个窝窝头和一碗玉米糊糊。它也是整个考古队的基本食粮。这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无疑就是中国考古学家的生活象征。他们在这样的贫寒艰难的环境中展开工作,但他们却是当时最“富有”的探宝人。他们所发掘的宝藏不仅价值连城,而且必将惊动整个世界。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缘起,大多是因为盗墓、打井、挖掘防空洞、建造楼房和房屋倒塌,这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发出了警告:随着地球表面因发展商业、工业和农业而过度开发,文化遗物正在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而其中被妥善保护的只是少数。这是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考古学的另一难题,就是大多数古代文物在意外发现之后被迅速哄抢,成为文物走私和地下文物市场的抢手货。中国考古学的第三个难题,就是它总是超越了学术层面,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述方式,20世纪的三大考古事件都发生在文革后期,如马王堆、秦俑和孙子兵法等,这种发掘和研究被赋予了浓烈的国家主义色彩。
毫无疑问,考古学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人能够掌握其自身的历史。社会(国家)资助了考古学的活动,推进它的发展,但社会(国家)也是考古成果的最大消费者。在一个强大的消费主义时代,考古意味着巨大的商机。考古学的成果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不仅要对研究者开放,也要对普通公众开放。考古学的这种多元化后效,为考古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考古首先带动了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西安兵马俑和成都三星堆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例证。这两个地点现在成为当地旅游业的最迷人的摇钱树,其中包含了从膳食、交通、住宿到购物和门票等完整的产业链。兵马俑发现者、一位普通的陕西农民,早已放弃了耕作和打井的生活方式。他每天上午10点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上班,在礼品销售店里为游客签名售书。他的收入取决于每天售书的多少。他的悠闲而富足的生活,乃是整个文明遗址居民生活的缩影。
考古学的第二轮后果,就是带动了出版业和影像业的繁荣。经过央视“百家讲坛”的鼓噪,《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研究专著,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阅读潮流。与此相应的是考古热的兴起。《达·芬奇密码》之类西方畅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考古、神话、悬疑、探案等多元素组合的通俗读物,正在成为新的阅读热点。
海南出版社的考古类畅销读物《考古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万历皇帝的定陵、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孙子兵法》、秦始皇兵马俑、清代东陵珍宝、古蜀国三星堆遗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夏商周断代工程,到北京猿人头盖骨等,这套丛书几乎囊括了中国20世纪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但它并未沉溺于学院式的文物训诂,而是在考古知识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石上,对考古过程进行充分的故事化叙事,注入探案逻辑和大量富有悬念的故事细节,以此建立生动有趣的“大众考古学”。这种学术叙事的转型,引领了学术大众化的新一代风气。与其追随知识界空唱“文化复兴”的高调,不如切实地启动历史文化的大众启蒙。
《考古中国》所记载的十大考古发现,为大众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收获,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指南。书中所陈述的考古事件,不仅跟考古学密切相关,也涉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令读者仿佛亲临考古现场,以书斋阅读的方式,触摸了中国历史的真相。
在我看来,《考古中国》所提供的考古学知识及其背景历史,不仅能够帮助人们了解本土文明的进程,也能够促使人们学会敬畏文明,唤醒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热切欲望。那些考古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要像保护自然生态一样保护文化生态,而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历史文明遗产,正是这种文化生态的伟大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