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和一代诤臣魏徵的评传。其中，《李世民评传》在简要叙述唐太宗李世民生平的基础上，对存在于其治国实践中的哲学、政治、人才、军事、民族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对其思想的历史影响作了扼要介绍。《魏徵评传》评述魏徵的政治、史学思想，着重考察其基本内涵及思想体系，并探源溯流。

  《李世民评传》在简要叙述唐太宗李世民生平的基础上，对存在于其治国实践中的哲学、政治、人才、军事、民族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对其思想的历史影响作了扼要介绍。一般地说，思想史是思想家的历史，而李世民的思想却不是以“思想家的思想”形式出现，而是在治国实践中，阐述和丰富了的儒家思想。他“以其事业存于制度”，又以其思想存于事业。作为一代明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生动的概括、通俗的比喻、极强的说服力等特点。

魏徵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史学家。他辅佐李世民，随事谏诤，制定“偃革兴文”的治国方针，是大器晚成的一代诤臣。《魏徵评传》评述他的政治、史学思想，着重考察其基本内涵及思想体系，并探源溯流。书中认为魏徵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积德修身的治国理论，深沉而强烈的忧患意识，重人事轻天命、取鉴致治等思想特点，这是唐初时代智慧的结晶。关于魏徵籍贯，史籍记载不一，时贤意见纷纭，特予辨析，富有新意。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李世民评传

前言

第一章 唐朝的建立和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第一节 政权的建立及统一全国

 第二节 玄武门事件

 第三节 “贞观之治”

第二章 李世民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李世民的宇宙观

 第二节 李世民的历史观

 第三节 李世民的辩证思想

第三章 李世民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君民关系上的民本主义

 第二节 君臣关系上的共治思想

 第三节 君臣关系上的诤谏思想

 第四节 经术与法治思想的统一

 第五节 李世民的治国理论与政策

第四章 李世民的人才思想

 第一节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第二节 不借才于异代

 第三节 用人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第四节 为官择人，惟才是与

 第五节 使人如器，人尽其才

 第六节 抚以恩义，勖以公忠

第五章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

 第一节 西河之役

 第二节 霍邑之役

 第三节 进军关中  

 第四节 浅水原之役

 第五节 柏壁之役

 第六节 围困洛阳城

 第七节 沼水之役

 第八节 豳州(邠州)兵威

第六章 李世民的民族思想

 第一节 天下一家的民族一统思想

 第二节 先中华而后夷狄的重轻本末思想

第七章 贞观遗音任评说

 第一节 唐人宋人说太宗

 第二节 《贞观政要》的流传

附录 李世民大事纪

魏徵评传

第一章 不断求索的前期生涯

 第一节 良好的家风

 第二节 在贫困中奋进

 第三节 艰难的求索

第二章 大器晚成的一代诤臣

 第一节 终遇明主

 第二节 制定“偃革兴文”的治国方针

 第三节 顺美正恶，随事谏诤

 第四节 主持购募，校定图书，潜心撰著

第三章 魏徵的思想轨迹及其哲学观念

 第一节 思想轨迹

 第二节 哲学观念

第四章 魏徵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积德、修身的治国理论

 第二节 深沉而强烈的忧患意识

第五章 魏徵的史学思想

 第一节 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

 第二节 取鉴致治的历史意识

 第三节 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

第六章 历史的回声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贞观时期值得称道的政治特点包括良好的君臣关系，知人善任，求谏纳谏；法制清明，宽仁慎刑；抚民以静，发展生产；偃武修文，以史为鉴，等等。下文将重点从“以史为鉴”的传统人手，探讨贞观时期之所以被史家冠以“贞观之治”的成因。

