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鲁迅传记。朴素家常，精深独到，面向大众，也面向专家。著名学者严家炎、邵燕祥、王得后、钱理群、孙郁、陈丹青联袂郑重推荐。

这是墨写的与血写的，史笔与诗笔，刻着无声的预言。在凝望鲁迅时，穿越了历史的盲区，一代人的心语，散落其间。史家之妙思，鲁迅之幽远，怎不使人久久流连?

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鲁迅传记。

《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不仅集鲁迅史料研究成果之大成，而且作者也有自己的史料的独立准备；同时作者对这些年学术界关于鲁迅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的论争，更有独立的判断，其可贵之处在于：第一，它集中运用了最近二十多年国内外发现的不少有关鲁迅的新的资料，纠正了此前学界一些不确切乃至不正确的说法，体现了作者平时治学上的刻苦积累。第二，在体例上，多从难点、疑点下手，深入掘进与突破，力避面面俱到与泛泛而谈。第三，以中肯细密的论析，推进了鲁迅研究中某些关节点的解决。

一、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

二、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

三、走异路 逃异地

四、“我以我血荐轩辕”

五、学医的梦

六、母亲的礼物

七、《新生》的计划流产了

八、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九、辛亥革命前后

十、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十一、阿Q和绥惠略夫

十二、荷戟独彷徨

十三、兄弟失和

十四、学潮与爱情

十五、刘和珍之死

十六、“两年计划”

十七、“被血吓得目瞪口呆”

十八、“新生活”

十九、“封建余孽”

二十、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中

二十一、柔石之死

二十二、国难声中

二十三、知己瞿秋白

二十四、面对着东西法西斯

二十五、烦恼与悲哀

二十六、最后一年

附录：鲁迅的一世纪

人名索引

1881年9月25日，即清光绪七年辛巳八月初三，鲁迅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

他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生在这样一片国土上，在他出生之前，中国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

1644年清兵进入山海关，继明朝之后建立了清朝。这满族的王朝虽说在许多基本制度方面不过是因袭了以往历代汉族王朝的成法，虽说并不比明朝更腐败更黑暗，可是他们人关之初，在扬州、嘉定等地留下了使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屠城记录；特别是轻信了前明降臣孙之獬的挑唆，下了一道蘿发令，令汉人蓄辫。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些就使得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了清朝从始至终的一个难以缓解的矛盾。鲁迅在他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馀》这篇文章里回忆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清朝一方面屡兴文字狱来立威，使他们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不敢妄发议论；一方面开科取士，使顺从者觉得有一条出路，少数幸运者可以通过这途径进入仕途。怎样用科举的手段来笼络知识分子，鲁迅在1935年写的《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回忆说：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  如果不是形势的重大震荡，鲁迅也将会走上这一条道路吧。

清朝因袭了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明末以来，不断有欧洲人来叩门，可就是叩不开天朝上国的大门。到了1840年，这大门终于关不住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幻梦，在极不情愿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开始了同外国的交往。当中国被动地成为世界上的一国的时候，传统的衣冠文物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局面了。

1850年到1864年发生了一场太平军战争。就其持续时间之长和波及地区之广来说，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之一。天王洪秀全成功地给自己建造了穷奢极欲的人间天堂，可是他从来不曾想到要以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新体制取代旧体制。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1860年攻人北京，焚毁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并且死在那里。

作为受到外国欺侮之后的反应，到19世纪60年代，一些地方办起了机器制造局、船厂之类的近代工业，派出了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不少人已经感到中国必须有所变革了。

鲁迅出生的时候，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新台门周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祖父周福清写的家训《恒训》中，谈到他们的家史，是这样说的：

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馀亩，当铺十馀所，称大族焉。逮嘉[庆]、道(光]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 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我身历盛衰，眼见致敝之由，习闻 祖父起家之训，如昨日事。谨详述之，作我子孙居家之鉴，为成为败，在自择耳。

我 曾祖辈族人，行十七者，善居奇，积财二三十万。娶陆氏。生一女，嫁旧族；无子。将娶妾，陆悍而狡，伪称有妊，买贫家子冒已子。族人以异姓乱宗讼，陆遍贿当途，族人几得诬告罪。乃赴省赴都讼，始得直。官断：逐假子而立侄。家遂落，族人亦多破家。族议：陆氏不准入宗祠。  我家 高曾祖，勤俭率下，岁有赢馀，必置田产，所得租谷，变价买田，故田多而产实。自忠房开宝来饰店、会亨钱庄，始变浮财。各房贪利息之厚，纷纷存放。咸丰辛酉(1861)，粵逆犯绍，尽为贼有。始悔不买田之失计，晚矣。我族中落由此。尔辈知之：如用钱有馀，以买田为最好之计。勿存银号，勿开店铺，为市侩所骗，切记切记!