李世民曾经对褚遂良说，要“鉴前代成败，以为元龟”。这反映出李世民在贞观时期非常重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引以为鉴。而如果把这种对历史的重视看作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应始自于唐王朝的缔造者李渊。早在太原起兵之初，李渊便时刻提醒自己，打出“尊隋”姿态，避免被戴上隋臣犯上谋反的恶名。进入关中之后，李渊时常有意识地以刘邦人关故事为参照。李渊自己也曾经表示，“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人关形势，颇似汉高祖”。攻人大兴城后，李渊的部队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吏民安堵，一如汉初入关故事”。而当炀帝尚在，代王“欲行禅代之礼”，让权于李渊时，李渊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坚决表示不愿意“行魏晋之故事”，“亦耻老瞒同传”，认为魏晋以来曹操、司马炎等“拥兵窃命，托云辅政，择立余孽，……密加夷戮，专权任己，逼令让位”的种种作为，是“不量功业之本，惟存揖让之容，上下相蒙，遂为故实”。直到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裴寂等文武公卿再三上疏，李渊才答应即皇帝位，说：“所以逡巡至于再三者，非徒推让，亦恐群公面谀，退为口实。然汉高云：诸侯王推高于寡人，以为皇帝位，甚便宜于天下之民，则可矣。孤亦何能有异之哉!”对比《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李渊登基的过程几乎完全是刻意模仿当年刘邦的做法。尽管所谓的谦让只是一种姿态，但李唐王朝建立伊始就表现出以史为鉴的远见，在当时众多割据政权中应属难得。

以史为鉴的意识在李世民执政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不仅注重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而且非常在意自己以及王朝留在将来史书中的历史形象。这一点在李世民研究中已成共识。这里只重点分析一下贞观时期为什么会表现出突出的以史为鉴的意识。

首先，应当承认李世民是有着远大抱负的皇帝。李世民不仅对自己的统治成就颇为自负，自认为功勋卓著，在文治、武功、怀柔远人等方面都远胜于前人，“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贞观政要·慎终》：“太宗又日：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同时，李世民更希望的是大唐的江山基业永固，能流芳百世，与周、汉齐名。这正像贞观九年(635)李世民所说：“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

在这样一种统治者对自己有较高期待的氛围下，我们注意到，包括魏徵在内的近臣，向李世民进谏时，往往都是以尧、舜、禹、汤、文、武等圣贤之君为楷模，来规劝，或者说激励李世民，行帝王之道，向圣哲看齐。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贞观初李世民和魏徵等大臣们关于“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的讨论。魏徵认为“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数年之后，李世民非常感慨地说，由于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勃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而贞观前期的良好局面也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李世民向圣贤看齐的自信心。

此外，贞观七年(633)，李世民准备去九成宫避暑，姚思廉进谏日：“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而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李世民因此赏赐姚思廉帛五十段。贞观十五年(641)，李世民遣使往西域“多赍金帛，历诸国市马”，魏徵谏日：“今陛下凡所施为，皆邈过三王之上，奈何至此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太宗便立即下令中止。这些事例也同样反映了李世民一贯对自己有着较高的心理期待，并不甘于做一个平庸(甚至有可能留下骂名的)皇帝，而大臣们的进谏也可以说正是利用了李世民的这种心理，从而在朝廷上形成了君臣谏言议政的良好氛围。

P23-26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李世民评传》是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而写作的。当卞孝萱教授发出编撰本书邀请时，我们的感觉可以说是又喜又愁。喜的是承蒙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关爱，把这样重要的写作任务委托给我们，而且卞师又如此信任我们，不提任何条件；愁的是李世民思想怎样写，心里没个底。正如本书前言中谈到的“像李世民这类明君英主不同于以思想家面貌出现的王通、韩愈，他的思想表现在哪些方面?通常(或特殊)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经过大约半年的思考，我们终于自以为找到了入门之路，这就是：李世民的思想不是以“思想家的思想”形式出现，而在以儒家思想治国的实践中，阐述和丰富儒家思想。他“以其事业存于制度”，又以其思想存于事业。所以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生动的概括、通俗的比喻、极强的说服力等特点。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我们开始写作，历经一个寒暑，终于写成这本书稿。全书参考了近人的许多精辟之论，也对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浅见，是非正误，请同行与读者指正。本书由郑学檬撰写前言、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毛蕾撰写第一章、第七章；张宇撰写第四章、第六章和《大事记》，并负责全稿文字编辑。全书由郑学檬通稿，并作部分增删。

我们勉力完成了任务，虽然比原计划迟了半年。谨向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丛书副主编卞孝萱教授表示衷心感谢。

《魏徵评传》作为《李世民评传》的附传，为避免喧宾夺主，在字数上自然会受到限制，许多问题不便深入具体讨论，只能点到为止，难免粗疏；又此稿成于1997年，近期研究魏徵的新成果未能吸收，也是一大缺陷。

本书的撰写承邓堪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又吸取了他的一些见解，特表谢忱!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蒋广学教授、莫永明研究员诸多指点，谨致由衷感谢!

笔者才疏学浅，谬误或繁，敬请师友及高明批评指正。

作者

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