从这个简要的记述中可以知道：自明万历年间(1573—1619)以来，二三百年之间，周家已经是“合有田万馀亩、当铺十馀所’’的世家望族了。是咸丰辛酉，即1861年，李秀成部将陆顺德所部太平军占领绍兴，才家道中落的。

复盆桥周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先是分为致房、中房、和房三房。后来致房的大部分移住到新台门，又分为智、仁、勇三房，其中智房再分为兴、立、诚三房。鲁迅就是属于兴房的。周家虽说是曾经“合有田万馀亩”，子孙繁衍，各房分下来，每房所有的也就为数不多了。后来鲁迅在自叙传略里回忆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这就是他出生那时候的家境。说不上富裕，也不虞饥寒吧。

《恒训》中提到的六世祖韫山公(周煌)有举人的功名，秀才各房都出过，周家可以说是耕读传家。祖父周福清更是个进士，做过正七品的朝廷命官，他们家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仕宦之家。

周福清(1838—1904)，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1867年应浙江乡试，中式为举人。1871年会试，中式为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学习三年，1874年散馆(即毕业)，外放知县。最初选的是四川荣昌县，他嫌远不去，改选江西金溪县。1875年春天，他就到金溪县赴任去了。

很不凑巧，周福清遇上了一位不好伺候的长官。两江总督沈葆桢，《清史稿》卷四百十三本传说他是“清望冠时，力任艰巨，兵略吏治并卓然”的一代名臣，对部属要求严格到了苛刻的程度。《清史稿》本传说他：“葆桢精核吏事，治尚严肃，属吏懔懔奉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不稍假借。”他曾多次参劾属员。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四日(1878年2月25日)，他又上了一道“为特参不职之州县等官，以肃纪纲”的奏折，参劾了十二名属员，从正五品的同知、知州起，直到未人流的典史都有。其中请旨即行革职的九人，考语分别是“声名狼籍”、“心地巧猾”、“操守平常”、“既愚且诈”、“品行卑污”、“声名甚劣”、“性好招摇”、“溺于嗜好”、“性情躁妄”。两人请旨勒令休致，考语分别是“识昏才庸”和“年衰气惰”。十二人中末一名是“金溪县知县周福清，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这是在考语中既说到短处也说到长处的唯一的一个，在十二人中处分也最轻，是请旨“归部改选教职”。当了三年的知县就这样被参掉了。

清朝的规定是：知县改选教职，只能在到任半年之内办理。周福清任金溪知县已满三年，早已超过半年之内的期限，与改教之例不符，照例只能以原品休致。吏部给他稍稍留有一点馀地的是：“该员如情愿引见，应令该督等给咨赴部。”他就取得江西巡抚李文敏所给咨文，于光绪五年(1879)春人京引见，遵例捐升内阁中书。这是个正七品的官职，“掌撰拟繙译”，俸钱不多，很是清苦。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曾祖母》中回忆说：“介孚公在京里做京官，虽说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

父亲周凤仪(1861—1896)，后改名用吉，字伯宜。也是个读书人。中过秀才之后，应过几回乡试，都没有中试。

母亲鲁瑞(1857—1943)，会稽东北乡安桥头人。那是一个离海边不远的很偏僻的小村庄。她也是读书人家的女儿，父亲鲁希曾(号晴轩)，中过举人，做过户部主事。鲁迅三岁那年，他就去世了。鲁迅在自叙传略里说，他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P1-5

鲁迅的传记，我写过好几本了。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书，《呐喊》，《彷徨》，《野草》……一本接一本的，越读越有兴趣。别人写鲁迅的书，那时出得不多，已出的几种我也找来看了。那时，我就想给这位我敬佩的作家写一本传记。后来我意外地得到了几个月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动笔来写了。这就是1956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这一年我二十五岁。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一个人，没有读过周作人的书，没有读过胡适的书，没有读过陈独秀的书，能够去写鲁迅的传记吗?事实就是这样：我是在完全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之时写了，并且出版了我的《鲁迅传略》的。粗疏肤浅，自不待言。特别是书中绝无自己的见解，完全是人云亦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本书不但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水平，也是反映了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是反映了当时所允许达到的水平。它在几个月之内印了两次，共计37500册。因为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不再印了，现在看来倒是件应该庆幸的事情。

我的第二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这是我看了许广平那本《鲁迅回忆录》，看到她书中说的许多都与事实不符，才决心写这本考证性质的书的。这书不是传记的体裁，按性质说应该算是传记一类吧。作这些烦琐的考证，是颇费时间的事情。正好这时我有的是时间。我解除劳动教养回家，因为开除了公职，成了无业游民，而父亲又管我的饭，我就有时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考证了。也不记得一共花了多少时间。等到1979年我平反(标准的说法是“改正”)了，恢复了工作，这本书也就得到了出版的机会。幸运的是，这部书稿曾经得到冯雪峰、孙用两位前辈的指教和鼓励。

1980年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没有看到过的资料。这件事忙完，我就着手来修订《鲁迅传略》了。说是“修订”，其实旧本中的段落保存下来的不多，宇数从旧本的十万增加到二十万。这书于198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又印了一次。

这期间，人民出版社编印(祖国丛书》，编者约我写了一本十万字以内的<鲁迅》。后来我把它稍加修订，并请王得后兄配上了大量图片，作为两人合作的成绩，以《鲁迅图传》的书名于2004年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附带说一句：这本书有幸被韩国学者洪允基先生看中，由他译成韩文出版了。

此外，还可以说到《周氏三兄弟》。这是鲁迅和他弟弟作人、建人的合传。是应东方出版社的约稿，编入他们的一个“书系”之中。看上去很大很厚一本，其实是图片为主，文字是并不多的。

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来已有四本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不但1955年，就是1982年，也没有这些。再就是学术界的空气，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淡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所增加。而我的主观条件也可以说有了一些改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拿这本书和1956年出的那一本对照来看，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

说来也有趣。我二十五岁出了第一本《鲁迅传略》，过了二十五年出了个修订本，又过了二十五年出了这一本。显然我不会再有一个二十五年了。那么这大约是我的最后修订本吧。不过我想，大的修订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但以后如果还有重印的机会，小的增补和改动怕也难免吧。

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大约只能这样写吧。如果有读者以为它对传主作品分析介绍不够，或者觉得对传主的某些事迹讲得不够详细，我愿意向有兴趣的读者推荐自己的两本书。一本是《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本是我和邵燕祥兄合作的《重读鲁迅》，分析了鲁迅诗文四十四篇，东方出版社2006年出版。在序言里给自己的书作广告，很不好意思。

出版鲁迅传记。无论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还是未正自己都不是第一遭。这本鲁迅传记的独特可贵之处在于：第一，它集中运用了最近二十多年国内夕卜发现的不少有关鲁迅的新的资料。纠正了此前学界一些不确切乃至不正确的说法，体现了作者平时治学上的刻苦积累。第二，在体例上。多从难点、疑点下手，深入掘进与突破，力避面面俱到与泛泛而谈。第三，以中肯细密的论析，推进了鲁迅研究中某些关节点的解决。如第十三章《兄弟失和》，就写得十分精彩和有说服力，尽释疑惑，可成定论。凡此种种，均见出作者功力之深厚圆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之谓乎?!

——严家炎

书刊影视，例有儿童不宜者。

鲁迅的书和讲鲁迅的书。也有“不宜”：不但如鲁迅说的，“蚊子”不宜，“苍蝇”不宜，“叭儿狗”不宜，而且“二丑“不宜，”做戏的虚无党“不宜，帮闲、帮忙以至帮凶都不宜。“花瓶”或非”花瓶”的书报检查官不宜，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评论家自亦不宜。

除此之外，向一切读者开放，尤其是青少年乃至儿童大宜，朱正此书应该是写给他们看的。——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人类的希望。

——邵燕祥

朱正先生一九五０年代出版《鲁迅评传》。显示对鲁迅的尊崇。一九六０年代出版《鲁迅回忆录正误》，展现出超群的学术勇气和坚实的考订功力。一九九０年代出版《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一代史家，卓然独立。有此功底。撰著《一个人的呐喊》。“语必征实”。史料丰赡，考证精审。知人论世，特立不群。不仅是青年了解鲁迅的基础读本，也是有志者研究鲁迅不可不读的启蒙书。盖治学先治史，鲁迅生活的时代，同时代的人物——前辈、同辈和晚辈，同道、亲朋和论敌，一一尽收笔底．平实地娓娓道来。

——王得后

鲁迅先生曾经说，对自己喜欢的作家，除看他的专集。了解其文学史地位以外。”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读书杂谈》)。坊间鲁迅的传记已有不少，朱正先生说他就写了四本。但又说希望“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我以为他有理由作这样的期待。这本传记不仅集鲁迅史料研究成果之大成，而且作者也有自己的史料的独立准备：同时作者对这些年学术界关于鲁迅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的论争。更有独立的判断，如“兄弟失和”。”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鲁迅与新月派和胡适的论争”等，都在对事实的考释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作者对鲁迅既非仰视。也非俯视，而平视之的态度和眼光，或许更能给读者以启示。

——钱理群

这是墨写的与血写的。史笔与诗笔。刻着无声的预言。在凝望鲁迅时，穿越了历史的盲区，一代人的心语，散落其间。史家之妙思，鲁迅之幽远。怎不使人久久流连?

——孙郁

鲁迅谈及自己，总在自嘲；他平生写过一两回小传，各数百字，事事一笔带过；他知道自己伟大，但无所谓，不自恋。朱正先生的这本《一个人的呐喊》，应该不是鲁迅传记的头一份，我不曾读过其他，无从比较起，而也似乎不必读，因鲁迅身后即被意识形态的涂料弄得不像一个人。朱正先生作传。平正宽厚，不知怎的使我想起鲁迅老友许寿裳。许先生与鲁迅太近，不及朱先生的有距离：这距离。是国家与时代付了多少代价才能有，其中连同鲁迅先生被扭曲的身后名。书中史料的选择与铺陈，竭尽全力，以目下能够公布与评说的程度，可谓用心良苦，尤以鲁迅晚年与周围诸人诸事的是非与纠葛，眼下暂且只能说到这一步。此后新的鲁迅传记。恐怕还会有吧，但愿晚来的作传者在比今天更为纵深宽阔的历史维度中，能够参看这一本。

——陈丹青